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时，班上白皮细肉的学生哥不多，众同学来自天南地北，一个个面容沧桑，筋骨劳苦，隐隐然身上都有点江湖气息。小字辈机灵如梁左者，就四处打探各人底细。主要打探两项，一弱，一强。
读中文系的嘛，不用说，弱项即高考时的数学分数。彼此问起，大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最后消息灵通者透露，说是老叶和老颜并列居首。人家那是“老高三”，”文革”前就扎扎实实，经了足秤的全科训练。连弱项也强如此，梁左说，不能不写个“服”字。强项，乃入学前发表过些什么作品。文学专业七七级果然卧虎藏龙，探得诗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志红）一孙（孙霄兵），小说家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个个身手了得。
梁左激动得直哆嗦，自始怀揣小说初稿若干，一有机会就掏出来向大哥大姐们讨教。孰料哥们姐们儿全都谦逊地直摆手，说，得得得，回家问你妈（谌容）去。这一摆手不要紧，造就了后来的“喜剧大师”，小梁左的才华往相声和情境喜剧的方向使劲发展去了。但我想他心底至死不渝的执念，还是要写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出来的吧。
刚开学，老系主任杨晦先生经典的“定向培养原则”，就在不同的场合被一再宣示：“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后来历届的系主任，似乎也仍然不断向新生宣示这原则。其实早在我们那年头，大家就已对原则心领神会。好多已然是作家的自是无须培养，一心要弄创作的文学少男少女，如李春、梁左、苏牧，也都明白，贵“文学专业”不培养，咱自个儿业余练练总行吧？
梁左（右四）和北大334宿舍同学在一起
不知怎的，这些人居然晓得现代史上有过一样东西，叫做“社团”，而且好像宪法上也说是可以自由“结”之的，就都嚷嚷着要立个文学社。诗人们心头热血一向澎湃，捋袖摩拳就要动真的，倒是小说家们习惯了起承转合，都说先问问领导的意思，终归稳当一些。不料问的结果，领导比咱的思想更解放，说，文学社，很好嘛，可以立一个！
班主任张老师就带了一众周身“文学细胞”超兴奋的同学，在未名湖石舫，聚会立那“社”。请来毕业留校十几年还是“青年助教”的谢冕老师当顾问。谢老师当时正给我们授“当代文学史”的诗歌部分，讲台上最受欢迎的是大声朗诵郭沫若“百花颂”里的那首《水仙花》：“活得多，活得快，活得好，活得省！”还有一首《舱内舱外两个太阳》，然后一声长叹息，道：“现代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后来写的这叫什么诗嘛！”
那一晚薄云拂天，星月微熹，石舫上花了最多热烈的时间，构想文学社的名字。谢老师比同学们兴致还高，回忆起多年以前，文学五五级，也立过一个“红楼”文学社的。火得很呐，都有谁，张炯、孙绍振、温小钰，数到林昭，就没再往下数。噩梦，但噩梦醒来是早晨。
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查建英
谢老师当然希望我们的文学社接棒还叫“红楼”，可是那年头谁都觉得干什么最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总之有点开天辟地的意思。后来我说就叫“早晨”吧，大家就拍手，“早晨”一致通过。文学社下分诗歌小说评论各组，还要出油印刊物，刊名《早晨》。顺便把“主编”安了给我，张老师建议说，此人入学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当过“借用编辑”，有经验的。
那是文学社唯一的一次全体活动，平时还是分组行事。诗人们激情洋溢，在三李一孙带领下活动频繁，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朗诵新作。新作积累得很快，《早晨》的创刊号，理所当然是“诗歌专号”。有一回，借了校图书馆的活动室，与著名诗人顾工座谈。顾工闭口不谈自己的诗，郑重推荐的却是他儿子顾城，发在朝阳区文化馆的刊物《向阳院》上的组诗《无名的小花》。那年头只知道顾工，没听说过顾城，于是轮流传阅，“让太阳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纷纷赞叹“好诗好诗”。顾城含羞坐在一旁，没说话。诗歌组也忘了跟他约点稿子。
Image大一暑假，梁左（右一）和几位同学在延庆山村
《早晨》创刊号的风格显然与朦胧诗相去甚远，还是与当年“拨乱反正”的主旋律同步，无意中延续了记忆犹新，高考作文题的思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无非是怀总理、忆老帅，诅咒黑暗，顺便也赞颂了英明。真正“文变染乎世情”，敏感及时追上了“伤痕文学”脚踪的是小说组。
因了“主编”之责，各组有活动都叫上我。小说组没诗歌组浪漫，却更好玩。原来小说组的活动别具一格，坐一块儿不干别的，专门轮流“谈构思”。大约是之前“工农兵创作学习班”的传统，相信集体智能高于灵感与个性。照例是这样开始：“嗯，我想写一篇小说，题目嘛还没想好，人物都有谁谁谁，情节呢……”情节都还来不及展开，大伙儿就迫不及待，一通乱出主意。主意馊的居多，偶然也能支点高招。
最爱谈构思的是陈建功，从宿舍到大饭厅打饭一个来回，《萱草的眼泪》就大致成形。当然到第二天那构思又改了，推倒重来面目全非，也不见得比昨天的好。总之在他定稿之前三番四次，去饭堂，去课室，去图书馆，逮谁是谁，你总得一路点头听他谈构思。吴北玲在小说组谈她的长篇小说设想，陕北的苦人们那个苦呵，谈得一组人直掉眼泪。后来我总爱揣想，那是我们班另一部湮没在忘川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了。黄蓓佳的《夏天最后的玫瑰》，类乎古诗说的“美人迟暮”，原来用的却是世界名曲的题目。王小平的《小罪犯》，题材很尖锐呀，写的时候分寸感该如何把握呢？岑献青写《夕阳下的江水》，右派平反改正，这是从“伤痕”推进到“反思文学”了……如此这般七嘴八舌，听人谈构思，竟然比读小说还过瘾。后来修读金开诚老师授《文艺心理学》，发现许多概念，原来小说组的同学早已无师自通。
《早晨》，十六开油印本，纯文学刊物，非卖品；1978年出了一期，1979年出了三期，总共四期。油印本也者，是相对于铅印本而言，在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发明之前，是小规模印刷的主要方式。小时候看红色电影，每见地下工作者在密室中哧啦哧啦推油墨滚筒，然后在十字街头长衫青年一甩围巾漫天撒传单。这与革命时代相始终的印刷工具，钢板、蜡纸、滚筒，俨然透着某种神秘的庄严，如今却只能在某印刷博物馆里见到了。
《早晨》第四期的“版权页”总算列出了刻写者的名字：杨柳、高少锋、赵小鸣、孙霄兵、徐启华、李彤。每期的“主刻手”是李彤，他入学前是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工人，曾经带同学回厂参观景泰蓝制作工艺。李彤写得一笔好字，文学史教到元曲部分，他住的32楼332室的墙上就元气淋漓，贴了一幅关汉卿的《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如何如何打折了腿还死不悔改愣往烟花路上走，同屋们遂自我命名332室为“铜豌豆庐”。每天早起看到他们一粒粒器宇轩昂往外蹦，我们住隔壁334室的同学无不讶叹：好的书法，鼓舞士气如此，难怪如今领导人到哪儿都有纸笔墨砚伺候呢。其实一个字一个字刻蜡纸，不比挥毫泼墨，很是枯燥乏味，李彤却乐此不疲。“诗歌专号”他一人包干了。再两期，则有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的赵小鸣帮手。第四期“小说专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才有杨高孙徐的加入。
《早晨》的纸张等费用记得是由学校赞助的，每期印数一百本，除了七七级同学和班主任人手一册，其余主要是用来跟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社团交换。印数如此少，您如今若是还有一册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数据，纯粹好奇用计算机检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库藏，当场傻在那里没动。同学如有熟人联系，也鼓励寄给一些体制内的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都分别广播或刊载过《早晨》的小说与诗歌。我每期都给广州的《花城》寄，后来他们专门来了两位编辑（罗沙和林振名），住在学生宿舍里看文学社的稿子，挑了《流水弯弯》等一批作品走。
那年头各省市的文学刊物雨后蘑菇似的，旧的复刊，新的创刊，稿子奇缺。体制内外的文学力量互相激荡，汇流得很快。一日，收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大路社”寄给《早晨》主编的包裹，两大捆，每捆一百，32开铅印本，薄薄的小册子，蓝色封面，纸质差，校对更差，疑似哪一家县级印刷厂匆匆忙忙干的活。黑大的同学附有短函一封，说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新时期最最重要作品，请早晨社同学在北大校园代售，成本费每本贰角伍分。都知道报告文学的功能，向来是激发公民责任心，坐而言、起而行。李春正在上铺摆弄某种乐器，一见来了两大捆，一跃而下忙问老黄又有什么活干。梁左别的方面懒散，读文学杂志倒是勤快，忙把大伙儿拦住，说，前两天才出的《人民文学》，头条，写一东北女的，煤炭局长，贪污那叫一个多哟，20万元人民币！得，平邮邮件的速度，赶不上文学界思想解放的速度。黑大的同学还在为这事挨查呢（听说后来还影响了毕业分配），报告文学却已经一炮而红，到处转载，连获大奖。作为黑大同学曾经铁肩担道义的见证，那两大捆就静静躺在我的床铺底下，到毕业迁出宿舍时，不知所终。大路社的同学好像也都忘了成本费的事。
又一日，《早晨》主编又收到沉甸甸的邮件，这回是上海寄来的。拆开是一大卷八开稿纸，工整小楷手抄小说三篇，篇篇题目很特别，都只有一个字：《锁》《猫》《火》，作者是上海某厂技术员曹冠龙。小说写得结实有力，譬如《火》这篇，说是有一年轻政治犯被枪决之后，眼睛移植给公安局长，手术很成功，拆纱布那天局长一睁眼，眼前总是一片熊熊火。附有短函一封：拙作三篇，请早晨社同学帮忙在北大校园代为张贴，不胜感激云云。
我把小说给建功看了，他也是击节叫好。我说，两点：第一，这位是来历不明的“社会人士”,不比各大学社团的同学，多少知道点根底；第二，这三篇可有点狠，比当时正挨批的《飞天》之类还厉害……建功说，是好小说不是？是咱就贴！这样吧，别让小字辈跟着，就咱俩贴去，出了事咱俩老家伙兜着。建功和我同年同月生人，我比他痴长几天，在文学七七级班上，算是依齿序排为老五老六。前矿工和前农场工，俩属牛的，一人刷糨糊，一人顺着页码贴了《锁》贴《猫》再贴《火》。大清早在32楼对面墙上贴了一长溜，中午时分，就挤满了端着饭碗读小说的人群。但是也没有热闹几天。不久新一期的《上海文学》，就全文刊载了《锁》《猫》《火》三篇，而且好评如潮。若干年后，我和建功在据说跟“文化寻根”有关的那次杭州会议上，见到了小说家曹冠龙。握手道了久仰，谁也没提北大校园贴稿子的事。
刘震云在北大
其实，跟“社会人士”的文学交往，小字辈比老家伙走得快多了。小刚、小聪、小楂、小平，隔三岔五，就骑车进城，到东四十条的一个大杂院，烟雾腾腾，参加《今天》杂志的文学活动。一日，小平和小楂引了北岛，到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跟早晨社同学“随意聊聊”。聊聊才知道，北岛的来意非常明确。话题散开去又绕回来，老在说《今天》的诗歌最强，小说次之，评论就弱了。原来他读了《早晨》第四期上小楂的《最初的流星》和我的评论，说，武汉最新一期的《长江文艺》，终于刊登了原先在《今天》连载的中篇小说《波动》，准备在下一期组织一组评论，请他在北京这边也邀点稿。子平你也来一篇？好吧，来一篇就来一篇。两天后赶了出来，交稿，北岛吭哧吭哧地说，武汉那边正在展开对《波动》的大批判哩，这稿子只能给《今天》用了。此时《今天》的生存处境也日渐艰困，我的评论后来是发在“今天文学研究资料”上，也就是说，一个非正式社团的非正式出版物上。
《早晨》呢，也没有继续出。多年之后同学聚会，都纳闷，按说《早晨》当年的势头，如火如风，怎么归总才出了四期呢，好像不止吧？其实，一个班级，文学的能量终归有限，当年分流的渠道又多。成名作家的稿子，正式刊物都等着要，这边厢哪来得及刻钢板，那边厢早已经上机变铅字了。文学少男与少女们，又忙着以“早晨剧社”的名义，排演话剧《美丽的爱情》和《良心》，分别是李春和建功的本子，多才多艺如李彤、北玲、蓓佳、小平，都是领衔主演。话剧轰动，还拿了奖，李彤差点当职业演员去了。不过《早晨》悄悄地没有再往下编，主要还是跟另外两家刊物有关，一家顺理成章吸纳了早晨社的骨干力量；另一家，却一波三折，说起来像长篇惊险故事。先说这“顺”的一家：《未名湖》。
所谓“顺”，是说来头大，来路也比较“正”。五四文学社是由北大团委领导下成立的，社长是当时团委文化部的负责人张幼华，副社长有三位之多，邹士方（哲学系七七级）、李志红、陈建功，还有北大党委书记当名誉社长，朱光潜、季羡林、王瑶、章廷谦、谢冕等任顾问。来头大的好处是可以请到许多名人来演讲，但当时最吸引的是可以弄到不少“内部电影”的票，招待社员们观摩。我和小平、小楂基本还是参与了《未名湖》的编辑活动，因而结识了不少外系的文学青年。
从前大学文科招生，分数线由高而低的顺序是“文史哲政经法”（如今当然是倒了过来）。话说当年老颜本来报的是法律系，分数太高，读法律可惜了，遂直接被取到咱文学七七级。读了四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得，毕业时又给分到政法部门去了。当时我安慰老颜说，至少有一门功课没白读，“公案小说”是也。反过来可想而知，当年很多本来报考中文系的文学天才，一不小心差几分就读到政经法去了。这些人的才华主要就在五四文学社里洋溢。
《未名湖》由茅盾题写刊名，封面由小聪找来他的中学同学徐冰设计。原来是套色分版的，我和小平、小楂看见其中黑底的一版，不约而同连说这个好这个好。您如今看到的第一期封面，就这么黑底红字地呈现，充分暴露了我们当年的审美偏见。很多年后我在芝加哥碰到徐冰，他还念念不忘，坚持原来的设计才是最好。小平、小楂还负责小说组的审稿，记得她俩曾经找来七八级的刘震云，很认真地给他的《瓜地一夜》提修改意见。害得震云一宿没睡，抽掉两包烟通宵改稿。吴北玲拿来她的农友史铁生的《没有太阳的角落》给小说组。诗歌组的主力则有苏力、亚丁等人。听说五四文学社和《未名湖》都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创立的学生社团与刊物中的长寿者了。
《这一代》筹备会代表在北大合影
相形之下，我们所参与的另一家刊物就短命多了，只出了残缺的一期。《这一代》，由中山大学《红豆》、人大《大学生》、北大《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院《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共十三个社团联合创办，1979年11月出版，16开铅印本，108页，定价肆角伍分。武汉大学的张桦是郭小聪的中学同学，中山大学的苏炜是我海南岛插队的农友……总之无数的偶然碰撞，使得那一年的暑假，众社团的代表以校徽为记，在北大校门的石狮子前集合，然后到张桦家开那“跨校园刊物”的筹备会议。
张桦的父亲是地质地理系的党总支副书记。我第一次走过，发现未名湖北边还有好几个小湖，湖畔的民宅爬满青藤，热气腾腾容下一屋子人。陈颂，吉大；周小兵，中大；李培禹，人大……张桦特别介绍，这位是北师大的徐晓，天安门“四五”运动坐的牢，刚放出来不太久。徐晓笑笑没吭声。个个一见如故，武大同学老王煮好了五斤打卤面，边吃边聊。第一次主要是碰碰头，还是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刊名：《文学青年》、《大学生》等等，没一个满意的。
半个月之后又开了一次会，贵州大学春泥社凑钱买火车票，派两位同学远道赶来，我安排他们住在32楼的空铺。这次很快商定了好几项：刊名，《这一代》（苏炜的提议）；季刊，创刊号由武汉大学主编（校长刘道玉已经答应借款若干），然后北大中大往下轮流；稿子由各院校推荐，主编者有权取舍无权删改；发刊词，唉，写这类虚飘飘煽情的文字是我的宿命（后来已完全忘记那是我写的，更不用说写了些什么了）。
推荐稿子，王小平的《夜雨潇潇》和上海作家曹冠龙的《火》被创刊号采用了。在三角地贴征订的海报，还真有很多同学来预订。武汉的同学魄力大，开印就是一万六千本。钱不够，让各院校把订费和筹款先汇去。建功垫了一个月的工资。同时北京这边就开始积极筹备第二期。
没想到武汉那边出事了，印好的，没印好的，直接在印刷厂就被封存了。出事的原因，据说是诗辑“愤怒出诗人”里王家新、叶鹏的诗有点太愤怒了。已经投进去7200元人民币，换来三吨被封存的废纸。珞珈山社众同学一咬牙，决定：抢！残本也要抢出来装订。结果每本108页，只抢出来其中的64页。封面是张桦、张安东和徐冰一起设计的，画的是黑的一排栅栏，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那些脚印是用拳头蘸墨一个个摁出来的。套色的封面只印了一千，印刷厂拒绝继续印，后面的一万五封面都只是一张白纸，上面孤零零写着“这一代1979年1期”几个大红字。
三吨重的散页运到一家街道装订社装订，连夜分成三百包寄给各院校。李春从五道口火车站用板车拉回一千本残本《这一代》，铅印的杂志，封二却是油印的《告读者书》，说：“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建功说看见这残缺的杂志，心都凉了，这怎么向预订的同学交代？“早晨社”全体出动，在三角地摆摊。李彤大字抄了那《告读者书》，贴在大饭厅门口的墙上，以示质量问题童叟无欺。这后来被证明是最佳的广告策略。那年头，越是残本越是好卖，一千本不到一天全部卖完了。据说黑市价卖到五元一本，被炒高了十倍。
北京四院校的同学既被残本所激怒，又被残本的销量所激励，决心无论如何第二期，要完整而漂亮地出一本。徐晓联络着，连续开了好几次会，风声却越来越紧。张桦的父亲和北大中文系的领导也被通报了。张桦他爸气得直骂，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株连！大家终于明白，诗人愤怒也好，不愤怒也好，跨院校才是此中关键。渐渐编务会也开不成了，《这一代》宣告半期而终。我那时开始跟谢冕老师写毕业论文《从云到火》，和诗人公刘有些书信往来。公刘信中说，十三，不是个吉利的数字。其实那时因读了残本，积极加入的院校社团，已经有二十多家。院校是越跨越勇呀，可是《这一代》，终归还是失败了。
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英勇无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会，探索民族前行的历史可能性。社会上一般印象，七七级们也如此自我认定，我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无论之前有过多少磨难，似乎从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起，我们的名字就习惯了与成功之类的字眼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群，常常忽略了挫败（尤其是历史性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入学之初，因经历了浩劫而自觉承担的使命，因生逢其时而暗藏心底的那一腔宏愿，好像，也都早已湮没于时间的忘川。
多少年了，午夜梦回，如今时时袭来撞击久已沉寂的灵魂，岂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败，那些未能实现的历史可能性，那些被错过的、擦肩而去的历史瞬间？譬如说，《这一代》。
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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