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效”说起
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贬斥是无争议的。对于曾与之有关联的几位教授，那是不可磨灭的劣迹，甚至于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软骨头”的证明，其中名望最重的背负的骂名也最重。然而，认真追问一下，为什么单单是”梁效”？不必查多少资料，只要翻阅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历次”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大跃进”……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大批知名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家）的文章，其批判别人和自我批判，以及各种”表态”，言词之激烈和自虐的程度远超过”梁效”的文章者大有人在（后者主要是”批孔”，最后少量”批邓”，即告寿终正寝）。那么为什么后人单单拎出”梁效”来，甚至有人指责参加者为”失节”？其逻辑大约是把它算在”四人帮”头上，于是与之有关的人算是”依附四人帮”，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则是服膺于正统的领袖和组织。这可能是长期宣传的效果，事实上哪一次运动不是最高领袖发动的？”批林批孔”当然不例外，那些被招进”梁效”的大小笔杆子难道当时会认为这不是听命于最高领袖？再者，他们有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的权利吗？
思想改造是伟大领袖独特的发明：一方的恩威并施与另一方的自愿与被迫相辅相成接受方的心态：
1）爱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去留的选择：怕做”白华”（按：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国外的俄国人在中国被称为”白俄”，与”赤色”俄国相对，被看做无祖国的人）。
3）经世致用：渴望见用。
4）真心拥护，对”新时代”、”新中国”抱希望。每一个新朝都有一番新气象。最初的三年恢复期，从满目疮痍的战乱中安定下来，如脱缰之马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生活秩序恢复正常，成绩显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和平，这是国人向往已久的，当然衷心拥护。进入大城市后的”三斧头”：平抑物价、扫荡毒品、改造妓女，使人感到历届政府做不到的事，新政府能做到。
５）战后整个国际思潮是左倾，除了美国之外，不同程度的左倾思潮在欧洲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中占主流地位。像约里奥-居里这样的诺奖科学家、毕加索这样的顶级艺术家都是共产党员，就可见一斑。由于反法西斯战争之故，苏联的威信还相当高。这一国际背景不可忽视。
6）1950年美国政界发生”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国务院为自己辩护，公布了一批政策文件，题为《美中关系白皮书（着重于1944-1949）》，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呈总统函中有一句话说，（美国）寄希望于”中国人的民主个人主义再抬头”，中文翻译成”民主个人主义拥护者再显身手”，这样，把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与投靠帝国主义等同起来，领袖亲自为文痛批：”帝国主义正对你们招手呢！”。使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等同于叛国，大批知识分子心怀恐惧，更加努力接受”思想改造”。
主导方的做法：恩威并施达于极致
1952年以后运动不断，到”文革”的十几年间的政治运动是波浪型的，有张有弛，”恩威并施”，每次都宣布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其余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以教育为主”，这促使人人都争当那百分之九十五，以免于落入百分之五。另外还有”给出路”的说法，前期遭打击的对象，根据个人”认罪”表现，以观后效，运动后期还有”落实政策”的希望。在这些运动中大批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都被卷入，必须公开表态、”站队”。
1956年忽然出现小阳春，总理做”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被发展入党，科学、教育界被要求制定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向科学进军”。给人的印象是政治运动已经过去，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已被接受，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是当时常用的词），全心全意投入业务工作。接着就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传达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凡是当时听过传达的都发现后来正式发表的版本与最初听到的有所不同），其中明确肯定”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还放映1949年以前的某些旧电影，周璇的歌在青年人中流行传唱。甚至还提倡妇女穿”花衣服”，打破千篇一律的蓝制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破天荒地举行了”布拉吉”（俄语连衣裙）展览，各单位组织女员工去参观提意见。小商贩和私营小店被允许存在，一些著名的传统风味餐馆不但继续营业，还往往得到高级领导人的光顾。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举行”大鸣大放”，要求各界”帮助党整风”，明确保证”言者无罪”。特别是团中央专门布置各级团支部组织团内外青年学习”娜斯佳精神”，动员青年大胆给领导提意见，反对官僚主义。如此这般，大小老少知识分子怎能不欢欣鼓舞，举双手拥抱”新中国的春天”？无论是从”明君”纳谏的角度，还是从开放言论实行民主的角度，都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向往。除了极少数政治阅历丰富，城府特别深的人有所保留外，大多毫不设防，尽入彀中。
对理工科比文科略宽容。第一不能容忍的是法律专业。法律作为学科，是首当其冲必须彻底改造甚至消灭的。在院系调整中，法律系、政治学系都被取消，法学专家教授在”反右”中一律落马，几乎无一幸免，不论是否有言论。例如功勋卓著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曾参加审判战犯的国际远东法庭，维护正义，争取依法惩办日本战犯，为中国人民争取公道做出杰出贡献，初期也曾受到一定的待遇，”反右”中照样在劫难逃。他最后自叹如一块旧抹布，用过就被扔掉了。
对于文科知识分子也还有区别对待，初期需要时，礼贤下士姿态做足，岂止三顾茅庐！例如：
张元济以年老为由，不愿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出面敦请还不够，陈云以原来商务老同事之谊登门游说，终于说服其北上；
黄炎培起初不愿就任副总理，毛泽东亲自邀见多次，恳求”帮帮我”，而且几次亲自送到汽车边；陈毅到上海就任市长，第一个提出要见的就是书法家沈尹默；陈毅到杭州还去拜访马一浮，据说当时马正在睡午觉，陈令人不要打搅他，竟在楼外等了一小时（时间究竟多长，姑从传说），堪与程门立雪媲美；
熊十力在北方住不惯，要到上海定居，提出住房的种种条件，当局尽力予以满足。
“反右”应该是一个节点，以后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在以前对知识分子还留有余地、有所区别的话，到”WG”就一网打尽，全部斯文扫地，实现了在一切领域专政，包括最私密的生活，包括做梦（笔者亲自听到进驻本单位的军代表训话称：做梦也有阶级性）。
几位典型人物事例
陈寅恪：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是陈本人的明志之言。现在盛传他表示不接受马列主义，与原话有出入。他只是表示研究学术不应有先入之见。但就是这样客观的态度，也需要当局的容忍。笔者在改革开放以后到中山大学访问陈的故居，是幽静的小院内一所平房，陪同者专门指出屋门口一条通向大门的显眼的白色水泥路，说是当年主政广东的陶铸指示为照顾陈先生目力不佳，特意为他铺这样一条便于辨认的路。足见在开始需要”争取”时，可以做到这样周到。
如果不受到特殊的优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人能效尤吗？他的特殊性何在？据说斯大林曾向毛问起陈寅恪，使毛对他另眼相看。也许由于陈会突厥文，研究突厥史，引起俄国人的注意。毛是否是从斯大林才知道陈寅恪，没有考证。不过笔者直接从一位清华同班同学中听到过的故事应该属实：这位同学在1948年时已参加地下党，她奉组织之命，特意与陈寅恪的女儿住同一宿舍（她是外文系，陈是历史系，一般分宿舍是按系分配的，所以需要特意安排），任务是努力与她建立感情，争取她认同，以便通过她影响其”国宝级”的父亲留在大陆。那位同学说，第一次听到人有被称为”国宝”的，感到很新奇。足见在北平易帜前，陈寅恪已在需要争取的特殊人物的名单上。至于我那位同学对他女儿的争取工作是否有效，陈以后决定留下，是否有他女儿的影响，不得而知。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对说服陈留在大陆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1948年底陈在犹豫不决中离清华南下，又从南京到上海，见到陈序经，接受陈的劝说留下，即应聘到广东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序经转到中山大学任副校长，陈寅恪也到中山大学任教，陈副校长对他呵护有加。陈序经争取陈寅恪之举得到周恩来嘉许，告诉了陶铸。陶铸本人也比较有文化，对读书人有所尊重，所以直到”文革”前，陈还能安然度过历次运动，埋头自己的著述。这是他的幸运。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他就失去庇护，惨遭折磨，于1969年去世。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层缘由，与陈寅恪的专业有关。他的学问冷僻而高深，懂的人很少。其著作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似乎关系不大，他也极少发表与现实有关的意见，因而最高领导能放过他。他明智地选择留在广东，实际上虽受优待却并不在中枢的视野之内，少一些干扰和麻烦。
至于已经自成一家有宏观体系的，如雷海宗、冯友兰、金岳霖等等，难以幸免，必须彻底批判、否定，因为这种”通古今之变”之学，都被认为有”阶级性”，只有最高领袖、导师有资格做，只能有一个权威，容不得探讨。其他”学术权威”当然在被打倒之列。
梁漱溟：
与毛泽东公开争论的事迹流传甚广，梁在人们心目中是刚正的典型。他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始终不变。
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命运都在领袖掌心之中，座上客或是阶下囚，只凭一句话。梁的学说在50年代初期受过一些批判，以后除了”文革”中无例外地被抄家、抢劫外，基本上未有大起大落。反右中他幸免于难。他与毛争论是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是政府委员。另外，从第一届起，他连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两届是常委。梁与中共的关系不一般，其”诤友”地位是历史造成的。在二战后马歇尔调停、国共谈判中他的故事众所周知，此处不赘。新政权成立后，毛与周一再敦请，他才从重庆到北京来参政，毛还多次以老友相见，亲切晤谈、共餐。所以到1953年那次争论时，他还以这一层渊源，敢于当面直言。从另一个角度看，毛之对他当面痛骂，几至失态，也还算是相对”平等”的，他人无此”荣幸”。以后其他人再无此种面折庭争的机会。不必”钦点”，下面领会精神，直接打成”右派”或在其他运动中安个罪名，是平常事。公众也就习以为常了。以上是讲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来讲，梁漱溟为人耿直坦荡是一贯的。他对毛的崇敬也始终如一。晚年提起那场争吵，还曾表示自己态度也欠妥，没有顾及领袖面子。另外，他尊孔观点始终不变，在”批林批孔”中表示同意批林不同意批孔，当局也似未逼迫他。他至死对毛钦佩，也从不讳言。
雷海宗：
论学问，为史学一代宗师；论爱国，在1940年代抗战最艰苦时，有机会赴美讲学（是中国政府与美方达成的学术交流项目，参加者不止他一人），却以国家和清华当时需要他为由，力辞不就，连梅校长和胡适等劝导也不为所动。须知当时教授们已经到了无米下炊的地步，这个项目也正是有改善这批最宝贵的人才的生活的作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他的确有强烈的爱国心，乃至曾倡导”国家至上”。在中共这边，他一直被列入”反动”。 一则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而且够一定级别。更重要是他有一套历史观，自己建立一套宏大格局，与”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因此在学术思想上不能见容，甚至被认为有法西斯倾向。他也是蒋介石要抢运的特殊人才，但还是选择留下。
他不仅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还是”肃反”运动对象。1950年被登记为”反动党团分子”，受”管制”一年。他当然努力改造，两次参加”土改”。朝鲜战争开始后，在报刊写文章批判罗马天主教廷和美帝国主义。1951年解除管制，作为”内控”使用，解除清华历史系主任职务，还保留教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当然是重点之一，他被自称受毒害的学生当众指着鼻子痛斥。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这种做法略相当于过去的贬出京城，被贬出京的不止他一人，据说是为削弱这些政治思想有问题的人物的学术影响力。南开大学反而因此受益，后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历史学重镇。当然还有其他教授，不过雷海宗奠基之功不可没。日后他的学生或曾与他共事的青年教师提起来都敬佩有加。
尽管有此经历，他仍然不减书生气，在”鸣放”中侃侃而谈，发表自己对社会科学应赶上世界新发展的看法，被捕蛇者抓个正着。虽然已经出京，其言论却报到北京，成了中央点名的”右派”。自此以后，他健康状况急转直下。1961年被摘除右派帽子，获准重上讲台。他抱病坚持了一年，到1962年以60岁盛年去世。
这样，他没有活到那场浩劫，也逃过了以后几年的折腾。当然更无须对”批孔”表态。
冯友兰：
名气最大、经历最曲折、最坎坷，争议也随之。
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是中国学术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同时他也是教育家。其早期关于教育的著作有许多真知灼见，基本上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的思想一致（详见《冯友兰论教育》一书）。总之他主张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他撰写的《西南联大碑文》称”（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他撰写的对清华历史的回顾，称其成立是”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应，是融合中西新旧的成功”，这两句正是他所追求的教育的目标。
另外他并非完全埋首书斋，还担任行政领导，几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例如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校长之职后，在空档中代校长维持一年。他在抗战前后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3年，继基本上以研究旧学为主的国学研究所之后，建立起学科多样、不拘一格的名师云集的文学院，贯彻其”融合中西新旧”的宗旨，培养出众多人才，这方面成绩不可谓不显著。抗战胜利后，曾带头抗议军政当局侵害学生反内战的集会自由，在清华也曾掩护过在黑名单上遭追捕的左派学生。1948年底梅贻琦校长临走前指定他负责维持清华。这是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他在最艰难的城内外隔绝、政权真空时期竭尽全力维持了近一个月，直到移交给解放军军管会。这一个月不但有炮弹之险，还断了财政来源，左支右绌，勉强发粮饷，应付师生员工的各种不满。军管会进驻后即被撤换，改为由周培源、叶企孙、吴晗组成的教务委员会负责。
他1948年原在美国讲学，在北平易帜前夕特意中断访问赶回，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并未受”争取”。以他的学术威望，当然是新政权的统战对象，但是他一开始就没有获得陈寅恪那样的优遇。与梁漱溟相比，显然亲疏地位不同。在”左、中、右”排队中，他被列为”右”。蔡仲德编的《冯友兰年谱》和陈徒手根据档案资料的力作《故国人民有所思》关于冯友兰一章，都生动地说明他在每一场风波中被抛上抛下的尴尬处境，正是”恩威并施”手法最典型的承受者。以下所述有些是本人见闻，有些取材于这两本书。
1949年军管会接管清华，任命新的领导班子，冯即主动辞去包括文学院长在内的一切行政职务，并且提出离开清华，不再教学，到研究机关工作。当时的”高教委”批示是：”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据此，一开始就已定性为”反动”。从此他总是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不断自我检讨，而同时遇事还得”表态”。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伊始，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做一个总”表态”，要改正过去的错误观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五年时间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的回信语气居高临下，要他慢慢来，最后一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显然是不信任他，说明不是一次总表态就可以过关。从此冯进入漫长的自我否定的过程。1951年教授思想改造运动是第一次高潮，冯是重点之一，大会小会检讨多次难以过关，一次比一次给自己上纲高。先生在台上检讨，师母在下面抹泪。1952年”三反五反”重点是工商界，但是大教授们也得检讨，冯还是一次次难以过关，曾与金岳霖抱头痛哭。
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受到”重用”和优待，除教学任务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不少场面上的活动有他的身影，曝光率相当高。院系调整后，他被聘为一级教授，月薪加研究津贴达445元（在当时绝对是高薪），1951年即参加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并接受新德里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这当然事先需要中方批准的），后来还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作为河南籍人士，曾任第一届河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为主席团成员。后任过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3月，已是”鸣放”末期，冯参加政协会议某次会议散会时，伟大领袖拉着他的手说：”好好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么，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于是他发言批评对”双百方针”的怀疑论，此讲话刊于《人民日报》。4月，毛请吃饭，在座者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胡绳等人。此时那些老教授们对于即将来到的突变还蒙在鼓里，冯又写《新风气和新努力》，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风向陡变，”百家”之说收回，变为”只有两家”。冯当然代表资产阶级那一家。他匆匆表态后，刚好有早已决定的出国任务，到波兰和苏联逗留一个多月，也许因此他”鸣放”言论不多，侥幸未打成”右派”。哲学系老教授云集，而戴右派帽子的只有张岱年一人。后来陆平接任校长还据此批评前校长江隆基严重右倾，在鸣放中”引蛇出洞”不力，留下”隐患”。高层也不满，说”冯友兰他们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不过冯在这期间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他的”抽象继承论”，以后这一论点一直是批判的靶子。对他的大小规模的批判从未间断，而冯对自己这一创造似乎比较珍惜，与多数情况下逆来顺受的态度不同，常常为之辩解。
青年学生对他很不尊重，往往颐指气使。
到”大跃进”导致DJH之时，高层忙于解困，顾不上思想批判，需要安定民心，已达极左的钟摆略有回摆，对知识分子做些安抚工作，又要听他们的意见了。这期间冯稍稍大胆吐露一些心曲。在一次会上表示自我感觉是动辄得咎，不知所措，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感到”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有这种感觉的绝不止他一人。这还是在1961年，相对宽松的年份。到1972年”复课闹革命”，大学教师与工农兵学员的关系比”侍读”有过之无不及。
1966年风暴起，挨斗、抄家、交代、检讨、关牛棚……这是共同的。冯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在恩威并施中过山车式的起伏。两次生病境遇的鲜明对比是绝好的例证。1967年冯患前列腺疾病需做手术，因”牛鬼蛇神”身份拖延了住院，酿成尿毒症，先在医院急救插了导尿管，随即挂着瓶子登台接受大会批斗；后来因病情加剧好容易被批准做第二次手术后，伤口未愈，又被赶出医院。不久工宣队进驻，被隔离审查，关进集体牛棚，席地睡稻草，继续接受批斗，同时不断写交代，并遵命写各种人的材料。此时他已年逾古稀，若不是形势忽然变化，生死难料。到1973年又一次生病住院，境遇与前次大不相同。不但顺利住进医院，还有谢静宜来探望，转达江青的问候，并立即要他写信致谢。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由校党委转江青，这就是后来流传他写”效忠信”的由来。伤口未愈挂着导尿瓶挨斗，在牛棚中九死一生，与住在舒适的病房接受最高领袖的眷顾、问候（可以想见，在那种情况下，医院一定不敢怠慢），对身受者何啻天壤之别，何况当时还是在那样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
发生这一变化的契机是，高校运动中不断有教师迫害致死，包括1968年底翦伯赞自杀，于是领袖又发话要对资产阶级学者”给出路”，冯及其他一些人遂被放回家，稍稍过正常人生活。随即为准备尼克松访华，包括谢冰心、费孝通等一批知名知识分子被”解放”，因为尼克松访华需要撑门面；记者要采访；中美解冻后，不少隔绝多年的旅美人物首次回国探亲，需要见故旧；洋人也会慕名求见。冯的境遇从而显著改善，被占领的住房返还了一半，周恩来迎送尼克松的国宴都应邀参加，还参加一些其他的外事活动。隔绝多年的大儿子也初次回国。这期间他心情愉快，又感到沐浴阳光了，写下不少歌颂的诗。他将其中一首送毛泽东，毛收到后派谢静宜来致问候。冯又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朽株也要绿成荫”，大约是当时的真实心情，认为自己枯木逢春，学问又可以见用了。
不久，批林批孔开始，第一批宣传小册子中，冯又被点名列入尊孔的反动学者，再一次陷入了”戴罪立功”的境地。于是他又一面批判自己，一面开始写批孔文章。他的两篇批孔文章先刊于北大学报，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亲自审批，几家党报同时刊载。在此之前，北大清华两校成立大批判组，把冯及其他几位教授列为”顾问”。这就是与”梁效”发生关系的由来。直到1976年8月，唐山地震后毛去世前，江青忽然于晚上10点钟高调到北大探望冯友兰，在地震棚中已经入睡的老人被唤醒起来仓促”迎驾”。同时北大高音喇叭广播，外面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事后，校党委又要冯写”感想”。冯写诗感谢”主席关怀”。毛泽东去世当晚，《人民日报》即来催稿，要求写悼念文章，必须于次日4时前交稿，说毛”对先生关心”云云，北大党委也帮着催，于是冯赶出一文刊于隔日《人民日报》。
“四人帮”打倒后，举国欢呼雀跃，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结束了无休止的自我批判的折磨。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冯又成为批判对象，除”梁效”外，地震棚中与江青合影是一大罪状，被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停发了为他抄稿的助手的工资（他目力已经衰退，靠口述写作），国外邀请他参加学术会议，校方要他婉拒；学术刊物和北大校园大字报批他为”江青的马前卒”等等……帽子不一而足。他又陷入一遍一遍地写检查，”提高认识”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时的检查还是着重说自己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总认为他们代表毛——把四人与一人区分开，是当时的口径，也可能是他真实的想法。实际上这个口径至今在主流宣传中没有变。
大约1980年左右，也就是85岁以后，冯友兰终于结束检讨生涯，过上安定的生活，有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在95岁去世之前，完成他的煌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终于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思想，在《新编》的最后一卷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剖析，有所批判，却因此第七卷的出版遇到重重阻力。
《故国》一书关于冯友兰的一章最后说：”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大师确实不易。”
我还想起曾读到过一篇回忆侯仁之的文章，其中提到”批林批孔”中撰写了大量批孔著作而一度走红的教授杨荣国。侯一向与杨观点不同，对他不以为然。但是当文章作者对杨有所贬抑时，侯对他说，杨在”文革”初期曾被造反派套上黑头套暴打，几乎丢掉性命。对于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不应过多指责（手头没有那张报纸，可能记忆不准确，但大意如此）。这表现了同代人的理解和侯老的宽厚。有些人早早地被”迫害致死”了，也许是一种解脱。而忍辱活下去如太史公，也是一种选择。冯先生最终还有机会完成他的巨作，了却心愿，还算是善终的。
冯友兰的经历有一定的共性，前面已经讲到。也有他的特殊性。从客观处境来讲，由于他已经有的声望和地位，一直是在漩涡中心，”恩”与”威”都不会放过他。也许他后期最好消极一些，有些诗文不必写。这就是他后来自己反思所说的，未能”修辞立其诚”，有哗众取宠之意。但是总的说来，旁人也许可以消极隐退，淡出视野，他是不可能被容许的。正如《故国》一书所说：”在政治风暴眼中，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从主观上说，窃以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柔、有刚，与梁漱溟之刚直相比，冯柔的一面居多。我不研究”冯学”，不敢妄评，但凭粗浅的印象，感到冯在学术上也是妥协性较多，他一生追求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国走进现代的大文化，一直在新旧之间设法融合、妥协。提出”新儒学”、”旧邦新命”、”抽象继承”，都代表这一努力。后来又力图把马克思的理论揉进自己原来的思想体系。最后的《新编》序言中说此书是完全恢复独立思考之作，而同时还表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另外，与陈寅恪相比，可能他经世致用的倾向强一些，总是希望”朽株也要绿成荫”。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揣测，不一定准确。
这个口口的特殊处是基本上政教合一，一位以哲学思想安身立命的学者，既然选择了认同这个口口，那么不论是被逼，还是自愿，总要设法与这个”教”妥协，这也许足以解释很多文史类知识分子的言行。
蔡仲德在《年谱》后记中概括冯友兰的一生三段是”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十分精辟，我曾多次引用，认为不止冯一人，而是普遍适用于多数一代或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不过”失落”时间有长短，”回归”有先后。说也可怜，那时的老先生们尽管学富五车，而且还有出国开会的机会，但是对现实的了解还不如寻常百姓。到”文革”后期，已经小道消息满天飞，我辈小人物常常窃窃私语交换各种后来证明是事实的”反动谣言”，而老先生们不论处于座上客还是阶下囚，是接触不到的，他们还只能靠官方的”传达”。所以他们在”迷失”中觉悟也较晚。还有些人始终没有完全觉悟。
今日如何？
关于当前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中青年，笔者在2010年发表的《道统》一文最后部分以及《写在杨绛先生仙逝之际》中有较详细的论述，现在基本没有改变看法。总的说来，现在的客观环境与那时已大不相同。不论还有多少禁锢、压制，包括文字狱，但还是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论空间，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单就获取信息而言，互联网时代与那时的闭塞不可同日而语。加之经过三十多年的解放思想（尽管远不彻底），那个时代的迷信，现在应该早已打破。官媒虽然仍是定于一尊，民间的众声喧哗是口口口、口口口的，谁再想召回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恐怕难以做到。本文不厌其烦地讲述前辈的处境与遭遇，只是想多披露一些真实的历史细节，帮助后世了解那一代人的苦难和所受的煎熬。相比之下，做到”修辞立其诚”，现在的风险要小得多。至少保持沉默，不”逢君之恶”、”助纣为虐”是可以做到的。可以说有一点有限的消极自由。
不过对于这点消极自由，很多人并不珍惜。就以两年前百位作家抄《讲话》之举为例。发起者出于什么考虑，姑存不论，居然有这么多名噪一时的作家顺从。我不由得想起”梁效”。二者的源头是同一权威、同一思路。在本质上，《讲话》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残害规模要比”梁效”大得多。前者是头，后者是尾。如果没有与改革开放同时的思想解放，连带打破那个《讲话》的枷锁，何来这几十年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和作家？是否必须”抄”？也许存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但是个别作家拒绝了，也未见有何后果。这在”梁效”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应该说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人格（哪怕是”一定程度”），今天要比那个时代需要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也许对抄《讲话》一事还可有不同的说辞，那些无可辩驳、更加不堪的言行，就不必说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哀乐，笔者不想对当代知识分子（广义的）提出什么要求。只是在臧否前辈时，可否先设身处地扪心自问。至少他们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对民族文脉的存续是做出贡献的。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用脚投票，再无所谓”白华”之说，也不必像前辈那样以家国为怀，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十几亿人的大多数只能留在本土。凡事不进则退，就是那点有限的消极自由也来之不易，如不努力推进，随时有失去的危险。维护已有的，争取更好的，努力阻止向”梁效”那个时代倒退的潮流，使不绝如缕的文脉免遭沉沦，只能取决于正当盛年的当代读书人。
（2019年）
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