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局:如何看待江泽民时代(文字版)
江泽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构建了“三个代表”理论,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处理国有企业改革难题,支持加入 WTO,并且打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增强了媒体舆论监督。
为了便于阅读,本网站编辑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做了适当修改!同时声明,此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本网站仅作为展现,以便读者全面了解历史真相!
作者 | 王志安
江泽民去世了,咱们今天聊一聊长者的话题。我对江泽民的印象总体还不错。他当年曾经接受过华莱士的采访。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里接受过华莱士采访的一共只有两个,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江泽民。后来的胡锦涛、习近平完全不敢接受西方的媒体采访了。到习近平的时候,别说西方媒体,我看中国媒体采访他都害怕。
所以,江泽民当时敢接受华莱士的采访,那绝对还是挺有勇气的。要知道当年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时候,第一,中美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蜜月期;第二,华莱士当时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时间也限制得比较短。而且说实在的,华莱士当时被邓小平强大的气场所震慑,没有提特别尖锐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提了关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然后,江泽民可不一样。江泽民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时候,其实正经历“八九”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更何况,江泽民他自己也知道,华莱士采访他的时候一定会问非常尖锐的问题,但他也接受了。采访过程中华莱士指着他说:“有人说你是个独裁者。”江泽民还能谈笑风生。在共产党国家领导人里头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也是非常少的。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所以邓小平同志同我讲话,说‘中央都决定了,你来当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吧,我实在也不是谦虚。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呢?但是小平同志讲‘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后来我念了两首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我就到了北京。”
“到北京我是干了这十几年也没有别的,大概三件事。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把邓小平的理论列入了党章;第三个就是‘三个代表’。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后来又干了一年零 8 个月的,等于说我在部队干了 15 年军委主席。还有 98 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是三件事。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江泽民人已经去了,今天我就来讲一讲,江泽民主政十几年的时间,他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构建。共产党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核心是“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是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革命党,那么革命党里面就讲工人阶级是先锋队,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是同盟军,要么是阶级敌人,需要斗争。在这里头其实只有工人是最纯洁的。
那么这个革命理论就带来一个问题,它就把整个社会分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之后拼命地搞政治运动,甚至在自己内部天天搞纯化的政治运动,一直要越来越纯洁,纯洁的过程中间就是看谁都不顺眼。那么这个实际上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把社会精英排除到了执政体系之外。
在任何一个社会,其实知识分子都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在共产党早期的这些理论中,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毛泽东顶多说老九不能走嘛,那你这个身份先天就比工人和农民都要低。他把你规定的比工人还要低,你在这个社会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于是,你想想,这个社会如果都是用文盲、无产者去领导,而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变成了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那这社会可不就是反智吗?所以,老毛的这一套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这套理论整体来讲是革命的理论。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其实邓小平是把老毛那一套推翻了,但邓小平实际上没有一整套意识形态。你去看邓小平的理论,基本上是比较零散的。我看邓小平的很多文章,我有看《论语》的感觉,就是他的很多话就一句话,这一句话你听起来很有道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这些话都比较零散,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他只是觉得老毛做得不对,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就先干。所以邓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是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要往前走,肯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所以说,邓实际上对毛是完成了一个“破”,但是在“立”的过程中间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江上台之后,实际上是在王沪宁的帮助下重新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被称之为“三个代表”。所谓“三个代表”,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它其实核心讲的就是,共产党不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了,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共产党代表的。共产党永远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生产力。全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甚至包括资本家都是我要代表的一部分。
那你想想,这个体系跟老毛那个体系就完全不同了。我在邓那期节目里曾经讲过,按照邓的改造方式,共产党其实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了,它在逐渐地被改成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只有一个区别,就是它还是一党专政。假如说它要是搞政党轮替,就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它已经不讲实现“共产主义”了,它也不讲阶级斗争了。马克思列宁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已经被他们放弃了。
但是真正被他们彻底抛弃的时间,实际上是在江的“三个代表”理论构建完成之后,才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它构建了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它也可以让普通老百姓从一个执政党的角度去审视共产党。于是才可以搞舆论监督、党外批评。
你想革命党允许你批评吗?革命党不允许你批评,你批评革命党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与人民为敌、与革命为敌。但是当你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你执政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你要么是经济发展,要么是你执政的方式正确,如果你这些做不到,老百姓就可以批评甚至要求你改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觉得江完成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体系,是他任期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最大的贡献,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应该说在江执政的那十几年的时间里,是完成了中国的改革的“深水区”。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是从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这个改革实际在整个共产党国家里没有成功的先例。大家都知道,俄罗斯采取的是“脆性瓦解”的方式,一夜之间共产党的体系就不存在了,然后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给大家发"私有化券",然后国有体系就崩溃了。但其实代价挺大的,因为通货膨胀高了 10 万倍,这个国家过去每一个人积累的社会财富都不见了,最后形成了“寡头经济”,普通的老百姓和这些寡头之间贫富差距也挺大的,最终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没有那么显著。其他国家更是没有什么先例可循。
共产党从“计划经济”国家里要转型到“市场经济”国家里,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技术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怎么处理。当时在中国,这些国有企业首先是竞争力不行了,确确实实不行了,但另外一方面,共产党过去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是有承诺的。这个承诺实际上是国家承诺要养他们,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他们解雇了。所以在江时代,实际上他解决的改革的“深水区”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打破了“铁饭碗”,把国有企业这种“你进了单位你就进了保险箱”的用工制度给改革了。于是就通过下岗的方式把这些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推向了市场:你要么破产,要么就获得新生。我父亲当时那个企业,实际上就在“下岗潮”的改革过程中间近乎于破产了,其实就是因为它没有竞争力了嘛。
但是这个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那个转型时期的人,应该说是有阵痛的。那个下岗时代,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构起来,所以很多下岗的家庭是非常悲惨的。朱镕基事后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头也曾经讲过,但是这个改革当时是必须迈过去的。如果不迈过去的话,中国改革没有出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价格双轨制。一开始中国的价格改革实际上是实行两套价格体系:一套是计划内的,一套是计划外的。那么这两套体系的价格差就形成了很多腐败的源泉。很多人通过这种批条子、走关系,可以在价格内拿到的各种商品,按照计划外一卖就可以赚很多钱。所谓“官倒 官倒”,当年指的就是这个,就是通过权力就可以利用价格差来实现超额收益。
最终朱镕基主导的改革就把这个价格双轨制给取消了。价格双轨制取消之后,当年曾经也带来过巨大的阵痛:巨大的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跟美元之间汇率的大幅贬值。当时有五年、八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确实是挺艰难的。但是熬过去之后,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确实是给后来的整个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也就闯过了“深水区”。
我个人觉得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是中国改革最难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区域里头完成的。当然最终水到渠成,实际上是加入了 WTO。中国的经济真正腾飞是从中国加入 WTO 开始的。
当年因为中美关系不是特别好嘛,每年都在讨论最惠国待遇问题。我还记得龙永图跟美国谈判加入 WTO 的时候,当时谈判的那些内容总是媒体报导的一个热点。最终加入 WTO 的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非常兴奋。应该说,那也是宣布中国开始融入整个世界的开始。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经济腾飞是从加入 WTO 开始的。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特地来看望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同志为我们做重要讲话。”
“今天来同大家见面,我感觉到非常高兴,讲三句话。第一,衷心感谢接受了我的辞呈。第二,衷心感谢…….”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是“到点下车”。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全是终身制,全世界哪个国家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邓小平上台之后充分意识到老毛搞的这套领导干部终身制不行,而且他们这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受老毛家长制的影响苦不堪言。所以,最终邓小平下决心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
虽然他打破了终身制,但是邓本人没有受任期制的限制。他用胡耀邦和赵紫阳,但邓生前实际上没有践行这个,因为胡和赵都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下台的。江本人实际上也不是他钦点的。所以,江实际上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就是 2002 年的时候,其实邓已经去世了。
所以那个时候江能够完成这个权力的交替,差不多是整个共产党国家里面的唯一一次,也是唯一一个。我们说句心里话,那个时候他真不退,其他的人也对他没什么办法。
但是江“到点就下车”,把位置让给了胡锦涛,算是完成了整个共产党国家里按照任期制权力转移的第一次,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又是“修宪”,又是“往回搞”,你才知道当时这么搞的弥足珍贵。
那你想想,因为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嘛,这个先例就是“一个领导人只干 10 年,干完 10 年之后就退休”。虽然保留总书记的待遇,但是不再干预继任者的施政方针决策。江当时退休的时候还保留了一年多的军委主席,留了个小尾巴,跟他们说叫“扶上马送一程”。
但总体而言,实际上他对胡锦涛的那 10 年没有太多的干预。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那应该说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你放眼看整个东亚地区,我觉得江泽民那个时代有点像台湾的小蒋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虽然说经济比较落后,但是全社会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在不断地改善,经济在不断地发展,然后每个人的境遇也在不断地提高不断地改善。
法律也在完善,社会也在开放。从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讲,也正是那个时代诞生了平面媒体的南方系《南方周末》,然后电视里头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所以那是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时代。虽然说政治体制改革因为 89 年确实基本上中断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法治化的进程没有中断,那也是当时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
那从我们媒体角度来讲应该也是如此。我过去讲过,朱镕基、江泽民本人对舆论监督的作用都是充分肯定。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当年我们《焦点访谈》曾经做过云南省一个镇长逼 S 过镇上一个开饭店的人的节目。《焦点访谈》做了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江泽民看完之后马上打电话叫云南省委书记,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到中南海。
这省委书记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对他一通臭骂,就说你们是什么东西,你看你们底下这些官员是官员还是土匪。这个省委书记,江泽民骂他其实也不敢接茬。出来之后他就找到中央电视台当时台长赵化勇,然后他就跟赵化勇说:“我不是说你们不该报这件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镇长我们已经处理了。你们在节目中间应该把这个话给说出来,我在总书记面前其实也不敢解释。”
通过这个细节你就知道,当年的朱镕基和江泽民对整个媒体对他们政权的监督,实际上是相当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大家可以看,江泽民其实在外国记者面前的表现,到国外去出访时那些表现,我个人觉得其实他对西方社会里的言论自由,包括这种对媒体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他是有很大程度认可的。
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他说:“江泽民先生,你现在在这里演讲场外就有人抗议你怎么看?”他说:“我现在知道他们在抗议,但是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说得更大,这样你们才能听得到。”
你想想,那样一个开放的时代确确实实还是蛮令人缅怀的。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几乎能够觉得生活、前途有希望。
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经历的一切太令人绝望。有人经常讲,“就怕货比货,人比人”。用现在的这个时代去跟江泽民时代相比,你别说江泽民真挺了不起的。
“为灿烂的传统文化而自豪。”
“我们也还要与时俱进。”
“应该吹奏起新世纪的号角。”
“让我们创造出更好的文化的果实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