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并被遗忘的族群，借以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作为一个偶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今天看来，其实只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这种状况，大约只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成长的。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
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大多数则形成内倾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包括自己在内，多抱一种不信任感。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有没有拒绝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告？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组织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补白：对于不少黑五类子女来说，与家庭脱离关系是当年摆脱政治歧视的唯一途径。这种行为造成的伤害，多年之后渐渐露出血痕。著名文学批评家孙郁曾说道：“我不愿意回忆那一段历史，还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说出来是一种折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发配到农场。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我改了姓名。我还记得老师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
来源：博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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