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后的乱象-中国的“大跃退”开始了

7月初开始，中国政坛仿佛经历了一场气候变化带来的空前混乱。到8月底随着各地方政府“砸锅卖铁”的吆喝声，一场堪比66年前“大跃进”的“大跃退”正式拉开了序幕，也再次将中国的北戴河政治——这场混乱的根源充分暴露。

就是在8月的最后几天，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任内的最后几个月里第一次踏入北京进行安全战略沟通所反衬的。当夏天的混乱过去，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的政治景观正在呈现出与数年前一厢情愿鼓吹“东升西降”截然相反的“东乱西稳”。

北戴河的梦游？

正常国家的夏天，通常没有政治，只有休假。但是2024年的夏天，充满戏剧性的美国两党大选却占据了全球政治的主要舞台。然后，从俄乌战场到巴勒斯坦，从南中国海到北戴河，全球各方都在11月初美国大选投票日到来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争取尽可能多的筹码，为未来四年乃至八年的美国政党政治押注。

中国也不例外。一方面寄希望于普京对特朗普和美国大选的操纵，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美国选举无论何种结果都难以改变的对华强硬姿态。对北京来说，哈里斯与特朗普政府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更驾轻就熟地容易打交道，也更容易收买；而前者如果胜选，为中美关系的长期未来投下的阴影，类似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开始长达12年的长期执政，无法不寻求从长计议的缓和可能。

这是北京邀请沙利文访华以准备11月拜习峰会的主因。然而，沙利文一行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雁栖湖度假酒店的两天闭门会谈，如同中国领导人在8月避居北戴河三周后打开外交大门频密会见来访政客一样，仍然难以消除外界对中国外交调整方向的疑虑。在全球开放却动荡、极化的21世纪政治潮流中，北戴河政治对外界来说仍然代表着中国政治的一个迷思，等同于特权和密谋，往往酝酿着中国政策的激进变动，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中共历史上，北戴河迷思更多地与毛泽东的执政风格即北戴河会议模式联系在一起。例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发动了炮打金门的“823炮战”，既测试美、台联盟底线，又策应中东局势，大有与赫鲁晓夫的对美缓和针锋相对之意，中苏分裂从此开始。

66年后，相同的北戴河却上演了相异的历史荒诞剧：中共元老们被排斥在北戴河的审议之外，他们早已失去了十二年前尚存的集体“务虚”资格，更在一年前失去了一位热衷游泳的元老院新人——前总理李克强，无不物伤其类，却以流传各种“批评建议”的间接方式显示这个群体的顽强存在，制造了今年北戴河的场外气氛。相比现任领导人，李克强更年轻、更有活力、更具改开思维，与中共党内诸多元老关系良好，原本被万众瞩目堪任元老院领袖、重振中共元老政治、看护邓小平的改开路线。

而中共高层集体则远离党内元老、远离地方的水深火热、也远离北京的舞台中心，以“躺平”的逃避姿势，在微妙、死寂的气氛中，谨慎评估上半年围绕“三中全会”对内有限妥协的政治效应，也紧张评估下半年的美中关系发展。与同时间美国两党大会显示的活跃、团结、进步和激烈竞争相比，以新毛主义自居的中共领导层在北戴河的死气沉沉中，丧失了外交信心和主动，不复昔日毛泽东同时挑战美苏的“孙猴子”气概。

以致于，在结束北戴河会议后第一周的外交活动中，外界观察到中共体制出现了非同寻常的“集体梦游”：先是中共宣传机器出现了迟疑，摄像头不敢聚焦中越领导人的会晤；在雁栖湖与沙利文见面的王毅，也面露紧张，与沙利文的互动相当僵硬，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以兼具油滑和优雅著称的资深外交官。

似乎，面对美国选举政治的戏剧性变化和民主党可能连续执政的前景，面对中美关系十数年来以“自由落体”方式的下滑，北戴河的三周讨论没有找到办法，中共高层在妥协与摊牌之间踟蹰。整个体制犹如满清边疆大吏面对列强时的无可应对，只好埋首在“不战不降不和”的逃避主义沙堆中。

砸锅卖铁的“大跃退”

中共的这种集体梦游，反映在上周民主党大会上的拜登演说中，就是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制华联盟在2024年下半年愈益清晰的成型，从2013年以“一带一路”战略开启为标志的中共对外扩张和外交陷入了令人尴尬的衰退和胶着，一个与“东升西降”的盲目乐观全然相反的现实主义困境。

不过，与中共领导层面对国际困境的逃避相比，中共高层在北戴河集体神隐的同时，北京和地方官僚们正在竞相发起一场新的“大跃进”运动。因为其机制和动力酷似1958年的大跃进，意味着显而易见的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大衰退，犹如1958年后的灾难，堪称大跃退。

1958年的8月17到30日，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还提出为实现钢铁年产量1070万吨的目标“大炼钢铁”的号召。全国人民随即卷入“砸锅卖铁”、“土法炼钢”的狂热运动中，此后仅过半年，地区性的饥荒开始向全国蔓延。

而2024年的中国，并未吸取两年前才结束的“三年新冠”的教训，反而以“砸锅卖铁”的架势，由官僚群体发动了一场新的大跃进运动。昔日针对农民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被代之以针对全民的极权主义控制，和刮地三尺的列宁主义的征粮队模式。从8月初开始，先是公安部的官僚们推出了一个黑龙江网警提出的网证方案，试图以网证方式控制所有上网的中国公民，引起轩然大波，清华劳东燕教授等奋而抗议。在舆论压力之下，虽然中国公安系统表示不以网证作为唯一上网资格，实际上决意在2025年完成这一数字身份的全民实施。

其次，住建部的官老爷们则炮制了一个所谓住房养老金制度，意在将现有的住房维修公积金收归地方政府支配，所谓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的一个技术性弥补。至于其他的弥补手段，特别是地方政府所谓非税收入的大幅增长，与上半年税收收入的下降形成鲜明反差，也在全中国范围内制造着广泛的不满。这些广义的“砸锅卖铁”措施，都是北京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为响应2023年中国最高领导关于“准备过紧日子”、“砸锅卖铁”、充分挖潜“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的最高指示而先后成立所谓“砸锅卖铁”专班，即地方特色的领导小组。

理论上，中国公安部的初衷或许是为了响应领袖的政治安全要求而推出这一设计，但是若与1958年的人民公社相比，不过是另一个类似的乌托邦，只不过在66年后中国终于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建成这一乌托邦，实现阿伦特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而随后以砸锅卖铁、“土法炼钢”的野蛮掠夺，连同中国官方对网证法的缓颊，不仅表明中国在临近极权主义一刻的迟疑，更凸显这种极权主义的内部殖民主义性质。庞大的官僚机器如同列宁的征粮队一般刮地三尺，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绞尽脑汁地“捣糨糊”，为砸锅卖铁献计献策。

不能不说，在雷声大雨点小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社会各界尚处在将信将疑的观望中，民众却迎来官僚们砸锅卖铁式的政策冲击，彻底打击了公众在三中全会后死灰复燃一般的些许信心，也消灭了支撑国民内需的最后一点儿财富基础。至少，中国过去四十年市场经济所积累的财富80%都以房产形式体现。过去几年的房地产政策对国民财富和积累的打击，虽不至于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一般清零，也中断了这一财富的再生产机制。而最新的充满任意性的房产养老金政策，则避开税收法定原则，对这一财富存量施加了压榨式的恐怖。

类似的官僚乱政，如同最近一周中国央行在债券市场的迷惑性操作一般引发着混乱，也连同过去几年中国国家暴力机关对所有相关市场信息和新闻机构的打击，一步步消灭了资本和市场经济对未来进行期望判断的可能，也因此阉割了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机制。

在这个意义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新一波的“砸锅卖铁”不是“人民公社”式的大跃进、然后意味着整个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大萧条的到来。从理论和经验上，连中共都意识到他们以一个“东升西降”的意识形态叙事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期望，正在面临失败，也因此陷入迟疑、逃避和混乱。虽然党内尚不存在公开挑战的彭德怀、刘少奇等，但是市场和财富的最后选择已经注定，第二次砸锅卖铁的“大跃退”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