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记忆（四）——戒严
５月２０日，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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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０日，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
一早，戒严部队被北京市民堵在北京城外的消息，传遍京城，民意普遍反映，人心大振，号称《人民日报》号外——《４９年北京人民夹道欢迎解放军，８９年北京人民扶老携幼堵军车》，满街都是。不过，《人民日报》当晚声明：“５月２０日，本报发现有人盗用本报名义，印发所谓人民日报号外。本报郑重声明，近十多年来从未印发任何号外，请公鉴。”
上午十点，天空中巨大的轰鸣声隆隆而至，十几架军用直升飞机，纵列一线，沿着长安街大道，自东向西，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高度陡降，有军人打开飞机门，在游行示威的民众头上撒下大把大把传单，《戒严令》沿着直升机屁股，飘然而下：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一号）
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为迅速制止社会动乱，维护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社会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
一、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１０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二、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他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三、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演讲，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四、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五、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六、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以上各项，望全体市民遵照执行。
市长 陈希同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
《戒严令》气势汹汹，“严禁”反复唠叨了半天，好象北京人民就当没听见，该游行的游行，该堵军车的堵军车，我行我素。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志：
北京戒严第一天
本报北京５月２１日４点３０分讯 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第一天，首都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
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大学生仍在和平静坐。白天，大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夜晚，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口满是市民。
绝食结束，中午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食堂，给我们天安门广场的研究生院营地，送来了丰盛的熟食——酱牛肉、肘子、卤猪肝、猪肚丝、多种面点，犒劳大家。自从我们这届研究生会领导同学闹“罢餐”，赶走了八级高干院长孙耕夫后，研究生院的伙食一跃为高校第一。据说一直兼任研究生院长的社科院院长胡绳，听到研究生院汇报学生伙食不好闹学潮，是因为有政策给教委所属的北京高校有伙食补贴，而社科院不属于教委系统，买肉只得按市场价格，物价上涨得厉害，研究生院食堂票子太少，只能实报实销，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诉苦时，发话说：我们社科院就那么几百研究生，一定要保证他们吃好！按教委系统高校的标准，加倍补贴！这位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内理论权威，又特别调来陈云的大秘书朱佳木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主管研究生院的后勤领导。朱佳木与政治局邓陈两大婆婆之一的陈云家为世交，办公室墙上高挂陈云手书“不惟上，不惟书”题字，来研究生院前曾下放到天津港务局任副局长过渡，人脉广，抓伙食有一套。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大红人朱佳木，戒严令后还能批准伙食科不断给本院坚持在广场的同学送好吃的，大家都颇感意外。
从长安街来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活动照旧，只是规模小多了。大半游行队伍也从以前的步行穿越，变为乘车环绕广场示威。车上人高举李鹏、杨尚昆法西斯衣冠的大幅漫画人像，高呼口号：“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引发一片掌声，哄笑。
大半天过去了，未见一个戒严部队的兵，出现在长安街、广场。唯一可以感受到的戒严气氛，是广场头顶上不时轰鸣飞过，不断撒传单的军用直升飞机。
下午，广场纪念碑上的高自联广播站，号召大家去直升飞机起飞的东郊三间房机场堵飞机，宣讲同学们和平请愿的宗旨，抗议戒严骚扰。
我和林牧等社科院的同学，积极响应。绝食在广场憋困了七八天，正想到外面世界转转，见识伟大的北京人民怎样把全副武装、装甲车军车压阵的戒严部队，阻挡在首都之外寸步难行的壮举。
我们上了直接开进广场的三四辆大卡车的敞篷车厢，车头高举各色绝食请愿留下的标语牌、旗帜，有些同学还带着广场领的护身用的棍棒，沿着长安街，浩浩荡荡地杀向东郊。
自幼在京城长大，民用的东郊首都机场，军用西郊机场，军民两用的南苑机场，耳能熟祥；东郊还有一个军用的三间房机场，还是头回听说。卡车上了三环，直奔东南方向，沿途见到不少戒严部队，连人带车堵在路上。我们通过市民设置路障关卡时，司机说是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大学生，要去三间房机场做参加戒严空军的工作，堵军车的市民热烈鼓掌致敬，立即放行我们的卡车。
我们的几辆卡车转入一条乡间柏油公路，孤零零地走了相当长时间。公路两旁都是高大杨树，偶尔迎面有军车飞速驶来，瞬间即消失在掩映公路的田野树林中。领头的司机把卡车开到一个赫然矗立，写有“军事重地，外国人禁止通行”的中英文字的标牌的军营门前，说：“同学们下车吧，这就是三间房机场！”
我们纷纷从卡车上跳下，大概五六十人吧。刚停止绝食，广场上一个星期不洗不涮，衣履阑珊，脏兮兮地涌向军营大门。
持枪站岗的两个农村兵小战士，哪里见过这阵势，赶紧拨电话，结结巴巴地向上级报急求救，大致是：“好几百北京城里来的大学生，头扎‘必胜”红箍，臂挂‘誓死’袖章，拿着棍棒，冲击机场！”
不一会儿，一个肩扛陆军中校军衔的军官，满头大汗从机场内的办公楼赶到大门口的警卫室，同门卫交谈了几句，就迎到大门口，同我们打招呼。此人面皮晒得黑红，一看就是常下基层带兵的军官。他很耐心地听我们宣讲我们的大道理，反复解释这是军事机关，冲击不得。我一边解释我们只是想让解放军了解我们这次学运的一腔爱国情怀，绝对没有要冲击机场的意图，一边注意到天上运输机起落十分频繁，而且恰好看到一队在天安门广场向我们头上撒传单的直升飞机返巢。
这时又赶来一个穿空军制服的少校，面皮白净，满嘴学舌昨晚党政军大会李鹏讲话的那些陈辞滥调，言谈话语，充满威胁。
同行的老同学林牧，本是一顿吃不到肉，就心烦气躁小伙子，绝了六七天食，那眼神里早已凶焰腾腾了。他早就不耐烦那个空军少校的大言炎炎的官腔，当下打住他的话，手擎白腊杆木大棒，与之大吵起来。
这时办公楼后面列队跑出一个连的肩抗步枪的陆军士兵，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位陆军中校见状赶紧转身对着那队士兵直摇高举的双手，看止不住行进中的队伍，抛下大门外的我们，赶紧跑进机场，把那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硬生生地拦回到办公楼后面，大概是想避免正面冲突罢。
我注意到机场警备，实际上是被戒严部队接管了，如当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时一样。陆军发生了王牌军３８军长抗命拒绝进京镇压学生的事，如果空军发生类似的事，搞不好就会驾机外逃，当局放心不下吧。
我赶紧把林牧拽到一旁，冷静下来。这荒郊野岭的，我们就那么几十人，真被他们捉进去，连报信的人都没有，好汉不吃眼前亏！
僵持了一阵子，大家肚子渐渐饿起来。这机场军营大门外，坚壁清野，无处可以买吃喝的东西。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反正已经正告戒严部队了，干脆打道回府，回我们的大本营――天安门广场。
回到广场我们研究生院的营地，已经天黑了。堵军车奔波了半天，还真很眷恋我那广场的窝棚呢！
戒严令实施的第一个夜晚，广场很热闹。没有了前些天大学生设置的静坐绝食请愿纠察线，市民可以自由出入，随意走动，到了下半夜，依旧人声鼎沸。社科院来了不少已在各所上班的老同学，聚集在我们研究生院绝食营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似乎在酝酿什么大群众组织。
第二天没有什么事，吃着研究生院班车送来的饭菜，在窝棚里听我们社科院各路英豪分析天下大势，坐而论道。
当天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日志：
北京戒严第二天
本报北京５月２２日凌晨４时３０分讯 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４０多小时。在市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突发情况。
２１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赶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数架军用直升机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号字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令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道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报社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
戒严第三天上午，广场纪念碑上的高自联广播站，说当局正在北京郊县，组织“伪”游行示威，以对抗人民群众反对镇压学运、抗议戒严的游行示威，号召大家面对面地向“伪”游行队伍宣传我们的宗旨，唤起被蒙蔽群众的民主觉悟。
北京市长陈希同签署的戒严令，禁止北京市区的任何集会游行，我们这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都是非法；却没有规定北京郊县不能集会游行。北京市政府宣布，批准了远郊县城农民反动乱的合法游行申请，以示我们大学生未经批准、戒严令后仍不终止的游行的非法性质。
我们社科院的几个同学，呆在广场正无聊，听罢广播后，积极响应，从广场上了几辆大卡车，向北直奔昌平县城关。
出德胜门不远，上了北三环，碰到北京民众自发设置的关卡，几辆公共汽车、装货大卡车、工程车横在路口，把一队军车堵在那里动弹不得。我们搭乘的大卡车也堵在那里，下来同围绕做军车做说服工作的市民一聊，才知道这几百官兵十九日晚李鹏宣布戒严令时就被民众堵在进京半道，在这里已经快三天了，吃住都在解放大卡的车厢里，老百姓送水送饭，上厕所都被市民跟着。扫了眼军车棚子里的解放军，脸色红黑的农村兵满脸困惑，疲惫不堪；面孔白皙的军官、城市兵，委屈窝火，满腔愤怒。
我们向设置路障的市民，解释说是要去昌平城关，反击当局操办四乡农民的所谓反动乱合法游行。堵路的群众一片叫好，赶紧为我们开道放行。更有一群市民摩拳擦掌，踊跃上了路旁的几辆大卡车，跟在我们的车后面，一路高歌，浩浩荡荡杀向昌平城。
昌平城关很小，就那么吃剩下鱼骨头架似的，一根脊椎骨干主路，两旁延伸出几条鱼刺小道。我们一行的大卡车队，开进县城时，依稀可以见到马路上有一队农民模样的游行队伍，手举红旗，打着标语牌，衣着五颜六色，站在那里稀稀拉拉地跟着喊口号。接近农民游行队伍时，没容我们下车，后面跟着的市民那几辆大卡车飞速冲到前面，一个急刹车横挡在农民游行队伍前，京城老少爷们儿纷纷跳下，大吆小喝，指着鼻子京骂不绝。稀里糊涂被强拉来的山里村民，哪里见过这火爆世面，惊恐地大叫“广场大学生来了！”顿时被唬得作鸟兽散。
返回广场的路上，我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从车侧后视镜里，十来天第一次见识到自己模样——蓬头垢面，胡子老长，汗水可以在脸上淌出条条泥沟，一幅游民痞子形象，难怪老实八交的农民见了要四散而逃！
回到广场，风餐露宿十几天未得洗澡的油腻皮肤，在骄阳暴晒下，愈发奇痒难熬。正好有同学说，今天研究生院洗澡堂开放，立马感到脏得一刻也不能忍受了，赶紧搭乘送饭来的班车，返回久违的研究生院。
十来天未入住，我那博士生搂五层的单间宿舍，门上贴了不少留言条，主要是曾在国防大学担任领导的离休亲戚孙叔叔的。广场绝食请愿期间、戒严令颁布后，他几乎每天给我研究生院的宿舍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学大概每次都被老爷子唠叨是有重要事找我，就写在条子上让我速回电话。我奇怪的是他一个离休大干部，怎么会有我学生宿舍的电话号码。再往下看门上别的条子，发现人事处的一位副处长，也留了不少条子。我一下恍然大悟，记得一年多前有一位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从国防大学裁下的转业干部，有次见我到人事处办手续，自我介绍说，他曾是孙叔叔的老部下。大概学潮爆发后，家人对我这个北大出来的晚辈放心不下，女朋友的爸爸与孙叔叔从东北到两广，野战军任职领导时一直是老搭挡，又是儿女亲家，他们关照了人事处的这个内线找到我，看来参加广场绝食请愿的事，肯定瞒不住了！
推开宿舍门，脚底一地从门缝塞进的来信。其中一封厚厚的信，是早已离休的父亲，从江苏无锡军队干休养所写来的。
浑身痒得难受，先洗澡再说。去澡堂的路上，遇见文学所同级的博士生陈晓明，他跑过来热情我手，大喊了一句福建腔普通话：“绝食英雄从广场凯旋啦！”弄的我很不好意思。早我一级的文学所博士生汪晖，也热忱握手，问长问短。
泡在洗澡池里，十分舒坦，随手一搓，油泥直落，尴尬死了。所幸午休时间，洗澡的人不多。
洗完澡回到宿舍，读父亲的长信。老父童蒙即入家族的私塾，书法如碑贴，告诫说，“戒严绝非吓唬你们学生，一定会动真格的，流血杀人！”这几句话下重重划了两道线，加重提示。他透露说，这次戒严部队调动得规模很大，动用的都是野战军。尽量避免整师整军成建制地调动，而且长于独立作战的步兵师少，尽是辅助的技术兵种，如炮兵、装甲兵师旅，既可武力镇压平民，又可防范军人哗变。他反复叮嘱：绝对不要参加任何大学生示威游行，不是怕连累，“我一个离休老干部，还有什么官场前程可以连累的！”，而是“非常担心博士生儿子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四个字下，又特别划了重重的横道。
我马上去楼道角上，用研究生院配给博士楼的电话，给孙叔叔打电话。他的电话最容易拨通，接通国防大学总机，听到接线女兵嗲里嗲气的“首长您好”后，报出孙叔叔大名和自己名字即可。孙叔叔的和蔼长谈，印证了父亲长信里说的戒严部队调动实情。
赶紧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报告已经结束广场绝食，回到学校休养，请父母放心!然后下楼到研究生院大门口，把给父亲的信的投进邮局信筒。
忙乎一阵，已是晚饭时间。在研究生院久违的食堂，坐在饭桌前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太享受了！回到宿舍，躺在久违的床铺上，看着我那二十寸彩电播放的新闻节目，感到十分舒适，不知不觉亮着灯就睡着了，而且一昏睡就是三天！这其间大概饿醒时曾朦朦胧胧下楼去食堂吃过一两次饭，然后回宿舍倒头即睡。栖宿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十来个日日夜夜，身心太疲惫不堪了。
外面的世界，戒严令后，学运变民运，单从官方已牢牢掌控的电视台，不论是中央台还是北京台，看不到半丝痕迹。倒是每天摆在宿舍楼活动室的《人民日报》，继续刊载戒严日志：
北京戒严第三天
本报北京5月23日凌晨讯 在度过紧张不安的又一夜后，首都迎来了国务院下达戒严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内秩序基本恢复到三天前的状态。执行戒严任务的一些受阻解放军部队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队向后移动了。
记者昨天中午时分看到：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周围以及城区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营业，道路交通顺畅，但大部分公共电汽车和地铁依然没有恢复运营，上下班的职工感到不便。
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尽管高校师生仍在静坐请愿，但围观群众已比前几日减少。
一些大学生配合环卫工人清除广场和街道上的垃圾，喷洒消毒药水，以防传染病流传。
天安门前仍有断断续续的游行队伍，22日下午打着“首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横幅的队伍引人注目。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虽明显减少，一群群的市民仍在守候着……
北京戒严第四天
本报北京５月２３日凌晨讯 昨天上午，街头隆隆奔驰的公共汽车，给首都市民带来了欣慰的笑容。戒严令发布第四天，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绝大多数市民沉着冷静，生活日趋正常。
昨日起，首都已有１００多路公共电汽车恢复运营，停驶三天多的地铁也于上午１０时３８分开出了第一趟列车。在学生和市民们的疏导下，全市街道基本畅通，职工上下班大多转入正常，运送煤炭、液化石油气及肉蛋菜奶的车辆受到格外关照。
天安门广场上，沉睡了一夜的请愿学生黎明即起，洒扫周围场地。在高声播放的国歌声中，一些同学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请愿学生广播，同意撤出停在广场上公共汽车（原来供绝食学生用），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营运。
下午，长安街上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里，有人认出了一些知名人士。在黑云压城、雷电交加的大雨中，市民纷纷给游行队伍送来各式雨具。
雨后的天安门广场，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送到学生手中。某中央机关捐赠的４０００件衣服，不到晚９点已分发到学生手中。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报道，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大都停在城外原地。
入夜，街头仍有许多关切事态发展的市民难以入睡……
北京戒严第五天
本报北京５月２５日凌晨２时讯 １７０多条线路公共电汽车通车了，环城地铁运营了，交通警察上岗了，全市交通网络基本畅通。尽管生活秩序趋于正常，人们对时局的关注有增无减。
继２３日凄风苦雨后，北京昨天烈日当空。天安门广场上广大栉风沐雨的学生的健康状况受到北京市民关怀。２３日傍晚出现的为请愿学生送衣服、食品、药物的人流，一直持续到２４日清晨。前些天为救护绝食同学忙得一刻不停的医务人员，现在正忙着喷洒消毒药水，以防疾病蔓延。大学生则组织慰问团，向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长安街头及广场周围，仍有零星游行队伍出现。一些已拆除路障的交通路口，入夜仍聚集着很多市民。
据昨天的《北京晚报》报道，目前静坐请愿学生的健康状况趋向好转，外地来京学生病倒者增多，被阻于城外的戒严部队战士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
据北京车站有关人员介绍，外地学生每天进出人数大体相当。
北京戒严第六天
本报北京５月２６日凌晨讯 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文化、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粮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床琳琅满目。
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已达８０％左右，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声琅琅。
５月２６日星期五，上午被刘笑君敲门声惊醒。他进门笑着说：“你从广场失踪了好些天了，大家都很挂念你。有同学报告说在研究生院看到你打饭，我今特回来抓逃兵，果然逮个正着！”
我解释说天安门广场绝食折腾了十来天，太累了，一躺到舒适的床上，学校环境那么安静，一睡就是几天，身心都懒了。
问他学运的近况。他长叹一口气，说他被推选为对话团五常委之一，１９号中央宣布北京戒严，一直同他们对话的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同总书记赵紫阳一样，被称病不出了。中央在宣布戒严时说，政府对话的门是继续敞开的，实际上戒严后没有官员再搭理他们对话团了，大概是觉得他们对继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也没有啥影响力。我问他现在广场的情况，他苦笑说，广场上那些自诩学生领袖的家伙，勾心斗角得厉害，拉帮结伙，理性些的同学都被他们诬为投降派，学生特务，搞政变把当初发起学运的市高联的同学，都撵回北大，自说自话成立广场学运指挥部，一统江湖！
他说我来一是看看你，二是咱们在交通部招待所办的那个“股份制改革高级研讨班”，需要你出马协调善后。这期班正赶上天安门广场绝食、戒严令，游行不断，讲课老师无法正常到课，学员们也都每天在马路上。戒严令颁布后，大量外地声援学生涌进北京，火车站混乱，很多列车不能正常发车，外地学员不得不滞留在招待所，无法返乡。同我们合作的全国工商联，正在动用他们京城所有的路子，给这些滞留在旅馆里的外地学员搞火车票。
我答应他下午先去天安门广场看看，然后到交通部招待所驻会，一定把这些滞留的班上学员尽快安全送走。
中饭后搭乘研究生院送饭的班车去天安门广场。
几天不见，广场已面目全非。大量的外地来京声援学生，吃住在广场，食品包装垃圾积累成堆，相当脏乱。
我们当初绝食休憩的小窝棚，鸟枪换炮，已升级成深绿色帆布大帐篷。
进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大帐篷，发现一起绝食的同学留下不多，增添的新生力量多是毕业分配到社科院各所已工作一段的老同学。喜遇老友哲学所的吴国盛、肖阳，文学所的靳大成，美国所的金灿荣等。肖阳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已年余，这次是特别从英国飞回来，专程送英国侨胞捐款给广场学生。靳大成与我硕士生时同班同学，北京大学走读分校毕业后在北京市政府宗教处干过，在院里租住的临时宿舍——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同屋，他毕业后分配到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适逢社科院按上级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把文学所作为试点，民主投票选举所长，被新当选的刘再复所长看中，组阁为室的副主任，相当于副处级干部，刘所长的得力干将。
我好奇他们怎么会都聚集在我们研究生院学生广场营地。他们解释说，刚刚成立了以社科院人员为主体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骨干人员还是最早发起四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的那些人，历史所研究员包遵信和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为主要成员，“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
原来我们前些天的绝食请愿的营地，已变成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在天安门广场设立的固定工作点，难怪这里会有这么多已在院里任研究人员的老同学唱主角，绝食时熟悉的研究生院同学的面孔反而不多见。
一起参加绝食的八六级哲学所硕士生徐向东、程炼戒严令后一直坚守在广场，战友几天不见，如别三秋，重逢广场前线，大家格外高兴。问他们戒严后这些天都忙什么，他们说主要是为社科院的民运积极分子与广场的学运领袖，穿针引线。我问才不几天，怎么又冒出个“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们递给我一纸油印的通告：
鉴于目前紧急形势和原市高联领导不力，今日凌晨十二时至二时，由市高联和绝食团指挥部召集各校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在八十九所高校代表参加的会议，有六十九所高校投票表决。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一、大会在六十九张票表决中，以四十五票的绝对优势组成了绝食团指挥部为主体的广场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受市高联的委托，将代理两日工作职务，从公布之时起，市高联将撤返北大，筹备全市斗争，行使绝对权力；
二、大会一致通过，目前我们决不撤离广场；
三、临时指挥部从公告今日下午生效时起，至二十五日的四十八小时内，行使其有效权力，在此期间除了进行正常的工作外，还要重新筹备正式的、长期稳固的广场学运指挥部；
四、临时指挥部是唯一的领导机构，并消除目前广场组织机构混乱的局面，在广场临时指挥部行使权力期间，广场上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
五、通告在公布之时生效。
其实也就是自说自话，自封头衔都朝不保夕的几个孤家寡人，能指挥动三个身边小弟兄就不错了，行文完全是平日中央文件熏陶的那套陈辞滥调，“行使绝对权力”，“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口气却大过拥有几百万大军的党中央！
傍晚研究生院的班车，给其广场学生营地送来了一批食堂加做的卤肉、面点。告别绝食窝棚时代的大帐篷，宽敞得可以放桌凳。我们赶紧招呼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那十几个社科院哥们儿一道吃晚饭，他们笑嘻嘻地说，不好意思，又蹭研究生院的饭了!
大家围着一张条桌，边吃边聊当下的局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社科院老同学说，今天下午他们开会，成立了新的民运统一组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成员组织包括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外地高校联合会（简称“外高联”）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知识界自治联合会、北京市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市民敢死队、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等等，下设五个平级的部：指挥部，部长由前绝食团指挥部总指挥、现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总指挥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柴玲担任；宣传部，部长由诗人老木担任；联络部，部长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青年教师刘苏里担任；供给部，由社会知名人士王刚担任；参谋部，由北京大学毕业生刘刚担任。
我插话说：“这个老木，实名刘卫国，北大中文系７９级文学专业的，我们同班同学。他大学期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要不毕业后也不会去北京市委党校，戒严令后跑到广场当宣传部长，有点意外！”
绝食苦熬拼命，拼出个戒严，党内改革派全军覆没，满盘全胜的马列教条保守派，更没有半点可能对学生让步，推翻老邓《四二六社论》动乱的定性了。靠自下而上唤起民众，如游行口号说的打倒李杨政权，好象没谁会信以为真。大家都是书生，厕身学运不过是书本读多了，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罢了。在广场继续僵持下去，哪天是头，如何收场，大家提起话题，无不一脸茫然。
尴尬哑场了一阵，帐篷外一派音乐歌声、鼓掌呐喊声飘过来。大家走出帐篷，巡视广场，好不热闹！五月底的北京，夜晚气温宜人，很多市民晚饭后散步到天安门广场，围观那里的露天歌舞表演。一问，是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组织的马拉松式大学生露天音乐会，遍邀各路当红青年偶像歌星，夜夜笙歌，灯火通明。
夜里回到社科院的大帐篷过夜，发现我们绝食时用卫戍区床板搭的地铺还在，老伙计们躺在那里继续聊无解的时局，渐渐在广场嘈杂的人声中睡去。
第二天上午，被阵阵怒吼声吵醒，睁眼一看，社科院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那里气哼哼地痛批广场广场总指挥部的学生头头的作派。我因绝食时已经训斥过那帮家伙，早已见怪不怪。
老同学靳大成大概是受“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委派，与广场的学生组织商议民运大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二十年后作《一九八九琐记》一文，在老同学中传布，有如下记述：
我先和同事王炜深入作了沟通，他完全认同我的想法。于是我们先去北师大的营地去找刘小波，因为那时他和候德健在指挥部负责。而刘小波我在会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曾当面批过他。可惜那天晚上他出去了，没有遇见，也就没有机会和他沟通。于是直接奔广场中心的指挥部。王炜陪着我，一层一层地往中心地带走。经过了“哨兵”的盘问和检查，等到了最后的核心区时，帐篷外的人挡住了，说你们两个只能有一个人进去。OK，我进去了。他们让我在一个角落里等着。他们自己一小群人围坐着，在商量事情。
半小时过去了。
又过了半小时。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催问，何时有空能接见我？刚才那个胳腮胡子的年轻工人对我说，你再等等吧，柴玲同学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军事问题。说实话，听到这个回答。我心中的火一下子腾起了。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了。哪怕就是见了，谈了，也没用，说服不了他们。当时我心里想的就是，就你们几个毛孩子，什么屁事也没经历过，什么也不懂，这么多人都在这里，你们还敢自称在研究什么狗屁“军事”问题？你们负得了责吗？我心中充满着无奈，愤怒，怅然离开。临走前那位络腮胡子对我说，靳先生，我已经完全失望了，我们中国人永远是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做不成。听着他低沉无力地声音，我默然。因为我和他一样也有类似的无力感。后来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也被通缉，只是照片上没有了胡子。
看着他们出出进进，奔走于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与广场总指挥部之间，觉得自己再留在广场，实在也没有什么事可做，正好夜里又新来了几个社科院知识界联合会的人值班，就把铺位让给他们，敬谢不敏，告辞广场社科院营地的同学，去安贞里交通部招待所入住，处理我那办班学员滞留的事去了。再次回到广场，已是腥风血雨即将来临的前夜了。
第二天上午把滞留的班上学员招来开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句句不离当前戒严部队与首都市民对峙僵持，进驻不了北京城的时局大事，觉得他们并非完全是因为买不到离京的火车票，而是流连忘返。反正人家学费、旅馆住宿费已交到六月第一周末——六月四日，爱哪天离京都可以。
日夜呆在招待所无聊，只能通过中央台的电视新闻、几种党报，了解外面的局势。党媒口径一直，措词日益严厉，语调杀气腾腾。
戒严部队一定会强行开进北京城的，只是不知道何时动武，出手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日子，常常是抱着电话，躲在套间里同军队熟人通电话。
与硕士生同级的近代史研究所赖小刚聊得最多。他本科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军迷，研究生专门研究世界二战史，毕业后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太太是大学同学，分配在清华大学教书，岳父是二十七军的，后来做石家庄陆军学院的领导。因为这种背景，他知道不少戒严部队调动的内幕。
听到的情况大致是，戒严令下达后第一批被堵在京城郊外的戒严部队，已全数撤回到驻地。军委成立的戒严指挥部，把撤回的部队重新部署，整理掉一些态度不坚决、手软、可能被首都民众洗脑的指战员；以首次进京窝了一肚子火，急欲雪耻的官兵为骨干，特别配置可以轻易突破公共汽车、隔离墩之类路障的坦克、装甲车重装备，补充新征调的驻扎在京畿以外地区的野战军，组成新一批戒严部队的先头突击部队，放到张北、内蒙的军队演习基地里封闭集训，不许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以免受中央媒体错误舆论导向的误导。戒严部队从上到下，早就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了，就等军委一声令下，一举夺下天安门广场，立功受奖，报仇雪恨！
动武流血杀人的大限，势不可当地就要到来，就剩下具体落在哪一天了。
2021年12月30日作于芝加哥西郊橡溪
（图片来自网络）
待续：
六四记忆（五）——清场
六四记忆（六)——劫后
六四记忆（七)——清查
六四记忆（八）——吴国盛
六四记忆（九）——肖阳
六四记忆（十）——徐孩子和程孩子
六四记忆（十一）——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