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自由才是我的故乡
王局 收录于 王局拍案
(本文根据视频采访整理而成，把文字很多口语及重复的地方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了修改)
阿嘉仁波切： 我到纽约待了两个月。纽约也不想待，因为一个是语言不通，一个是人生地不熟，生活也很困难。
王志安： 生活很困难吗？
阿嘉仁波切： 对。 我们拿的那点钱是我不敢用。用了以后呢就是，害怕以后怎么生活。这些不知道，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八字还没有一撇。
王志安： 那达赖喇当时没有给你一点资助吗？
阿嘉仁波切： 没有。 达赖喇说过：‘这个困难不困难？’，就是钱缺不缺。我说，我们有个习惯的，我们习惯什么呢？上师三宝我要供养，对不对。但是上师三宝的那个偏财吧，都是那个便宜我不能占。我没有供养的钱，他的钱我不要，我不会拿的。我自己能推的话推，他不会。
他是问我这个事。后来我就知道，在加州有个朋友，认识了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以后，他也叫我去，我就住在他家里。他买了一个新房子，办公司，搬到新房子，旧房子空着，我们几个人就住在他旧房子里头。
那个时候是克林顿总统去中国访问，江泽民和他对谈，开记者会。我们就看新闻，看看会不会说什么，是否跟达赖喇谈判，要达赖喇回去。
要回去的话，我也可以回去了。
就是这样想的。我们听听听，也没说。克林顿总统必须再说一点，硬把达赖喇的事说出来了。江泽民很好不？
他就说：‘达赖喇，那个喇叫为什么你们那么兴奋？’
他说：不是，你跟他打个交道，你打交道以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他当场记者会上说那些话（就克林顿说的），我都听到了。说完以后也就说完了，记者会就结束了。
对吧？
我们也是一时三刻回家也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就出来以后，一个是害怕，一个是想家。那一个是我说的所谓生活上的困难，生活困难不是说没有钱了，没有吃的，不是也不是这个困难。就是说的环境，语言，人际关系，这些都没有。我就出来以后见一个像你这样面孔的中国人就害怕。我以前是天天打交道是中国人，出来以后就害怕。我到那个唐人街都不敢去。
王志安： 为什么你见到黄面孔的人你就害怕？
阿嘉仁波切： 好像是那些人都认识我似的，就要把我给怎么抓起来的似的，就那个感觉，就可能是有一种害怕感吧，恐惧感吧。
再一个是看到一些新闻，说有些中国的贪官，红二代，跑出去以后怎么抓回来，什么的，也有这些消息。于是比较担心了。
奇怪的事情也发生了一次。我那个朋友，他叫 Steven，是个香港人。他在浙江开了一个工厂，说要回去一趟。我说：哎，Steven，你可要注意。我在你家里，你回去可能不好。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害怕牵连你。他说：哎，他是广东人，他是香港人。他说师傅不要担心，这是美国，这不是中国，没有这么回事。
好好好，那你注意。
他走了，走了，大概飞机就是一天一夜。第二天他就给我来电话：师傅出事了。
怎么了？
他一下飞机，安全部就在机场等他。是上海的安全局。他一下飞机就说：你是不是浙江什么什么做生意的？Steven 什么什么？
是。
他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他说：我不去，我登记了宾馆。
你登记什么宾馆？什么宾馆？好，我们陪你去。
他说：我要拿行李。
不，不要管，你的行李都在这，已经车在那边等好了。那我出去要搭车？
不，不要，跟我们走就行了。
他就把他拉到宾馆。拉到宾馆以后，就说登记的那个房子，他们门口安全上的登记了一个房子。他说：我们就在这个房子，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对面住我开着门，我看着你，你出去要打招呼。我们就陪着你，我们等我们的上级来。上级来了以后，跟你谈完了以后你才能自由，要不然你不能走。
那他们当时那些安全部的人，怎么知道你住在他们家呢？
对，我跟你说。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马上离开。
哦，哎，我就害怕的。
我跟你说过他说了。
那我说：你怎么打电话的？他说：我拿着手机，他们说你有没有手机？我说没有手机，我没给他们手机。
他说：我偷偷的给手机给你打电话。
哎，我们吓的，我们就离开了。
后来是怎么回事呢？那个 Steven 在我走之前来过一次塔尔寺。他来了以后做了一个佛龛。佛龛做完了以后，他就走了。佛龛做出来之后寄到浙江他的公司里头，我们就寄过去了。我们走了以后，两个月没有音信。他们就查，所有的线索都有查。查来查去查到我们的那个做佛像的佛龛里头，有一个美国人定做过一个佛龛。他们把那个发票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就把公司找到了。找到以后，就找到这个 Steven 了。
他也不知道我住在他们家里。他就是这是一条线索，最起码。
他来了以后就叫他去问，了解情况。是不是说阿嘉活佛到了美国，是不是在你们家里？
那个 Steven 说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也……那你认识不是？认识，见过没有？没有见过。
就是这样。他等于没有讲你在美国跟他接触的（不会讲），他不敢讲。他就给我打电话偷偷赶紧离开，我们就半夜就离开了。我在洛杉矶待了 17 天就离开了，匆匆忙忙。
，那这样一种情况下，你会不害怕吗？
肯定会害怕。
很害怕。而且我跟 Kristin 联系，跟姓武的，他们联系。他们说，已经中央派几个人到美国到处去找你，所以更害怕。
所以我们从那边又离开了，离开到了旧金山。旧金山到了以后，也是很巧，就从来不认识的一个美国人，两口子，他们都是做慈善事业的，做生意的人，他们的生意做得也可能很成功。他们就收留了我们。
他们有个老房子，修理了一下以后，我们几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里，就这样开始了美国的生活。
王志安： 等于到这个时候，你接触的人就跟你在中国没什么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
阿嘉仁波切： 就是纯粹的美国人，纯粹的美国白人。他们也不在乎，也不怕，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
王志安： 那你当时离开中国之后，一开始你说怕国内的人被牵连。但你想，你其实这种身份的人离开中国，国内那些肯定要受牵连，包括你的秘书，或者说协助你离开中国的这些人。对，后来这些人是不是就……
阿嘉仁波切： 据说是那个机场的那个人，最后他们也知道了，查到了。查到了以后，对他也有一些处分，最起码是丢了工作。不让干了。不让干了。他受到没有受到其他的处分，我不知道，没有联系过，不敢联系，也不敢联系。他也没有跟你联系过，没有。
那么塔尔寺和我的那个秘书，包括在内，塔尔寺震动很大，青海震动也很大，甚至于全国可以说是震动很大。当时对宗教界的这些人，像我那个时候走的时候，还相对在塔尔寺自由一些。我走了以后，所有塔尔寺拿护照的人全部没收，全部收回去了。这些人都是天天学习，什么的，就是洗脑这样的，可能是花两年时间吧。
我还听说过一个传奇，这个是真的假的不知道。据说江泽民很生气，知道我已经到了纽约，见了达赖喇以后马上就知道了。
王志安： 因为上新闻了。
阿嘉仁波切： 上新闻了，可能马上就知道了。
姓武的他们说：哎，这个佛爷已经到美国了，在这边他们安全上知道了。所以，江泽民很生气，给我们省的省长，还是书记叫白恩培。给白恩培打电话，他说：你们阿嘉活佛在哪里？白恩培他真不知道。我们两个还去北京的时候是一个火车，他说：你去干什么？我说：我去开茶话会。他问：你干什么？他说：我去出差。
好，就这样。那个时候经常打交道，赵乐际，现在不是当人大，也是，我们两个人是一天，他是当副省长，我是当副主席，我们两个还祝贺来着，所以都熟悉。白恩培据说是江泽民打电话说：你们的阿嘉活佛在哪里？他说：在塔尔寺吧。他很气，说：你们是不是有两个阿嘉活佛？他说：这口音不对。他啪一下把电话挂了。
王志安： 江泽民的意思就是说白恩培实际上对你的行踪根本就不知道。
阿嘉仁波切： 你们是怎么当那个的？他是管宗教这方面的吧？搞宗教文化的，失职呗。这些都是传说，不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真实感。
王志安： 那除了机场的那个，北京其他的还有人受牵连吗？
阿嘉仁波切： 其他人可能也没有。但是我们家里的人，包括我的弟弟，现在我的那些兄弟姐妹都去世了，都没有了，他们都受到牵连。受到牵连也不是说把他们要怎么抓起来，没有。给他们天天去洗脑，天天去开会，是这样。所以我出来之后，两年时间里，我也是真实很低调。两年以后我慢慢出来，在有些电视台采访，写书，就开始了。这样以后对他们来说冲击很大，他们经常会说：你不要说，你去不要乱说。说了以后对我们天天打电话，找我们，麻烦多得很。
就是除了这样的骚扰之外，也没有说抓起来，没有这样的。秘书呢，受影响了吗？秘书也是受了一些影响，受了一些影响。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政协工作了，但是就比较低调呗。后来我就不知道。
王志安： 那其实这个事情，虽然你自己通过出逃获得自由了，但是毕竟协助你走的人，或者身边的人也受到一些影响。那你自己心里头有没有一些很内疚？
阿嘉仁波切： 当然我是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多少给他们带来麻烦呢？所以就，他们也知道，你不要选择这一条路，那没事。你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再回去也可能还是个累赘。你回去了，那就好了，不是会这样的了。所以就两难，都是尽头两难。
王志安： 其实像那个机场那个人，要是丢了工作的话，那可不是一点麻烦，那是很大的一件事。
阿嘉仁波切： 那是很大的麻烦的，给人家也添了很多麻烦。我也是心里很难受，为了我的出走，对牺牲人家那些都是很难受。
王志安： 当时你找他帮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就有可能会遇到麻烦呢？
阿嘉仁波切： 当时，临走的时候都没有想这些。因为那个时候是说起来是这样，现在是坐在这边说，当时是那个事情发生的一时一刻一秒钟就发生的事。所以就想着怎么出去就好了，不要抓到，就是想的那些，没想到太多，没有想那些的空间了。就想出走就算了，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我出来以后差不多两年时间里，天天是在做噩梦，梦里头经常是抓住了又回不去了，又出来了，出不去了连累了其他人了，都是天天是那些噩梦。两年以后慢慢慢慢好了。
王志安： 那你出去之后，看到的那个生活跟你自己出去之前想象的有区别吗？
阿嘉仁波切： 有些是有区别，有些是没有多大区别。我是想象的就是说没有，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很封闭。想象的就是出去了以后都是，哎，尤其是到了美国，美国到处都是金钱，就那个想法。但是我什么也没有那么想。为什么呢？我接触的人以前比较多，他们的怎么生活，那些多少能听到。你看我们塔尔寺以前出去的人在纽约，有些仁波切他的生活也很艰难，这些都我听说过。
那么达赖喇的哥哥，他是塔尔寺的 1950 年，1949 年 50 年的，当过法台住持。他出去以后，80 年代刚刚开放的时候，他回来过。他来的时候已经还俗了。他们讲的情况那些都是，无非是你要学习英文，融入西方人的生活，然后实心塌地的去工作才会有出路。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你怎么办？要不你就是开个中心，要不就是去打工，那你反正要生存，对不对，生活。
所以这些都有所耳闻。也有所准备，思想是有所思想准备。
王志安： 那哪些是你当时出去之后跟你原先在国内想象不一样的？
阿嘉仁波切： 哎，这个一下子也说不来。说不来，但是我出来以后，首先是这个环境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的，两个环境。在国外，言论、行动什么的都是没人管的。很自由。
我到加州以后待了两年吧，不到两年吧，我们成立了一个中心。成立中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穿着袈裟，天天就这样出去走路，这样就见到外国人。那个时候我已经学英语，学一点点英语，会沟通一点了。他们都说：你是不是有中心？那个时候就很多出家人来美国，就开中心的。他们说：你是不是有中心？我们来跟你打坐。他们喜欢打坐，听讲解这些。我说没有中心。他们说：你开一个中心吧。他们就这样动员。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中心。
开了中心以后呢，就有人会过来打坐。打坐的话呢，就是有人就来了。那就慢慢的他们就会关心。他们这个西方人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说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会非常帮忙的，他会很帮忙的。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习惯不一样，西方人我有一次看一个电视台上，有一个老人他采访。他说西方人是非常讲礼貌，转脸不认人。总结得很好，确实是那样的，非常讲礼貌。他今天认识，今天好朋友，明天可能他一会怎么一下，到街上他可能都不认识了，就这样。东方人是非常热情，非常想帮忙，但是所谓的明争暗斗，东方人是喜欢暗斗，见了面很客气。西方人是明争，你有什么事过不去，他们面子上就跟你讲就讲。西方人在暗自里头，不会害你的。
所以我们开了中心以后，他们是慢慢地开始来打坐。
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呢？他们会帮助你，教你语言。我们也慢慢地融入了西方的生活。当时，东方人几乎不接触其他人，只有西方人。所以，我们不学英语也不行。我们必须要接触和学习这样的东西。慢慢地，我们一步步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王志安： 其实，在国内，当时是一个副部级干部，出行时都有一些特权，包括生活上的特权。但到了美国之后，你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于难民。
对吧？美国社会就是这样，政治难民。像你这样的人就太多了，也不会享受到什么特殊待遇了。当时这种心理上有没有一些失落感？
阿嘉仁波切： 没有，失落感是没有的。我有思想准备。我们修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观念：人生、生死是无常，一切都是变化的。就是说，你抬得很高也就高了，你放得很低也是低了。我这个人也没有增，也没有减。《心经》里头就说：不增不减。没有什么增，没有什么减。我就是我。
但待遇方面，当然是有区别的。坐高级车和坐电车是不一样的。在日本坐电车和走路也是不同的。可是主要是心理的问题，心理能否承受。承受的话，感觉很好。在电车里大家安安静静，可以聊天。我也是很随意。
如果承受不了的话，就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威望、非常有地位的人，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我怎么走？见人时也会怕羞：他们是不是会说我的坏话？这些都是自己心理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也不是说修行很厉害，但我们修行时最起码要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失落感。
王志安： 因为你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还挺困难的。和国内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嘉仁波切： 有很多人，包括和达赖喇一起出去的这些人，曾经问过我：你出来值得吗？你留在那边多好。他们不理解，特别是中国人和西方人、藏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交流。
王志安： 你当时怎么说的呢？
阿嘉仁波切： 我说：跟您一样。您当时出来也是这样的处境。现在的情况与那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是 1959 年，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那时候是拉萨，炮轰、机关枪射击，在那种情况下跑出来的。我没有那样的环境，也没有那样的恐怖感，但我的政治压力和内心的压力和当时一样。所以他们说了以后也理解了。
王志安： 当时我也开始写回忆录，也包括出国之后与别人交流的内容。你有没有过闪念，觉得当时如果不出来可能更好？
阿嘉仁波切： 那个倒是没有。当时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呢？一个是人的思想怎么定了。我们经常说，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其实天堂和地狱在人的心里。比如说，在美国，条件很好，你的父母给你很多钱，你的身份解决了，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各方面都是高高在上。那可能美国就是天堂。
你到了美国以后，一切都不顺利，比如身份办不了，打工原来是老板或部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你自己倒霉，身份也办不下来，签证也到期了。这样的话，美国就可能变成地狱。地狱和天堂的差异，就是你自己的环境和前世的姻缘有关，而不是说到了天堂就会享受到天堂的待遇，到了地狱就会受苦。
所以，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我有思想上的准备。我把我的小环境改变成天堂还是地狱，是在我心里。我自己去想，想开了就可以。我们说：你往前看，不如人；往后看，人不如我。所以这样想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
王志安： 毕竟和国内的生活比起来，到了美国之后，还是相当于一般人来看，失去了很多。
阿嘉仁波切： 一些中国人和西方人、藏人和蒙古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就会这样理解。这样说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他们首先看的就是钱，失去了钱财、地位。他们觉得你从那边来的，现在这边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
但西方人不会这样想，他们不会这么想。你自己选择的，自己也不这么想。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拿到美国身份了，在我们的庙里已经退休了。我还有一点退休金，人们也给我一些供养，我不困难了。最起码说，我是自由自在的，想走哪里就走。无非是如果签证不让进去，就进不去。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家了，虽然想家，但回不去。
除此之外，我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自由去。
那在那边，中国的话呢，就是说我还要去审批，汇报。汇报，那个审批，那个对我来说没有兴趣。那样的这个大官，高官（待遇），那个我不想当。那个待遇，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
我们讲一句话，佛教里头，负担或者是妆颜。负担是负担，对不对？妆颜是什么？就是化妆，妆颜的负担或者是妆颜就是心理问题。比如说给你，戴了一个黄金做的帽子，戴一个黄金穿的衣服，这个是王先生的最高的荣誉，你很开心，对不对？哎，这个很高的荣誉，这个我非常享受。
你在这个大会开的时间很长，要在太阳，大太阳底下，你戴着这个要坐两个小时。哎，汗流满面，但是你感觉到还是很荣幸。可是你的地位变了，比如说，我是老板你是我的下属。这个黄金的这个比如说有 50 斤，我给你背一个 50 斤的东西，你站在这，太阳底下不能动，就是压力。我这个就是当老板就是，当这个部下的人就是受不了。你看他在那边高台上坐在那边还享受，说话，我在这边背着这个 30 斤的东西，这个大太阳底下，叫他背一下怎么样？你会怎么想？30 斤是 50 斤，30 斤是一样的，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个情况？你说这个是一种荣誉，那他也没有压力；你说这个是一种侮辱（工作），那就是压力。
所以呢，压力会承受什么？这个高官这些。我那个时候，给我配了一个车，车上还配一个那个警报。那个随时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紧急情况了我也放了。放了以后嘟嘟嘟，可以（跟警车一样），警车一样红灯就可以闯过去，还可以逆行，还可以逆行。哎，我现在（权力很大），权力大，我现在想那个的话，我自己感觉到羞耻。
你看，在美国，在日本，在这些国家，人家有那个条件不会占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我的英语老师，他的太太是个残疾人。他自己也很老了，现在已经 90 岁了，他身体很好。他的车上有一个残疾人的那个牌子，他不享受。我们停车，残疾人那个（停）车地方，我说你停在这，他说不停，不停。他还是去挤，找找，找到一个位置。我说你停在那你有牌子。他说哎，贝蒂没来。他太太叫贝蒂，贝蒂没来，叫他们其他人去享受吧，他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认识一个中国朋友，他办了一个假的那个残疾人证。他是怎么弄的我不知道（残疾人证），他到那个残疾人那个地方去停下。我说这地方你不能停，你这个残疾人，我有个牌子拿出来一挂，我们就下了。我说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品德和一个素质问题。
所以就是这些对我来说，我不是在夸奖，通过你这个频道说我，夸奖我多高明，这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修炼问题。
王志安： 那平时现在在美国，在退休之前做什么事情？
阿嘉仁波切： 退休之前是，我是零。我是 1998 年到加州。到了加州以后就在住在那边了。我们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我们的律师。我们要办身份，他说你们五个人，一个人收两千块，他说，好。我一算账，哎（总共一万块），我拿的那个五六万块美金，一万就完蛋了。后来那个律师一看以后，他说我不要钱。他免费给我们做。我们成了朋友。以后有身份，也办了中心了。我就在加州。
后来到了 2006 年，就是我们叫法王达赖喇，打电话。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到印第安纳去。哎，我不想去印第安纳干去？印第安纳他的哥哥办了一个中心，他的哥哥不幸，就是中风，就管理不了了，叫我去。中心就是一个寺庙，所谓的中心就是寺庙是吧？对，我去了以后，我就管了那个中心。我管了那个中心以后呢。我本来打算是十年就要退休，其实管了 14 年。14 年以后呢，现在有几个人在管理，我就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呢，就到我现在住在那个华盛顿附近呢，佛吉尼亚洲，住在那边，就是家里去，天天念经，这样就在那边。哈哈哈哈
王志安： 出国这 20 多年了，有想过家吗？
阿嘉仁波切： 想过。开始是很想家，后来也不想家了。家是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想开了。有一个中国朋友，他也很想家。我跟他聊天，他回去了。他回去以后呢，他待了，可能是待了个一年半载吧，就回来了。我说你不是很想家吗？你要回家回家，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想家，其实我去了以后，我总结了一下，想家是想的原来的那个环境，原来的那个自己生活的那一套。比如说那些同学，那个环境住的那个房子，上的那个学，玩过的那个地方。我回去以后，我这么多年回去以后，那些都不存在了，那些朋友也没有了。有些就调到其他地方了，什么了，有些朋友打个电话，偶尔来一下，见个面也就没有了。那个学校，那个拆的一塌糊涂，现在是都是高楼大厦。我那个生活那些都没有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说想家，想家，就是那个想的，那个以前生活过的那一个生活的那个环境。
所以我想了以后，我想开了。我说我也是那样。我想的想什么？想家吧。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开父母，认定这个为转世灵童，我就到塔尔寺。所以家我们是牧区，牧民出身，家里养牛羊这样的，所以也没有。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是现在是那个叫做 211 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军工企业）原子弹的那个实验基地在海盐县。现在就是那个跟苏联一起，苏联老大哥来了以后，设计的。跟苏联闹翻了以后呢，那个就搬走了。但是那个地方有辐射，所以他那个地方是关起来了。我生下来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就是我的家了。那个我也想吧，我知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塔尔寺相当于你的）。塔尔寺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塔尔寺也没什么变化，塔尔寺也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塔尔寺现在我回去的话，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有人认识的人，那老的那些都没有了。年轻的那些，据说现在塔尔寺将近有一千人。但是一千人里头，我不敢联系，跟他们联系牵连。我偶尔看到一些图片什么的看，认识的一个人都没有。那我想家是想建筑呢，还是想一个人呢？想一个什么我说不上。所以所以没有一个想家的概念。
开始是很想家的，开始很想家的意思什么呢？这个新的地方不习惯的意思。新的地方习惯了以后也没有那个概念。
王志安： 那还有些亲人，比如说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阿嘉仁波切： 对，那些想见一见都没有见上，都没有见上。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他的政府的政策这个……人情，没有人情味。他们有，这二十多年来有出国到美国来看你的吗？没有，没有一个。不让出，我有一个哥哥，他也去世了好几年了。他是还当一个县里头的政协委员。他们就做他的工作。他说，哎，你说，你叫他回来。他有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他们通知我叫你回去，你回来吧，就这样子。他还跟他真心实意的叫我，那我就给他说了，好，那你先申请一个护照你来一趟，你来了以后你把我带回去。他说可以。他就说了，说了以后那个说，他们说研究一下，研究完了以后，那不行，不能让他出国。我说的就是说，没有人情，就是这个（怕他也跑了）。有个人情感的话呢，就是人性没有。有人性的话呢，政治是政治，错误是错误，对的是对的。我认为没有犯错误，但是他们说你是犯错误的。那你说犯错误，你的错误，对不对？可是你的家人没有犯错误。
你，他来回走可以。他不给你签证。不仅是我，藏族都是拿不到签证，拿不到护照，拿不到护照。
对，像你们的话呢，当然我不知道你情况。其他人的话呢，拿护照很容易。我说藏族拿不到护照，他们不相信，说没有那样的事。现在怎么拿不到护照，你是不是在——就是说夸张？说没有夸张，我是说实际情况。
所以就是这样。就虽然说也想念这些亲人，但是没有办法。想念家乡，但是我说实际的话，现在叫我回去的话，我可能也不习惯。吃的，住的，在国外的这些，我不是住的一个非常豪华什么的。
但最基本的条件很好。你洗澡、出去走走、锻炼环境，这些都很好。空气污染也没有，环境也很好，吃的东西也健康。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我还是很满意的。如果现在叫我回去，我可能只是去转一下，看一下，待几天还是会回来。
现在拿了美国护照，回国变得很难。有人尝试联系过，帮我回国。有朋友出于好心说：你想回去吗？我们帮你。我说好，他们去联系。最终的结论是，安全部副部长说：他回来可以，但必须从头到尾写一个全部的过程，要建立一个档案。我就说算了，这样的条件我也不想回去了。这个意思就是要我认错，我感觉没有这样的概念。
家乡的人都有，政治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虽然想念家乡，但也不会屈服。人生有时候挺残酷的，你要坚持的话，回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虽然不是说完全回不去，但确实很难。
有一个很短的故事，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突然省里的领导都来了塔尔寺开会。他们说：从今天起，宗教自由政策回来了，你们大家都穿袈裟。大家都不敢穿，可能会被整治。穿了袈裟，明天可能就要整人。他们看谁藏了袈裟，谁都不敢穿。
后来，第 3 天，达赖喇的代表第一次来中国，到塔尔寺我接待的。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才让你们穿袈裟，就是给他看的。所以，我就说，达赖喇当时逃出去后，一直是在批判，叛国集团、分裂等等。
他都回来了，还接待了，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还有什么地方的县的县长和书记都陪着。都回来了，所以我说的意思是，回去也有可能。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回去也有可能，不是说绝对回不去，但目前的状况来看，可能是比较遥远的。
王志安：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有在达赖喇那边的政府里任职呢？
阿嘉仁波切： 没有，没有。他们也没有叫我去。如果他们叫我去的话，我也不会去参加的。他们有时候开会，讨论西藏和中国的关系等会议，叫我去我也没去。
王志安： 为什么呢？
阿嘉仁波切： 我心想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经师了，我的舅舅，我跟你说过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到了 50 岁，应该下政治舞台，再不要上政治舞台。有这么一句话。所以我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正好是 48 岁，相当于在政治舞台上的戏我已经演够了，我就不演了。
所以在达赖喇那边，也是我搞中心，做一些宗教的事情，这些可以，我政治的我也不懂，不愿参与。我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宗教人士，做慈善事业，做一些宗教的演讲。
你怎么看在达赖喇那边的流亡政府？
他们从 1959 年出来之后，已经有 60 多年了。达赖喇的想法和中国政府的想法，不是在一个频率上。达赖喇的想法是很纯洁的，就说个不好听的话，比较天真。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和平，西藏也和平，然后就是西藏的环保搞得很好，西藏的宗教完全有自由。他想的是这些。他没有说西藏要独立，也没有要什么权利，这个没有说。他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中国政府的想法是，你来了，这些人都跟着你转，那我在这边领导我是第一把。西藏不要说独立，西藏就是我的。他就抓住不放了。你来了以后，就成了我的一个障碍，那你说他会邀请你吗？他肯定不会邀请你。
王志安： 你的意思就是说，达赖喇的那个主张，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阿嘉仁波切： 不可能接受。达赖喇的说法是，他说独立他不承认，好，变相独立也不承认。他说的很宽泛，什么是变相独立，什么是独立，你这个说的就是说要给国外人也听。他说达赖喇只要放下自由，我们的欢迎大门是敞开的，这些话可是不可能的。
王志安： 我的意思就是说，达赖喇他们这个流亡政府搞了这么多年，是否很难成功？因为中共现在政权的力量还是挺强大的，他们就把你放到境外，那你这个流亡政府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
阿嘉仁波切： 这个也对。可是当时中国政府，或者说毛泽东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达赖喇出去，出去了以后可能有个十年八年，二十年就自行灭亡了。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想法。但是他出来以后没有想到影响力这么大。他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是他的岁数很大了，这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他到什么地方都非常受欢迎。因为他的宣传和传法，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对藏族文化感兴趣的人，原来西藏在哪里地图上都不知道，现在对西藏问题了解的人这么多，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想象不到的事。
目前的中国局势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样，西藏要成立一个在中国的底下，但是环境环保还是跟原来一样，宗教信仰跟原来一样，这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不是绝对的。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水深火热之中，也有突然的变化。例如四人帮、江青等事件，就一个人头上一放，把一切都否定了，全部都变了。中国政府的政治取向现在是比较收紧的，想走的方向在走，但这也不一定是完全能实现的事。永远这样也不可能。
王志安： 达赖喇还有一种观点说他如果将来有一天去世的话，他可能想改变这个转世灵童制度。你听说过吗？就是说，因为他如果去世的话，中国政府可能会在境内找新的达赖转世灵童。对对对。所以我听到一种说法说是达赖想废除这个制度，就是不再用转世灵童的方式来继承达赖的称号了。你听说过吗？
阿嘉仁波切： 达赖喇说的好像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依他个人的选择，他是最后一个达赖喇，以后不会再选达赖喇了。这是他的选择。第二种说法或者理解是，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不一定算数。为什么呢？达赖喇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不是说一个个人是否要转世的问题。这也到了一个境界。如果西藏人民的生活中需要一个精神领袖的话，以他们来做最后的决定。谁来做就是这些群众来做决定。
王志安： 但群众不太可能做决定。最后可能还是中共中央政府来做决定。
阿嘉仁波切： 他就说得很明显，他个人选择了一个自由的道路，走到一个没有控制、没有强权的地方。他为了躲避这些，离开了，不会让他的转世进入一个强权控制的社会。他再三声明这一点。
达赖喇圆寂之后需不需要灵童，这个还为时尚早。他现在身体也健康。如果西藏人民需要一个精神领袖的话，他不会去中共那边去求。中共那边是中共自己的想法，我们中央政府说了算。为什么要争取班禅大师的十一世呢？中国政府的目的就是把班禅大师找到后，他就在中国政府手里。将来达赖喇去世后，让他来认定这个达赖喇。这样的话，两个都在中国政府手里。这个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否能实现还不一定。
王志安： 如果没有其他途径，那就不可能实现。达赖的意思好像说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来处理，这也不知道。选举也不知道。达赖喇的意思就是说废除这个制度。
阿嘉仁波切： 我想可能会产生两个达赖，一个在中国境内，一个在境外。这样的话，看哪个威望高、信任的人多，这也不一定。
17 世噶玛巴曾经也有两个，现在他们两个也和好了，原来是相互不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现实问题和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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