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退休了。其实，对林培瑞，退休不退休都差不多，无非是少到课堂教课了，其余都依旧：依旧是想他想想的事，读他想读的书，讲他想讲的话，写他想写的文章。幸福的一生就是一直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林培瑞就是一直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把钱挣了。
在众多的美国汉学家中，林培瑞可谓大名鼎鼎，尤其是在中国的人权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关心国际问题关心中美关系的人们中间。凡是和林培瑞有过直接交往的中国人，第一印象就是他那口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普通话。林培瑞的中国话并不是童子功。林培瑞是在上大学时才开始学中文的音。说起林培瑞学中文，那本身就是个传奇。
1996年林培瑞接受《北京之春》记者亚衣采访，讲到：“我是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小时候玩挖洞的游戏，一个小朋友说如果不停地挖，把地球挖通，我们钻出来就到中国了。这是我对中国的最初的印象。直到我十三岁那年，我才结识了第一个中国人。我从小就喜欢语言，中学时候学的法文，读得还算不错。到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法文似乎太简单了，想学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语言，就选择了中文。”
读林培瑞这段话我才知道：这世界上竟然有人是因为某种外语特别难学所以选择学这种外语的！四川人好吃辣。有人归纳出吃辣的三境界：一曰不怕辣，二曰辣不怕，三曰怕不辣。我们也可以说学外语的三境界：一曰不怕难，二曰难不怕，三曰怕不难。林培瑞学中文就是第三境界、最高境界。怪不得他的中文那么好。中文再难也难不倒他，他就是冲着难才学的，越难他越兴致盎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培瑞以学中文为乐，故能臻于化境。
出于对中文的热爱与把握，林培瑞的中国研究也别具一格。他常常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随手找出他的一些文章和讲话的题目，如：“摆脱极权主义的语言”，“中国文化中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中共的‘问题辞令’”，“语言退化与政权稳定的关系”，等等，都是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去年我们开了一个名为《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研讨会。林培瑞在会上发言，题目是“洗脑与洗嘴之间”。“洗嘴”这个词是林培瑞自己创造的。它生动的点出了毛时代和习时代的区别所在。这不但表明了林培瑞对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而且也表明了他对中国语言的运用自如。
林培瑞喜欢中国的相声。他是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唯一的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第一位用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的洋人。众所周知，掌握一门外语，最难掌握的是笑话。因为很多（不是全部）笑话是和那种语言的独特性分不开的。笑话有如诗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句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笑话何尝不是如此。很多笑话一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不成其为笑话了。所以有人说，找老婆最好找老乡，要不你讲笑话她听不懂。你要能听懂一种语言的笑话，你必得对那种语言有着和母语一样的感觉。如果你连一种语言的笑话都能懂，那就说明你对那种语言的掌握真的是到家了。另外，笑也是一种认同。大家一起笑，表明大家都有同感，表明大家是一伙的。别人高谈阔论，你插不进嘴，这还不算尴尬；别人讲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却笑不出来，那才叫尴尬呢。因为那表明你在他们的圈子之外，你是异己是另类。林培瑞喜欢相声，一来是出于他天生的幽默感，二来是出于他对中国语言的如鱼得水以及对中国文化、乃至对中国的高度认同。林培瑞戏称自己是半个洋人，或者说是“假洋鬼子”。这就是说，林培瑞在种族上、血统上是个洋人，但在精神上却非常的中国化，和真洋鬼子绝对两样，故而叫假洋鬼子，骨子里是个真中国人。我们爱和林培瑞聊天，因为他的中文太好了，我们可以用中文进行深度交谈。但林培瑞毕竟又是个洋人，他的知识储备和我们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总能从他那里获得若干不同的信息和新鲜的刺激。想来林培瑞对和我们的交谈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林培瑞有只黑色马克杯，一倒进热水，就会显示出中文“境外势力”和英文“Foreign Forces”两行字来。
中共把有影响的西方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友好人士，另一类是境外敌对势力。
在中共的词典里，何谓西方友好人士？何谓境外敌对势力？
凡认为西方人享有的人权，中国人不需享有或不配享有，因而对中共压制人权的做法不置一词乃至表示赞成的西方人，即西方友好人士。
凡认为西方人享有的人权，中国人也想享有也应该享有，因而对中共压制人权的做法表示反对进行批评的西方人，即境外敌对势力。
按照中共的标准，林培瑞无疑属于“境外敌对势力”。因为林培瑞始终坚信，人权是普世价值。
林培瑞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他大学本科学的是分析哲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道德相对主义问题。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也关系到很多实际问题，例如有没有普世价值，人权和言论自由是不是普世价值。不错，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很多差异，各自的道德理论以及对很多问题的道德判断似乎也有很多差异。但是林培瑞告诉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而有些共同之处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虽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道德理论道德判断各有不同，但其根源是同样的，那就是道德良心，就是更基本的、直觉的、不能化简的道德感觉。
林培瑞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林培瑞说，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或“权利”这个词，但是有很多意思相近相通的表达。人权就是普世价值，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那种专横的、不准批评、不准反对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甘愿因为仅仅表达了不同的信仰或意见就被监禁、被屠杀，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乐于在政府的抓捕和审讯面前被剥夺向公众公开辩护的机会。林培瑞很早就注意到，当代中国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等理念的发生发展，并不是来自中共实行对外开放后西方思想再次进入中国的结果，而是来自中国人自己在毛时代的沉痛经验。这更加证明，人权是普世价值。
林培瑞既有分析哲学的根底，又是语言学家，既熟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又有对当代中国的切身感受和密切观察，所以他对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论述格外清晰、严谨，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
因为林培瑞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批评中共当局压制人权的行为，所以被中共当局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名字上了黑名单，早在1996年就不准进入中国。林培瑞自己对此毫不在意，戏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但他指出，中共的黑名单对美国的学术界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不少人担心自己上黑名单而不能进入中国，于是就在对中国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中自我审查；而他们这种经过自我审查后发表的言论又反过来误导了一般公众。
不但如此，据我所知，在美国学术界某些人那里还形成了一种很糟糕的风气，某些能够自由出入中国的美国学者们轻视像林培瑞、黎安友（Andrew Nathan）这种上了黑名单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理由是他们对当今中国缺少实地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够经验不够实证。林培瑞承认，长期不准进入中国，对于他的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有影响的。林培瑞喜欢研究语言。他出过一本书《汉语解析：韵律、比喻和政治》（ An Anatomy of Chinese：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他不但研究官方语言，也研究民间语言，包括街谈巷议、茶肆坊间的语言，而这一部分语言是只有实地观察、耳闻目睹才能获得的。本来，林培瑞是美国汉学家中在这方面最有天份的。由于中共的黑名单，导致林培瑞的这一天份无法充分施展。这不止是林培瑞个人的损失，也是西方汉学界的损失。
但尽管如此，林培瑞对当今中国的研究仍然是第一流的。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会有影响，但是对别的问题的研究就没什么影响。毕竟，我们生活在地球村、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空间的距离和实体的区隔已经不再构成认知的障碍。除了不能进大陆，林培瑞哪里都可以去。他有那么多朋友，那么多中国朋友，还有来自中国的学生，来自中国的客人以及读者和听众，因此他依然能对现实的中国有很好的把握，并不输给那些因为自我审查而能自由进入中国的人。事实证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林培瑞的见解更高明。不信，摆出各自30年来发表言论的合订本，一比就比出来了。
林培瑞说，五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语言教学，2）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文化，3）人权与 “异议” 政治。
不消说，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他在人权与“异议”政治方面的努力。
林培瑞无疑是和中国的人权与异议政治结缘最早、时间最长、关系最深的西方学者。林培瑞在1979-80年第一次常住中国，亲身感受到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伤痕文学。八九民运前，林培瑞担任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结识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林培瑞在北京，耳闻目睹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六四后，他帮助方励之和李淑贤到美国大使馆避难。
其后，林培瑞回到美国，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一位普大的美国校董约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林培瑞和余英时教授一道，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接纳了一大批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学者和作家。此外，林培瑞还担任了很多中国的人权组织和学术机构——例如中国人权、北京之春、维权网、当代中国研究（英文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等等——的理事、顾问或评委。对我们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记得那年，我们北京之春经费告急，林培瑞拿出他保管的一位著名中国慈善人士捐款，给了北京之春。
2001年，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合作，出版了《天安门文件》。2008年，林培瑞翻译了《零八宪章》，后来又翻译了刘晓波诗文选和方励之自传。去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他和中国学者吴大智（笔名）合写的刘晓波传《我没有敌人》。林培瑞也和我一道联名发表文章，例如去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The Korean Model for Taiwan”。
林培瑞参与海外中国人的人权与异议活动如此之深，以至于有人说，“林培瑞老师的个人故事可以说就是半部海外民主运动的历史”。未来书写当代中国人权与异议运动的历史，有几位西方学者的贡献是不能不写的，林培瑞就是其中之一。
林培瑞才是真正的西方友好人士，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我们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林培瑞说，他的中国朋友已经比美国朋友多得多。尤其是，他在感情上乃至归属上都已经深深的中国化了。
林培瑞说：“比如1998年夏天，听到新闻报导说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受到无理的残杀和强奸，我心里马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控制住的气愤。听到卢旺达大屠杀的消息、波斯尼亚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里也有反应，但没有那种’自己人受害’的强烈的、直觉性的感觉。”这种把中国人当作自己人的感觉，非同一般。对他人的尊重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是不分远近亲疏的。而感情的投射则是有差别的次序，是向外辐射的。至爱亲朋死了，我们总会难受好些天，但全世界每时每刻都有很多人死去，却不会牵动我们多少感情。正是在感情投射的问题上，最能表明一个人的认同与归属。林培瑞实在要算是精神中国人。
林培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努力了半个世纪，取得了哪些进展？ 今天的世界比起当初，是更好些还是更坏些？我们的不足在哪里？原因何在？怎么办？
这个问题十分严肃，也十分沉重。半个世纪来，林培瑞，还有我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可以说打过了美好的仗，跑尽了该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但今天的世界，在有些方面比当初更好，在有些方面却比当初更坏。尤其是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业，今天的状况比当初更恶劣。我们一定是有失误的，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必须改进。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202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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