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朱镕基：贰臣、忠臣与能臣（文字整理稿）

1957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鸣大放活动中，一名 29 岁的年轻人被指定发言。年轻人勉为其难的站起来说了 3 分钟。他根本没有想到，就是这 3 分钟不痛不痒的发言，让他在 1 年后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改，蒙冤 20 年。他更没有想到，20 年后，他居然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终登上没有想到过的权力高峰。这个年轻人，叫做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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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二大爷

朱镕基的早年经历

1957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鸣大放活动中，一名 29 岁的年轻人被指定发言。年轻人勉为其难地站起来，说了三分钟。他根本没有想到，就是这不痛不痒的三分钟发言，让他在一年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改，整整蒙冤 20 年。他更没有想到，20 年后他居然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终登上从未想过的权力高峰。这个年轻人叫做朱镕基。

朱镕基的家庭背景

朱镕基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他家的直系祖先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第 18 个儿子岷庄王朱楩。这个岷庄王的分封地在湖南的武冈，所以他的后裔基本都在湖南，算是一个望族。尤其是到朱镕基的曾祖父朱昌琳这一代，他靠倒卖粮食发了大财，家族也人丁兴旺。

但是在望族里面，并不是家家都好。朱镕基的家就比较坎坷。他的父亲叫朱希圣，从小就染上了肺病，也就是俗称的肺痨，这在以前是不治之症。为了救朱希圣，朱家的长辈决定给他娶亲"冲喜"。所谓的"冲喜"，是中国农村很普遍的一种习俗，现在也还有。一般来说，家里有人病危，或者家族非常不顺时，通过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希望给病人或者家族改运，这就叫"冲喜"。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但是"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的肺痨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没有等到孩子出生就英年早逝。他留下的遗腹子就是朱镕基。

更悲催的是，1928 年 10 月朱镕基出生后，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因此，朱镕基被托付给了他的三伯母。在朱镕基 9 岁时，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朱镕基彻底成了孤儿，完全靠他的三伯和五伯照顾长大。

虽然是孤儿，但朱家毕竟在当地是望族，所以朱镕基在伯父们的帮助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47 年，成绩优异的朱镕基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在清华求学期间，朱镕基非常活跃，入学后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还当上了清华学生会的主席。当时清华和北大都是中共地下党渗透非常成功的地方，朱镕基也不例外。1948 年 12 月，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 年 10 月又正式入党，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政治生涯的起步

朱镕基 1951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是个副科。当时主政东北的是老毛的爱将、东北王高岗。老毛在建国后，为了制衡周恩来和刘少奇，大力提拔高岗。当时中央政府的六个副主席里就有高岗。为了分掉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权力，老毛还单独设立了权力非常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让高岗当主席。这个计划委员会其实就是发改委的前身，当时与政务院平级，主管大政方针，权力甚至比政务院还要大，是个实权部门。

高岗升官后，大批东北的老部下跟随他鸡犬升天，一起进京，其中也包括朱镕基。他在国家计委担任燃料动力局的组长，负责掌管电力。1954 年，高岗在与周恩来、刘少奇争权失败后，被周恩来和刘少奇联手搞倒。老毛坐山观虎斗，导致绝望的高岗被逼自杀，国家计委也跟着遭殃，很快被撤掉并入国务院。

但朱镕基因为当时官不大，与高岗的关系也不密切，所以受到的影响有限。随后，他担任了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还兼任了综合局的副处长，升上了副处级。但是没想到厄运很快就来了。

1957 年，老毛搞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月后老毛翻脸了，凡是提意见的都成了右派，这就是著名的反右运动。55 万名知识分子遭殃，几乎整个中国的脊梁都被打断，被整得那叫一个惨。这个引蛇出洞的招数不仅用在党外，党内遭殃的也不少。当时很多党委号召党员向党组织提意见，国家计委也召开大会。当时的主任李富春亲自动员，要求大家提意见。

反右运动的影响

本来论官职、论资历，这事儿根本轮不到朱镕基。毕竟他当时只是个 29 岁的副处长，在国家计委根本不算啥。但是那些狡猾的老油条都不发言。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求他说：“你是党组的最高领导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你提。“于是，朱镕基在局内勉强发言，也无非是讲了三分钟的内容，出言不慎。

于是，年轻天真的朱镕基没忍住，站起来说了三分钟，就是这三分钟害了他 20 年。那么，朱镕基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朱镕基本人在 1988 年 4 月 25 号的上海人代会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在自我介绍时专门提起这段往事。他当时说，他的意见是这么提的：“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只听下级的汇报，只看下级给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说实话，朱镕基提的这个意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一句不痛不痒的批评。脱离实际是官僚体系的普遍问题，这种话就相当于说"你的缺点是理论学习不够”，意义不大。

但是，就这么一句看起来还比较安全的话，却差点给朱镕基带来灭顶之灾。

1957 年 10 月，反右运动展开后，各部门都要按指标划右派。有右派要揪出来，没有也得揪出来。朱镕基的这段话，正好符合右派的标准。再加上他资历浅、年纪轻，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呢？所以很快，1958 年 1 月，朱镕基就光荣地成了一个右派，被开除党籍，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直接下放农场劳动改造。

虽然处理很重，但朱镕基毕竟是当过领导秘书，还是获得了一些关照。在农场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后，他被调到国家计委下属的一个中专学校当老师，专门教数理化。1962 年，他因所谓的思想改造好，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又调回国家计委担任工程师，但依然是重点稳控的对象。

所谓的"摘帽右派”，这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共产党会搞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身份定义？比如"摘帽右派"。既然改造成功了，已经不是右派了，为什么还要把它定义为"摘帽右派"呢？摘帽这个词，本身就表明党曾经对你的右派划分是没错的。现在党把你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但不是平反，也不是给你恢复名誉，而是重新划分你的成分。你毕竟戴过这顶帽子，所以要老老实实地记住，你在政治上依然属于低人一等的贱民。

我曾经说过，别的国家搞种族歧视，一般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唯有共产党，他在一个民族内，甚至在一群人内部，都可以搞出花样繁多的种族歧视来。

“摘帽右派"的经历

说回朱镕基，他在文革中，这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再一次给他带来了麻烦。从 1970 年到 1975 年，朱镕基又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去劳动五年。这五年里面，朱镕基完全过的是农民的生活，种过小麦、棉花、水稻，也放过牛、羊，甚至养过猪，还当过炊事员。到 1975 年，邓小平二次复出，政治氛围稍微宽松一点之后，朱镕基才时来运转，又被调回北京，在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爬电线杆，安装高压线和变电站。这个危险的工作，他干了两年，后来被任命为办公室的副主任，重新当上了一个副科级干部。

要知道，朱镕基在 1951 年在东北工作的时候，23 岁的他就已经是副科了。兜兜转转 26 年，到 1977 年，朱镕基已经是 49 岁，中年大叔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这个时候他又回到了副科，这真的是造化弄人啊。包括朱镕基自己，没有人能够想到他的仕途还能有什么前景可言。

1978 年，朱镕基在东北和国家计委时期的老上级马洪出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立马就把自己的老部下朱镕基调到自己手下，当研究室的主任。同年，胡耀邦主持大规模的平反，朱镕基终于甩掉了"摘帽右派"的身份，恢复了党籍，同时还恢复了副处级的职务。

东山再起

马洪对于朱镕基来说，可谓至关重要。因为马洪是中共大佬陈云派系的，马洪的这个工业经济研究所当年招收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研究生，那就是陈云的大儿子、同样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元。可见其中水之深啊。陈元虽然是个研究生，可他却是这个研究所的党支部成员。朱镕基恢复党籍，就是在陈元和马洪的主持下完成的。一个是朱镕基的老上级，一个是朱镕基的清华校友，重点关照他太正常了。朱镕基和陈云的儿子搭上关系，这一点对他后面的仕途影响太大了，这个呢咱们后面再说。

跟着朱镕基一起时来运转的，还有他很多的老上级，比如原来国家计委的袁宝华。他出任了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其实就是从原来的计划委员会分出来的。袁宝华也看上了朱镕基，很快就把他调到了自己的部门，出任综合局的副局长。1982 年，又出任技术改造局的局长，成为正厅级干部。朱镕基在四年内就完成了从副科到正厅的东山再起。

这里我强调一下，现在的中国公务员，他的晋升是有规范的，升一级需要多少时间是有限制的。但是在 90 年代之前，是没有这些限制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档案中见过一个领导的司机，他从办事员直接提拔为正处级的团委书记，一下子提了五级。所以朱镕基 4 年翻身，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这个还没完，朱镕基此后的升官速度更快。

1983 年，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晋升副部级。1985 年，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晋升正部级。直到 1987 年，他又被外放赴上海，接替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从 1977 年一个电力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副科长，到 1987 年的上海市长、正部级的封疆大吏，朱镕基只用了 10 年。这个翻身速度，翻遍中共的党史，也是不多见的啊。

政治升迁与关键人物

很显然，这不是运气，也不全是能力，因为那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机会和舞台去体现能力。这其中更重要的是遇到了贵人，找对了靠山。朱镕基这种孤儿出身，并非红二代，参加革命也非常晚的人，想在党内爬上金字塔的上层，没有贵人那是不可能的。朱镕基的贵人主要就是三个：陈元、陈云、宋平。

前面我说了，朱镕基通过老领导马洪，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很幸运地认识了陈云的儿子陈元，而且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在陈元的大力推荐下，朱镕基很快就走进了陈云的视野。当然，朱镕基后来也投桃报李，让陈元当上了正部级的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

陈云这个大佬，我以后会单独说。他在党内，那是改革开放后唯一能够和邓小平扳手腕的幕后人物。他的资历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超过邓小平。中共建国的时候，权力核心是中央书记处。当时有所谓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你可见陈云的资历有多老啊。1976 年之后，前面四个人都已经去世，只有陈云还在。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共的人事安排，事实上就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说了算。被陈云看上，这才是朱镕基仕途起飞的关键。

在推荐朱镕基的过程中，除了他的儿子陈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那就是陈云派系的另外一个大佬——宋平。宋平现在还活着呢，100 多岁了。我之前讲胡锦涛的那期视频说过，宋平他也是清华毕业的，他是中共党内清华帮的真正创始人。胡锦涛最早的伯乐就是宋平，是宋平在甘肃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把名不见经传的清华小师弟胡锦涛提拔起来的。而朱镕基也是清华的，当时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宋平，对朱镕基也是大力推荐。朱镕基后来在上海市长候选人的见面会上还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他到上海工作是宋平代表中央找他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得到陈云的钦点，火箭般的提拔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被外放到陈云的老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去当市长，可见陈云对他的看重。

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陈云和宋平都是中共保守派的代表，而朱镕基是改革派的代表，朱镕基怎么可能被陈云和宋平看上呢？很简单，朱镕基作为改革派的代表，那是 90 年代改换门庭、站队邓小平之后的事。在 80 年代，他还没有那个说话的机会。朱镕基在东山再起之初，他表现并不像后来那样。他早期的讲话是很对中共保守派的胃口的。比如 1988 年 4 月 25 号，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1947 年，我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做我的母亲的，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这种受了冤屈依然无怨无悔的话，党是最爱听的，因为这表明这个人政治上死心塌地，忠诚可靠。所以陈云、宋平这些中共左派的大佬喜欢朱镕基，那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朱镕基却并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路线走下去。

权力巅峰

朱镕基之所以被陈云外放到上海去当市长，其实最初是接替准备退休的江泽民的。看过我之前专门讲江泽民的一期视频的观众应该知道，江泽民在 1987 年升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已经 61 岁了。这个年纪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只能干一届。朱镕基就是准备去接替他的。但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江泽民和朱镕基的命运都因为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发生了大逆转。

首先要说，朱镕基和江泽民的性格比较合拍，在上海的搭档是比较成功的。江泽民是中共历代党魁中文化素质最高的，他有容人之量。朱镕基的性格雷厉风行，属于比较耿直的那一种，天生的二把手。也只有在江泽民这种人的底下，他才有发挥的空间。在上海的四年，对于朱镕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也是树立他口碑的关键。朱镕基确实不负众望，他强调干实事、不摆花架子的施政风格就初步体现出来了。

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他重点解决了菜篮子、交通和住房三大民生基础工程，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普遍认可。80 年代末的上海，虽然是中国经济的重镇，但经过 1949 年后的各种折腾，已经日薄西山。开放后，它在政策和观念层面落后于广东等地，发展的速度还不如广州和深圳。

朱镕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政开始就在国家计委，一直在搞宏观经济，因此经济方面是他的专长。1989 年，他当上上海市委书记后，大刀阔斧地在上海推行了一系列重磅的改革措施。经济层面，他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上海的传统工业如纺织业、冶金业等逐步替换为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特别是推出了"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理念，拍板筹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把金融业作为上海经济的重点来发展。他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人，当然也害苦了不少股民。

在政治方面，朱镕基展现了他铁腕的一面，重点治乱、高压反腐，掀起了一阵廉政风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下放财权、下放事权的一系列措施，强力推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高效廉洁政府，当时大家送他外号"朱一敲”。

朱镕基在上海仕途的最大考验就是六四事件。江泽民查封同情北京学生的《世界经济导报》后，许多上海的学生和市民非常不满，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上海的局势一度非常紧张。在江泽民去北京汇报期间，作为市长留守的朱镕基为了缓和局势，他非常聪明，不提北京的局势，也不提学生的诉求，更没有站在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反而放低姿态，在上海发起了"上海不能乱，我们怎么办"的讨论，并声称上海不同于北京，不会出动军队，从而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朱镕基本人还打破惯例，在电视上公开露面，对市民发表讲话，安抚群众。他声称：“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这些模棱两可的话既与中共高层保持了一致，又给了民众一些安慰，没有像李鹏、陈希同那样用力过猛而被千夫所指，较好地稳定了上海的局势。因此，他很快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大佬的一致肯定。在江泽民上调中央后，朱镕基顺利接替江泽民，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晋升为中央候补委员。

实事求是地说，朱镕基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绝对不是白莲花，因为他事后很快就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六四事件平息后，秋后算账。他让上海的公检法采取"三堂会审"的严打方式，审判六四的参与者，快审快判，许多参加六四的普通人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被判死刑。这一点上，朱镕基并不比李鹏仁慈，只不过有意无意被许多人忽略了。

在上海主政的这段经历，不仅让朱镕基赢得了口碑和政绩，更关键的是，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众所周知，邓小平和陈云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共幕后的两巨头，各有自己的派系，在用人上维持着心照不宣的平衡。由于陈云倾向于保守，邓小平倾向于开放，因此两人在用人的思路上完全不同，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当时党内有一句话：“邓小平有提名权，陈云有否决权。“许多重要职务的提名要同时获得这两位大佬的认可，这样的人非常难找，朱镕基就是这样少数的几个幸运儿之一。

朱镕基作为陈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在讲究派系的中共党内，按常理不可能获得邓小平的青睐。然而，朱镕基毕竟有真才实学，内心也是典型的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种人不可能保守。虽然他是陈云提拔的，但他在上海施政的方方面面都与陈云保守的风格不符，反而符合邓小平改革派的胃口。因此，邓小平也早早开始观察朱镕基。

上海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的重镇，他非常重视。从 1988 年到 1994 年，邓小平每年都带着家人去上海过年，一共在上海连续过了七个年，其中朱镕基在任期间亲自接待了邓小平四次。朱镕基每次都是鞍前马后全程陪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发现朱镕基在经济方面确实有专长，而且思路很对自己的胃口。为什么呢？因为朱镕基与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改革派不同，胡耀邦、赵紫阳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地改革，而朱镕基从不提政治改革，只专注于经济改革，这非常符合邓小平的胃口。

在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回潮的情况下，邓小平面临着改革开放全面停滞的危险，有心重用朱镕基也就不足为怪了。朱镕基也不傻，经过六四坦克的洗礼，他看得清清楚楚谁掌握着枪杆子。邓小平在开发浦东问题上多次暗示，他也果断改换门庭，坚决站在邓小平一边，在上海力推邓小平的各项改革思路，从陈云的门生变成了邓小平的爱将。

当然，这里面还有另一个台面下的原因。我前面提到，江泽民也是陈云提拔起来的人，本来就不讨邓小平喜欢。在上台之初，江泽民为了自保，惟陈云马首是瞻，在施政上非常保守，甚至经常开倒车。这让邓小平非常不满，甚至多次动了撤换江泽民的念头。但要撤换江泽民，总要有个备胎，朱镕基就是邓小平准备的备胎，是准备用来向陈云派系反击的重要棋子。挖你的人来换你的人，这一招一石二鸟，邓小平的权术确实是毒辣。

1991 年 2 月 15 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后，在他的授意下，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直白地鼓吹"有的同志兼资文武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当时《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面写的就是朱镕基。这其实就是邓小平在为朱镕基上位造势。紧接着两个月后，也就是 1991 年 4 月，朱镕基被补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晋升副国级。

1992 年初，邓小平开始了与保守派最后摊牌的南巡，他让自己掌握的枪杆子杨家兄弟公开力挺，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4 月份，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又公开发出威胁：“朱镕基懂经济，不服不行，对朱镕基用晚了。“正是在邓小平直接的威胁下，看清局势的江泽民最终也抛弃了陈云，果断站队邓小平，为六四之后的路线之争画上了句号。

江泽民虽然保住了位置，但朱镕基也在邓小平的力挺下，在职务上实现了质的飞跃。1992 年 10 月，64 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从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年升四级，他跳过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三个级别，直接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常委中排名第五，成为正国级领导人。他和江泽民一样，都是绝对的破格提拔。这可见邓小平对于朱镕基的器重，这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于江泽民的防范。

但是很难得的是，由于江泽民和朱镕基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搭档，并且配合得非常愉快，尽管他们在邓小平的眼中是不同作用的旗子，但两个人在中央的层面基本上还是相处融洽的。这也是邓小平在 1997 年去世之后，江泽民依然愿意按照他的意愿，把朱镕基替换李鹏，扶上总理宝座的根本原因。因为作为二把手而言，朱镕基确实是个好材料。当时的总理李鹏作为红二代，能力确实很糟糕，到目前为止，是中共历届总理中最无能的。他自恃六四平反有功，对江泽民最后当上党魁、摘了桃子非常不满，江泽民和他的合作一直就很不愉快。换上朱镕基这个老搭档，借邓小平的余威，来扫清一个权力上的障碍，对于江泽民而言，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功劳和过失

那么，朱镕基在登上总理宝座之后，有哪些功劳和过失呢？

朱镕基当上总理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那段关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发言。他一下子就让他获得了民众极大的好感：“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中共官员平时说话都是四平八稳，缺乏个性，朱镕基这么有棱有角的话在官场是非常罕见的。

其实在此之前，他还说过一段更加著名的话：“我已准备好 100 口棺材，99 口装贪官，还有一口装我自己，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中国老百姓一向对于腐败深恶痛绝，所以朱镕基这么一说，大家就更喜欢他了。

实际上，朱镕基说这段话是有背景的。1996 年，发生了著名的厦门远华案，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走私丑闻，整个官场都受到了震动。朱镕基在这个点上说反腐，是很能赢得民心的。远华案清理门户，朱镕基确实参与了，作为整顿海关系统的一个由头。但是你要说他推动了整治腐败，这可能就算是给他自己加戏了，因为中共的反腐是中纪委的事情，是党务。总理主导的是政务，这么跨行去说反腐，这多少有点沽名钓誉的意思，就像一个教育局长说我要奋不顾身的整顿社会治安一样。而且，朱镕基并没有管好自己的家里人。他的儿女同样是腐败的一环，在金融系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镕基在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很多重磅的改革，影响至今。其中某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朱镕基的政绩主要有四项：

第一个功绩是加入世贸。朱镕基最大的功绩，也可以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任内推动中国加入了 WTO（世贸组织）。经过多年马拉松式的谈判，特别是在最重要的中美双边谈判中，朱镕基远见卓识，做出了关键性的让步，最终在 2001 年 12 月，让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第 143 个成员，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太深远了。朱镕基为此开放了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允许民营企业自营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开始远征全球。在此之后，中国全面承接了全球制造产业链，开始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外贸的总额年年暴增，仅仅用了 20 年的时间，中国的 GDP 就增长了 8 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4%增加到 2020 年的 17.4%。中国的货物出口也增长了 7 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利用外资也长期稳居首位。可以这么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当政期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外汇储备年年新高，这都是拜加入世贸所赐。

朱镕基的第二个功绩是精简行政机构改革税制。朱镕基上任伊始，就开始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国务院的部委被他砍掉了一半。在任期间行政效率的提高，也可圈可点。朱镕基还开创了中国税收改革的先例，把沿用多年的财税包干制改变为新的分税制，根本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从此中国的税务体制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央财政真正实现了财大气粗，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在国家大项目上的投入，使得经济以比较稳定的速度发展。任内平均实现了 8%的经济增长率，这个数字在大国中居于首位。但是，这个分税制后来也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这点我后面会提到。

第三个成绩是启动了城市化建设，开放房地产市场。朱镕基任内，将大量的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水利工程等。中国各地的城市化建设大大加速。1998 年 7 月，他又废除了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那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按揭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的复苏和爆发。

第四个成绩是改革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朱镕基在面对当时国有企业普遍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的情况时，使用了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实施抓大放小的策略。所谓的"抓大"就是模仿日本和韩国那种大公司的模式，用国家政策扶持的方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做成垄断式的大国企。所有的"放小"就是对那些拯救起来成本太高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要么向民间出售，要么破产。这个政策在短时期内卸掉了一些国家的包袱，但他的后遗症同样巨大。

朱镕基站在历史的分岔口锐意革新，这些改革力度都非常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没有哪一届的总理有他的动静大。而且，他是说了就做，不管对错都要推行。也正是因为这些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朱镕基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经济沙皇。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改革者姿态出现的总理，朱镕基的执政不仅不完美，很多地方甚至瑕疵非常大。

朱镕基的第一个执政败笔就是他自己家族的腐败问题。2008 年 4 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汉尼-桑德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揭开了朱镕基家族腐败的一幕。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女儿朱燕来，利用他的关系和人脉，在金融系统大肆捞钱。朱云来原来被朱镕基送到美国去读书，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才一年不到，就成了瑞士信贷的高级副总裁。原因大家都懂得。后来中共出台了高干子女不得在外资公司任职的规定，于是朱云来回国，加入了 1995 年在钓鱼台国宾馆高调成立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这家公司当时挂名的董事长是王岐山，王岐山是朱镕基提拔的，所以实际上，控制中心公司的是朱云来。在朱镕基主政期间，这家公司快速发展，成为了朱镕基家的摇钱树。因为朱镕基家族的背景，中金公司垄断了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业务，在金融行业中一枝独秀，成为了海内外各大公司和金融机构争相攀附的对象。

在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的机构中，朱云来持有大量股份。仅在 2006 年，摩根士丹利发给他的分红就高达 1,000 万美元，2007 年更是高达 1,700 万美元。而且，他在中金公司的年薪也不差，高达 1.7 亿人民币。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凡是到中国访问，都会把拜见朱云来视为最重要的行程。

朱云来能够如此呼风唤雨、躺着挣钱，真的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吗？显然不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是朱镕基的儿子。人们愿意花大价钱不是为了买他的能力，而是买他背后的关系。

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也不遑多让。她曾担任中银香港副总裁，与她的丈夫梁青在香港经营一个五矿公司，专门从事有色金属交易。他们低价收购了邓小平女婿吴建常原在香港的两家上市公司，大发横财。

在前台，朱镕基说要严惩腐败，为腐败分子准备了 100 口棺材；而在后台，他的儿子女儿却大肆敛财。这真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场景。朱镕基作为总理，如果说对自己家族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实在是很难让人相信。毕竟，别人愿意攀附他的儿女、输送利益，都是因为他这块大招牌。这一点，和温家宝也很相似。从敛财的程度来看，中国这两任总理，朱家和温家，都是不相上下，与其他红色家族差不多。在某种程度上，这大大腐蚀了他们的道德号召力。

朱镕基的第二个败笔是国企改革，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而改革的成本完全由底层民众承担。许多国企在关停并转的过程中，没有全国性的法治化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被权贵和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随心所欲地贱卖自肥。2002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往前四年的国企改革中，25.7%的私营企业是由国企改制而来的。所有的国有资产，不过是换了一个招牌，就落入了个人的腰包。而被迫下岗的职工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连基本的赔偿都没有。根据当时中国官方的统计，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全国下岗工人总量达到 1,500 万。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以非常可怜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下岗，完全被国家和社会所抛弃，导致生活非常艰辛。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加入世贸，大量外贸企业增加的就业岗位抵消了这部分失业的影响，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表面上是替国家甩掉了包袱，实际上却是把国有资产贱卖给了权贵阶层，让底层民众承担了所有的成本。

而且，朱镕基刻意培植了一些垄断性的大型国企，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还有几个国有的大银行等，这些国企根本没有为国家和民众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在资源、能源等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这些垄断国企差不多就是拦路抢钱，效率比之前还要低下。例如，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问题积重难返，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对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

朱镕基的第三个败笔就是只顾市场而不顾民生。他在任内力推三个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尤其是医疗和教育，涉及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扔给市场的，结果朱镕基却全部都扔给了市场。权贵阶层和有福利保障的体制内阶层并没有受到影响，真正受害的是大量的社会底层。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一场大病就倾家荡产，考个大学掏光家底，这完全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扔给了老百姓。这是非常无耻的。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养老保险双轨制。企业实行由职工和企业按照一定标准缴纳费用的统筹制度，而吃财政饭的体制内人员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金由国家统一发放，两者之间的实际差距高达好几倍。这绝对是体制性的不公平。而且，朱镕基的经济改革基本没有惠及农民，农民的负担在他当政期间普遍加重，甚至多个地方激起了农民的暴力抗争。连朱镕基自己在 2002 年快要卸任的时候也承认，他在任期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改善 8 亿农民的生活。

朱镕基第四个施政败笔是分税制后遗症。在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但是这个制度在中国却发生了变异，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朱镕基所谓的分税制，就是把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大税种上划给中央，如消费税、关税划给中央作为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的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则在中央和地方按 3:1 的比例进行分成。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 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就比上一年猛增了 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由上一年的 22%一下子升到了 56%。但中央的财政支出仅仅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税收的大部分被中央拿走了，但中央承担的支出却减少了。钱中央拿大头，具体的行政支出却是地方来承担大头。分税制实行之后，养肥的中央削弱了地方，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意愿和动力。当时有种说法：“跑部钱进”，要想有钱只能去财大气粗的中央各个部委要。这个政策最直接也是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土地财政。因为地方在分税制中非常吃亏，很多本来税源就不怎么样的地方只能依靠卖地，因为卖地的钱归地方。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泡沫吹了二十几年而不破，到今天变得不可收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各个地方对于土地财政严重依赖。

1996 年 12 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到商鞅被车裂而死的时候，台下的朱镕基居然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朱镕基之所以会流泪，说明商鞅的命运触动了他。他跟商鞅确实有一点像。准确来说，朱镕基这个人的底色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是一个非常重视中央权威的经济级权主义者。因此，外界称他为"经济沙皇”，这个评价其实非常准确，虽然朱镕基本人不喜欢。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名高级干部，朱镕基和他的继任者温家宝还不太一样。温家宝在经济改革之外有明确的政治改革意愿，但朱镕基是没有的。他关于经济改革的话说了无数，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句也没有。他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跟他的恩师邓小平一样，是为了保住党的江山。因为敢说敢言，明显不同于一般的中共高官，所以很多人觉得朱镕基很开明。但其实他的开明也是很有限的。

在加入世贸的时候，朱镕基在国务院内部系统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如今答应是为了入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们是否遵守了国际规则？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任何规则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

中共确实如他所愿，占尽了世贸的便宜，但兑现的承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到今天，当年许多承诺还根本没有兑现。后来，美国因忍无可忍，发动了贸易战，其他国家也将中国踢开，另起炉灶组建国际贸易体系。这些都是朱镕基当年埋下的祸根。他不是以融入文明世界为目标，而是不讲信用、不择手段。

在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是一样的。当然，从个人能力和品行上来说，朱镕基在中共的总理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执政风格，在中共的高层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实事求是地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二把手，不回避问题，也不回避难点。不管做得对不对，总是能迎难而上。中共的其他总理和他比起来，在执行力，尤其是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方面，都相形见绌。他当年在九江大堤，怒斥当地官员搞豆腐渣工程，这也是真性情的体现，这是很难得的。

2011 年 4 月 11 号，朱镕基返回母校清华大学，在他担任院长的经管学院出席活动。在这期间，他一反常态，虽然退休后不问政事，但当天他调侃了审查制度和宣传制度，号召大家讲真话、讲实话。他还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十分明显。他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为过。

他这番话其实是针对薄熙来的。然而，很不幸的是，他十几年前说的这番话，在薄熙来的身上没有应验，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却应验了。作为邓小平一博的传承者和捍卫者，朱镕基恐怕今天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也不敢说了。因为选择习近平接班虽然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主导的，但他作为当年有决策权的党内高层，恐怕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 2013 年，朱镕基将他两本书《朱镕基讲话实录》和《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获得的版税，全部捐给了实事助学基金会。这些年前前后后大概捐赠了 4000 万，专门用于贫困地区的助学活动。在中共高官中，这样的大手笔捐赠，印象中只有他一个。因此，评价朱镕基其实是比较难的。他执政期间的功劳和过错都非常突出，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到今天，其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很多地方仍然明显地有朱镕基留下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个改革者，只不过这个改革者符合了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却没有完全符合人民的期待和利益。这也是他口碑始终参差不齐，赶不上胡耀邦、赵紫阳这些真改革派的原因。

朱镕基在离任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我卸任以后，我只希望全国的老百姓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一个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们能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做了一点实事的，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个评价朱镕基是能够达到的，但显然，一个政治家如果止步于这个评价，那就太低了。人民心中始终有杆秤，不会隐善也不会藏恶。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会更加客观地看待他的功过是非。对于朱镕基的争议，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于 1989 年的政治风波，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做出了果断的措施，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