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1981年中国正式发布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文件。这些文件针对的是即将毕业的文革后首批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77级），也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开端。
1981年春，我报名考研究生，选择了有出国名额的学校和导师。主导师是我们专业的元老之一，毕业于清华物理系，50年代转入我们专业，并在中国大学中开拓了这个领域；副导师是主导师文革前的研究生。
1981年夏天，其他同学都去各地做毕业实习，而考研的同学则留在学校，与老师一起完成毕业实习。考完试后，我利用开学前的空闲去了哈尔滨游玩。回来后，由于食物过敏（可能是新鲜蚕豆），住进了学校医院，但很快就康复了。
大约在十月，我同时收到了赴美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和去北京语言学院进行英语集训的通知。那时，新的学期刚开始，其中一门主要课程是统计应用方面的。临去语言学院前，我请同学帮忙收集课堂笔记和习题，以便回来后准备期末考试。集训结束后，我回到学校，花了一周时间准备考试。尽管时间紧迫，但我对这门课非常感兴趣，最终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后来在研究生院，我又学习了一些统计课程，并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数理统计是最实用的大学课程之一。
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期间，教育部出国留学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过，给我们介绍美国的情况并回答问题。尽管我们是被教育部选中的赴美研究生，但申请学校的工作需要自己完成。这与当时的CUSPEA和CUSBEA项目不同，那些项目的学生考上后可以在进入这个项目的美国招生学校中进行选择。那个年代，在中国找不到一本介绍美国研究生院各专业的书籍，全凭同学之间的口口相传和报刊上的零星报道。那时，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已经留学美国的人，选校自然也就显得盲目。
到底申请什么学校呢？北京西四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外事局北美处有一些美国学校寄来的学校简介小册子。我从那里获取了一些美国学校寄来的简介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印刷精美，校园看起来非常漂亮，建筑宏伟。记得密苏里罗拉（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Rolla）的一所小学校也寄来了小册子，校园建筑看起来非常不错。多年后，我曾开车经过这个地方，从高速上看到有出口去这个学校，顺便绕进去看了看，但校园已与小册子上的照片大不相同。照片总是展示校园的美好一面，而多年后校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新增了许多建筑。
在申请美国学校时，我在研究生院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彩色印刷、纸张精良的《科技导报》*。这本杂志虽然我只看了几期，却提供了很多关于美国科技界，特别是美国华人教授的信息。然而，我并未从中找到与我所学专业对应的介绍。那时，我不了解美国学校各专业的排名，只知道一些老一辈留美学生留学时读过的名声在外的学校，如伯克利、斯坦福、加州理工、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密歇根大学和普渡大学等。这些学校大多在理工领域名列前茅。我们没有美元交申请费，所以只能排除那些不免申请费或无法推迟到入学时支付申请费用的学校。麻省理工因当时校长的亲台言论被教育部明确指示不要申请，所以我们那年没有一个学生申请麻省理工。教育部这个非常荒唐离奇的决定，左右了我们这批申请人的意愿和方向。然而，我知道CUSPEA项目的学生不受此限制，复旦大学的学生当年就有人去了麻省理工。
当时，我没有英文打字机，只能手写草稿，然后拿到研究生院的打字室请那里的女孩帮忙打字。打字室里面有3个女孩，估计都是学校职工的孩子，出口就是脆脆的京腔。她们的英文水平只是高中生水平，常常打错字，我只能耐心地请她们修改。大部分时候她们都很帮忙，为了让她们尽快打好信件，我不时美言夸赞她们。有时来不及打字，我就直接手写信件。为了信封不超重，我尽量将所有内容压缩在一页纸上。推荐信方面，除了两个导师外，我还请导师找了一位业内著名的专家写推荐信。这位专家非常和蔼，我跑到他工作的研究所去找他，记得他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张很大，厚重的办公桌后工作。他看到我导师的介绍信后，客气地请我几天后去取推荐信。
我的主导师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他身上展现了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同时待人诚恳，关心学生。我记得第一次去学校，住入学校招待所的第二天一早，气温很低，他骑车到招待所找我。我出国后，每次回学校，第一顿总是他请我在他家吃。不能不说，他的这些行为影响了他的学生。他的这些行为对我影响深远，让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做人最重要的品质。我以为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好东西。另一位导师因为多在家办公，我与他接触不多，但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实实在在做学问的人。
综合各种信息，我申请了三所美国学校，其中一所专业性很强但名气较小的学校很快拒绝了我，这让我非常意外。我原以为这个学校的专业与我大学专业相对接，应该容易被录取，况且我们系的老师曾经访问过这所学校。不知为何，他们拒绝了我的申请，或许是因为我提交申请太晚，已过了招生时间？另外两所学校康奈尔和普渡都录取了我。但离开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一些材料需要补充，所以我没有马上确认去哪个学校。
在等待期间，由于经常外出办事，我没有注册课程，没有跟不出国的研究生一起上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申请美国学校，未被要求上课。空闲时，我除了不停地学习英文，还找一些专业书籍和杂志阅读。大学期间，我曾与几位同学在系里的实验室做过一些实验，验证专业书上的结论。尽管我们系的实验室号称亚洲最好的，但实验结果与预测不符，未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实验室环境有问题，干扰太多，仪器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不足，无法验证理论值。实验室几乎被荒废，无人指导，我们的实验最后不了了之。除此之外，我没有参与其他研究项目。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最后一题是阐述我们专业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显然这题是针对有工作经验的考生。我当时实在想不出答案，草草作答，心里非常懊恼，因为这题占了20分。后来我问过出题的副导师，他说并不期待刚毕业的大学生能答对这道题，这题是给那些已有研究经验的考生准备的。事实上，那一年的考试，无论是应届大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考生都未能答对这题。
我将来的研究方向与本科不同，所以在等待期间尽量阅读相关书籍和杂志，尤其是一些英文资料，补充基础知识。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本杂志的影印本上看到一篇关于我想学的专业的文章，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还是学院院长。我灵机一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刚大学本科毕业，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考试，由中国教育部选拔为赴美研究生），并表达了想跟他做研究的愿望，还谈了些初步的研究想法。估计这封信写得不错，不久我收到了他的回信，表示欢迎我去他那儿读研究生，并给出了具体的步骤，包括他有个教授朋友夏天会来北京，希望我能与他见面。由于通信时间长，我当时在外地，来不及赶到北京与那位教授见面，便回信解释了原因。信中他还提到学院其他系的一位中国学生夏天也会回北京，并建议我与他见面。这位中国学生原先在我们行业系统的一个研究院工作，前几年自费出国做访问学者，后来转为学生。他是我国内研究生学校的校友，文革前毕业。他的年纪和经历都与我大不相同。夏天他回北京时，我与他见了面，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了解了一下即将去的学院的基本情况。
回想起来，跟未来导师的通信在我选择美国学校和专业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他已经同意收我做学生，入学手续，包括经济援助，都迎刃而解。因为是教育部公派的留学生，护照很快拿到。申请美国签证时，教育部让我们在北京呆着，以备万一美国领事馆要面试。结果，我们这一批人中，没有听说谁去了领事馆面试，都是由教育部统一拿去签证的，无悬念的拿到美国签证。
入学后，大概是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的一次谈话中，导师提到了当时录取我的背景。因为导师在业内非常有名，所以很多中国人希望能跟他做研究，但是，大部分是要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导师大概跟一些中国来的学者打过交道，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招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年龄和经历跟其他读研究生的美国学生相似，应该会比较容易跟美国学生混成一片，而不是像访问学者或年级大的中国学生那样，经历和年纪都不匹配，会显得格格不入。当然，他说，这是个冒险，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中国的本科教育是否扎实，来的学生能否跟上学习。这不，你的博士资格考试结果和研究结果表面中国本科的教育是可以的。我想，当时美国许多教授或多或少有相同的顾虑。导师还专门问了我的第一封信是否自己写的？我如实答复当然是。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难道是他想知道我哪来这个勇气和动力去直接给他写信，还是他怀疑我当时的英文书写能力？
我们这一批通过教育部出国研究生考试到美国留学的，申请美国学校基本上靠自我摸索，除非导师出过国或者跟国外学者有过往的研究合作。这跟CUSPEA和CUSBEA的学生不相同，他们有一个机制帮助他们匹配美国的学校。从道理上说，我们这些出国人员，是经过激烈的竞争删选出来的，并且是国家资助的，应该都能进入美国的好学校。但是，因为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有些同学，逮到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就去。有的同学去了位于很偏辟地方的大学。比如，一位同学去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州立大学，一个基本上没有存在感的学校。不过，大部分人后来都转到东西两岸和中部著名的学校。这基本上是因为信息不灵，也有原因是因为出国的同学害怕夜长梦多，政策多变，能够出来就先出来，没有把学校的挑选列在主要的考虑因素上。可以说，我们这一批学生为后面从中国来美国的学生铺路，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经验。在这之前，虽然有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但是，他们都是年龄较大，或者是集中在物理，生物领域。而教育部1982年招的出国留学生，是大规模，包括各个领域的群体。大部分82年招的赴美研究生，是83年入学美国学校的。
最近跟原来同年去斯坦福读书的同学聊天，我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77级，同时考上出国研究生，同年申请美国研究生院。他也是被斯坦福和康乃尔同时录取，选择去斯坦福，看来，康乃尔做了几个人的备胎。当然去康乃尔的也有，英语集训时有两个室友，一个去了康乃尔，另一个也来了斯坦福，比我晚一年入学。
两位我们同系的中国同学，83年入学，也都是77级同年考上出国研究生的，都是很明确地选择了我们系两位行业中非常有名的教授，不像我是随机选到的。这两位教授中，一名教授的书当时已有中文版，同学在本科时就知道这个教授。另一位教授，70年代去过中国，也被中国学者所熟悉。他们的导师熟悉我们系教授的情况，也可能以前有交流，所以申请时目标非常明确。
就我所知，我们这一批人中，美国学校去的人数比较多的有UCLA, 斯坦福，伯克利，哥大，密西根，亚利桑那大学，滨州大学等。当然，研究生院学校的重要性不如研究生导师，以后的发展和出路，主要看自己的努力，专业的茂盛衰落情况。
我当时选斯坦福，应该说有很大的随机因素。而我孩子大学入斯坦福大学，却是毫无悬念的第一选择。斯坦福校园优越的学习，研究，乃至生活环境，无疑是人生最享受的经历之一。
*《科技导报》发展概况
1978年11月，由全美华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发起，美籍华裔科学家聂华桐、潘毓刚、谢定裕、钱宁、陈国忠、黄谔、任奇峰、元休、牛春匀等提议创办一份中文出版、英文提要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技导报》，英文刊名最初拟用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Review，后确定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聂华桐等人的倡议得到中美两国数百位著名学者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陈省身、杨振宁、张明觉、金祖怡、田长霖、吴耀祖、朱祺瑶、范章云、易家训、陆卫平、林同炎、周文德、冯元贞、葛守仁、郭晓岚、李耀滋、黄寿林、杨庆堃等著名华裔科学家受聘担任《科技导报》编委，美籍华裔学者钱宁教授出任首任主编。
1980年1月26日，《科技导报》创刊号在中国大陆发行，销售10万册，引起社会轰动。
由于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并缺乏专职编辑队伍，1980年出版2期、1981年出版1期后，《科技导报》遂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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