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为什么要禁止异装狂欢

按：“四足健身操”（квадробика）是近期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社交媒体上爆火的Z世代亚文化，通常是一些青少年装扮成动物造型，在公共场所模仿动物四足爬行、跳跃。这种亚文化出圈后，立刻引起了克里姆林宫政客的强烈反弹。刚镇压完LGBT和丁克的老保们正觉无事可做，立刻在这些cosplay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于是开始立法禁止“四足健身操”，并且让喉舌大力宣传这种亚文化的危害。BBC俄语部的播客请来了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请她谈谈这种亚文化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会招来老保政客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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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足健身操”（квадробика）是近期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社交媒体上爆火的Z世代亚文化，通常是一些青少年装扮成动物造型，在公共场所模仿动物四足爬行、跳跃。这种亚文化出圈后，立刻引起了克里姆林宫政客的强烈反弹。刚镇压完LGBT和丁克的老保们正觉无事可做，立刻在这些cosplay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于是开始立法禁止“四足健身操”，并且让喉舌大力宣传这种亚文化的危害。BBC俄语部的播客请来了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请她谈谈这种亚文化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会招来老保政客的仇恨。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BBC俄语部的播客《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奥克萨娜·奇日。俄罗斯当局开始关注“四足健身客”，也就是那些自认为是动物，戴上面具面具，模仿动物行为举止的青少年。  

一些议员称“四足健身操”是一种“破坏性意识形态”，并试图禁止这种亚文化“宣传”，而另一些人则要求不要干涉孩子们的生活。这种现象为何会引起官员们的意外关注？我们将与社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一起探讨。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俄罗斯当局已将亚历山德拉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录。亚历山德拉，您好。我理解您并不是“四足健身操”方面的专家，而是广义上研究我们思想构造的专家，但我还是想问问您，您有没有试着理解，到底什么是“四足健身操”？带着动物面具的普通人和“四足健身者”在行为上究竟有何的本质区别？

亚历山德拉

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各种亚文化活动，这些亚文化有时被称为“周末亚文化”，它们不同于一些已被接受的传统亚文化，如上世纪50年代的嬉皮士亚文化。嬉皮士亚文化提倡你要抛弃现有的、相当正式且严格的世界规则和欧洲文明规则。要拒绝性别的严格划分，穿不太有性别特征的衣服，打破这种对立。因此，你不应展示地位，不应穿昂贵的衣服、佩戴金表，不应遵循流行趋势或剪办公室要求的发型，所以要留长发等等。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到了70—90年代，这种亚文化逐渐普及起来。  

而所谓“周末亚文化”并不要求持续的自我改变。它们让你在一周的五天里可以过正常生活，穿办公室西装，完全符合社会的认可。我们人类学家不太喜欢“正常”（normal）这个词，因为“规范”（norm）在不同社会之间，甚至在同一社会内都有很大差异，但“社会认可”这个词更好理解。比如“社会认可服装”，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男性，平时上班穿着西装打领带，但到了周六，你从衣柜里拿出自己九年级时缝制，这些年不断修改的“兽圈”（furry）服装，穿上它去参加类似聚会，感受自己变成另一个身份的乐趣。  

还记得90年代非常流行的托尔金粉亚文化吗？这些人被戏称为“托尔金狂”（толкинутые），他们会在周末穿上矮人或霍比特人的装束，完全沉浸在这种身份中。这些亚文化，包括角色扮演等，有不同的称呼，但其实这都是现代社会中某种可塑性游戏的体现。

奥克萨娜

也就是说，像类似的亚文化一样，“四足健身操”是游戏和自我对抗规范的一个轻量版，只不过它是以青少年和儿童的形式出现的。

亚历山德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我开始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时，发现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和儿童，甚至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喜欢“四足健身操”和“兽圈”这种活动。只是他们不像孩子那样会公开表达而已。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特定年龄层的坏影响。不是的。这种爱好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之后一直存在。可以说它既安全又有趣。从70年代末开始，穿毛绒服装的人们聚会在美国各大城市逐渐流行起来。其实这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这种现象几年前就传到了俄罗斯，只是因为目前的道德恐慌和国家杜马及各级官员的“恐慌宣传”才让它流行开来，比如那些负责教育的部门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学校强制与学生讨论“四足健身操”的危害，宣称这不是我们的“精神道路”，而是某种恶心的东西。和孩子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还有哥萨克和神职人员，这倒是挺好笑的。

奥克萨娜

那么，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媒体议题中成为了触发点？就是说，的确现在俄罗斯到处都是禁令：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天天跟孩子解释“西方价值观”的风险等等。但通常这些限制只在某一层面上进行，而这次似乎层层升级，甚至到了议员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层面。这种媒体爆炸该怎么解释？

亚历山德拉

我可以尝试解释一下，但首先想从更广泛的角度谈谈。所有学者都爱深入分析，且喜欢冗长的解释。故事要从我们世界的信息交换方式开始讲起。  

举个例子，有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狩猎采集社会。它们之所以是传统的，是因为它们拥有非常专门的信息容量。正如伟大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样，波利尼西亚的爷爷抱起孙子时，他看着自己的孙子，清楚地知道孙子会如何度过他的一生——就像爷爷一样。也就是说，孩子们从长辈那里获得经验，生存能力直接依赖于他们能多好地模仿长辈，特别是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长辈。所以，模仿长辈越好，生存机会就越高，长辈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经验传递给晚辈。  

这种文化模式被玛格丽特·米德称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因为我们走在“喻”之前，“喻”（figure）代表父亲、祖父、祖母和母亲等传授经验的人。在这种文化中，进步非常缓慢，因为经验传递主要通过长辈到晚辈，年轻一代的生活意义在于良好地模仿长辈。然而，随着文化的逐步演变，出现了所谓的“共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阶段，进步变得迅速，儿童和成人必须同时掌握新事物，长辈传授经验的角色逐渐削弱。

这本书是玛格丽特·米德在1970年写的。她完全预言了50年后的情况。她说，会有一个时期，进步如此迅速，以至于每隔几年都会出现焕然一新的事物。所以年轻一代会比长辈更快地掌握这些新事物，并相互学习，而不是向长辈学习**。而且，长辈传授经验的必要性也将消失。我举个例子。我并不算太老，但我成长于90年代。像所有在90年代长大的孩子一样，我掌握了一些独特的知识。例如，如何排队凭证买荞麦，如何用破旧的丝袜制作浴室地垫、购物袋、圣诞装饰，甚至是搓澡巾。我会补丝袜上的洞。而所有这些我在90年代生活中获得的知识，现在完全没人需要。所以，我或许想把这些知识传给年轻一代，但他们不需要。这就是问题所在。接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社会性的本能，想要教年轻一代如何生活。这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这几乎是人的生活意义——繁衍和保障生存。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生存，我们必须教他们如何生活。但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的问题在于，长辈的经验与年轻一代的经验不可比，因此没有太多可以传授的东西。因此，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会感到内心空虚，因为他们无法传递自己的宝贵经验。好吧，祖母可能非常擅长用五种难吃的食材做出美味的新年大餐，但这个经验对她的重孙女有用吗？基本没什么用。当祖母向重孙女提出这些建议时，重孙女可能会敷衍，因为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很有趣，但总的来说没有意义。因此，长辈内心会产生一种空虚感，而这是一种试图保护孩子免受未来威胁的本能，教他们如何在未来生存。但如果你无法传递任何东西，这种对孩子未来安全的恐惧只会加剧。**于是各种“哎呀，这东西对我们的孩子有害”的道德恐慌就随之而来了。

现代文化就是这样运作的。孩子很少重复成年人的经验。现在的孩子在成长为独立个体时，不会整天听爷爷奶奶讲述他们是如何在特定环境下猎熊的。这种经验已不再需要。因此，现代的经验传递更多通过夏令营、学校来完成，也就是通过朋友之间“水平”传递。也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模仿行为”（copycat behavior）——通过模仿和重复来学习。因此，每一代人，甚至在同一代人中都会出现某种问题：如果不能完全从长辈那里获取经验，年轻人就会产生身份认同问题，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不同于长辈。因此，在青春期阶段，他们开始尝试各种身份的可塑性游戏，比如“我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我不是这样，而是那样”，“我不是人类，而是某种动物”。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些游戏的核心在于拒绝二元性。也就是拒绝文化中由长辈所强加的二元性。比如说，我会试验自己不是人，而是精灵，这样我就可以穿梭自然和非自然之间；又比如，我不是男孩或女孩，请称呼我为they/them；或者，我虽然是男孩，但决定穿裙子、染彩发去上学。或者，我投身于“兽圈”与“四足健身操”，不再认同人类和动物的二元对立，而是尝试扮演并真实再现出一种动物。这种拒绝二元性的探索构成了过去三四十年各种身份游戏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完全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另一个问题是议员和官员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应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他们为何要打击“四足健身操”。我们需要系统地观察他们打击的对象。关键在于，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构建一种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

让我们来看看普京、帕特鲁舍夫、纳雷什金、国家杜马议员以及各州州长的言论。我们能看到什么？比如说，普京表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不会有“家长1”和“家长2”，而是“爸爸”和“妈妈”。在另一场讲话中，他谈到在西方，“坚持传统、正常人类规范的人”很难生活。西方国家走向了“对宗教和家庭道德规范的激进否定”。[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性别中立的厕所”。同样，普京还说，他们现在喜欢“用小手指按按小按钮”，这对于现代生活非常重要，但我们则应该保留“语言文化”。而在去年8月15日的安全论坛上，[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说，“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西方人则试图用各种跨性别者和机械生物体（biomechanoids）来取而代之。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会害怕前往欧洲，因为各种变态行为在那里泛滥。”

单独来看，这些言论似乎都很愚蠢到荒谬，但若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言论中都透露出一种相同的立场，即存在“自然的、我们的”东西，还有“不自然的、他们的”东西，也就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而西方试图将这些“机械生物体”、“性别实验”、“性别中立厕所”和种种“变态”强加给我们。因此，俄罗斯的官员们、弗拉基米尔·普京、纳雷什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俄罗斯免受这种即将落到你头上的恶只侵害。俄罗斯被视为“自然人”的最后堡垒。

因此，这种“保护”形成了一种启示录世界观。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因为人类正在失去“自然性”，而俄罗斯则在保护这一“自然性”。因此，持有这种意识形态，或自认为是这种意识形态传播者的人，随时都处于某种十字军东征状态，如同传教士一般。他们时刻都要提醒人们危险即将到来，并不断生产文本和法律来表达这一立场，把“自然的”俄罗斯描绘成“自然人”的最后堡垒，而剩下的世界则充满“生物变态”。

对“四足健身操”的恐慌完美契合这一模式。之前是对丁克的恐惧，再之前是对LGBT的恐惧。也就是说，“四足健身操”被视为对违逆人类的自然性，违背了“自然的、正确孩子”的观念——这些孩子应该有父亲和母亲，而非“家长1”和“家长2”，男孩要喜欢玩枪，女孩要穿裙子。这种世界观希望保留这种模式，因此打击“四足健身操”就是一种新的道德恐慌，试图维护这一集体信仰，植入一种“启示录意识形态”，以保护俄罗斯的“自然人”和“天然本真”。

此外，这种启示录意识形态有非常明显的前喻性质，因为我们必须总是向后看，向先辈学习，参考那些“自然行为”的范本。因此，一切可能威胁到孩子的东西，一切可能导致他们产生不自然或西方倾向的事物，都应被消除。

奥克萨娜 

作为一个俗人，这种解释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比如，当我们讨论禁止丁克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您所描述的“道德恐慌”。但当涉及到“四足健身操”时，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因为当它在俄罗斯的媒介形象主要与儿童，而非年轻人相关。我们看到，哪些要求禁止“四足健身操”的人，曾和多数俄罗斯人一起上过幼儿园。他们小时候也经历过某种“狂欢文化”，他们理应熟悉这种游戏。毕竟，我们小时候都装扮过小狐狸，在裙子上别一个尾巴，头上戴毛绒动物脸，或者穿小兔子服装。普通人会觉得奇怪，这种装扮和“四足健身操”并没有什么内在矛盾，可为什么他们却要禁止后者？

亚历山德拉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一切都在于分类。比如小狐狸或小兔子的服装是在幼儿园穿的，而且通常不会每天穿，只会在节日，尤其是新年时穿，很少出现在其他时候。这是一个狂欢游戏空间，而这种游戏并非孩子们自发进行的，而是由成人严格规定并控制的。自1937年开始，关于如何给孩子穿上小兔子或小狐狸的服装、为什么选择小兔子而不是其他角色等，都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手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场景，是一个游戏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不可怕。

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一定的分类体系，当这些分类的边界被打破，事物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我们会极其敏感地做出反应。因此，当孩子在新年时穿上小兔子的服装，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他们被要求穿上这些服装，被特意为此制作服装、练习歌谣时，这都符合“规范”。当他在被指定的游戏空间中玩耍，一切都符合规则。然而，当他走上街头，或在网上和人约好，在公园和另外三个喜欢戴面具、想趴在地上行走的女孩见面时，原本允许的游戏空间就被破坏了。这种游戏进入了不受控的空间，分类体系被打破，事物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这让人感到极其恐惧。

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恐惧的根源在于一种控制感的丧失。当我给你穿上小兔子的服装，你在音乐声中跳舞，我给你鼓掌，那这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自己制作面具，自行穿上爪套，还自行身穿这些爪套和面具拍照，这就不对了，因为这一切不在我的控制之内。

奥克萨娜

那您觉得当局会出台实际的禁令吗？

亚历山德拉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认为是会的。现在的俄罗斯当局总是想展示他们在不断地为保护受到某些外部势力威胁的“俄罗斯自然人”而战。这些禁令通常不会针对具体的事情，而是针对组织。所以，他们不直接禁止LGBT，而是禁止“国际LGBT组织”。他们不直接禁止丁克，而是打击“丁克运动”。所以，很可能他们会出台某种法律，明确或模糊地宣布禁止“宣传四足健身操”，然后把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宣布为这场运动的“代理人”。这样一来，这项法律就可以打击在VK、TikTok等平台上的一切“四足健身操”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