不存在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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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年的时间，我女儿没有户口。她在这个社会系统里是不存在的。

我有一个女儿，11年前，我未婚生下了她。2013年，生育还不被鼓励，最初我办不了准生证，孩子也上不了户口。在我女儿生命的前五年，她是一个在社会系统里不存在的人。最终我不得不以假结婚的方式，让她摆脱“黑户”的身份。

最近几年，生育率下降，政策开始支持、奖励生育。在广东、陕西、安徽、四川等地，一位女性只需要提交身份证或户口本，就可以完成生育登记，不再需要结婚证。我的那些与政策对抗的经历，成了一段大概不会重演的历史，只属于计划生育时期的困境。

我想讲讲我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争权的故事，与男人争权，与政策争权。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和我的女儿相遇的故事。

我会当一个未婚妈妈

那多酷呀

2012年年底，我的月经推迟了一周没来。凭借模糊的直觉，我想我可能怀孕了。

当时我和男友刚交往了四个月，处于感情非常不稳定的阶段。我在附近的小医院做了妊娠尿检，证实了我的直觉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我记得当时被喜悦击中了，“我太厉害了，我能当妈妈了”。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是母亲，有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分裂中的受精卵，或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正在我身体里。那是个周末，我回家后，就坐在卧室里晒太阳，觉得自己身体老金贵了。然后慢慢细品那股喜悦。我当时就决定要生这个孩子了。

确认怀孕后，我给男友发了个短信，说我有事要说。他等了十分钟后才回，问什么事。我说我怀孕了。他又等了十分钟，回：竟有预感。我们竟然没有接着讨论下去，约好见面聊。

我们下班约在餐厅。气氛当然不像平常一样自然，他的表情让人难以判断。等到菜上来后，他清了清嗓子，问：“你打算怎么办？”

当时，我的确没有细想，压根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也许我以为男人都会像电影里一样，欢欣鼓舞，喊：“太好了，我要当爸爸啦！”

事实证明，不是。他表情凝重，开始艰难地表述，大意是，他不喜欢孩子。他上一段婚姻有孩子，他一直觉得，他对孩子的爱不足够到对他终生负责，也终归会伤害到他。其次，他不相信婚姻。这个我们讨论过的，他是不可能跟我结婚的。

我有一瞬间是很失望的。但也就是一瞬间。结论很快浮现了：我会当一个未婚妈妈。

那多酷呀。

是的，我觉得很酷。我甚至觉得，我就该是个未婚妈妈，不按理出牌，挑战世俗，睥睨父权。去你的婚姻，去你的三口之家，令人窒息和无趣的庸常。我是个现代女性，像《老友记》的瑞秋，“you can be as involved as you want”-——这就是我大致对他说的意思，完全是照着老友记来的。

他嗫嚅着说，他还是希望我去做人工流产。说话时，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拂袖而去。

“我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的身体！”

我并非痴迷孩子的人。十多年前，正是“剩女”这个叫法盛行之时。我被叫做剩女、三高女（高学历、高收入、高龄）。适龄婚育在当时还是主流观念，但我并没有受很大影响，我从来没有认为结婚和生孩子是人生必选项。我曾在23岁时不慎怀孕，我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想打掉，因为太年轻了，不想结婚。当时没有无痛人流，手术极其疼痛。我打完胎出来，和当时的男友一起去看电影，《爱情麻辣烫》。里面有一个场景，徐静蕾的角色抱着老公欣喜若狂地喊：“我们要有孩子啦！”我在电影院里一下子大哭起来。

为什么我在38岁怀孕时，坚决要生下来？可能是生物学因素，受到体内倒计时的时钟催促。38岁不生，我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法体验当母亲的感受了。可能是因为两年前，我的父母相继患病离世，让我感觉很孤独。我从小成绩优异，被父母认定是两个孩子中“留一个在身边陪伴，放一个在外面闯荡”的后者。17岁我考上大学就离家了，在上海工作，去北京工作，去澳洲留学，再回到上海定居。我的生命里，在父母身边占17年，独居占了21年。而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伴侣，和我重建一个家庭，就像我父母的家一样有欢笑，有美食，有狗子追着我们姐妹俩奔跑，有盛开的杜鹃花和花荫下的金鱼。

父母去世，尤其母亲去世后，我常常沿着早晨空荡荡的淮海路走路去上班，走着走着就哭出来。自由的魅力和独立的欢欣，在被享用20年后，开始变得不那么摧枯拉朽了。相反，在某些深夜，在周日无事可做的下午，孤独变得非常尖锐。

第一次和男友谈崩后，我们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争吵的内容大同小异，翻来覆去。基本的争执点在于，他觉得生孩子需要两个人同意，他不要这个孩子，我就没有权利生下来。我觉得你简直不是个男人，不把怀孕的爱人照顾起来不说，我自己生，你还有脸跟我吵。

在我们的争吵到达最高潮时，他咆哮：“你没有这个权利！我有一票否决权！”，我咆哮：“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我的身体！”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

受精卵落在子宫后，母亲只需用身体承载，一个生命就会诞生。生命的主体性，会随着孩子越长大，越凸显。现在我女儿11岁了，她的样貌跟我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她的学渣体质，则完全颠覆了我的学霸基因。她还是个超级社牛，几乎全小区的孩子，都认识我家以及我们的狗。她是小红书和抖音原住民，制作的视频总有上百的点赞评论。纪伯伦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流产她杀死她，失去和这样一个独特生命相遇的机会，这个悲痛是母亲的；生下她养育她，为这个生命负起保驾护航的责任，这个重担也是母亲的。这个决定，只有母亲来做。11年后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育权是属于女性的。

当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独自抚养，承担难以承担的艰辛。

和制度第一次正面遭遇：

准生证难题

我在医院妇产科，拿到尿检阳性报告的第一秒，整个人还是懵的，甚至不太确定“阳性”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报告单，回到诊室，挤到后面的病人和医生之间，陪着笑小声询问。医生一边忙着写病历，一边用大到冲出诊室的音量喊：“怀孕了呀！”她啪地把病历往边上一推：“你走妇科还是产科？”我又不明白了。她继续大声说：“你生不生？！生就是产科，不生去妇科！”。她这时候才抬起眼来看着我，我被她一看，无地自容，嘟囔着说我考虑考虑，赶紧穿过女人们的眼光逃出诊室。

这么大的事，医生并不认为你需要时间考虑。

要生孩子，首先需要结婚证，凭它才能回户口所在地办准生证，有了准生证，才能在医院建卡，建小档。这第一道关卡，对我来说就有如铜墙铁壁。

直到今天，在网上搜索，仍然查不到明确的未婚生育合法化讯息。2016年1月1日，全国放开二胎政策并取消准生证制度，代之以生育登记制度，但细则仍然显示，需要持结婚证登记。只有四川省走在前面。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由四川省卫健委发布的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这消息一发布，依然引发了网上大量反对的声音，很多人认为这个规定给二奶打开了方便之门。

未婚生育不犯法但违法，违反了《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也有些说法将之列为违规。当然，事实上未婚生育也一直在发生，每个母亲大约都有不一样的原因或苦衷，也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法或神通。

假结婚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但也很难操作。任素汐演过一部电影《寻汉计》，就是讲一个和前夫睡出孩子的女人，到处找人假结婚的故事。她首先找的是前夫，前夫已婚，不肯离婚再跟她假结婚。事实上，我也厚着脸皮，打电话找过前男友。他听清来意后，委婉地说，早几个月就没问题，但是他现在已有交往对象，他很喜欢和在意她，也是奔着结婚去的。也就是婉拒了。电影里面，任素汐还找炮友，想春风一度后，就赖上他。我想，我连真正的孩子父亲都赖不上。“是男人就要负责”，这是上一辈的观念了吧。

后来，朋友还帮我找过婚托。我决心做未婚妈妈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的姐姐和好闺蜜们。无一例外地，她们都说：“好！生！支持你！”其中有一位好朋友在本地有点办法，很快给我找来一位婚托/中间人，收费3万，1万作为介绍费，2万给跟我结婚的人。“人家也不能白帮你，对吧！”那个中间人说。

他很快给我一份男性资料，还附有身份照片，62岁，本地人。只要我答应，出钱，马上可以领证。

这时，我一路考学做白领的乖乖女价值观占了上风，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跟一个陌生、丑陋、在现实中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的男人，违法地成为合法夫妻。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最后是钱帮我度过了这第一道难关。我上网找到一家外资医院，不需要什么证，从产检到生产，费用大概十万出头。好在我的工作在此之前一直很顺利，我也薄有积累。我拿出存折，去这家外资医院，充了一张十万的金卡，成为了他们的贵宾。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非公立医院。看诊是预约制的，每次去之前，要提前打电话约好时间，还会收到短信再次提醒。医院前台笑脸相迎，确认名字后，把你带到软包卡座的等候区，并问你需要喝什么。很快里面的护士出来，把你带进一间一对一的诊室，掩上门。医生同样微笑着，详细询问你的怀孕状况，但绝不会涉及个人隐私。我害怕的结婚与否等问题，一个也没被提到。

在等候区，我看到妆容精致的少妇，由拎爱马仕包包的婆婆陪着，带孩子来体检；也看到年轻的孕妇，由穿戴时尚略略漫不经心的丈夫陪着来产检。自从知道怀孕后，我的心里一直兵荒马乱，直到现在，在粉红粉蓝色装饰的私立医院等候区，在安静舒适和暗香浮动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身心安泰，被尊重被照顾。而我，几乎和四周这些女性们，一样幸运。

开始几次产检比较顺利。我只需定期预约，去医院，等候5分钟，然后进入芳香洁净的单人卫生间，锁上门，收集一管尿液。然后医生会拿着检验结果报告，例行询问孕期情况，并嘱咐一些注意事项。对健康的孕妇来说，产检简单到有点例行公事的感觉。

后来，也许是我独自去产检的次数多了，医生开始软言提醒我最好带爸爸来，比如，这个月B超可以看到宝宝样子了哦，等等。尤其到了五个月大排畸的时候，医生反复强调，万一出现问题，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医生说的当然很有道理，只是我无法照办而已。我就用“好的好的”来敷衍，或者用“他没有时间”来搪塞。

到了孕晚期，不知道是医生意识到了我的情况，还是政策开始收紧，医生从拐弯抹角，到越来越挑明，最后直接摊牌了，问我要结婚证。我也就摊牌了，说我没有。医生为难地顿了顿，推心置腹地劝我在生产前解决这个问题。她说，法律上来说，哪怕在生产前一天拿到结婚证，都不算非婚生育。否则，就难办了，医院也难办，上边风声越来越紧，在严查我这种情况，她们也没办法。

我一边唯唯诺诺地答应，一边也是束手无策。但我当时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外资私立，拿钱办事，应该是辖外之地吧？

之后每次产检，医生都会提这事，我都说在办在努力。就这样扯皮到了预产期。

生了

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是在升职跳槽到新公司后的第三个月怀孕的。入职时已经有HR向我抱怨，说我部门养着两个产后请长病假的女员工。

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忙完一个大项目后，新来的HR找我谈话。她说，公司经过一年的考察，觉得我的能力还是不胜任，尤其这次比稿没有拿到，所以决定辞退我。当然，“跟你怀孕没有关系啊！我们也看到，你在怀孕期间还比稿加班，很努力，我们是认可的。”

她接着说，老板非常仁义，你可以提出一定的补偿，你月份这么大了嘛，身为女人我也不忍心的。然后她又补了一句，“当然，你这种情况，属于非婚生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公司本来是一分钱不必赔的。”我听懂了，意思是叫我不要狮子大开口。我没说过我是未婚怀孕，但似乎全世界都知道。

临近预产期，我的产科医生忽然休假了。她在最后一次产检时（或倒数最后第二次，我记不太清了），告知我这个消息。大概看我脸色变了，她安慰我说，会有有经验的医生帮我接生，我的资料也都已转给她。其实，当时我心里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觉得她是想借休假逃避接诊我的责任，但我无从证实，也不敢提出异议。我什么都没说。

2013年一个40度高温的夏夜，晚上10点，我的羊水破了。我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打电话叫了一辆120。然后拿出早就整理好的待产包，等着。120很快到了，我躺在车上，害怕得手一直在发抖，根本停不下来。我用颤抖的手，先拨通了一对离我最近的好朋友夫妇的电话，他们表示马上赶去医院和我会合。然后我拨通了我姐的电话，我姐住在南京，她说马上订定最早一班高铁车票。之后，我打了孩子爸爸的电话。没人接听。十分钟后他打回来了，我也告诉了他。然后，我就安安静静地独自发着抖。

120把我送到之前产检的私立医院的产房，因为是半夜了，里面没什么人。护士为我做了简单的检查，说我已经“in labour”。原来，刚才在120上开始的隐隐作痛，已经是阵痛了。

朋友夫妻赶到了，我要进产房，我觉得不宜让他们陪伴，就感谢了他们，让他们赶紧回家。

我独自在产房，按护士指令，脱掉裤子，像条赤裸裸的大鲸鱼，躺在一张一次性尿布上。但我终于不抖了，因为已经把自己交到了专业人士的手上。护士说刚刚开到1指，按我的年龄，还早着呢。她在我身上盖了张床单，就出去了。

阵痛渐渐变得厉害起来。孩子父亲来了，尴尬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哀嚎、捶打床栏杆。护士进来看了一次，说可以通知负责无痛分娩的麻醉师了，然后又出去了。从头到尾，在第一产程中，护士在我身边只待了几分钟。

麻醉师一小时后才到。护士检查，说我已经开到八指。我在肚子剧痛中，又在脊椎注射了剧痛的麻药。打麻药时孩子父亲有没有签字同意、麻醉师和护士说了什么，我是痛得一概不知了。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只是放声哭喊。然后剧痛就减弱了，麻药起了作用。床被折叠成大约90度角，我改为坐姿，开始了第二产程。

我把孩子父亲遣走，让他去产房外等待。他既无用，又何必把我最丑的时刻给他看。没想到，第二产程比第一产程更痛苦。想象一下吧，你要在巨痛袭来的时候，不是遵从本能蜷缩起来，反而要使尽毕生力气。我一直虚弱地向护士哭求，说“我不行了”，护士乐呵呵地责骂：“都这么说的！现在不行也得行啊！要不给你推出去剖腹产？”话糙理不糙，两个半小时的“1，2，3，push”后，一个护士说：“哎？好像好久没喊‘我不行了’”，另一个笑着说：“喊不动了！”

总共十小时产程后，我生下了我女儿。产后的多巴胺还是内啡肽汹涌席卷全身，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天亮了，挣扎了一晚的我，大口吃着医院给的牛奶包子粥。然后，我的姐姐到了，月嫂到了，朋友们陆续都到了。

和制度第二次交锋：

户口难题

我女儿生下来51厘米，6.5斤，健康正常。我没想到的是，生产之后，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2013年的政策规定是，非婚生子女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然后随母落户。我打听过，社会抚养费各地不同，在当年的上海大概是两万块钱。我拿得出这笔钱，但是对有些更困难的未婚妈妈来说，这笔钱也不是小数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缴纳社会抚养费后，未婚妈妈实质上不会得到任何社会提供的抚养帮助。相反，未婚妈妈被剥夺了所有合法生育享受的津贴和补助，如生育保险和带薪产假。直到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问题出在户口上。我的户口一直在原籍，留学回国之后，我在上海工作交金十几年，政策上户口可以迁入上海，但是我又懒又怕麻烦，一直没有办理。现在有了孩子，考虑到将来读书等一系列事情，我就想把户口迁进来。

迁户口材料在我怀孕五个月时交上去，然后开始了审批等待。填资料时有“未婚/已婚”选项，也有“有孩/无孩”选项，我想按照事实，就是填未婚、无孩。

没想到，审批等得遥遥无期，一直到我生产前一刻才拿到批文。那时我身子笨重，胎儿压迫坐骨神经，每走一步都疼，哪有精力去跑几个地方办理。我想批文在手，等生完再去办，也不着急。

出了月子，我找了一天去政府大厅办理，人山人海中，我看见一个桌牌上写着红色的警告，大意是，若瞒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违法行为，后果自负。我心里一咯噔，想了想，未婚生子算违反计划生育吗？应该不算吧，又不是生二胎。再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光今天就排队了这么久，就赶紧办完吧。

事后回想，我糊涂吗？非常。鸡贼吗？有的。我后来发现，当你完全合理、合规、合法地生活，办事是很顺遂的。社会不断地升级，体系变得更简单更惠民，前提是你是一个良民。我并没有意见，中国这么多人，良民尚且没有照顾周全，我这种挑战社会伦理纲常的人，不被照顾也是应该的。你不能既挑战游戏规则，又要获得遵守规则的好处。

接下去的十几天里，我在公安局、档案局、派出所之间跑了几趟，把户口正式落在了上海。此时，距离我孩子出生，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

我这时再去给孩子上户口，问题就来了：我的孩子，出生在我落户上海之前，意味着她必须落户在我的原籍。而我的原籍，已经没有了，我的户籍在上海。

我要求把我退回原籍，让我女儿也落户在原籍。这样虽然没有上海户口，但比没户口要好上百倍。但是对不起，没有“退回”户籍这个说法，我要回原籍，需要遵守原籍的人才引进规定：35岁以下，3年以上社保。38岁的我，不可能符合了。

我要求把孩子落在现在的上海户口，对不起，不可能。她出生在我的户口出现之前。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

后来在困境中，朋友甚至帮我画起了思维导图：

假设1，我当初在办理户口迁移材料上写“有孩”，会如何？这个假设马上被否定了，因为那样的话，需要填写这个孩子的姓名性别户籍等所有资料，而那时孩子还没出生呢。

假设2，我在女儿出生后，先把她的户口落在原籍，再随我户口一起迁移，会如何？结论也是不行，因为随迁是对合法婚姻状态下的子女配偶适用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法的人，大概率不适用。

假设3，我的落户先于女儿出生，会如何？我们推断，可能行。虽然严格追查的话，我在落户过程中已经违反了计划生育法，但是，公安引进人才系统和派出所上户口系统，不一定能密切配合至此。我女儿也许还有机会。

但无论如何，假设都只是假设了。

一个大活孩子

还能上不了户口？

最开始我想的办法是托关系找人。我不能写下具体情况，因为涉及到很多好心帮忙的朋友。每一个朋友听说我的困境，都信心满满：一个大活孩子，还能上不了户口？我来帮忙！最后都铩羽而归。

努力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每次我重燃希望去赴约，向新的中间人介绍我的情况，再听他们分析和提出方案，千恩万谢后，等待。最终希望破灭，发现这条路又无法走通。

朋友A在我辖区的派出所有关系，就由熟人把窗口两位办事员一起约出来，由我请客，希望一顿饭的功夫就把事情谈妥了，办完后再私下酬谢。饭桌上我先说明情况，办事员们说回去问一下。几天后两位明确答复，不可以这样操作。户口本上既然有我落户的时间，如果再加上我女儿的出生日期，问题是最昭然若揭的。万一查下来，经手的谁都跑不掉。

后来一位公务员朋友B告诉我，不如走上一级的公安局系统。他指导我写份了两页的陈情书。我写完给他看，他笑了。然后他花了两个小时，逐字逐句指导我重写了一份。可惜我没有留下备份，这份陈情书的措辞、语气，都有微妙而严格的把控，是我此前和此后都不会的。陈情书的内容是我未婚生育和落户的来龙去脉，然后承认我的错误，着重强调目前孩子没有户口的困难，希望能网开一面，特事特办。但是后来，区公安局的人让朋友B转告我，因为涉及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这事无人敢办。

我也托朋友C走过更上层的路，希望通过“上面的人给句话”，大事化小。朋友C暗示我准备好至少三十万。我正在发愁拿不出这么多钱，还好，回复来了。显然，上面的人并不想为了这点钱丢了乌纱帽。

朋友D建议我可以办假出生证，把我女儿的出生时间，提早到我的落户时间之前。这条违法之路已经走到了一半，朋友告诉我，出生证有很严格的防伪系统。造假证的没有来找我要钱。过了阵子，我过意不去想联系他给一部分钱，他的号码已经查无此人了。

我的女儿

有五年的时间，我女儿没有户口。她在这个社会系统里是不存在的。她只存在于我的世界里，也像一般孩子一样见风长大，壮实，磨人，可爱，并不像一个不存在的虚空。

能证明她身份的只有一张出生证。这也是我争取来的，医院本来拒绝发放，后来让我写了一个声明，说孩子没有父亲，一切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医院无关。出生证上面父亲一栏是空着的。

我的女儿不像其他婴儿，从怀孕起就被昭告天下，然后降生、满月、百日，迎来无数次庆祝。她是悄悄来到我的世界的，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我父母已不在，在上海我的亲戚只有一位姑妈和几个表姐。自从显怀，我就找借口不去姑妈家了。后来表姐的女儿结婚，我只好豁出去，抱着10个月大的女儿出席婚宴，接受全体亲戚的目光洗礼。但不知出于惊讶还是体面，并没有人趋前询问我。他们都悄悄私底下问我姐去了。至于邻居、老师、同学父母等等，看见我一个人带娃，似乎会天然认定我是离异身份，礼貌地避而不问。

女儿大约5个月大时，我在朋友圈公开晒起娃来，每次都能得到八九十个评论点赞。我知道，这是朋友、同事、前同事、老板，所有好心的人们，在传达他们的善意，给我支持和鼓励。我倾向于在漫长的岁月里只记得这些。

总之，我未婚生育一个没户口的女儿，听起来是个极端的困境，真的在实际中，就也还好。

在她的婴儿期，用得到户口的事，只有打疫苗。普通婴儿在社区医院就可以建立一个疫苗本，由政府提供免费接种。这样的公共福利，我根本不敢想像。还好，有在私立医院自费打疫苗这个选择。如此，她也能拥有一个由上海市统一发放的疫苗接种本。

稍大以后，遇到的问题就是旅行。一旦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她就走出了我的私人领域，曝光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空白。幸运的是，2周岁以内的婴幼儿，坐飞机只需要出生证，而坐火车则不需要证件。

我的女儿非常难带，坐汽车曾创下连续哭号5小时的纪录。2周岁前，我带她去了一次三亚，她在飞机上哭闹了全程。虽然当时没有人抗议，更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纠纷，我还是觉得非常折磨人。

2周岁后，飞机就带不上去了，我们坐过两三次火车。因为没有证件，不能给她买座位票，我只能一直把她抱在膝盖上。她的体重和哭闹的能量，都随着年纪成倍增长，我更少带她旅行了。我原来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一个没有证件的，又很难带的婴儿，让我在好几年内被困在了原地。

我从来没有带她去过迪士尼乐园，因为没有证件，买不了票。水族馆也只在她的低幼期去过几次。但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大。

女儿总体很健康，是个很有主意的小人儿，说话古灵精怪。我视她为平等，她反向视之，觉得还可以高我一等。家里既然除了阿姨再没他人，她就是一家之主。她对我发号施令，“你给我上班去！”我几乎怀疑她是我妈转世。当然，“我爱你”这类甜口，她也是张口就来的。

我第一次当母亲，不会什么术，只能主打以诚相待。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好，就干脆说实话。比如，“我们不能去迪斯尼，因为买票需要户口”，当然她也听不懂。不和爸爸一起住这件事，我也跟她解释过，她坦然接受，没有提出过异议（我和她的生父一直有来往，处在各种关系中。他有付抚养费和定期探视，尽到生物学父亲的责任甚至有所超越，这是另说）。带她出去聚会、应酬、上班时，感觉她更喜欢男性一些。这本也算正常，但看她扑到别人爸爸身上时，我多少心里还是有一丝惨然。

做一个单亲妈妈是什么体验？

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我拿到的公司赔偿金用得差不多了，我开始留心找工作。

先找到了一些freelancer的活，需要时而出去开会。我成了背奶妈妈，带着吸奶器、奶瓶、保温冰袋一大包，每5个小时找个小房间，躲进去锁门吸奶。家里交给我的月嫂，她是个极好的人，聪明善良、手脚麻利、有着朴素而高尚的价值观。她有一对成年儿女，女儿是个弃婴，在大冷天被扔在她门口，当时她已经有儿子了，村里人都劝她不要收养，但她不忍心。“她也是个人啊，是条命啊！”她说。

我用月嫂的工资把她留下来，成为我的育儿合作伙伴。也试过换更便宜的育儿嫂，但是我女儿彻夜嚎哭，只认她一个。

找工作并不顺利。我陆续面试了很多家公司，有些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会突然问“你女儿多大了？”。我所在的是个很小的圈子，和我非婚怀孕的事一样，我不说，自有人说。直到一年后，我才找到了正职工作。

我所在的行业，加起班来就不是996而已，到凌晨3点也不稀奇。有时我3点多回到家，累得坐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而我女儿是铁定5点会醒的。

我坚持每天5点起床陪她，直到9点离开去上班。我一天陪她的时间，就这4个小时。我在客厅和她搭积木，读绘本，玩随便什么傻游戏，也去小区和附近的公园，捡树叶、抓西瓜虫、玩滑梯和跷跷板。

周末阿姨休息一天，我全力顶上，补偿一周陪伴的缺失。即使阿姨在，我也会抢着给女儿洗澡、喂饭。我像父亲一样工作，也像母亲一样育儿，在大概五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

外地不方便去，还好上海有最好的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公园、音乐节……我带她逛了个遍，去过无数次。我也和几个朋友家庭周末自驾游。别的家庭有分工，爸爸开车、游泳，妈妈负责喂饭、午睡、洗澡；而我就是一人全包。有一次，爸爸们突然纷纷把自家娃扛到肩上，我想不能让女儿感觉异样啊，只好以100斤之躯，勉强扛起了45斤的她。

都说前三年最难带，因为我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这个难带的时间，就延长到了前五六年。她是个睡渣，哄睡需要抱着走1个小时以上。有时刚睡着，她就马上醒来，令我崩溃。她三岁后就不睡午觉，我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喘息时间。她醒着时也非常粘人，即使在游乐场玩，也必须由我陪着。小区里，游乐场边坐满了看手机的妈妈们，只有我一个，总是在场子里跑的。

我身边很少有真正的未婚妈妈。从社会新闻上，我可以看到一些同类，她们更多来自底层，极端如把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饿死的乐燕。我关注了一个公众号，是帮助独抚母亲的公益组织办的“一个母亲”，也有互加微信。“一个母亲”的报道里，有和我类似遭遇的女性，分手后发现怀孕，或怀孕后男友跑路，但是坚持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在她们的讲述里，我发现只要有父母协助，生活都还过得去。在我这里，是长期月嫂代替了父母的作用。辛苦是一定的，这是我们为选择付出的代价。

有时我在朋友圈记录和吐槽女儿的言行，比如她热爱顶嘴，我让她穿凉鞋，她就说要穿“热鞋”；我骂她不要自作主张，她就结结巴巴骂我不要自作多情。偶尔，“一个母亲”会留言善意提醒，让我注意女儿的心理问题。

不排除是我无知，但是扪心自问，我真得觉得她没有问题。大家对单亲这件事过虑了。孩子对所谓“完整家庭”没有执念，甚至没有概念。有执念的是大人自己。

当然我是比较幸运的，除了受到制度的影响，并没有和贫穷等其他困境正面相遇。而我的孩子，首先她有我的爱。其次她毕竟受“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平等的权利”的明文法律保护。依照法律，生父是必须付抚养费的。抚养费不是给妈妈的补偿，而是孩子应得的合法权益。最后，她也始终被“孩子是无辜的”这个民间的朴素善意善待。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中，身边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落后状态，至少在我的体验中是这样的。

和制度第三次对垒：

入园难题

但到了女儿要上幼儿园时，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

那是2016年，现在我们知道，出生率的大拐点之年。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增至1846万人。此后，出生人口开始逐年下降，2017年到2023年分别为1764.8、1523、1465、1202、1062、956、902万。冲击波总是滞后的。

2016年，还没人担心低出生率。一大波赶在2012年生的龙宝宝，以及没赶得及生在了2013年的蛇宝宝，都在这年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名额变得非常紧俏。

我们小区对口的公办幼儿园，我当然想都别想了。我甚至偷偷在附近的市级示范幼儿园门口逡巡，羡慕着每一个有上海户口的孩子，直到被保安赶走。而我最觊觎的，是一家连锁的台资幼儿园，叫吉的堡。每天它黄色的校车停在我们小区门口，年轻的老师用英语打着招呼，笑容满面地接孩子们上车。有一天我壮起胆，去吉的堡打听。我找到负责招生的老师，陪笑说明我女儿没有户口的情况，老师打断了我：“不行不行！”她挥了挥手，没有抬头，“我们只收上海户口的！”

我还试过一个国外慈善机构办的幼儿园。户口不是问题，但幼儿园因为办得非常成功，成为很多家长争抢的目标，需要面试入学。那天，我给两岁半的女儿穿了一件小西装，领她来到面试地点。面试流程非常正规严肃，大家填完表格后，屏息静气在走廊排队，等待被叫到。我们等了足足半天，我女儿被两名含笑的老外带走，我被拦在门外。我远远看过去，听见老师用英语问她，“Is elephant big or small？”我女儿木无反应。她两岁半，没学过一句英语，刚走出一见陌生人就哭的怕生期。老师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很多老外以为只要自己讲得够大声，够慢，所有人都能听懂英语。然后我女儿拿到一堆拼图，被要求坐下来拼，她坐下来了，两条腿顺势瘫在地上，不敢移动成舒服的姿势。最后，面试结束了，我们回家等待结果。一周后，我收到一条“资质中等，不予录取”的通知。

最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地处外环外，新开的私立幼儿园，打电话过去说明了情况，园长爽快地说没有大问题，明天是开放日，让我带孩子去就行。我忐忑地带女儿去了，看见园长时，我女儿正在爬攀爬架，叫她过来打招呼，她忸怩不肯，我急得几乎要扯她。园长制止了我。她轻松地说，没事的，孩子都这样。

不知为何，直到今天，我写到此处，眼泪仍快要夺眶而出。一路上有很多慷慨的，善解人意的人，稳住了我摇摇欲坠的心。雨果幼儿园周园长，给了我没有户口的女儿三年美好的童年时光，我永远在心底感谢她。

尾声

从那时直到现在，未婚生育从未真正放开，但是政策一直在变化。继2016年取消准生证、入户入学与生育脱钩的规定后，大概到2018年，我在微博上注意到，新的政策出台，孩子只需要有和父亲的亲子鉴定，无需结婚证，也可以随父亲落户了。

孩子父亲爽快答应配合。谁知到了派出所窗口，答复还是“不行”。我俩妥协了，领了结婚证，并且在一年后离婚。兜了一大圈，最后我还是走了假结婚这条路，只不过是和孩子生父。

我女儿终于在5岁的时候，把户口落在了她生父的户口本上。至此，一番磨难就基本结束了。

与此同时，社会悄悄地转了方向。政府一直在鼓励生育，但个体尤其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我历经磨难，反而变成了一个鼓励生育者。要好的朋友嘲笑我：你是自己在屎坑里，就想把别人也拉进来吧！这位朋友是单身族，视生养孩子为畏途，这似乎是当下的政治正确。

我很难说服他，也很难说服任何人。我只是一个母亲，在生命中的十一个年头，拿出一些时光，一些杀不死我的磨难，一些难忘的可供回忆的经历，换来了160cm亭亭玉立，会忍着足尖疼痛练习芭蕾，也会偷偷藏起不及格的数学卷子，和我血肉相关的另一个生命而已。

这种“拥有”感是如此的强烈，足够照亮我们平均长达80-100年的孤独余生。我想学《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讲述者，在讲完整个故事时说——

This story has a happy 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