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记忆(十二)——徐孩子和程孩子
徐向东、程炼被我们亲昵地叫作徐孩子、程孩子,是因为他俩张着娃娃脸,个头较小,尽管早已上了研究生,可看上去比本科生还年轻,简直就是中学生的模样。他俩本科生都是82级,徐向东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程炼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科专业,两人都是理科背景,都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了形影不离的同门师兄弟。
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为了便于阅读,本站编辑在不违背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可能对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特此声明,本文章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本站仅作为信息展示平台,旨在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
我们新开启了更专业的知史明智 PRO 版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https://pro.histfacts.com/,如果对您有帮助请收藏并帮忙推荐,谢谢!
徐向东、程炼被我们亲昵地叫作徐孩子、程孩子,是因为他俩张着娃娃脸,个头较小,尽管早已上了研究生,可看上去比本科生还年轻,简直就是中学生的模样。他俩本科生都是82级,徐向东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程炼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科专业,两人都是理科背景,都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了形影不离的同门师兄弟。
徐向东生得文静秀气,86级入学不久,就被我们84级文学所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生崔子恩盯上了。小崔与我同专业不同导师,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佳木斯人,却无半点东北男子汉粗犷影子,衣着花俏,入学时就同研究生院闹过一次纠纷。那时中国第一次颁发身份证,经办的公安机关对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十分严格, 崔子恩送上的照片屡屡被公安局退回,要求研究生集体户口所在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再提交新的合格大头照。反复几次,小崔大发脾气,要求研究生院解释清楚,否则拒绝合作,宁愿不要身份证。研究生院只得派一位副院长,由学生工作处长陪同,专程到我们84级租住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向他解释。见我们同宿舍的同学要回避,副院长急忙喊住,说你们留在这里做证人,然后由学生工作处处长,原封不动地转达公安部门的话:“这张照片看不出是男是女,必须重照!”小崔听后,放声大哭。我们一边哄劝他,一边传看他那张长发飘逸,风情万种的妩媚照片。搬到研究生院西八间房(今望京)新校舍后,研究生院发福利在我们每一栋学生宿舍楼辟一电视房,配上一台彩色电视机,十来个长条凳,一套报刊架,给同学提供了当时高校里最奢侈的学习后放松场所。不久大家就笑着发现,崔子恩每晚必在新闻联播前守候在电视房,只要徐孩子出现,必悄悄地坐在他身边的长条凳上,身体渐渐挨紧,徐孩子不时躲闪。崔子恩后来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系中国第一个高调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知识分子。
程炼则更孩子气。有次我们哲学所84级的研究生肖阳,带着小师弟程炼,大中午地拉我带他们到研究生院后面村里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挖土烧砖窑留下荒芜大水坑,钓青蛙打牙祭,说是“最喜欢吃炸田鸡腿的脆骨”。 钓青蛙其实很简单,鱼钩上穿一只草丛里捉到的蚂蚱,岸边甩鱼线就行了,青蛙见到晃动的蚂蚱踊身一跳就上钩。肖阳边钓边调侃这位同为武大校友的小师弟,嘲笑他举止像中学生。满载而归的路上,又说他像敲宿舍门想用乡镇企业编织的化纤袜子换粮票的民工小弟,程炼与我初次见面,羞涩他竟被玩笑话损得哭泣起来,害得我哄了半天。
徐孩子和程孩子虽然理科出身,学得又是钻进象牙之塔的哲学,却对社会公义非常关注,热心参与学校、社会上涌现出的民主风潮,不知是否是受铭刻在其墓碑上的青年马克思经典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影响。他俩新生一年级的时候,研究生院爆发了弹劾罢免当时研究生会主席的风潮,两个孩子全然不顾该主席是他们哲学所高一级师兄的面子,应邀协助我调查其“贪腐”问题。他俩三年级临毕业的时候,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八九学潮,两个孩子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第一批天安门广场绝食。(详见《六四记忆 (三) ——绝食》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805/202111/16890.html)
六月三日清晨,戒严部队先头便衣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突击时,两个孩子闻讯急忙喊醒研究生院的同学,乘坐院里大巴班车,赶赴广场社科院的营地支援。六月三日晚,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反复播放戒严指挥部的清场通知,预示武装到牙齿的坦克、装甲车钢铁洪流,正排山倒海地向广场逼近,两个孩子义无反顾地从广场奔向大军必经的要道路口堵军车。
程炼六月四日凌晨,突破层层戒严部队的封锁线,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大街,返回了我们仍坚守在广场纪念碑下静坐的社科院队伍,向我们报告目睹军人已动手开枪杀人的警讯,气急败坏地述说沿途听到戒严部队军官的交底——已接到中央军委的死命令,无论死伤多少生命代价,天亮前一定要把天安门广场夺下!
程炼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娃娃脸面色惨白。我们不停地安慰他,劝他加入不时有人离开广场,从纪念碑南侧往前门撤退的人流,被他一口拒绝,坚持要同我们坚守到清场最后时刻。
军队清场后,程炼与人人带伤的社科院同学,辗转返回了东郊西八间房研究生院。徐向东那夜未与程炼返回天安门广场报讯,而是继续堵军车。大军杀进北京市中心后,他撤离时路遇熟识的北京大学的同学,同他们一起平安返回母校。两个孩子经历六四天安门铁血清场,竟能安然无恙,实属万幸。
程炼的父母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戒严部队攻占天安门广场的肃杀画面后,非常担心曾参加绝食儿子的生命安全,火急要求儿子无论如何要回湖北新洲老家避难。十分孝顺的程炼尊命冒险穿越坦克、装甲车往来巡逻的二环、长安街,进入戒严部队荷枪实弹把守、盘查的北京火车站,挤上满载京华出城逃难民众的列车。火车走走停停,好几天才到武汉。程炼说,车厢里有一位大学生,被戒严部队军人用匕首划伤脸部,嘴唇被劈成两半,吃喝困难,一路上日夜痛苦呻吟声不断。
回乡避难没几天, 应届毕业生程炼就被赶回学校,按教委高校紧急通知,必须立即进行首批六四动乱暴乱清查,通过了才能分配。
清查没两天,徐向东有天中午跑到我宿舍来抱怨,说研究生院工作处长郑秉文很坏,死揪住他六四那天的表现不放,当着清查工作组头头的面,逼他详细交代六月三日晨到六月四日晚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行踪,还要求必须提供第三者的证明。
我急忙去找郑秉文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哼哼地说,六月三日清晨五六点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研究生院帐篷里留守的学生,打电话到研究生院学生宿舍,报告说戒严部队化装成便衣,正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前锋已经到了王府井,被北京市民堵截在长安街上,让研究生院的同学赶紧搬兵,喊醒同学向天安门广场增援。我奉命站在院里大巴班车门口劝阻,徐向东却领头带着学生起哄,让司机别理睬我,赶紧发车去广场,劝我别当邓小平、杨家将的帮凶,煽动众多同学,吵吵嚷嚷着要把我从班车轰下去,弄得我极没面子!
我说当时情形下再老成人都很难冷静,你就不要跟他们这帮愣头青孩子一般见识了。我会去跟他们沟通。先让我替他们给你道一个歉,好歹也是校友一场,当下毕业分配关头,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
徐向东和程炼顺利毕业,分配进了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因为所里没房,就向研究生院租房,让他们仍住原宿舍楼,只是换了房间而已。
他们进社科院板凳还未坐热,就迎来六四学运清查的初步后果。党中央下令,对中央部委动乱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高校动乱根源北京大学,必须从根上抓起,对新进青年予以整顿:社科院研究生院招生暂停,近年分配进社科院工作的年轻人,凡是从校门到校门、毕业前没有社会工作经历的校门生,必须下放到艰苦地区基层工作锻炼一年;新入校的北京大学本科生,必须到解放军军校,军训一年。党中央给社科院指定的是荒僻穷困历史上拉杆子(土匪)成风的河南与陕西交界的商洛地区,给北大指定的是毗邻六四清场大开杀戒二十七军驻地的石家庄陆军学院。
程炼同几年前毕业到文学所工作的校门生汪晖,一起分配到商洛地区的政府机关。一年后下放锻炼结束,程炼返回研究生院,我见到他调侃说:“我们当年下放劳动锻炼,回来都是黑不溜秋的,面黄饥瘦,你怎么反倒又白又胖?”程炼笑嘻嘻地说:“我被下放到商洛地区土地局。上班第一天,领导就给我们这几个中央大机关来的人交底,说商洛这里穷山恶水,自古盛产泼妇刁民,民风彪悍,动不动就啸聚山林,对抗官府。我们土地局负责解决土地纠纷,前两年有一个农民因为宅基地、自留地纠纷,从村镇一路上告到土地局,结果土地局当然官官相护,裁决他输。他不服告状到法院,法院判决他必须按各级政府意见执行,不想那家伙事先从采石场偷来炸药,自制了一个炸药包藏在包里,当庭拉响同归于尽,炸塌大楼,造成重大伤亡。商洛小地方,公检法在同一办公楼,民谣说,商洛人民真厉害,一包炸药搞定公检法!局长叮嘱,自古这里落脚的老百姓,多是中原逃难流窜来的,白天下地当农民,夜里杀人越货做土匪。土地纠纷,寸土比命大,千万不能与他们较真儿。下放了一年,窝在办公室没干啥正经事,下去还有公款招待吃喝,能不又白又胖吗!”
六四流血镇压的结果,对北京高校师生精神打击很大,挑头学运的北大、清华、中科院、社科院,尤其如此。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分化成两大流派——托派与麻派。托派成天埋头准备美国高校入学英语托福考试(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TOEFL),一心一意联系留学美国,忙着尽快逃离这个国家;麻派则日夜沉溺在聚众玩麻将、打扑克牌世界,逃避现实。
有天下午我从博士生宿舍楼去程炼他们住的文史哲、经济片硕士生楼找他,敲门不在,楼道另一头的一间宿舍却传来他吆五喝六的声音。走过去推屋门一看,只见程炼正同一帮人打麻将,烟雾缭绕,个个油汗满脸,酒气熏人,说是昨天下午就开盘,一天一夜坐在牌桌边没挪过窝。我见状不由光火起来,对程炼怒喝道:“知道你六四后的挫折感,但也不可以就这样被当局精神上打垮,如此消沉颓废呀!不是说好你商洛下放回来后就抓紧考托福,联系美国的高校留学的吗?”一屋人顿时鸦雀无声。沉默了一会儿,原研究生会副会长的官正学叹了一口气:“正玩在兴头上,刚逃避了一会儿糟心的现实,就被你这没意思的说教话搅黄了,真没劲!”我说:“老官你好歹也是比他们大十来岁的学长,社会上也混了那么多年,怎么没给小学弟带个好头呢?”官正学西欧所硕士生,低我一级,住嘴不再说什么了。程炼呆坐在哪儿未敢吭声,面露羞赧之色。
徐向东从商洛下放回来后,在哲学所一边工作,一边加紧准备考托福、准备联系出国留学的材料,没有像程炼那么沉溺烟酒麻将,虚度年华。
91年6月4日六四两周年纪念日,正好是星期二。社科院惯例,研究人员平时不坐班,仅每个星期二是例会的日子,大家都到单位碰头,开会、办事、借还图书。我们这些六四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经历清场的人,相约在六四这天绝食一天,聚首纪念。
上午我文学所图书馆借还完书后,就直奔楼上的哲学所,这里聚集着最多广场战友——一起绝食的徐向东、程炼,一起坚持到清场的肖阳、吴国盛。这天正好也是我太太赴美国大使馆办留学签证的日子。
下午时候,我估摸太太应该已从美国大使馆骑车回到她工作的戏剧学院,就在他们哲学所办公室打电话回戏剧学院问太太签证结果,太太冷冷地说:“拒签。”我急问:“为什么?”“移民倾向。”“怎么会呢……”电话那头沉默着,我抬头凝思,意识到全屋的人眼睛都盯着我。这时电话那头突然冒出太太嗤笑声:“逗你呢,签——出——来啦!”徐向东、程炼听到了,像孩子一般欢声雀跃。由衷关切之情,印象深刻。后来太太到美国留学后,碰到她的戏剧学院同事问起近况,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拣她在美国的高光经历报告,很快从听者的表情意识到,人家想听到的是如何落难海外的穷宭现状。国内人这种心态几十年过去了,好像愈演愈烈,总有人乐而不疲地想证明,当年选择出国,尤其是去美国的同学,比起留守国内的人,混得人生失败,结局悲惨。
程炼说,他们最敬佩的女性,就是我太太。“六四清场回来后,我们觉得你最幸运,最后的时刻还有女朋友伴随。不像我们,那天死在天安门广场,仍是单身孤魂。”
来年四月,我从美国大使馆拿到探亲签证。回到戏剧学院青年教师宿舍,我中午打电话到哲学所告知徐向东、程炼,他们下午即赶来庆贺,同来的还有我们84级哲学所的硕士生靳连营。我与太太结婚的那间12平米新房太小,大家就一起散步到不远的什大海公园,聊得热火朝天。我告知他们美国大使馆的那位签证官,一边说“你的经济担保是假的”,一边给我写下了“明日取签证”的黄条,他们听后抚掌大笑。靳连营说:“那还不是美国使馆的官员,觉得你正是美国需要的人才,赶紧招募还来不及呢!”靳连营的太太是刘晓波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大部委工作,在他上研究生时闹离婚。受此影响,靳连营毕业延期了几年,其间还与髪小在地安门东大街南锣鼓巷口上,开了一家老北京小吃饭馆,我同太太经常从东棉花胡同的戏剧学院走过去光顾,点上炒疙瘩、卤煮火烧什么的,边吃边谈天说地,不时臧否时局。他后来终于毕业,去了中央美术学院,未几担任人文学院的党支部书记。
我追问程炼:“你出国留学联系得怎么样了?”程炼答道:“上次被老哥发怒训斥,如醍醐灌顶,当即发誓不再跟那帮打麻将的烟酒朋友混了!听我的好消息吧。”
我叮嘱程炼:“我过几天动身去美国后,你就搬到戏剧学院我们留下的那间宿舍住,花大力气准备繁琐的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材料。那里你谁都不认识,正好埋头专心办好出国留学这件大事!”
程炼一直与徐向东合住一间哲学所租的研究生院宿舍。后来徐向东有了一个北大本科生女朋友,周末她从西郊中关村转几次公共汽车来东郊的西八间房研究生院,情侣约会,程炼就得回避,很不方便。我听说后告诉徐向东,他可以借用我在研究生院的那个单间博士生宿舍,反正我结婚后住太太戏剧学院的宿舍,研究生院去了也就是借书、办事,宿舍也是空着。有次听说这个女孩班上有男生打她的主意,想把她从徐孩子这里撬走,程炼和吴国盛商议着要去北大揍人家一顿呢!
来芝加哥的那年秋天,我打完工晚上回家,发现电话留言录音里有一个留言,播放出来,竟然是程炼打过来的电话,说被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哲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已到美国报到!
我马上打回电话向他祝贺。他说他已在大纽约区安顿下来,让我放心。他汇报说出国前已把借住我们的宿舍顺利移交给太太的同事占领。我问他住在戏剧学院青年教师集体宿舍的感受,他说那是气氛完全不同的艺术院校,对面住着当红的影星巩莉,隔壁是刚出道的王志文,还同在读本科生湖北老乡倪大洪,成了哥们儿。
程炼第一个报喜留学美国后,六四时广场的哲学所老同学纷纷被成功录取,获得全额奖学金,拿到签证陆续赴美报到。徐向东进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读博士,肖阳进新学院(The New School)读博士。不久,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把中国政党从反和平演变拨回改革开放航向,六四清查运动不了了之,美国所的金灿荣得以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美,也来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这些大学校舍都在纽约最繁华、昂贵的曼哈顿区,远非当时穷中国留学生住得起的地段,他们都住在房租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法拉盛,那里是台湾和韩国移民聚集地,亚洲超市、餐馆很多,生活方便。他们住在一起,结伴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去市区上课,生活同在国内社科院研究生院差不多。
有次我打电话给程炼问他们留学的近况,他报告说学业还可以,没有那么紧张。纽约生活指数高,衣食住行样样都贵,没有工作许可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多多少少都会打点“黑工”,赚点现金补贴日常开销。他暑假曾到长岛福建人开的中餐馆外卖店打工,工钱比其他地方华人给得高多了。他说金灿荣比他们哲学所来纽约留学的哥们儿到得都晚,在哥大做访问学者又不用天天到校上课,成天在法拉盛华人圈里混,人头比谁都熟,弄得早来的人租房、打工什么的,反而要找晚来的他问路子。金灿荣最近拉了他们去一个台湾人的仓库打工,分包产品,工资最低,工时最长,剥削得最凶。三十年后肖阳都记得此经历,说后来网红金灿荣坚决鼓动大陆死揍台湾,大概就是那时种下的祸根。
同金灿荣通电话,聊得尽是如何开发卖中国大陆产品的商机,从工业电线到便民店里的大蒜,无所不包。他来哥大做访问学者,不象徐向东他们读学位有功课压力,有的事闲暇时间东游西逛,考察、体验校园外的美国社会。他这么短的访问学者时间,还把太太丘君接来了。她也是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所的硕士生,低一级,来美国没几天,电话里竟侃侃而谈,一扫在学校时内向羞怯的印象。
不久,文学所的汪晖也得以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美做访问学者。不同于金灿荣热衷于生意门路,忙于四处活动挣钱;汪晖选择游学,利用访问学者特有的闲暇时间,东游西逛,拜访美国各地大学里中国大陆留美的故旧新识。
1993年10月初,我接到汪晖的电话,说他游学到了芝加哥大学,我高兴地说尽快会抽空看他。
周末我们在芝加哥大学边一家他挑选的阿富汗餐馆相聚。我问他初来美国的感受,他说他游学中西部的几所大学,沿途所见尽是高速公路两侧一望无际的农田,“美国的资源得天独厚,就是糟蹋一百年,也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几十倍!”
我们聊到参与六四的那些社科院同仁的近况,他告诉我积极参与广场学运的哲学所的甘阳,现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社科院的六四清查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很多我们熟知的学者,陆续得以解脱,被允许出国进行学术交流。
时值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副总统鲁茨科伊政争最激烈阶段。叶利钦首先解除鲁茨科伊的副总统职务,并成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以取代最高苏维埃的旧有角色。9月21日,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新立法机关——联邦会议将于年底大选;而同一天,俄议会主席团通过致俄罗斯公民书,废止叶利钦中止议会权力的命令,停止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并宣布刚被叶利钦免职的鲁茨科伊,将接替其总统职务。9月24日开始,叶利钦下令军队包围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举国震动。这种军民对立,武装流血镇压一触即发,同我们六四前夕在天安门广场的形势非常相似,自然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1993年10月4日,美国电视上播放的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CNN)现场直播新闻,全美国、西方自由世界人民,即时目睹俄罗斯军队坦克实弹射击人群密集的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顿时死伤狼籍。
全世界人民震惊得目瞪口呆之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出现在电视上,盛赞叶利钦武力镇压得好,“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这样做的!”
密切关注此新闻的汪晖打电话给我,气愤地说,美国政府对走向威权国家的俄罗斯叶利钦政府武力镇压抗议民众的表态,“同中国李鹏政府对六四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众的表态,有什么两样!”金灿荣也打电话给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一历史事件让美国自由民主灯塔国的形象,在六四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一落千丈,成了他们后来与美国分道扬镳分水岭。他们认定美国政府奉行的是地缘政治国策,不出一千多年前中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窠臼,根本目的是趁人之危从经济、政治上彻底搞垮中国这样大国,使之衰败羸弱、分崩离析,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哪里会关心在乎中国老百姓之温饱、政体之民主、社会之自由!后来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关系的演变,更强化他们的这种认定:即使中国像俄罗斯那样降下共产党的镰刀锤头旗帜,更换政党、政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一样也不会当自家亲人对待,还不是照样打压、使坏,惟恐中国天下不乱!
汪晖后来成了中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金灿荣成了著名反美网红。
程炼纽约大学读完硕士学位后,又拿到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全额奖学金,去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郊的“南方哈佛”攻读博士学位。
徐向东则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曾请我帮忙,出具经济担保书让他太太更容易拿到美国大使馆的探亲签证。银行公证的经济担保书需要被担保人的信息,我才知道徐孩子的这位夫人姓李,江苏南通人,说是一起准备报考留美TOFEL、GRE标准考试时认识的。从徐孩子那里第一次知道贵州人念不好英文字母“L”的发音,就像日本人因为母语读音欠缺,发不好英文里“R”和“L”的发音。
1998年程炼顺利从莱斯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前他已决定海归,回国去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回国前他特地飞到芝加哥来看我们。我们这时已拿到绿卡,两年前买了一栋独立房(single house),大儿子已半岁。
我知道他心高气傲,立志以研究形而上的哲学为职业生涯,宁愿沉浸在象牙之塔之中,也不会为稻粮谋而改行学习毕业后找工作容易的实用专业,屈就留在美国。程炼、徐向东、肖阳本科读的都是理科,留学后转成毕业后在美国就业、办居留身份的容易的实用理工科专业,太容易了,不见有多少文科生改读计算机课程做码农的吗?
程炼说徐向东的太太来美国后,天天督促他改读实用易找工作的专业,被他一口拒绝。争来吵去,最终分手,离婚后她一家美国大公司找到了工作。程炼笑着说:“徐孩子的前女朋友,他帮着留学美国,毕业后也在一家美国大公司找到工作,我们都笑他是给美国大公司培养人才的专业户!”
程炼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汪晖电话里聊的笑话:社科院某熟人,六四后来美国留学,寒窗十年苦,终于熬下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四处投递简历应征,苦于就业没有着落。前几天特别给他们分别打电话激动地报喜:“我找到工作了!”他俩调侃说,这世界几个有博士人学位的人没有工作?有啥可兴奋的!
我提醒他国内政体专制,民主自由之风缺如,官民关系险恶,回国发展,前途难料,难免人生道路上会平添烦恼。他说:“都知道。我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呢!”
程炼海归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评审研究员职称的吴国盛也去了北大哲学系教书,不久任系副主任。徐向东200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海归,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们都选择离开社科院,大概是因为六四后的社科院已被当局彻底改造成为执政党服务的“翰林院”,“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为党中央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旨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2003年春,我去国11年后第一次回国,特意到北京大学看望他们。
此时的北大校园,已四处浸透商业气息,校方领导眼窝子浅,港台商人出点小钱即可买得堂堂百年中国最高学府的冠名权,什么逸夫楼,光华商学院,不一而足。
北大学生民主圣地三角地,位于学生宿舍楼与青年教师集体宿舍之间马路通往大饭厅、教学楼、图书馆的分叉点,西临邮局、书店、日用百货合作社,东临北大校方布告栏,是北大学生从宿舍区到教学区、学三和学四食堂的必经之地,上下课、开饭时人潮汹涌,那几米见方的小信息栏,是北大思想火花闪烁,不时点燃燎原学潮的地方。如今三角地张贴的尽是牛皮癣般的商业招贴。
三角地斜对面北大校方布告栏,系校方在马路一侧建立的成排连体公告栏橱窗,不时公告北京大学校方处分学生的名单及其事由,不时吸引手端饭盆的同学住足围观。有两次上百人的大处分,印象深刻。
81年春北京各大医院血浆缺如,当局要求高校组织年轻人献血,北京大学一马当先,下令所有同学到校医院做献血体检,合格者必须参加献血,逃避者一概予以行政处分。同学们纷纷传言,文革十年靠边站的那么多老干部,现在官复原位,医疗待遇猛然提高,开刀动手术的太多,耗尽了血库,急需人献血补充——年轻大学生的最好!不久校方果然贴出大字报般的公告,处分数百逃避献血的各系学生,名单浩浩荡荡,占了好几个橱窗,生物系的最多,学生党团员干部上榜不少。
82年夏世界杯足球赛,给第一次转播的中国带来足球热,北大首次举办五四杯足球赛,五月四日在校东南的五四体育场决赛,由北大三十多个系淘汰赛胜出的化学系与生物系一决雄雌。北大学生倾巢出动,把这个文化大革命其间频繁聚集上万师生聆听中央文革领导江青之流训话大操场,挤得水泄不通。参加决赛的两个系组成的庞大拉拉队,更把文革期间游行队伍所用的十人大鼓抬出,推到对方球门前猛擂,呐喊声震天。半场休息,拉拉队大军立刻转移阵地,浩浩荡荡穿过球场,涌到对方换场后的球门,开场继续猛敲猛喊,力争扰乱对方守门员神智。整个比赛,防守方守门员孤身一个,淹没在进攻方拉拉队的汪洋大海中,饱尝各种言语羞辱、糟蹋,不时愤然走出门圈,冲到球场底线外与对方拉拉队员口角争执,几至动武。结果化学系以一球之差赢得冠军,全系同学得意洋洋,几辆三轮车驮着十人大鼓,引导着狂欢队伍环绕校园庆祝,未名湖畔鼓声喊声不绝于耳。输掉决赛的生物系同学沮丧之极,把十人大鼓丢弃在操场,悻悻然返回宿舍,心所不甘地复盘全场比赛,结论失掉关键一球是因为守门员遭受对方系围观人员极端粗暴下流的谩骂骚扰,分心大意失荆州。这两个系男生恰巧同住一栋宿舍搂,生物系在一二层,化学系在三四层,只有一层正中的大门楼梯可以出入。傍晚大吹大擂在校园庆贺游行了数圈的化学系球迷,在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小餐厅大摆冠军酒宴,返回宿舍时意犹未尽,上楼梯时冲着一二层的生物系宿舍,齐声高呼“生物——臭球,臭球——生物”,早已气鼓鼓憋着等他们的生物系学生,顿时涌出宿舍,口角激烈,继而爆发数百学生互殴群架。事后北大校方公布处分两系学生的公告,双方各处分五十人,百人名单洋洋洒洒,占了几大橱窗。
这两次校方大规模处分学生的公告,都是暑假前学期最后一天公布;下学期开学第一天,校方又公布相关撤销处分的布告。
现在路旁这个北大连体公告栏窗橱,已演变成北大党团委宣传栏,隆重张贴党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的红色大字语录,花花绿绿的党团文宣墙报,各种紧跟学习的口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阿谀逢迎之风,宛若置身中央党校。
二十多年前的北大风气,迥然不同。83年当局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北大研究生里有一个本科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的经济系谢百三,初来乍到,不知北大深浅,跳出来给党报投稿盛赞党中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决策,非常及时,击中要害,被中央电视台当高校样板采访,高调播出。结果他有天黄昏携一社会上的妖艳女子在未名湖畔侃侃而谈,路遇一年轻人骑自行车迎面而来,见他下车问是否是谢百三,他回应说是,那人二话不说,从斜跨肩头的黄色军书包里摸出一块板砖,当头就是一拍,谢百三顿时头上皮开肉绽,鲜血迸流,蹲地哭嚎。没几天,他再次被人板砖开瓢儿,乃至上书北大党委,哭诉“一周之类,堂堂北大校园,两次被打,公理何在!”一时北大师生传为笑谈。
我让徐向东和程炼约请我们六四广场老哥们儿,在北大附近找一家餐馆重聚,由我做东,宴请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俩打手机联系人时,我们正好路过燕南园与北大女生楼之间的过道,我见马路旁开有一家台湾珍珠奶茶馆,就请他们进去先喝点饮料,徐孩子忙笑着摇手说:“北大这家的珍珠奶茶,同美国的不是一回事儿。”他们问我想吃什么风味的餐馆,我说就正宗老北京的涮羊肉馆子吧。他们说,那就去现在最火的小肥羊!
进到餐馆,除了在外地讲学不能来的吴国盛,在北京的北大、社科院来往最多的老哥们儿都聚齐了!十来个人围了一大桌,火锅沸腾,大盘牛羊肉,大扎啤酒,大家谈笑风生,吃喝得痛快淋漓。小肥羊的服务员不时推荐花样繁多的牛肉片,被我通通挡下,说在美国各种烤牛里脊肉吃得多了,现在回中国,只想涮最正宗的内蒙羊肉片!
席间晚到的钱立,见着我双手紧握,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六四凌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一别,整整十四年过去了!钱立苏州人,北大物理系79级,与我大学四年几乎天天在图书馆自习时碰面,成为莫逆好友。他本科毕业后考上北大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教研室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了校长丁石孙的专职秘书。六四时他是北大教师后援团的领导骨干。六四后没两个月,丁校长就被中央指派来北大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树青取代,钱立亦去职。邓小平南巡后,钱立到新创立的北大青鸟集团担任领导,后来又考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后留院教书。宴散时他坚持要用他的大众桑塔纳新车,送我回住宿的老同学刘宝明家。
路上钱立问我出国十多年第一回北大校园的感受,我长吁了一口气,说现在的北大校园气氛,同刚刚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八十年代,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自己在美国生活十多年,早已习惯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办学完全独立于各种政党势力之外,这正是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校风之所本。现在看到听到的校方官宣,北大唯有沦为党校一途。身为校长丁石孙的秘书钱立,太熟悉北大校领导层的操作了,他无奈地摇头叹气,说所以自己六四北大改组后,就辞职远离政治,先搞公司经营,后来干脆念博士到经济学院任教。我问他教什么课,他说开期货交易课程,我笑着说:“我所在的芝加哥,可是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中心啊,欢迎来访!”他腼腆地说:“我教的都是纸上谈兵……”
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曾说:“我对北大极度的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理群196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直到1978年才考回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经常与我们79本科生一起上课,班上女生每逢这位戴着老花眼镜中年谢顶大叔执着地不断问老师迂腐问题,都会忍不住笑出声。
随着我们新三届(文革后恢复高考入学的77、78、79级)的同学日渐进入北大领导层,老北大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道统,日益衰败,乃至荡然无存,北大已然全面党校化。物是人非,纵然未名湖景致依旧,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什么兴致再回北大校园了。《红楼梦》里焦大的话:“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2005年夏,程炼与吴国盛来美国做访问学者,游学诸多名校,途径芝加哥,特别来我家相聚。
程炼一下车就赞叹我的新房子:“国盛,橡溪新建的这个豪宅,比他第一个房子至少高大一倍!”我笑着说:“我们现在是四口之家了,两个儿子生下就是美国人,我们也入了美国籍,命里注定要在美国落地生根,不会像你那样学成回国,落叶归根。无恒产则无恒心,在美国抚育孩子,还是置些房产心安。”程炼说:“你入了籍,总统大选可不许投共和党的票,否则我跟你掰了!”我哈哈大笑,说:“放心,身为中国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公民,联邦选举我们是不可能会投票给骨子里种族主义老白男人主导的共和党的!”
中饭我请他们在后院晾台上吃美国特色菜烧烤(BBQ),大块肉,大杯酒,畅谈到傍晚意犹未竟,又转移到同住西郊的吴国盛读硕士时的北大哲学系同学老田家晚宴。
老田六四时已来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读文科,后来改行学电脑,现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饭后我们坐在他家后院,话题自然聊到六四,谈到遇难的他们的老友郝致京同学,痛惜不已。
郝致京
郝致京本科中国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8级近代物理系,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从安徽省合肥市来地处北京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实现了其父母向往北京而给他取名“致京”的愿望。郝致京研究生应该是读理科里的文科——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之类的,同在北大哲学系吴国盛、老田读的专业类似,在这个领域里非常有影响的许良英、方励之,同时兼任是中科院研究生院与北大教授。物理学家出身的他们讲真理,认自由,忧国忧民,被当局指责为自由化代表人物,言传身教,对郝致京、吴国盛、老田这批年轻学者影响很大,他们彼此切磋,十分熟知。
郝致京在中国科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留院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8年曾出差美国,短期出国给他挣得一个“大件” 指标,可以到当时北京人最羡慕、永远人头攒动的安定门外的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用出差节省的美元买一件免税的日本原装电器。他没有买实用的彩电、冰箱,而是一台他盼望已久的尼康单反照相机,一圆摄影发烧友的梦。
1989年6月3日晚,郝致京携照相机出门。晚上十点后,坦克、装甲车引领的戒严部队,杀奔天安门广场,沿途对试图阻挡的北京市民开枪镇压,瞬间民众死伤枕藉。郝致京从此失踪,不知下落。郝致京的妻子一开始以为他被抓了,与其同事们四处询问、打听,不见踪迹。几天后他们怀疑他没准受了枪伤,就到长安街沿途收治枪伤的医院寻找,仍无下落。
郝致京的父亲郝义传,四十年代老浙大毕业,是马鞍山钢铁厂的总工程师。他接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他的儿子郝致京在六四期间失踪了,要他立即亲赴北京,会同亲友们一起寻找。他们找遍了城区的各个医院停尸房,眼看着无望了,连郝致京生前单位中科院的领导都出面来劝慰老人,说:“郝老,算了吧,已经尽力了……”但倔强的老父亲不甘心就此放弃,一定要再找一遍。终于在复兴医院发现有具尸体,登记姓名郝致京。7月4日,有不少死难者的遗体已经在医院停放了一个月,医院本已决定,要是再无人认领,准备次日将要“统一处理”了。在郝义传的坚持下,复兴医院领他到医院停尸房冷库,找到了那具尸体,但已冰冻得变形无法辨认。复兴医院从尸体随身所带的中联部宿舍大门出入证上,记录下郝致京名字。尸体所附的简单病历,记录转述护送来的人说,6月3日当晚11时30分左右,郝致京在木樨地现场拍照时左胸中弹,被送往医院抢救,20分钟后不治身亡。
郝义传把尸体上随身所带的钥匙,拿到郝致京妻子分配住的中联部房子,可以开宿舍门锁,从而确认了身份。郝致京遇难时,离30岁生日还差一个月。
摄影爱好者郝致京,手持新锐进口照相机,六月三日晚走向长安街,大概是想拍下记录这个重大事件的史实照片。他哪里会知道,戒严部队当晚武力强行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作战方案,预料必定会造成平民死伤,为了防范会被人拍摄留下历史罪人的证据,特别安排了狙击手,专门射杀沿途试图为此历史事件留下影像的拍摄人。郝致京照相机的闪光灯闪过,狙击手射出的子弹立即循踪而至。他胸部中弹,成了第一批罹难的北京市民。
郝致京的妻子是我太太中学时的同学,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到中联部,与郝致京恋爱、结婚。六四郝致京遇难后,她辗转来到美国,与一位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组成了新的家庭,也住在芝加哥西郊,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有一年夏天我儿子过生日,我太太特邀请她带着孩子来我家聚会。孩子生日宴会上,谁也没有提起郝致京,太惨痛的经历了!
北京大学数学系八五级学生严文,也是同一时间“与同学一起携带一架摄像机去了木樨地,他们是想把当时现场的情况拍摄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他在帮助摄像时被狙击手射出的子弹打中右大腿根部,主动脉破裂,被民众送海军医院抢救,失血过多身亡。严文,北京人,与哥哥同时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哥哥是博士生,他遇难时本科生三年级,23岁。
严文
金灿荣告诉我,他当晚就在广大北京市民奋勇保护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第一道防线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堵军车,戒严部队射来的密集子弹,不时从头顶、身边飞过,民众伤亡惨烈,亲眼目睹有市民照相机的闪光灯一亮,即被戒严部队的狙击手一枪击中毕命。
当夜同时在木樨地遇难的还有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肖波。肖波,湖南人,16岁考入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78级本科,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北大化学系任教,担任讲师,兼本科生班主任。同我太太一样,六月三日的局势发展,使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履行班主任职责,劝导班上的学生安全返校。肖波路过木樨地被戒严部队射来的子弹击中前胸,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身亡,6月3日遇难之日正是他27岁生日。
肖波
肖波的妻子刘天嫒回忆说:
“89年6月3日晚,肖波与一位老同学相约去木樨地,因为肖波是化学系85级班主任,听说木樨地情况紧张,担心会有本系本班学生在木樨地出危险。据那位同去的同学讲,他和肖波到木樨地没多久,街灯就全熄灭了,人群开始骚动,枪声爆起,他俩被挤散,这位同学就在木樨地的桥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北大发现肖波没有回来,急忙约了几位同学去找,一直到6月5日才在复兴医院找到了肖波的遗体。”
“肖波死于左胸前子弹贯通伤,主动脉被击断,流血过多,而当时复兴医院没有做抢救枪伤人员的准备,血浆根本不够用,他们事先只准备了大量眼药水、纱布,以为戒严部队至多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象肖波这样流血过多,无血浆救急而死亡的遇难者占了相当比例。据复兴医院的医护人员讲,肖波在自己被中弹前曾抬别的伤员来医院抢救,医护人员对他有很深印象,没有想到随后他自己也中弹被抬进了医院。肖波临终前,一直用手压住胸前伤口以止血,并告诉在场的人,他有一对刚出生的孩子,请转告组织,照顾好他们……”
“肖波的遇难对我是睛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惊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花费巨大。为肖波死于所谓‘动乱’,我还受到巨大压力,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肖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87级大学毕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肖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是伤心至极。”
“六四”20周年纪念日,有校友在芝加哥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群里提到肖波儿子的近况,说双胞胎中出生时即患有脑瘫的那个大儿子,一直需要人照料;小儿子已上大学,对生父遇难的事,朦朦胧胧,因为没有人愿意向他讲起这样惨绝人寰的事。肖波的北大同学一直在尽其所能地资助这对孤儿,但对其成长的帮助,仍然十分有限。
肖波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的学生孙辉,也是在木樨地一带遇难的。孙辉的父亲回忆说:
“1989年6月4日8时左右, 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4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当时孙辉穿有印著‘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字迹清晰鲜明。(事后他的一位老师说,如当天不穿此衣,也许会躲过这埸灾难)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医院根据孙辉的衣著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并把遗体送回到北大。当时北大学生情绪激奋,要求抬尸游行,学校很害怕,立即下令停课将学生放假。我们赶到北大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孩子身上几乎全是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孙辉的遗体是在八宝山火化的,当时有北大化学系几位领导、 孙辉的老师和孙辉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学在场。起先我们想把孙辉的骨灰带回家,校方考虑当时北京局势紧张,劝我们寄存在八宝山;我们于三年后把 孙辉的骨灰取回宁夏,至今仍存放在家中。”
“孙辉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生;他性格开朗,热爱同学,孝顺父母,在家乡尊老爱幼,是邻居公认的好孩子。当噩耗传到故乡时,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排著长队来家吊唁,人人痛惜英年早逝。孙辉的死,毁掉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聊着六四往事,大家十分感慨,不觉月落夜深,草坪上露气弥朦,以酒酹地,祭奠老同学亡灵。
我问起徐向东的近况。吴国盛说,徐孩子早已是副教授了,正在申报评正教授。我问起程炼的职称,吴国盛脸色尴尬,说还在评副教授,程炼则脸色严峻。
我责怪吴国盛说,程孩子比徐孩子早出国,拿到博士学位海归到北大也早四年,怎么评职称反而比徐孩子落后一个档次?
吴国盛与我都是北京大学79级的,但他入学北大时刚过15岁,比胡春华还小一岁,绝对儿童团。
吴国盛说,程炼得罪太多系里的人了,职称评审委员会通不过。
我说:“不是老大哥说你,咱们六四那天从天安门广场出来的人,都是过命的交情,你这个系主任,怎么也得罩着点程炼,何况他还是你的湖北小老乡呢!来来来,先为程炼拜托你一杯!”
吴国盛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红着脸说:“为了他评职称的事,我都在系里会议上拍了桌子,告诫他们,程炼评不上副教授,北大哲学系会成全国学术界的笑话!可那帮职称评审委员的专家教授说, 程炼一贯贬损我们的学术水平,跟学生散布说我们是不学无术的傻逼,我们这些没留过洋的土鳖,就一个本事,卡住程炼这种不可一世的海龟,拿不到教授职称!”
程炼不屑地说:“他们成天到完马列、新儒家挂在嘴上,不是土鳖是什么?!”
2009年九月美国劳工节(Labor Day)长周末假期,到地处与芝加哥相邻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做访问学者的程炼,特别携妻子来访。一进门,他就向妻子介绍说:“这就是我经常向跟你说起的老大哥!六四后我差一点儿堕落成麻派,幸亏被老哥发火大骂了一顿,否则现在还在社科院打牌喝酒混日子呢!”
问到他近况,程炼说,他明年将离开北大,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见我面露诧异之色,他笑着说,还记得你当年大学毕业,曾题唐朝杜牧诗离开北大吗?
我大四时因钱锺书不招生,只好报考北大中文本系研究生。因平素对系里掌权的党棍从无恭敬,尽管我研究生考试成绩总分比第二名高一百多分,仍被他们作弊转到山东大学,被系办公室职员路见不平,指点我和另一位班上同被作弊排挤到山大的高远东同学,到系主任季镇淮家里告状,引发一场风波。老教授哪里能斗得过党棍,结果系总支让高远东继续在北大上研究生,后为中文系教授;把我则发配到南京人事局报到。余心甚鄙之,临别北大,在系办公室黑板上题两行大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署名扬长而去。
程炼说:“当年老兄多潇洒呀!我已决定应聘去武大哲学系彭富春那里做教授,‘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嘛!”彭富春本科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85级硕士生,哲学所李泽厚弟子,比程炼高一级。后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海归后很受当局重视,不仅武大予以重任,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出入人民大会堂。
送程炼回圣母大学时,我们顺道游览了密西根湖畔的印第安那国家沙丘公园(Indiana Dunes National Park),巧遇沙海觅金之景。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大都会的居民夏季每逢长周末假期,就涌向邻州威斯康辛州日内瓦湖(Lake Geneva)和印第安那州这个沙丘公园,到处停的都是伊利诺州牌照的车。碧蓝的密西根湖一望无际,宛若大海,白帆点点,游人如织,躺在沙滩上,享受凉爽芝加哥夏日的阳光,胜过世界任何海滨浴场。长周末假期过后,就会有人手持金属探测器和挖铲,在沙滩上走来走去,反复扫描,希望能够发现前两天刚在沙滩上歇息玩耍的游客,不慎脱落坠入茫茫沙海中的结婚或订婚戒指,发笔意外之财。
程炼来年毅然决然辞别北大,去母校武汉大学任教授。没两年,徐向东也离开北京大学,去浙江大学任教授。曾看到国内有网评说,“自从徐向东老师和程炼老师离开了北大,北大的伦理学已经成了伦理学业界乃至哲学界的笑柄。”
2017年,吴国盛亦离开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任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
一晃三十多年,在美国天天纵横捭阖于商场如战场的我,折冲樽俎这余,周末闲暇时偶尔也会上网搜索天安门广场老同学的近况。当年稚气未脱的徐孩子和程孩子,已成长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学术栋梁。
徐向东教授
程炼教授
网络上曾见到一则武汉大学官宣新闻:
2017年4月27日,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专程前往哲学学院看望了徐明、程炼两位海归教授。照片上程炼背靠沙发,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浩然之气,依稀犹存。
2023年10月5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自网络。参考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六四死难者名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