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拉蒂》：反抗的严歌苓献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挽歌
2023年6月17日，一部长篇小说《米拉蒂》出版，对于严歌苓的文学生涯，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严歌苓长篇小说《米拉蒂》封面
严歌苓被中共封禁，这个严重的文学政治事件发生在2022年2月。随后她和丈夫王乐仁（Lawrence A. Walker，劳伦斯.沃克）成立了“新歌传媒有限公司”，《米拉蒂》就是严歌苓夫妇自己公司出版的。这是她第一次不用面对中共审查制度撰写并出版的中文小说。
严歌苓说：“我厌倦透了审查，《米拉蒂》是我的反抗。”首先，她觉得小说里面记述了“六四”，如果这本书想在中国出版，这应该是被枪毙最大的原因。第二，书里每个人追求的都是自由，而自由这个命题现在中国好像是个反动的语言似的，是个敏感的词。虽然她写得很不政治，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政治的敏感性在里面，如果在中国出版，肯定要把一些东西软化，把一些情节去掉。然而，今天的严歌苓已经是非常讨厌中共的审查制度。她说：“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渐渐变成一个自我审查者——这是一个让我非常警惕和恐惧的事情。”
《米拉蒂》这部小说描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中国知识分子。故事背景选择在成都，用了很多四川方言。米拉蒂是个女孩的名字，她父亲是一个业余小提琴家，所以就给了她三个音符：米拉蒂。八十年代初，二十岁的米拉蒂从军队文工团转业，她的人生也经历了最关键的转型——从一个被动表演艺术的舞者，转为一个独立思考创作的年轻作家。那个年代，似乎给米拉蒂带来了一次观念大洗牌：爱情、性、自由、民主……似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一夜间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曾经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并且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婚外恋、一夜情、迪斯科、黑灯舞会、地下出版、画裸体模特……故事涉及文革、武斗、“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劳教、严打、清除精神污染，直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宣告了八十年代的终结。
《米拉蒂》这个小说是打散的，特别以人物为主。相比她以往的作品，严歌苓这次想写一部不以具体的中心戏剧情节来贯穿的小说。所以它不像《第九个寡妇》、《扶桑》，或者是《芳华》、《小姨多鹤》等，这些小说都是有一个中心戏剧核，有一个中心的戏剧事件，围绕这个戏剧核来发展。而《米拉蒂》的故事比较散淡，是多元的，不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没有一条故事主线，而是写了一组形象，米拉蒂的父亲、母亲和叔叔，还有战友等人，通过米拉蒂把他们串起来。全书更像是两代人的史诗。这是严歌苓写作此书的意图。
书中有两位艺术家：画家米潇和剧作家吴可。他们的创作生活不同，“米潇有一颗痛苦的灵魂，但从不放弃外部世界的乐子”；而“吴可是个写剧本的修士，写作是他的修行”。严歌苓觉得自己更像吴可，她的父亲更像米潇。她说，《米拉蒂》是她亲历的，八十年代对她人生来讲，对中国一整代知识分子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年代，像是一次文艺复兴，所以她觉得这部作品她是非写不可的。开始她一直没想好怎么串起她想写的这些人物，后来她觉得可以用一个退伍女兵的角度。而一下笔就写得很快，因为她写的几个人物都是她父亲的朋友，她把他们融合在一起，素材是足够的，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等等，对她来讲就是信手拈来的事情，大概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部小说。
在《米拉蒂》这部作品中，许多人很喜欢李真巧这个人物。她非常美，但在米拉眼中她也做了“丑”的事，出卖自己的身体，但她之所以“丑”，是为了“美”，是为了“搬老天爷的勾子”。真巧也符合一些评论家所说的严歌苓作品中的“地母”形象，用包容和爱成为了男人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休养所便是天工雕刻的李真巧”。真巧身上有《天浴》文秀为换取回家的路出卖身体的影子，也有扶桑以享受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和不幸的影子。严歌苓觉得她写每个人物都不从道德上或者是从喜欢不喜欢这种层面上加以仲裁，她把仲裁留给读者。
米拉蒂是小说的主人公，围绕她的个人经历，人们看到中国两代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幻灭，相当触目惊心。八十年代也是普通中国人告别毛时代、对独立自由等普世价值第一次产生巨大渴望的年代。米拉蒂和她的朋友，她的父辈，首次站在了世界文学和艺术同一地平线上，看到自由思考和表达，自由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他们兴奋，振奋，以为他们面前从此就会理所当然展开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一切却在1989年初夏戛然而止。米拉蒂和父亲米潇先后来到国外。后来米潇的挚友，戏剧家吴可也到国外投奔了他们。这个小群落开始了自由漂泊，自由受穷，但也是自由的创作。他们醒来了，但又一个一个睡回去了。米拉蒂的父亲、叔叔，他们身体上消亡了，一个一个就这样离去了。
书中，严歌苓提到奥利弗·萨克斯博士著名著作《Awakening》中记录的真实现象：1969年，由于一种新药的发明，使一群患了“Sleep disease”几十年的病人苏醒过来，但不久他们中的多数人，又睡回去了。这种觉醒，仅仅是为了最终的幻灭。严歌苓使用这个隐喻，来表达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1989年那次大觉醒的最后痉挛，短暂觉醒后，经历幻灭，又睡过去了。米潇说：“中国的事，忍一忍总会过去的。”吴可说：“是中国人，对什么事都能忍一忍。所以现在时髦，把一个‘忍’字写得很大，挂在墙上。”人们问，他们再次沉睡是放弃一切希望的沉睡，得过且过，做一个愚民；还是一种策略，目前做不了什么，只能通过装睡来等待更好的未来？严歌苓表示，这也是这本书里的一个形而上的意念。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那次觉醒实际上是梦。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磨难来看，只是一次很短暂很辉煌的梦。现在他们其实都是在装睡，严歌苓发现，私下里，朋友圈里，没有糊涂人，他们都很清醒，正因为清醒，所以才很痛苦，因为这种清醒是不能让人看出来你是清醒的，要装睡或真睡，总之睡的状态得在那儿。
如严歌苓自己表示，《米拉蒂》这本书是她献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首挽歌。这些曾经的中国往事虽然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如同超现实主义的油画，令人惊心动魄。著名诗人杨炼给《米拉蒂》的评语是：“读懂了严歌苓的这本书，就读懂了当代中国。”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二，世事无常，芳华消逝，《芳华》成了严歌苓近年在中国最后一次展现“芳华”
多年以来，严歌苓是中国非常火红的作家，获奖无数，然而，2022年7月10日，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上映时，这位中国各大媒体曾经争相邀请的座上宾，却成了在影院外抗议“德国的中国式审查”的维权人士。
2022年7月10日，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上映时，严歌苓在影院外抗议“德国的中国式审查”。
《一秒钟》的情节源于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中陆焉识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纪录片的情节，片末原本有字幕“受严歌苓女士作品启发特此致谢”，中国国家电影局在审查时要求将其删去，创作团队不得不服从要求。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创作人员名单中没有提到严歌苓，电影卖到国外在国际上参加多个影展和电影节时，仍然不把严歌苓的名字放回去。侵权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犯罪。严歌苓说这种恶劣侵权事情，在中国干管不了你们，但是你们在国外不能这样干的呀。“张艺谋的这个电影等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想起来，严歌苓近年来在中国最后一次展现“芳华”，便是2017年12月15日终于在全国上映的《芳华》了。
电影《芳华》海报
这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根据严歌苓小说《你触摸了我》（后改为《芳华》）改编。这部作品是个小长篇，只有十一万字，却获得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奖；2017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奖；以及2018年中国图书世界馆藏率第一。
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
小说以一个“触摸事件”展开。严歌苓化身为书中故事讲述者女兵萧穗子，以她的视角记述、回忆、想像，读者便透过她的眼睛，望见上世纪七十年代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的少男少女刘峰、何小曼、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青春、隐忍的爱情和坎坷的人生。小说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严歌苓从1971年十二岁入伍一直到二十五岁，在军队待了十三年，其中整整跳了八年舞。从军经历伴随了她整个的青春年华。那段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终生难忘。她说：“这本书应该说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也有原型，里面有很多我对于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
严歌苓回忆，小说出版时有关人员改掉了她好几段。她当时就大怒，说：我不给你们出了！不给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后来又是两边跷跷板了一下子。即使这样，在内容繁广、思想深刻方面，小说还是更甚于改编后的电影。电影这种视觉艺术，对一般接受者的冲击力，比文字强烈得多快速得多，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就像前苏联一样，对电影的审查与管制比书籍更为严厉。冯小刚导演曾在演讲中，坦诚他在中国做导演拍戏的难过心境，说：一个导演，坐在电脑前……你明明知道这样好，但是你还要把它往不好处改……他问道：“好莱坞导演受这折磨吗？”他在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中也说过：“一部处处需要妥协的影片，即便拍出来，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更有甚者，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该在哪里妥协。这就更让人难受了。
作为妥协的产物，人们发现电影和小说已很不同了。例如，基调不同。小说以“触摸事件”为核心，来反思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事件发生后刘峰和四个女兵不同的命运走向，重点在反思集体主义生活对个体的伤害，对情感的压抑。而电影对集体主义的怀恋情绪过于浓郁，处处表现集体主义生活中的女兵男兵群体理想主义的革命浪漫：明媚的练功房、青春健康的肉体、朝气蓬勃的人物。她们所处的环境像一个两小无猜的大观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减少了，尤其是小说营造的禁欲主义的气氛没有了。在角色安排方面，电影以何小萍（小说中叫何小曼）和刘峰两个人的故事为主线，对四个女兵的性格、命运有所改变，特别是对她们最后命运走向交代也比较匆忙；而小说塑造了一组文艺兵群像，他们五个人全都是主角，用四十余年的跨度，透过情感的缠绕交集，展开他们命运的流转沉浮，有着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各自不同的命运，共同构成了不同色彩的“芳华”，每个人的人生归宿大相径庭，出人意外，更让人心生感慨。
即使如此，电影《芳华》出台也不顺利。试片时，原版电影出现了中越战争的经典歌曲《血染的风采》，这首充满政治意味的歌曲，本来就是刻画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残酷写照，当时不少电影专业人士已对此片深感不妙。果然，电影遭遇突然撤档改期事件，让他们一直提心吊胆。
2017年9月初《芳华》在多伦多电影节上上映的时候还是有146分钟，可是后来在中国国内上映所谓的未删减版也只是相对于国庆档版本，只剩下134分钟。人们发现中间删掉的12分钟分别是这些片段：
1. 集体批斗刘峰。当刘峰犯下“摸女同志”罪行，原来在被送去审问之前，还有集体批斗环节。在批斗大会上，众人举手表决要不要处罚刘峰。
2. 林丁丁与刘峰拉手的片段。影片中有一段是刘峰和林丁丁两人听靡靡之音，被教导员逮住。林丁丁偷偷勾刘峰手指安慰他。这也为后来刘峰抱林丁丁埋下了伏笔。
3. 影片剪掉了一段战场上，何小萍翻找刘峰尸体片段。可能因为太过血腥，被删去。
4. 何小萍发“疯”片段。看国内版的时候，我们只从医生口中知道何小萍受不了英雄的称号疯了，却不知道具体情境。原来，她是在受表彰的当场疯的。
5. 刘峰战争结束后艰苦生活片段。在与穗子相遇之前，还有一段专门描述刘峰艰难谋生活的片段。
6. 刘峰和小萍车站拥抱后各自离开片段。
7. 何小萍高原独舞片段。这是让人感到最可惜的一个删减。因为这一段与之后的草坪独舞是有对应关系的。一开始因刘峰离开，小萍和队友产生间隙不愿意跳﹔后来受战士们鼓舞积极了起来。可就在她重拾对舞蹈热情的时候，收到下放医疗队的消息。
这些删减，都让人痛感可惜。不过，尽管有以上种种遗憾，严歌苓还是心存感激。她说：“电影拍得非常美，我觉得现在看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看后会觉得满足。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生的这种美真的非常动人，会让人感觉，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
再说严歌苓小说《芳华》。如论者所说，作为“有我”写作的又一次倾情试验，这部青春轶事，是人到中年的严歌苓再次向青春岁月的回眸凝望，也是对蕴含在家国历史之中的个体记忆的再审视。这部小说更像是一本记录青春年华的自传。严歌苓就形容萧穗子是“形而上的严歌苓”。的确，穗子的故事贯穿严歌苓多部小说，从童年到少年再到中年，过程中有严歌苓的恋爱，严歌苓的失恋，也有严歌苓被批判，甚至被一个集体所抛弃，严歌苓点点滴滴的故事经过提纯抽象，落到纸上，再从穗子的口中讲出来，变成了形而上的艺术意象。
小说《芳华》反思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五个主角不同的命运走向充满了中国式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人万分感慨。人们指出，就算严歌苓并没有刻意要抨击那个时代，但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态度也绝非颂扬肯定的。尤其是书中对何小曼家庭背景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她一生为何会如此可叹，如此可悲，她在那个父权式家庭中的压抑与谨小慎微，并没有随着她离开那个家而获得宣泄和释放。为何善良的人却得不到善待？为何所有的爱情都不能善终？《芳华》实质是人性自由被压抑、扼杀的悲剧。它追溯悲剧的根源，既呈现了权力和公共意识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塑造和规约，也喻示了这种“塑造”和“规约”如何压抑、扼杀个体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残缺。在严歌苓的笔下，对人性的探讨与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和自责一阵阵敲打读者的心扉。
严歌苓说，“写作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不过在2017年，严歌苓没有料到后来中国出现的严峻的政治局面特别是对她的严厉的打击。世事无常，芳华消逝，《芳华》成了严歌苓近年在中国最后一次展现“芳华”。也许这算是一个悲剧，相当凄美。
但是，今天的严歌苓已是世界华文文学大家，她的成就，犹如一座闪闪发光的巍峨金山，中共当局对她的封杀，不过像山前一时聚集的乌烟瘴气，终究无损金山的壮丽。
何与怀博士在悉尼一次讲座的海报：“世界华文文学的今天——从严歌苓《芳华》谈起”
本文进一步以严歌苓两部长篇小说讨论她的文学成就。
三，“爱我吧，不要救我”：严歌苓以名妓扶桑错综复杂的情爱故事避免了“东方主义” “西方主义”这些理论所指出的偏颇与谬误
严歌苓是1989年去了美国的。她在美国获得非常广阔的视野，生活的，文学的，思想的。
她拥有关注华人移民海外生存经历的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写了若干此类小说。其中：《无出路咖啡馆》就是取材于自己与美国丈夫的真实经历，描述中国女留学生邂逅一段与美国外交官的恋情，却招来联邦调查局的盘查和骚扰。这种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异国生存困境的作品还有《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和《吴川是个黄女孩》等；描写“美国制造”的第二代土生移民的有《风筝歌》《大陆妹》与《红罗裙》等，揭示他们试图超越中国基因融入主流社会，但“他者”身份的迷思并非容易摆脱；而《扶桑》《乖乖贝比》《魔旦》等则讲述早期为生存漂洋过海的华人移民，在“排华法案”和种族歧视中以隐忍方式求生，甚至以弱胜强。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发表于1995年的《扶桑》。它讲述一百几十前一个中国女人扶桑，为寻找从未谋面的未婚夫被拐卖到旧金山，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并与白人贵族少年少年克里斯产生了一段纠结凄美的爱情。期间，她与已经成了唐人街领袖和江洋大盗的未婚夫大勇相遇，却彼此不知情。故事结尾，扶桑发现真相。在大勇为了维护扶桑的尊严，甘心为警方所俘，即将被处死之际，俩人在刑场上举办了婚礼……
严歌苓长篇小说《扶桑》封面
严歌苓怎么想到创作《扶桑》呢？就是被一张照片打动。1993年的一个中午，严歌苓等丈夫劳伦斯吃饭时，在附近的楼下看到一个箭头指引“中国移民博物馆”。那是一个在地下室的陈列馆，在那里严歌苓看到一幅巨大的画像，其中焦点就是一个盛装的、身形较为高大的中国妓女，被称为“一代东方名妓”。严歌苓说她深深地被这个带有某种秘密的、象征性的女子身上的气质打动了，给她极大冲击，于是便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寻找的过程中，严歌苓对中国移民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44年才解除的“排华法案”中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务工的华人不准带家属到美国。于是妓院就应运而生了，开在唐人街和各种修铁路的沿线，大概有三千个女孩被贩卖到那里。上述移民史博物馆照片中的“名妓”就是这三千女孩中的一员。这些妓女在解决华人的生理问题之余，还吸引了很多白人的小孩。严歌苓觉得，“这是一场东西方的大邂逅”，决心要写出来。结果成就一部杰作。
说起来，这部严歌苓早期的重要作品差一点就不见天日。当时，她患有抑郁症，在近乎疯狂的写作中自我搏斗，《扶桑》完稿之后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遂以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斩获1995年第十七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这部手稿也许会和她的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里。
后来，《扶桑》英译本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于2002年出版，并获评当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评价非常高。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它是严歌苓“历次获奖作品中最好的一篇”，巧妙运用素材展现新意，“叙情状物，流畅娴熟”，可读性极高。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说，这是一部怪异而震撼的小说。严歌苓如同一位镜头简练而丰富的导演，不动声色地为人们展开一幅幅既柔情又惨烈的生动画面。英国《观察家报》称赞严歌苓精湛的故事描写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有关永恒的不屈不挠的爱情故事。英国另一家媒体《出版新闻报》指出，这是一部大胆、性感而令人激动的有关禁锢与爱情的小说。作者以极为独特的语言，表现了生动的历史场面。美国《纽约时报》盛赞《扶桑》是一部以丰富感性书写的令人难以平静的作品。说它呈现错综复杂的种族间情爱，是对神秘莫测的人类情感的一次敏锐的探索性对话。
《扶桑》英译本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但是也有人指责说，严歌苓在对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绘上是表现“东方主义奇观”。指责者认为，严歌苓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立场对“东方主义”和种族“奇观”进行颠覆，而相反的却似乎深深自恋于这种“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再次言说，因而《扶桑》表现出一种“自我东方主义”，成了她勤奋多产的创作中“一部令人遗憾的讨巧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指责是需要驳斥的。
萨义德《东方主义》原著Orientalism封面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年在他富有争议的名著Orientalism里专门另立特别定义，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或认识体系。于是，“东方主义”就是西方对于东方一种构建的无知和有意的自欺，在这种无知和自欺中，东方仅仅是西方为了自身行动中现实效用以及西方思想进步所作的一种构建，这样的无知和自欺被适用于文学、艺术、思想的任何领域，然后投射到东方，使东方沦为西方满足西方优越感的工具。“Orientalism”本质性的含义，便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所谓“东方主义”，一定有它的对应物，不妨称之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而所谓“西方主义”，是指在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包括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一厢情愿的认同、误解和有意的歪曲，也包括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还包括了华夏文明优势失落后知识界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也许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不会特别理会“东方主义”“西方主义”这些理论。我想指出的是，正好和对她的指责相反，严歌苓正是难能可贵地以名妓扶桑错综复杂的情爱故事避免了这些理论所指出的偏颇与谬误。
首先，对扶桑以及围绕这个文学形象对一百几十前美国的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绘是否真实？是否是对“东方文化”的“藐视”和“任意虚构”？这是关键所在。而任何认真阅读此书的人都会否认上述的指责。
其实，指责者自己已经为严歌苓“解套”了。他说：
一方面，作者采用了一个十足的“东方主义”的观看情境，书中扶桑的种种魅力展现，都是通过一个十二岁的白人小嫖客克里斯的眼睛看到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恋爱中的人神化了的东方女神的形象……另一方面，以严歌苓的聪慧，她并不是没有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建构毫无意识，她甚至有意识地在本文叙事中对这种凝视/观看的权力关系和与此相关的“阐释结”进行一种“元叙事”或者说“解构”式的呈现。
既然有这样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那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如指责者说的构成“一个吊诡的困境”，更不“令人遗憾”。
扶桑的爱情故事，就是一句话：“爱我吧，不要救我”。可以来爱我，只是平等地来爱就好；不要来救我，我也不需要谁来救。这就是扶桑内心的潜台词。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扶桑其实是很“存在主义”的。这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总是微笑，可以吃所有的苦，她的不反抗并非逆来顺受。“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扶桑身上的带有神性的“古典式的善良与隐忍”与“母性的光辉”，具有高度的象征性。
的确，东方弱女子扶桑“谜一样”的魅力让白人少年克里斯深深沉醉。他受诱惑，他想要拯救扶桑，他像许多基督教男性具有一个“我要救你”的理想。但他无从真正了解扶桑，懂得扶桑，于是他的“拯救”，必然是一个荒谬的悲剧。还有另外一个华裔男人大勇，这个可称之为“东方恶霸”的人，他虐待宽容忍耐的扶桑，最终却为了扶桑去对抗白人而失去性命。这又另一个荒谬的悲剧。如论者指出，严歌苓以高超的艺术功力和深邃的思想观念，让扶桑分别与克里斯和大勇的情爱故事在性别、种族、身份方面具有多重的文化象征意义。扶桑以她东方式的“地母”形象征服了西方的拯救者、东方的男权者以及具有优越意识的现代人，使“弱者不弱”焕发出东方文化内涵的神性光辉。这部小说没有简单地描写血仇，恰恰是通过扶桑这位女性所表现的爱与宽宥，来呈现不同文明与种族间的差异性、矛盾的复杂性、人性的多重性。《扶桑》初版至今近三十年，不但没有因时光的逝去被人遗忘，而且置于视野更为广阔的今天，显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无论是对于西方或者东方的读者来说，《扶桑》均成为一种超脱于读者既有文化语境、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的完美体验。
关于《东方主义》之类的理论，我还想多说两句。我曾在其他文章指出，如果说萨义德的大著《东方主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其新颖以及某种合理的批判性吸人眼球，那么，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发生过而且仍然存在伊斯兰恐怖主义全球性的威胁，又出现中共习近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想及其以空前力度在全球特别在非洲的推进，在世界局势业已大大改观的状况下，此书总体观点的可疑越来越为人看清了。今天，萨义德原来就争议甚大的观点常常沦为某些人利用的政治工具，严肃的学术讨论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四，《陆犯焉识》的“回去”与其改编电影的“归来”：各自表达一个巨大而深刻的隐喻
严歌苓在美国回头审视她的经历，审视她的家族，审视当代中国的灾难，无疑在文学魅力之上显示出思想的更加深刻。
且以她在2011年10月出版的四十万字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为例。
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封面
小说写了三个时期——1954年前，1954年至1976年，以及1976年后。主角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兼公子型的少爷。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他的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徒刑。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这一切终于使他“脱胎换骨”了。只是，文革结束后，陆焉识回到上海家中，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这个男人曾经忽略了他妻子冯婉喻的存在，只有当他成为犯人时才回想起妻子的好和美，但他回到家时这个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妻子在他到家前失忆了。
严歌苓以自己的家族历史为其作品的摹本，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二十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人传奇经历熔于一炉，从而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作品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被文学评论家视作严歌苓“颠覆性转型之作”，并荣获中国小说协会当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所谓“颠覆”，如论者所说，是它的叙述方式。严歌苓使用了一种“非常主观且自由”的写法，通过孙女（也就是“我”）精神上的消化系统处理后，告诉读者她祖父的故事。这是一种打趣的讲述方式，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她的笔触往返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浮华地和其后半生被禁锢的流放地，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诡舛尽收眼底。
许多读者都为这部作品塑造的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所震动。他们发现，这个“陆犯”是一个天生的也是失败的“逃犯”，他一辈子都想从自己的身份中逃逸出来，但都失败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这曲悲歌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还有他所属身的那个社会与那个时代。严歌苓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共政权对治下民众进行“改造”的冷酷残忍无情。她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对知识分子陆焉识表达无限的同情，将他的命运铺展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她在书中种种残酷历史场景的描写，展示出人性异化的可怕，透露出严肃的历史反思和人性的悲悯。她以历史的压抑感、沉重感抒发她对人道主义的呼唤。
根据《陆犯焉识》这部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点点二三十页的内容，改编成张艺谋导演、巩俐和陈道明主演的2014年电影《归来》。电影海报说，这是一出“生离死别、旷世之恋”的言情剧。显然，这与原著大部分的内容很不相同，“陆犯焉识”曾经遭受过的那些苦难，既未有闪回，也未有描述，故事直接从结果讲起。张艺谋对自己的处理这样解释：“严歌苓的小说是大时代画卷，我只截取一小段娓娓道来，把一个时代简约到最小的一个家庭内部来表现。这个方式也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最难的点。”当然，他还说了：这样取舍第一是因为政治禁忌，有很多东西不好拍，所以不想直接反映时代，只能折射，留白，只用一个家庭方式去反映。严歌苓在创作《陆犯焉识》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作品有抗拍性，肯定不能拍成电影，因为内中有大量对政治和监狱的描写，后果“你懂的”，确实是没办法通过审查。所以，尽管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但严歌苓表示“理解”。当然，对于严歌苓这部“写得最用心”、“也是最满意”的作品来说，不得不说电影《归来》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陆犯焉识》改编电影《归来》海报
幸好，从一开始张艺谋就深刻注意到小说中妻子“失忆”这个关键点。他营造了电影这个结尾：陆焉识和女儿丹丹推着轮椅中的冯婉瑜再一次来到火车站的出口处。大雪纷飞，寒风呼号，冯婉瑜白发飞舞，望眼欲穿，那无望的眼神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绝望。在她旁边，陆焉识拿着写有“陆焉识”的木牌，陪着一起等待自己归来……
这是一种荒诞的象征，是一个深刻的隐喻。人们已经指出了：妻子冯婉瑜，从中年青丝到晚年白发，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等待二十年未归的右派丈夫陆焉识，而肉身的丈夫就在身边，被政治严重戕害的记忆却使妻子对面不相识——与其说妻子在等候丈夫的归来，不如说是一个饱受苦难的个体在等候国家记忆的归来。冯婉瑜心目中的“陆焉识”，即木牌上的“陆焉识”，不只是她的丈夫陆焉识，可以理解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理想追求：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安全，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等等。冯婉瑜对此耿耿于怀，矢志不忘，她要一直等候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失忆”的冯婉瑜比任何一个人都目光远大，她的执着的等候，就是无言的精神诉求，也是一个民族深情的永久的期盼。
这个结尾是电影《归来》中最深刻的一个隐喻。真应该感谢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中关于妻子婉喻失忆的描写，让张艺谋触发灵感，想出《归来》这个结尾。
不过，小说《陆犯焉识》是另外一种结尾：“回去”。最终，“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陆焉识带上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因为“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情形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反转：在困窘中，年老的陆焉识终于“彻悟”了“自由”的含义，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这个他曾经用了大半辈子想要逃离的曾经的肉身囚禁之地，变成了他最终的精神自由之所。
这是另一种隐喻。
那种狱中生活不够残酷不够可怕吗？绝不。小说有这样一个场景：大饥荒年代，狱中犯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个叫梁葫芦的为保自己的性命，趁着另一个犯人刘胡子的死还未被别人知道，竟然停尸房中，并以死人的名义冒领尸首的三顿饭，他有时一边吃一边竟然和尸首聊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还有狱中种种酷刑。梁葫芦因盗窃嫌疑而惨遭刑罚：“梁葫芦的腿被劈开，一只脚系一根绳，挂在马的两侧，让马把他当爬犁拉……与雪地接触面最大的是后脑勺和上半个脊梁。”不多一会，梁葫芦就“脑浆涂地”了，“他的葫芦头已经开了瓢，此刻在地上写着黑红的天书。”场面的残酷简直令人发指。然而，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更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畸变异化了的人的内心。在监狱，犯人“观赏”梁葫芦被“加工”时是这样的心理：“犯人们立刻轰的一声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惨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如何稀释自己的惨。……多么幸运，皮开肉绽的不是我。”犯人们“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观众”。这情形真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令人不寒而栗更在于：这种阴冷和凄凉还弥漫在监狱之外。陆焉识被释放回家后，儿女们无不对他厌恶而提防。他日夜思念的女儿有意疏远他，他的儿子将自己多年来忍受苦难的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他陆焉识仍是一个“反革命”嫌犯，他仍无时无刻处在人人戒备的冷酷氛围中，他仍在遭受惩罚。
小说将要出版之前，严歌苓将书名定为《陆犯焉识》。因为那个年代，在称呼犯人时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犯”字，这种特殊用法，带上了那个历史语境的烙印，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和神秘感。这个陆焉识他到底是否有罪？他犯的什么罪呢？他这个死刑就是辩解自己无罪带来的死刑。“陆犯焉识”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具有反讽意味，可以看到对中共政权的强烈批判。不过，严歌苓其实最想用的书名是《无期》。但很可惜，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觉得它太沉重太黑暗了，不敢用。
无期！那个“遥遥无期”的含义太震撼了。
如果说，电影名字“归来”充满寓意，让人思绪万千，无限感慨。中国那些“陆焉识”还没有归来。他们废的废，死的死，疯的疯，他们流亡了，失踪了，至今还跋涉在“冯婉喻”们望眼欲穿的目光中。那么，《陆犯焉识》的“回去”，就是深深的无奈与凄凉，让人绝望：对中国的“陆焉识”而言，狱中狱外又有何分别？！同是强权镇压下的禁锢与惊恐，同是被强权挤压并碾碎了的身心。当他最终重获人身自由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作为知识分子，陆焉识本质上仿佛是永远囚禁于非自由状态的囚犯。而且遥遥无期！
自由正是小说《陆犯焉识》或《无期》的精髓。严歌苓带给我们的思考应是：何谓自由？在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精致极权高压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能否自由？
五，“局外人”的“双重视角”与文革时期的童年心影：严歌苓的“得天独厚”
今天，严歌苓取得的成造之所以取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顺理成章的。
1989年这一年，对严歌苓来说，是命运的分水岭。
她去了美国留学，丈夫李克威也是去留学，但却是另赴澳大利亚。同年，他们离了婚。他们是1986年认识的。那年的一天，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李克威。李父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电影《李双双》里后改名董冰的“李双双”原型董双。早在1979年，年纪轻轻的李克威就以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惊动中共文化领导官员，并和其他争议作家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和《在社会的档案里》一起被当作“样板”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关于文学“社会效果”的大辩论。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两人很快相恋并于同年结婚。但结果这一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而严歌苓在美国艰难的学习兼打工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劳伦斯.沃克先生，于是有了另一段不平常的爱情，并让她走上另一条生活轨迹。
严歌苓、劳伦斯.沃克一家
恋爱期间，严歌苓被美国FBI审查、测谎，之后美国外交部还是要劳伦斯作出选择：要么离职，要么结婚。劳伦斯在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与严歌苓之间，毅然放弃了前者。1992年秋天，严歌苓和劳伦斯在旧金山结了婚。2004年，放弃外交官生涯达十一年之久的劳伦斯被“召回”复职，严歌苓做起了跟着世界到处跑的专职的外交官夫人。三十多年来，婚后的严歌苓心里有了一种永恒的安稳，生活非常幸福，多年在美国居住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感情深沉，知识广博，艺术观念新颖，拥有宽阔多元的文化视野，写作也进入佳境，成为年年都出版作品的高产作家，成为中国以及台湾的“获奖专业户”，并以其文学业绩引起国际文学界瞩目。面对围观者的惊叹，她很淡然，说：“我不写怎么办呢？我读书的时间也留出来了，做饭的时间也留出来了，我精力大概太旺盛了吧。”
正是在美国，经过一些年美国生活后，严歌苓在很多观念上进一步发生嬗变，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有意义的是她在“文化认同”（身份）观念上的开放性。这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进而也发生在她笔下的一些人物身上。如一位论者指出，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实际包含着三种属性，即厚重、本源的“中国”背景；强势、鲜活的“美国”背景和混杂、新生的异质背景。这三种属性的共同存在，一方面使严歌苓的作品消解了因对“文化认同”的本质主义追求而引发的东—西、中—外文化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为她在多元文化的对接中揭示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舞台。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严歌苓在她作品中这些人物身上，实际上已经重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些人物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人”的身份。一种变化的、相对主义的、新的、全球性的“文化认同”观念已经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新的“文化身份”观的建立，使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别出新局。
严歌苓父亲萧马和继母俞萍（本文作者摄，2005年3月29日）
许多文化理论家对世界上离开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作家具有一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所以会在不同观念、经验的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其实，所谓“局外人”并不代表处于“局外”，在一定角度上，“局外人”甚至比“局内人”还要接近于“局内”，因为局外人毕竟多了一层参照系，而这就是文化理论家所强调的“双重视角”。而严歌苓就是这样一种“局外人”。她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年赴美的新移民作家，无疑具有了这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如许多论者所发现，严歌苓在移民美国后，开始跳出东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人的伦理问题，叙述与被叙述之间充满了解释的张力，这种地理与文化的距离有助于理性的审视，从而超越主观的体验。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严歌苓觉得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此种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即使有些或显狰狞，都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的环境，有时特别荒诞，有时却很凄美。我觉得，具有“局外人”的“双重视角”严歌苓，必然发现她文革时期的童年心影，对她的文学创作起着相当重大的影响。
许多年前，严歌苓曾在短文《写稿佬手记》中调侃她成为作家的原因：“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正要不屑，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这是调侃式的探讨，似乎不具普遍意义，但就严歌苓个案来说，童年时家庭以及息息相关的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她不幸的童年时期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进入文革这一场中华民族大劫难。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严歌苓七岁。她深深记住的是什么呢？是自杀的印象。大家都在自杀。她记得有一次从外面回家，看到一座高楼下面一群人围在那里，就跑过去看。地上是泥地，有两个坑。刚才有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从楼上跳下来，把地砸了两个坑，被抬走了。当时她心里就非常震动。过了两天，刮风了，她从那座楼下走过，发现楼上飘下很多糖果纸，透明的。当时糖果也算稀有品，要凭券供应。透明的糖纸，十几张，二十几张，那么往下飞。又过了两天，还有糖纸在往下飞。小小的严歌苓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这两个老人跳楼了，在跳楼之前，他们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给的糖证买了糖果，然后一起吃。在吃糖的过程中，他们会谈什么呢？谈他们的一生，谈他们的孩子，谈他们被冤枉、被冤屈。谈完了，他们也把糖果全吃完了，然后从楼上跳下来……
随着文革的演进，人性中的残暴和阴暗在惨烈的现实中越来越充分地展现。早熟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状况；而童年不安的心灵体验会主导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奠定一个人的人生基调。这段人生经历丰富了严歌苓的童年及以后的少年时代。“不安”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发泄的渠道去释放，于是文字便成为最好的寄托方式。苦难磨砺了一代人的灵魂，时代的不幸却成就了作为作家的严歌苓个人的大幸运。
严歌苓部分作品
而今天，由于中共严密控制所形成的恶劣的现实境遇，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作家对所谓敏感文学题材显得无奈、无助、无知，他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被迫回避。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这就出现一个情况：大部分所谓敏感题材本身拥有删除不尽的传奇色彩，却因禁忌而成为公然废弃或者浅挖则止的“富矿”；而世界各地有志气的华文作家，都可以大事开发。严歌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从《天浴》《雌性的草地》《白蛇》《人寰》《穗子物语》，到《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再到《芳华》《米拉蒂》，她很大分量的作品中都有文革那段历史的身影。文革本来是中国当代作家进行创作时难以跨越的一道坎，严歌苓处理这一类题材可谓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她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她见识了新世界，体悟了新概念，确立了新立场，思考和想象方式焕然一新。她以“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来关注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件大事，对文革的特殊角度的反思与省视在她的作品中有了深刻的与众不同的表露。这些作品超越了一般文革叙事控诉的写作方式，具有了文化和历史的深邃感和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这就是严歌苓的“得天独厚”。早在2002年，严歌苓就说：“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亦即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 的确，如她曾经这样宣布，“在离开乡土之后，在漂泊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严歌苓一方面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受益于北美自由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她本人深挚的生活历练和丰富的文学修养，所有这些元素浑然天成地完美结合在她身上，她肯定会让世界华文文学绽放异彩。
《天浴》海报
六，严歌苓作品的深刻主题和她生命的终极追求：关于自由的思考、感悟与弘扬
如本文开头提到，严歌苓被中共封禁，这个严重的文学政治事件发生在2022年2月。
先是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并肆虐全国，后来更让整个世界遭殃，严歌苓于3月15日发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怒批中共有关部门瞒报实情的习惯恶行，为曾遭警方训诫并最终染疫身亡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并声援因写了《武汉日记》受到毛左势力猛烈围攻的方方女士。她说，“特别是李文亮的去世给了我特别大的震动。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不讲出这一番话的话，我将来会后悔。我会认为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两年之后，2022年1月，徐州丰县发现一名多年来常年被拴在铁链上的八孩母亲。这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曝光，震惊了中外舆论。严歌苓于2月5日为此发表《母亲啊母亲》一文，喊出她的心痛与愤怒。接着，2022年2月9日，在与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连线谈到海外人士领养中国孤儿必须付高价时，严歌苓按捺不住，怒斥习近平就是一个“人贩子”。这一次有三亿多点击的视频连线，意味这位曾经在中国获奖无数享受殊荣的文学大家与习记中共决裂。
今天回头检视，严歌苓文学生命轨迹的重大转变，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事件就已经注定了。
她在1989年秋天离开中国。她自己多次明白表示，在“六四”以后，就是觉得特别失望、痛心，有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而另一方面，正是在美国，经过一些年美国生活后，严歌苓在很多观念上进一步发生嬗变，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有意义的是她在“文化认同”观念上的开放性。
这一切得以发生，关键在于“自由”两字——美国崇尚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严歌苓内心对自由的不可抑制的追求。
严歌苓坦言，自由是她一直在玩味在反复追问、思辨的主题。她很多小说都在探索自由这个主题，如前文论述过的《米拉蒂》《芳华》《扶桑》和《陆犯焉识》。本文没有论述的《第九寡妇》也是：一个老地主被拘禁在地窖里，失去了自由，但他后来拒绝出来了，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这个自由是他给自己的。《扶桑》中的扶桑这样一个妓女，其实她心里也是有一片自由的天地，不是别人给她的，而是她自己就有的这种自由，所以她拒绝被拯救。严歌苓说她在《扶桑》里面对自由的思辨是非常激烈的。《芳华》实质是人性自由被压抑、扼杀的悲剧。它追溯悲剧的根源，既呈现了权力和公共意识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塑造和规约，也喻示了这种“塑造”和“规约”如何压抑、扼杀个体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残缺。在《米拉蒂》和《陆犯焉识》，自由价值的追求更是深深震撼读者的心灵。
真正认识何为“自由”这本身就非常珍贵。作为一个作家，严歌苓特别强调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就是把自由思考的成果自由地表达出来，用无拘束的、没有羁绊的、没有顾忌的方式表达出来。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讲自由。
严歌苓回想中共严苛的审查制度，发现真的非常可怕。比如中共宣传部下面的图书司这样一个本来毫不起眼的机构，却手握大权，负责审稿审书，他们掌握着书号，没有书号你就出不了书。那些年她为了出书就不得不做出妥协，心里揣着各种各样的对审查制度的揣摩意识，在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对自己的一道红线。也许自我审查的时候是没感觉的。有时脑筋会突然想一下，这个能不能写？能写到多大一个尺度？有时候她想打一下擦边球，这样或那样表达一下，但果然每次都会被抓出来，就会告诉她，这个话不能这么样讲，这些情节要改掉，等等。逐渐逐渐，她发觉，大部分时间，可能自己已经顺着这种思路拐过去了，从一开始潜意识里就不选择这样的话、这样的情节、这样的细节或这样的表达来创作。那不就变得很可怕了吗？那就是自我阉割，就是自废武功了嘛。严歌苓说她已经意识到她也形成这样的潜意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最妨碍创作力的，最伤害原创力的。
严歌苓指出，在民国、五四时期，在1949年之前，无论香港、台湾，还是大陆，实际上大家都是在同一种语境当中。也许香港有粤语的影响，但是在书写文字方面，基本上大家是一种同样的语境。但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不断进行政治运动，不断洗脑，就产生了一大堆套话，一种八股，一种党文化，一种党主导的意识形态。而且根本打不破，因为你已经与党文化合体，它在制造你，你在制造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的状态，严歌苓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可怕。
我想到《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1978年，哈维尔为了纪念与他及其他人联合起草《七七宪章》（Charter 77）并在发表前被共产党秘密警察盘问至死的哲学家扬·巴托契卡，写下此文。他在文中指出，制度目标和生活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的深渊：生活，在本质上是朝向多元化、多样化、独立和自我组织的，简言之，向着它自身的自由实现运动。社会生活的需求是多元、独立和无法预料的，这也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极权制度恰恰是要否定生活的这些基本属性，由于它违背人性的性质，必然与民众的生活目标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意识形态”出现了，作为在制度和个人之间创造的一座辩解桥梁，它伪称制度的要求来源于生活的要求。它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赋予人们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就其本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权力现象，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统治者的思想意志，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成为统治者社会再造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玩弄意识形态的大师。此党统治的这么多年，它要民众忘掉它制造的灾难，忘掉它犯下的罪恶，它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忘掉，用媒体，用导向，用洗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说文革。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因为邓小平等中共当权者要维护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强力为毛泽东开脱，所以这个决议上的所谓“彻底否定”无非是纸上谈兵，亦非真心实意。况且，中共以暴力加欺骗起家，历来无诚信可言，包括自己签订的决议协议也可瞬间推翻，变成一张废纸。果不其然，文革就被今天的中共当局重新定义了。2018年，中共教育部组织编写并出版使用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将此前“文化大革命”一章撤销，合并为一个专题列入“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章之内，并删除旧版教科书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的“错误”二字和“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表述。该版课文虽然承认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但强调“它的发动，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辩护意味极重地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弯路。”该教科书出炉后，遭到民众强烈反对。即使如此，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历史错误文革罪行还是被刻意淡化，被轻描淡写。“十年动乱”不见了，并入了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七年”；“浩劫”不见了，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
的确，文革从来没被否定过，严歌苓如许多人一样，痛感这个残酷的现实。也如她切身体会那样，极权的世界控制意识形态，完美其谎言和虚伪。人们不得不装成深信不疑，默许和忍受，如此，人们只能在谎言中生存，与谎言为伍，也是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成为这个制度。当人们接受极权赋予的意识形态后，人们自会成为权力的一分子，在整个权力之下，人人各司其职，成为统一的规范，产生交流、秩序。严歌苓警醒地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忘记反右，忘记文革。就像她在《米拉蒂》所描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1989年那次大觉醒的最后痉挛，短暂觉醒后，经历幻灭，结果又睡过去了。跟现在比较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显得特别美好。那时大家信以为真，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作家将有更多的自由来写作、表达和思考，觉得可能性好像是无限的，肯定是越来越广阔。但忽然之间，一切就过去了，实际上非常短暂。那时候觉得知识分子真的会成为一种担当啊什么的，现在看起来都是梦想。今天很多人内心可能痛苦，因为要装睡，从另一方面看，不能不说是懦弱，很可悲。严歌苓提高到民族性来审视，觉得中国这个民族从心理上到文化上有一种弱点：缺乏自省意识，缺乏反思习惯，所以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悲剧，不断地制造悲剧，不断地害人，也不断地害己，就这么愚蠢地一次又一次无休无止地恶性循环，就像在一个运行轨道一样，逃脱不出它的那种引力。唐朝的杜牧在写《阿房宫》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只有两代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哀的都是前人，而自己正在重复前人的悲剧！为什么会重复？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可悲，老在不为自己悲哀。这就是重复的根结。严歌苓说她就觉得中国人命真苦啊，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如果这个根子没有被挖出来的话，文革式的精神，文革式的话语，文革式的情感，就永远都还会重复下去。现在这些不是正在中国死灰复燃吗？！相互揭发，互害互斗，这些文革当中推到登峰造极的现象现在不就又开始在登峰造极吗？！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一味独裁专制，实行“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大搞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不是又一次主宰中国的命运吗？！
2022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独立中文笔会将本年度“自由写作奖”授予严歌苓。颁奖词中回溯严歌苓的创作历程，认为她的作品透过不同人物形象表现普世价值和悲悯情怀，显现出丰富的人性，其多部作品更冲破中共当局“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禁区，描写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渺小个体的悲欢沉浮命运，为1949年后的中国人保存记忆。严歌苓无惧打压，“以一人抵抗一国”挑战中共长臂审查，坚守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她长期坚持自由写作并有大量创作实绩，同时努力担当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取媚或屈服于当权者，坚持说真话实话，不畏强权。她在成为中国当局打击报复的受害者后，继续坚持自由写作精神和勇气，实为独立作家弘扬自由写作精神的最新典范，令人倍感敬佩。
过去二三十年来，严歌苓获得的各种大奖多得无数，但独立中文笔会给她颁发的“自由写作奖”绝对不是多余的。当然，严歌苓是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华人女作家，已远远超出了笔会奖项的范围，甚至可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严歌苓非常感谢独立中文笔会给她这样一个奖，认为这是对她过去和将来的写作最大的鼓励。严歌苓说，她就是信仰“没有自由的写作，等于不是文学创作”这样一个人；借用“白纸运动”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对她来说就是“不自由毋宁不写”。
关于中国未来，严歌苓呼应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中的名言：“活在真实中”。打破谎言，活在真实中，就会对极权制度构成威胁。她说她这个人，唯恐天下不变。今天中国社会，指鹿为马，荒诞到了这种地步，从中国几千年历史来看，一旦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有巨变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民族压制到这种地步还能持续。她不悲观。她相信，最深的黑暗，就是在黎明之前。
严歌苓的感受正是许多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的认知在世界华文文坛引起震动，具有标杆性的影响。
严歌苓父亲萧马在悉尼与文友聚会（左起：本文作者、黄雍廉、俞萍、萧马、辛宪锡，摄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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