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和谷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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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蝉联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全红婵，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给妈妈买东西引发全网争议，居然还上了热搜。

8月22日，刚在奥运会广东省总结表彰大会上被记大功的全红婵，现身广州番禺万达的苹果授权专营店，买了一台iPhone 15 Pro Max。据店员说，全红婵进来就问什么是最好的，要“拿个内存大的”，说是要送给妈妈。

一堆人都对此不满，质问她“为什么不买华为”，“国产的质量也不差”，认为“公众人物就应该支持国货”，更进一步，“不爱国”、“给美国人送子弹”这样的话也汹涌而来。有的人甚至断言：“一点都不懂事，也许还小，不懂政治，将来也不会大出息。”

新京报对此事的快评虽然呼吁《别道德绑架全红婵》，然而底下的最高赞仍然抵触全红婵不买国货：

我们喜欢全红婵，但是对于他买苹果手机这个这个我是很有抵触的，美国封杀华为，我们为什么要买苹果?虽然是他自己挣的钱，但是人不是要有爱国之心吗?

当然，也有人支持她，认为她这样做无可厚非。不过，如果说反对的人是咬定这“不爱国”，那么支持的人的论据则五花八门：有的人赞赏她“孝顺”，言下之意，只要想到给妈妈买手机，哪个品牌都不重要；有的人说那是她自己挣的钱，想买什么是她的自由；有的人纯粹厌恶道德绑架，还有的人甚至揶揄：那有本事你们送她一台华为手机啊。

另一种策略是指出“别人也一样”：“各级政府都在用（丰田）考斯特做接待用车，你们怎么不去喷？”这搁置了全红婵行为的对错评判，而是讥讽指责的人只是在“拣软柿子捏”。

耐人寻味的是，反对者在给全红婵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有一种支持的声音认为，这是亲痛仇快之举：

她也是个青春期女孩，有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各种喜好。她是承受多少辛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要为了搏流量过度消费她好么?别让不良舆论毁了一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求放过！！！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运动员能“为国争光”，别的细节都不重要，而应该受到加倍爱护。据此，那些指控她的种种说法，并不是出于爱国，而只是动机不良的“搏流量过度消费她”。

不论如何，这样一件事竟然能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本身就证明时代发生了巨变：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爱国/不爱国”的民族主义善恶二元框架内经受严厉审视，而一旦被判定“不爱国”，就可能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近谷爱凌忍不住回怼黑子，究其本质也在这里。那些人为什么指责她？因为他们期待的不仅仅是她为中国夺得冬奥运金牌，还期待她是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人”。

根据这种身份政治的逻辑，试图出入于两种文化、保有两种身份是可疑的变节者，既然代表中国参赛、在中国名利双收，那就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爱国（当然是“爱中国”）立场。

谷爱凌在成名之后，这一争议就没断过，类似的段子在网上很多，都是讥讽她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反驳尺八是日本的”，一个高赞评论称，这是“反向谷爱凌定律：一种文化，在日本它是中国的，在中国它是日本的”。

谷爱凌现在也怼了回去：“5年来代表中国参加41次世界大赛，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一回应虽然巧妙，却是错位的：她做出的贡献，是黑子们也不能否认的，但他们质疑的不是“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那是身份政治而不是贡献高低。

谷爱凌的说辞，所利用的其实是中国社会盛行的资格论：你什么也没做，就没资格批评我。这回避了对方批评的对错问题，转而质疑对方没有批评的资格。

在这些争议背后的关注点，和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像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强调的是跨边界流动、渗透所造成的身份叠合、模糊与纠缠，赞颂文化杂交，然而在我们这里，强调的仍是身份边界的清晰，这不仅表现为对政治“忠诚”和种族、文化“纯洁”的偏好，有时还表现为对“境外势力”和移民的恐惧、厌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爱国/不爱国”的争论，但反对者其实也无法正面去赞颂身份的流动、模糊，更多是在强调“爱护为国争光者”，又或“买苹果与爱国无关”，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同的价值基底。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质疑者并没有真正被驳倒，因为“爱国”始终是无人敢撄其锋的大义名分。

为什么他们那样理直气壮地质疑？这不仅是对身份纯洁的偏好，还因为这样一种观念：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就必须表现得符合公众期待。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全红婵”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全红婵”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公众人物必须在身份的纯洁性上、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都表现得无可挑剔，否则他们就无法成为投射自身想象的完美化身。换言之，根据这样的逻辑，一个人越是完美地符合公众期待，就越可能丧失自我。

全红婵曾说，成名后，社会的关注和争议让自己身心备受煎熬，我想，这首先就应该源于这种撕扯感：一个才17岁的孩子，难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才能符合公众极高的道德期待，那可想有多不容易。

这样的争议，不会就此平息，因为这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有赖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只有当一个社会更注重个人自我、赞颂身份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