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这篇2018年的文章终于被删掉了

而那座雕像的底座上，现在被写上了七个大字：香港英雄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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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迷宫里的中文大学》是我保留这个公众号的最后一个理由。在昨天，这篇2018年的文章终于被删掉了。所以我会很快注销掉这个公众号，感谢大家（曾经）在一些年份的关注和陪伴。祝假期愉快。

幸存者笔记｜迷宫里的中文大学

2018年3月，个人公众号「幸存者笔记」；9月，《中大学生报》迎新特刊

1.

2010年6月2日，距离香港中文大学候任校长走马上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所位于新界东北的高等学府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5月29日，香港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立起了一个有着强烈象征意义的雕像，但很快被警方没收。当天，中大学生会就向校方申请，要求在港铁大学站外的广场上长期安置这一雕像。

6月2日，中大校方发出公开信，以「大学坚守政治中立」为由，拒绝了学生会的申请，这一声明马上引爆了舆论。要知道，两天之后，那个诱发九十年代初数十万港人移民外国的特殊日子就要到了，任何事关那个日子的新闻，都能引发社会的强烈回响，而中大又恰恰有着深厚的学运传统。一时间，中大校友和知识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反对中大校方的决定。

第二天，中大学生会发出题为《地狱之火将留给面对道德危机时仍坚守中立的人》的声明，得到了30多个中大组织和1500多名师生校友的联署。中大员工总会也对校方表示谴责，并呼吁「中大同工明晚出席六四晚会」。

那个日子到了，哲学系的教授们坐不住了，他们说「校方禁止学生摆放雕像，无异于打击言论自由，公然背离公共教育机构之宗旨，更有违基本法之精神。」这样的声明已经算委婉，哲学系校友梁文道就简单直接，斥责中大校方的决定「可耻」。当晚，维多利亚公园一年一度的晚会结束之后，两千多名中大师生校友和香港市民，护送雕像进入中大。

6月5日凌晨12点15分，雕像抵达大学站广场，落地安放。两小时之后，时任逸夫书院院长的沈祖尧教授发出声明，感激同学们表现克制，称自己和同事们会以开放的态度商讨有关雕像的解决方法。这是风波之中他的首次发声，不久之后，他就将接替经济学家刘遵义，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上第七任校长。

2.

沈祖尧是肠胃科专家、抗SARS「亚洲英雄」，上任之初的他，作风亲民，声望日盛，得名「祖尧BB」。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七年之后，他会被自己的学生称为「沈匪祖尧」。

雕像事件一星期之后，沈祖尧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承认，这是那个特殊的年份之后，中大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风波。

他坦陈，1989年夏天，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自己，日日望住电视，「也曾因此流泪，要停止研究一星期，亦有考虑过返港参加游行活动。」在那次访问中，他将自己的身份分为医生、教师和学者三种，无论以哪种身份来看，事件都令他「痛心疾首」。

这样的表态，即使在当时的社会氛围来看，也是很大胆的。要知道，两年之后上任的特首、中文大学当然校董梁先生，后来再也没有正面回应过，六四清场发生后，自己署名的那份言辞激烈的谴责声明。

当时的沈校长恐怕不会想到，到了卸任之时，需要自己表态的，已经不是一起在正常的社会中理应盖棺定论的历史事件那么简单，而是另一个不敢有丝毫差池的、严肃的现实政治问题。

这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从2014年那次浩浩荡荡的民主运动开始，已现端倪。

那时的沈祖尧，仍是以一副语重心长的慈父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九月和十月之间，他连发数封公开信，呼吁学生撤离，但也不忘鞭策政府。10月1号的公开信上，他这样写到：

之前一天的周六下午，看着上百名「重夺」公民广场的示威人士一个一个被带走，他们当中不少是学生；看到很多学生领袖疲倦不堪、面容憔悴苍白（也许是病倒了），无助地等待被带走，我不禁热泪盈眶。星期日傍晚，看到中环集结的群众被催泪弹驱赶，其中很可能有我们的学生，令我心焦如焚。这几天，我看着学生们在街头席地而睡，被猛烈太阳晒伤、风吹雨打，却仍然坚持走上街上，不但秩序井然，甚至自发清理垃圾，我又再次忍不住落泪。

我尊重同学们坚持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立场。我为同学们的牺牲精神深受感动。纵使他们未能掌握全面的复杂情况，但他们只是怀着赤子之心，争取理想。我想我们应该给予同学最大的忍让与宽容。我恳请各方要克制，切莫使用任何武力。我希望当局要酌情处理对学生的检控。我呼吁政府与学生展开对话。让我们以对话打破困局，共同探讨未来的方向。

这封信发出的第二天，沈祖尧和港大校长马斐森出现在了金钟占领区，看望参加运动的学生们。他的声望，在此时达到顶峰。

毫无疑问，这次在占领区的现身，是沈祖尧任内的关键时刻。他和马斐森不同，后者是空降香港的英国人，结束港大校长任期后，就将返回英国，不必陷入香港政治的泥沼中。而沈祖尧选择在这样的关口慰问学生，需要不小的勇气。

作为外人的马斐森，同样于2017年卸任校长，在卸任之前，他把到访金钟占领区描述为自己任内「决定性的时刻」。他还说，「港大发生的事情经常被政治化，讽刺的是将事件政治化的人，有时正是既得利益者」。

或许，沈祖尧会对这番表态有着深刻的共鸣。2017年9月，因为一条横幅和一段内地生怒斥学生会的视频，中文大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官媒炮火隆隆，咄咄逼人。这时的沈祖尧，用罕有的强硬言辞，要求学生会移除横幅。

「校园是学习的地方，不宜成为政治角力之所。」以此刻的政治情势来看，这句话显得苍白又无奈。

3.

「政治中立」、「不宜成为政治角力之所」……中文大学急切地想将自己剥离出政治的漩涡，但总是事与愿违。

事实上，中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过程。中文大学成立之后的五十多年，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大学都不是以「政治中立」的面貌示人的。

从1949年钱穆、唐君毅等人建立新亚书院，再到1963年在三间创始书院基础上创立中文大学，其间的十数年，是创校先贤们与殖民地政府艰难的谈判和纠缠。

在中文大学成立以前，香港仅有香港大学一所大学。港大采用英式学制，用英文授课，门槛极高。对于当时为数众多的中文中学毕业生来讲，他们只能在大陆和台湾间选择出路。创建一所用中文授课的大学，在这时显得十分紧迫。而且港英政府还有着另外一层考虑。香港离大陆如此之近，是西方世界抵御共产主义的桥头堡，那么又该如何确保在大陆读书的香港学生，回流之后不会传播不受殖民地欢迎的意识形态呢？

但殖民地政府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用中文进行大学教育的问题，香港状况特殊，港英当局不愿触怒两岸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愿收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干扰，因此反复强调「政治中立」的原则。

在周爱灵博士的《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中，她提到，新亚书院和另外两所书院联合成立中文书院联合会的时候，为了达致理想的教育环境，也曾提到「政治中立」的立场。

然而，同样的「政治中立」，却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绝非完全的中立。不论是殖民地政府和中文书院，其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与大陆相悖的，也自然而然地坚决反对北方的那个政府。1960年新亚的「挂旗事件」中，青天白日旗的出现令殖民地政府紧张万分，但在钱穆等人看来，悬挂对岸的国旗，只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表现。

「挂旗事件」后及至中大成立，各方争吵频发，也在不断妥协，非是简短文字可以概括。但中文大学的出现，终归是改变了殖民地的教育状态，中文高等教育似乎出现了新的可能。虽然这一切，是以先贤钱穆的出走为代价。

从成立的那一刻起，中文大学，就承载了其他香港高校从不曾有过的意涵：反抗殖民地管治、传承中华文化、抵御共产主义入侵、探索中文高等教育的未来……李欧梵教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既然名叫『中文大学』，就应该和殖民主义的香港大学模式截然不同。我在课堂上和课外与学生交谈时，都是讨论大问题，例如中国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环境当然有影响，但当时香港的左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开的，我和双方都保持友谊关系。」

然而，创校五十年之后，研究者们再去回看那段历史，却有着充分的理由去质疑这种使命是否得当。文化学者安徒说：「中大成长于一个殖民地，原本就不具备一个什么伟大的民族国家文化使命……我们知道的是，它在振兴国家民族文化的角色被认同之日，恰好就是它的一些创办者从飘泊到定居之时。」

4.

上任之初的沈祖尧民望高企，或多或少是因为上一任校长的衬托。

中文大学第六任校长刘遵义，被学生称为「破坏王」。他的多项决策都饱受争议，卸任之后，学生会对他盖棺定论：「中大历史上最失败的校长」。

刘遵义在任的2005年，发生了著名的「哭中大」事件。

70年代出台的《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规定，中文大学教学使用「两文三语」，但主要教学语言应为中文。这个要求，是校名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大成立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而在当时的校方看来，要实现大学的「国际化」，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就读（尽管大部分是内地学生），就应该提升英语授课的比例。而各学系，都必须有核心课程转用英语。

中大的师生校友对此惊诧错愕。被中大校友占据的新闻界和知识界，开始了一场质量极高、你来我往的大论争。

在这次论争中，出现了对于中文大学使命的新思考。中大创办之前，就有港英政府的官员质疑，在英文占据绝对主导的学术世界，中文无法承担高等教育的使命。而在中大教学语言论战中，中文系校友梁巨鸿提出这样的观点：「把中文和大学连在一起，不但冀望于大学的中文化，更要紧的还在中文的大学化。」频繁在公共事件中发声的梁文道，也撰文《说英文的中文大学》，他的思考是，「中文大学的独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国际化』。所谓中文的国际化，意思是不拒外来文化，反而要把它们吸收转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领域。」

而在一些校友看来，转用英语授课，不仅是对中大传统的背离，在后殖民地的香港，也有着不小的象征意义。中大学生会的公开信《哭中大》中写道：「在长长的殖民地历史中，英文背后所代表的阶级权力和社会地位，深深的刻在每个香港人的深层意识之中。」这时，「英文」不再仅仅是语言和工具，香港人的母语广东话，成了处在弱势地位的本土语言。

旷日持久的论争没有改变中大校方的决定。中大的国际排名，在「国际化」政策之后突飞猛进。如今，当被问及为何选择入读中大，很多内地生的回答都是：「英文授课」、「国际化氛围好」。

「哭中大」事件十年之后，语言政治又一次在香港的高校中出现。不过这一次，被视为殖民者的语言的，变成了中文普通话。

5.

在内地的社交网络上，沈祖尧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被鸡汤账号转发。而任内的最后一次毕业致辞，他罕见地没有用大篇幅提出对毕业生的期望，反而进行了长长的自我剖白。

「身为校长，我常提醒自己，异见中也可以有真知，背后或有一段故事。纵使大家意见分歧，争持不下，我总得下个决定。」

「我也衷心感谢所有同学，无论是本地生或外地生、本科生或研究生、同意或不同意我的，你们都是我关心和在乎的学生。」

此时的他，正处于自己上任以来民望的最低谷。中大校长的职位，成了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甚至表示，如果新校长顺利被选出，自己愿意提前交棒。

毫不意外地，他的继任者段崇智教授，甫一上任就受到了中联办的亲切招待。

终于卸任校长之后，沈祖尧再也没有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按照中大的说法，他将回到医学院担任教职，并在威尔斯亲王医院从事肠胃癌症的预防工作。我曾发邮件尝试约访，他用英文回复，说自己最近正走访世界各地的癌症中心，接下来两个月将经常往返美国，所以无暇受访。

七年校长生涯，现在沈祖尧终于走出了漩涡，身后的中文大学，却依然困在迷宫里，在语言的夹缝和政治的漩涡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安身之所。不知如今的沈祖尧医生，是否还会想起，接任校长之初的那次访问中，自己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希望历史会有公论。」

6.

中大学生会历尽千辛万苦护送进校的那座雕像，后来再也没有被移走。只是，当年策划护送雕像入校的学生会，随着这座城市政治气氛的变化，江山几度更迭。

2015年之后，本土派的大学生们开始掌握学生会的主导权。在他们看来，那座雕像背后的事件和港人年复一年的悼念，代表着对民主中国的憧憬，其实仍是对中国的热爱。要想真正聚焦香港本土议题，从香港本位出发争取民主，就应淡化对事件的悼念。港大民研计划的调查显示，这座城市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里，认同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中国的苦痛，在他们看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悲剧，并无二致。

一位年轻的领袖在这时横空出世。他叫梁天琦，是主张「勇武抗争」的「本土民主前线」成员，2016年的春节，他在旺角用扩音喇叭，号召集会者冲击警方防线。旺角事件一个月后，他在新界东立法会补选中收获六万多张选票，虽然当时没有当选，但九月份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他势在必得。意气风发的他，骄傲地发出改写香港政治版图的宣告：「泛民、建制、本土，今后三分天下。」

后来的故事已为人们所熟知，梁天琦的参选资格被取消，另外两位本土派年轻人虽然赢得选举，但议席很快被剥夺，也导致另外几位立场较温和的议员被逐出立法会。梁天琦本人，则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他因为旺角事件官司缠身，身陷囹圄。本土派在政坛活跃了短短两年之后，从此一蹶不振。

2017年的6月初，中大学生会发表了《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时了》的声明，正式宣告与维多利亚公园的晚会割席。三个月后，校内民主墙上的风波又一次把中大置于风口浪尖，学生会的政治取态，此时已经明白无误地，朝着与创校先贤和学运先辈相反的方向疾驰。

不久前，中大学生会发出公告，准备修改自己的会歌，向中大师生征集广东话的歌词。创作于70年代的普通话会歌，在他们看来并不能代表香港的文化。老会歌的前三句是这样唱的：

开了山，辟了地

我们的神圣工作是拓荒

承担着整个民族的光辉

而那座雕像的底座上，现在被写上了七个大字：香港英雄梁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