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乔姆斯基的先天说
康德的论述，严密、深刻，晦涩难懂。二百多年过去了，还有对他文本解读的争论。乔姆斯基的论证很通俗，容易理解。他的专业是语言学(linguistics)。他对学术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理论，为计算机程序语言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丰富了可计算性(computability)理论。哲学上，他是当代“先天说”的主要提倡者。他是从人的语言习得(acquisition)角度来论证“先天说”的。
乔姆斯基指出，每个人(除非先天发音系统或认知系统有障碍)都能掌握一种自然语言，即本族语(是否能掌握外语就不一定，因为掌握外语的过程和本族语的习得过程完全不同)。观察语言习得过程，有以下特征：
(1) 如果说语言习得仅仅是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主张的那样，是外界语言环境的刺激下产生的规律(他称之为“语法”(grammar)，不同于一般仅仅是语言间各成分关系的狭义语法。语法包括语音、句法、语义的系统)，那么儿童在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就能掌握有关一种具体语言的知识，外界提供的语言刺激远远不够。这被称为“刺激匮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
(2) 婴儿在语言习得期间接受的外界语言信息远不是完美的，而是充满了语音、句法、语义上的错误。然而这些错误并没有妨碍婴儿习得一种正确的具体语言。
(3) 各种语言间，有一些虽然说话者没有意识到，却不能违反的原则。所有的语言中，有一些结构不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内容太专业，兹不举例。
(4) 人的语言运用有创造性，就是能够说得出、听得懂从来没有说过，听到过的句子。比如下面一句，我担保没有读者听到过，但说汉语的人都理解：
“2088年8月8日，将有88个88岁的老人举行一次长度为88米的短跑比赛。”
这说明语言习得不是单纯外界刺激就能够解释的。说得出、听得懂这个句子，就说明了说汉语的人能够根据发音辨别句子中的每一个单位，懂得每一个单位的意思，懂得各单位之间的关系，虽然从来没有在学校学过语法。
(5) 语言的习得不同于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比方说，学唱歌。有人一辈子五音不全，学也学不会(我有一位同学，只学过初中二年级的物理，1978年高考物理100分；自修过半年化学，化学97分。但他就是唱不准一个音)。但除非发音器官有问题，或者有智障，人人都能在三、四年内基本掌握一种语言。这就显示出语言的习得的特殊性。
(6) 语言习得有临界点(critical point)。过了一定年龄，就无法将一种语言学得圆满。学其他知识和技能没有这种明显的临界点。外语为什么很难学得和本族语一样好？就在于学习外语的时候，人往往已经过了语言习得的临界点(Chomsky 2005, Part I, Chapter 1-3 )。
基于以上特征，乔姆斯基提出，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innate)“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这种普遍语法决定了在任一具体语言中，何种语言结构可能，何种不可能。具有这种普遍语法的儿童处于某具体语言环境中，从这种具体语言的语法中获得某些参数，就形成了如英语、汉语这样的具体语言的语法。这就是他的P&P理论：先天的普遍语法提供了语言的“原则”(principles), 具体的语言环境提供了“参数”(parameters)(同上，p.3, 5-9, 13-30)。“原则”，用康德的话说，就是“通过概念在普遍中认识特殊的知识”(康德2004，p.262)， 而“理性则是使知性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的能力”(同上，p.263)。
比较一下，乔姆斯基的理论本质上与康德理论一致，但要好懂得多。
五．先天知识的性质
综合康德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先天知识有以下重要特征。
(1) 它们是普遍的，只要是人类，不论什么种族、性别，都具有同样的先天知识。它们应用的对象也是普遍的。不可能是运用在人类问题上是一套范畴，运用在非生物上另有一套; 运用在英语中有一套普遍语法，在汉语上另有一套。
(2) 它们是形式的(formal)。请注意，这里的“形式”不能理解为日常所说的“外观”，“外表”等等。哲学上“形式”指的是一物体内在各部分之间以及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命题“A大于B”中 的“大于”就是形式。先天知识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内容，因此任何新生儿也不会说话，没有任何具体知识。
(3) 先天的知识是“不自知”(tacit)的知识。自己 有这种知识、每天在运用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每日每时在用逻辑推理，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学过逻辑学；我们每天在使用一种本族语，对我们来说就是汉语，但大多数说汉语的人并没有学过汉语语法。举个例子，你问一个朋友，“今天你几点钟吃的晚饭?”朋友回答，“晚饭吃七点我”。你会感觉到朋友疯了或是病了，不知所云。为什么？朋友的回答不合汉语句法。用句法语言说，“吃”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其宾语“晚饭”通常在其后，这里不仅到了“吃”之前成了动作的发动者，“我”反而占据了宾语的位置，成了“吃”的对象。
你说问话的人懂不懂汉语句法？不懂的话，他凭什么判断朋友不知所云？
掌握本族语的人都懂那种语言的语法，不管在学校学过没有学过。否则一个不懂那种语言规则的人听不懂别人的话，也说不出别人能懂的话。学校的教育是将逻辑、语法等从“不自知”的知识整理成理论，使得“不自知”成为“自知”。上面那个例子中，朋友之间的问答是“不自知”地运用语法，而用“句法语言说”之后的部分，就是运用整理成理论之后知识而作的“自知”的分析。
同样，没有人生来就知道，从北京到天津最快的路线是经过廊坊向东南走。但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学过几何学，也不会先去东北再折向南去天津。因为他懂得(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即使是不会说话的幼儿，当你让他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他绝不会先向相反的方向走，然后绕个圈子走过来，而是直奔过来。如果非要在学校里学过几何才懂得这个道理，在欧几里得几何学引入中国之前，数千年的中国人怎么就没有绕圈子走路、或总是朝目标的相反方向走路？
我们把“知识”误解为仅仅是那些已经整理成文字、通过学校、书本、语言传授范围之内的东西了。要理解哲学认识论，首先要消除掉这个误解。这一点，不要忽视。
(4) 恐怕还有人有疑问：你说形式逻辑是先天的，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是普遍语法用之于具体环境中生成的，为什么我们用逻辑、语法有大量的错误？
当然会有大量的错误。我一位同学，博士毕业，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分不清逻辑上的if和iff，也就是分不清“蕴含”与“等同”，我每次和他讨论问题，都得纠正诸如此类的逻辑错误，不胜其烦。网上讨论也有大量的逻辑错误。同样，我们在言谈之中，也经常会犯语法错误。您如果仔细检查，说不定就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出语法错误、逻辑错误来(如果有读者愿意费心检查，指出错误，欢迎之至， 不胜感激)。
但要注意，这是“运用”(performance)问题，运用上的错误往往来自个体运用能力的不足，如思维不清晰，某些错误习惯，有时是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人在疲惫的情况下，也容易犯语法错误。这种运用的错误和知识、规律不同，其来源是个体的、个别的，因此不具有普遍性(虽然会有重复性，比如if和iff的混淆就比较常见)，也就不会人人都犯，任何情况下都犯。语言学上有一门“语用学”(pragmatics)，就是专门研究语言运用的。在讨论语法问题的时候，排除语用现象，是最基本的实践。
康德也早就指出，正确使用规则的能力是自己的，缺乏这种天赋就不能防止误用(康德2004，p.136)。康德举例说，“医生和法官可以记住很多病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的规则，但在运用这些规则是却很容易犯规，这或是他缺乏天生的判断力，或是没有从实例和现实事务中使自己的判断得到足够的校正。不要忽视这些原理在自明性和实行上的区别。”(同上p.153)先天的知识是普遍的，大家一样；运用先天知识的能力是个别的，人人不同。
六．几个问题
说到这里，还有几个问题要提醒读者注意，以免误解。
(1) 认识与思维
康德指出，知性的原则用之于经验对象才能形成知识。对那些没有经验对象事物，我们无法形成知识，但仍然可以思维。比如上帝不是经验的对象，但人类仍然可以思维上帝。
(2) 先天和先验
在康德哲学中，先天(a priori)知识和先验(transzendental)知识不一样。先天的不一定是先验的，先验的必定是先天的。康德的“先验知识”特指对先天知识作出认识论上的说明，是先天知识的自我反思(同上，p.55)， 意义超出“先于经验的知识”的范围(因为先天知识也是“先于经验”的)。中文文献在这两个词的翻译上也有不少混淆之处，引出不少误解。本文不讨论先验知识。
(3) 先天和与生俱来
康德说先天，用的是拉丁语a priori, 而乔姆斯基更常用英语innate。两者有什么区别？
两者都指“先于经验”，但innate直接指出其来源是“与生俱来”。康德不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说过“与生俱来”，在其他文献中甚至批判过“与生俱来”说。是不是他反对“与生俱来”说？如果先天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又来自何处？自《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
经验知识(也就是具体知识)是先天知识加之于从经验得到的表象、给表象提供了秩序而形成的，来源、逻辑都清清楚楚。先天知识呢？就说不清楚了，不知道其源头。如果说另有一套规则从经验中抽象、概括出先天知识，那么就陷入了“无穷乌龟驮地球”式的困境。
康德断然否定先天知识从经验中获得，“先天的原理之所以叫作先天原理，不仅是因为它们包括其他判断的原理于自身，而且也因为它们本身不再以更高且更为普遍的知识作为根据”(同上，p.145) ,“知性从自己本身获得一切，无须从经验中借来”(同上，p.216)，它“本身就是原理的根源”(同上，p.151-152)。由此，他斩断了认识过程“无穷倒退”，就是上文所说的“无穷乌龟驮地球”的可能性。
但是，他自己就一直没有明白地说过先天知识的来源。这么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忽略了？
回答是，他无法提供答案！
在康德之前的“与生俱来”说，几乎都将先天的知识解释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如上帝，天，等等，“植入”人类的。康德完全无法接受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知识，因此他在一些著作、通讯中明确反对那种“与生俱来”说。他的时代，进化论、遗传学尚未问世，他找不到一种能够解释先天知识来源的自然基础。思维极为深刻的哲人在这里遇到了困境：先天知识逻辑上必然，但来源呢？“抽象”说有难以堵住的漏洞，“与生俱来”说又要导致超自然解释，他左右说不出口。“无法言说，则免开尊口”(Wittgenstein 1922, p.189)。
乔姆斯基就不同了。他生活在当代，生物学的进步使得他可以轻松地给先天知识找到自然的基础，因此他毫无顾忌地主张“与生俱来”说。他一再说，先天普遍语法是遗传的, 并引用劳伦兹的观点，认为康德的先天知识就是进化的结果(Lorenz 1973, p.63; Chomsky 1975, p.124)。生物学的发展，清除了将与生俱来的知识归之于超自然力量的顾忌 — 一旦归之于超自然的力量，就离开哲学而进入宗教，就失去了与学术界对话的基础。康德有顾忌，乔姆斯基没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乔姆斯基似乎是有意识地与康德保持距离，而更多地将他的思想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联系起来。虽然从先天知识的阐述来看，他的理论和康德更接近(他也说过他的德语水平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4) 乔姆斯基“先天普遍语法”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学界熟悉皮亚杰理论远超过乔姆斯基理论。发生认识论在1980年代初就在学界广为所知了，而乔姆斯基理论则要等到1990年代中期才逐步为语言学界之外的读者所知。 就这个问题，本文作者曾在1995年《读书》上发表一篇文章(吴道平1995)，介绍皮亚杰和乔姆斯基一场面对面的辩论。这篇文章目前在网上依旧存在，各种盗用、甚至全文抄袭堂而皇之出现在各种文献之中。读者不难查到。那篇文章首先提出以“自然/使然”对译英文的“nature/nurture”，已经被学界普遍使用。
全文内容篇幅太大，无法在此详细介绍。简要地说，皮亚杰认为儿童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同化”(assimilation)和适应, 这种同化是生物学上的表型模拟(phenocopy)，表型模拟将经验对象自身的结构转移至认识的主体，导致遗传学上的重构(reconstruction), 最终形成认识主体的新结构。这种学说类似于洛克的“白板说”：人生于世还是一块“白板”，人通过生物上的“表型模拟”获得了经验对象的结构，最终改变了认识主体。只不过皮亚杰使用了生物学概念“表型模拟”替换了洛克的逻辑抽象。
皮亚杰的这一理论，在当代生物学家看来，根本错误！引出了生物学界的批判。
参与辩论的诺奖获得者、法国生物学家雅各布(Francois Jacob)指出，皮亚杰对表型模拟的认识错了。表型模拟指环境造成的生物体改变，它只在生物基因复制的可能范围内才能实现。换一种说法就是，经验对象的结构无法改变生物基因。法国生物化学家丹钦(Antoine Danchin)更指出，皮亚杰对表型模拟的解释，认为表型模拟能够影响到基因，认为生物体的性质变化来自于同化和新陈代谢的变化，生物体是由同化了的外界环境因素所构成，正是骗子李森科(Trofim Lysenko 1898-1976)的学说。劳伦兹也说过, 先天知识不会被环境改变(Lorenz 1967, p.44)。
与会的另一诺奖获得者，法国生物学家蒙诺(Jacques Monod)说，“整个现代数学、古典数学和欧几里得数学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不是。但是，使得我们能够建构数学的逻辑基本程序，应当说，必须是与生俱来的”(Piattelli-Palmarini 1979，p.157)。
皮亚杰的理论偏离分子生物学，而乔姆斯基理论则与之接近(Piattelli-Palmarini 1979，p.11)。概括地说，皮亚杰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必然，却不是与生俱来”。乔姆斯基“身体和心智发展一致”， “必然”中包括先天遗传的部分。
七．余论
康德说，“只要承认在这些科学中有理性，那么其中就必须有某种东西先天地被认识”(康德2004，p. 11)。人类的认识对象提供了认识的质料，人类的知性、理性给质料提供了秩序，形成了知识。 康德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就是“给自然立法”。康德认为，这就如在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中心说一样，是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从洛克、列宁到毛泽东，他们对人类知识获得过程的理论，已经被现代科学推翻。这一事实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乔姆斯基指出，“白板说”是专制理论的基础。如果人生于世，大脑就是一个“白板”，那么就可以让专制者任意涂画，将人改造成奴隶。法西斯就相信大众是可以操纵的，可以设计出一种对他们有利的环境，来改造大众(Piattelli-Palmarini 1979，p.271, 273)；中国近几十年一直在实行的“劳动改造”，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然而，人生于世，本来就不是白板一块。那块“板”上已经画上了许多东西，像是认识的范畴，形式逻辑，普遍语法，追求自由的意识，等等。专制的洗脑会对一群人甚至一代人起作用，却改不了人的基因。被改造成奴隶的后代身上，仍然存在追求自由的种子，他们还会要反抗专制。奴才郭沫若的儿子们就没有继续他的奴性，而是勇敢探索，以死抗争来争取自由，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是认识论上翻天覆地的革命。是不是他的学说就不可颠覆(像一位网友在讨论中批评的)？当然不是。我相信，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出现不可颠覆的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费希特、黑格尔、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皮亚杰、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试图修改甚至颠覆他的体系。以《纯粹理性批判》建立起来的认识论，必然要受到科学发展的冲击。海森堡就认为，康德的先天知识理论仍然正确，但其界限(本文作者按，即先天知识的范围和内容)则要根据相对论、量子力学改变(Egginton 2023, p.264)。
但是，“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出现不可颠覆的理论”只是我的信念，不是知识，因为它没有经验对象(人类无法经验将来出现的理论)。要颠覆、修改一种理论，“信念”只是给我自己心理上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我们无法仅仅依靠信念完成一件工作。在汉语语境中，已经见到了太多的以信念代替具体分析、以信念作为判别某种理论最终结果的言论和主张。这种做法忽视了一种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某个阶段的重要作用，忘记了人类社会就是依靠那一个个最终被颠覆的理论才取得进步的。作为一个全称判断，所有过去的、现有的、或者是将来要出现的理论都只有一种命运，那一命运出现概率为100%；用信息论的语言来说，概率为100%的信息，其信息量为0！我经常提醒自己：这是诚实对待自己的思考必须要避免的。
对我来说，哲学的种种理论是否成功，最终还得看是否得到科学的支持、肯定。专制政权也懂得这一道理。李森科的所作所为，其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苏联当局试图依靠科学来维持其逻辑上站不住的哲学认识论。李森科在科学上的失败，说明了作为他理论基础的哲学也失败， 而且那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失败！
上下两篇，一万多字，都在讲抽象理论，读者一定感到沉闷了。在结束本文之前，讲一个笑话来让大家轻松一下。
话说苏联时代，某单位某人喜获麟儿，于是请单位同仁到家里给孩子庆生。
新父母乐滋滋地将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然后问道，你们看孩子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客人们互相看了看，异口同声地说，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像隔壁邻居。因为，如果说像爸爸妈妈，就是主张反动的遗传学；像邻居才是李森科革命的环境决定论！
恐怕世界上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像邻居老王吧？不相信李森科伪科学的人，逻辑上也不应该相信那种理论的哲学基础吧？
好，有了预备知识，下一篇，我们开始讨论Egginton(2023)一书四部分的内容。
2024年九月
参考文献：
Chomsky, Noam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Pantheon Books，New York, NY, USA.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USA (2005), Rule and Represent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USA.
Egginton, William(2023), The Rigor of Angels: Borges, Heisenberg, Kant, and 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y. Pantheon Books, New York，NY., USA.
Hornstein，Norbert(2005),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as Research Strategies”. In James McGilvray(2005), p.145-163.
Kant, Immanuel (1990),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J.M.D. Meikleijohn.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 NY., USA.
Locke, John (1977),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David Campbell Publishers Ltd. London, UK.
Lorenz, Konrad(1973)，Behind the Mirror: a Search for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Ronald Taylor from 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 By R.Pioer & Co. Verlag.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York, NY., USA.
McGilvray(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om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Piattelli-Palmarini, Massimo (1979),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Jean Piaget and Noam Chomsk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USA.
Wittgenstein, Ludwig(1922),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a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London, UK.
康德(2004),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自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elix Meiner, Hamburg, Germany 1956/1976。人民出版社，北京。
吴道平(1995), “自然?使然?——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一场辩论”。《读书》1995年第12期, 三联书店，北京。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四六期(cm092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