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堽：祖父刘盼遂之死
赵 旭：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张梦阳：论“文革”思维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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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一期（zk2407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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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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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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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祖父刘盼遂之死 刘小堽
【亡灵祭坛】 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赵 旭
【劫后反思】 论“文革”思维 张梦阳
【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六） 范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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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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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祖父刘盼遂之死
·刘小堽·
１９６６年夏季，北京的空气已经分外紧张。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祖父起初并没有太在意。１９４９年后，他已经历了几次运动，“拔白旗”时还被批判过，自己也做了检讨，终究是没有什么大事。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家中早就没什么田产。我的曾祖父一半是教书先生，一半是个农民，在乡里人缘也极好。祖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没参与过什么政治活动，解放初加入了民盟，但也并没有发表过什么言论，没有被揪过什么辫子。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时候，北师大中文系“八大教授”里的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等人当了“右派”，他则没有被划上，可以说很幸运了。但他确实也没有一点儿历史污点，清清白白，没有理由当“右派”。
“文革”初期，祖父还是秉承着一贯的作风，让开会就开会，但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实在要发言就少说。
他的学生聂石樵和邓魁英夫妇在《怀念刘盼遂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文系在西饭厅开全体大会，说是要揪牛鬼蛇神，说中文系的特务很多。教师们都带着小板凳坐在后边。刘先生来得很晚，我们把小板凳让给他坐，到外边工地上找块木板自己坐下。在那紧张的气氛中，我们之间未多讲什么话。但看到刘先生精神还好，他可能是认为自己既非牛鬼蛇神，更非特务，不在被揪之列吧。
聂、邓二老的这个回忆，很能反映祖父当时的心态。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以为像他这样的老老实实做学问、平日与人为善的教书匠，不会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在他看来，这场运动可能也像前几次运动一样，只是一阵风吹过罢了。他把他的这种想法也传达给了家人，所以我们家，包括我的祖母、我的父母、姑姑等人，也并没有做预先的应对。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出乎祖父的意料，北师大的教学几近瘫痪，老教授不断受到冲击。但毕竟是在学校内，武斗的范围和程度有限，校方也多少会给居住在校内的教授一些保护——其时教授们多住在校方提供的校内住房，而祖父则在校外有自己的房子，独门独院。有一种说法认为，祖父没有得到及时保护，在于他并非住在校内，与校方沟通不畅。现在想想，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张广武是祖父友人张钫将军之子，“文革”初，张将军病重，张广武先生由陕西回京，曾在路上偶遇祖父，他回忆道：
我由陕北赴京探望父亲，当时家已搬至和平里１１区２２楼，董寿平应父亲之邀也搬到和平里１１区，家中俩室住不下，我暂住董先生画室里。隔日，董先生要请萧劳先生写副东西，邀我同去，当时萧先生住天坛东里，我们打和平里先到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吃了顿饭，说是一顿饭其实就一个粉蒸排骨，在当时那年月，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
出来走到西单十字路口，迎面就看见了刘盼老。打完招呼各行不远，总感觉他面色死灰神情枯槁不大对劲，董先生就让我又返回去对他说句话，到跟前我附耳对他说：“刘老！董先生特意让我告诉您，生死亦大矣！”他说了声“谢谢”就继续朝前走了。
实际上，祖父那时候的心情已经大劣，他隐隐有一丝不良的预感。５月２５日，祖父的老友张钫病逝，祖父参加了他的葬礼后心情极为沉重。张钫在病重前曾托付他一件事——为“千唐志斋拓片”作考证。祖父为此也做了精心准备，但老友突然病故，“破四旧”和武斗兴起，让他无法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了。
一日，祖父外出邂逅一位相熟的宗教界著名人士（这里不便透露其姓名），二人立谈片刻。这位宗教界人士看了看祖父的脸色，压低声音对祖父说：“盼遂兄，你面相不太好，谨防最近有血光之灾。”祖父点点头，没有说话，便挥手告别。回到家后，祖父沉默不语。直到祖母和父亲再三追问，他才说出缘故。父亲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深刻，他当时就说，这些都是不好的征兆，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祖父又低头不语。我个人以为，这其实是迷信，也许那位宗教界人士事先得到了什么消息，故意以“血光之灾”这样的话提醒祖父罢了。
８月中旬，红卫兵“造反运动”在迅速蔓延，抄家、打人事件在北京屡见不鲜。祖父所在单位北师大的党委很快被打倒，学校陷入混乱而无限期停课。
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的学者，是祖父的同学好友谢国桢先生。在被抄家的前两天，谢先生还来过我家，他在日后回忆道：
余于八月二十一日晨，访君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晨露如珠，挂花及叶上，红艳欲滴；而余家中陈翔鹤君所赠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
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
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
祖父与谢国桢先生自１９２６年相识，至１９６６年分别，整整４０载。他们是河南老乡，又属同门。在祖父的同学好友中，唯有谢国桢先生与祖父从未长期分别，从北洋政府时代、日伪统治时期、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都一直住在北京。他们在某些学术观点上有分歧，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说他二人是一生之友、私交莫逆，实不为过。
命运注定了祖父的这位老友来送别祖父一程，尽管他们二人并不知道８月２１日这次见面是最后的一次。“建国门外即天涯”，一语成谶，与老友的这一日相聚谈宴成了祖父最后的欢娱。几天之后，曾负盛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前两期的入学“状元”便阴阳两隔了。
８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社论称“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精神欢呼！”当天，北京市许多学人遭到武斗，如著名作家老舍即于当天被抄家、武斗而后投湖自尽。
也就在８月２３日，我家所在的街道里有人举报祖父是“反革命”，遂引来北京市某中学和某小学（这两所学校距我家较近）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前来抄家、批斗，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之所以将８月２３日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当天民盟紧急召集开会，民盟的同志打电话到我家所在的街道，而接电话的人回复道：“刘盼遂已经被抄家。”民盟的同志也就不敢多问了。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母，为什么祖父素来与人为善、沉默寡言，却也会被人举报。我的父母说他们当时也不清楚，但从后来的情形看，怀疑是有人看上了“居之安”的房子——毕竟当时有这么大宅院的教授也不多。或许是有人看上了祖父的藏书？除了藏书，祖父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嫉妒？人性这种东西是很难琢磨。所以很难搞明白祖父被人举报的具体缘由。
抄家期间的前两三天还算文明，算是“文斗”。第一批来的“红卫兵”只是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现金、存折等抄缴而去；接着撕下挂在厅堂的条幅、字画——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的题字被扔到地上，撕碎后付之一炬；再就是祖父的一些藏品，基本都是用来搞学术研究用的，如民国时出土于河南嵩县唐墓的唐代铜尺、历代碑刻拓片、印信等，都被全部收缴，名曰“破四旧”。这些藏品并没有作查抄清单，日后也就不知所终。
过了几天来了第二批“红卫兵”，他们挨个屋子搜索隐藏的“罪证”，但屋子里除了书就是书，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后来在一间小屋的窗户上发现用来补破碎窗棂的报纸，报纸上原本有“副统帅”的照片，贴上去时将照片贴歪了，“红卫兵”顿时欣喜若狂，立即把我的祖父母绑缚而来，指着照片说他们是反革命，有反革命的用心，罪证就是处心积虑地侮辱“副统帅”。祖父母想解释下，但“红卫兵”根本不听，反而抬手就是一通鞭打，打人的工具是铜头皮带。
当时除祖父母外，还有我的父亲刘立三和姑姑刘立嬿在家。姑姑是当时因为怀孕，在娘家休养。“红卫兵”把祖父母、父亲和姑姑绑在院中的树上，一个头目问，你们家中应该有金条和银子吧。祖父说有，但是已经被你们的同学找到并拿走了，现在应该没有了。那个头目又说，你们家不会就隐藏了这么一点儿，肯定还有，老实交待，藏在哪儿了。祖父说你们都把我的家翻遍了，我一个教书的哪有那么多啊。那个头目听祖父这么说，抬手就是一顿鞭打。祖父已经是个七十挂零的老人，哪里抵得住如此鞭打，他不断呻吟，并一再说确实没有了，那个头目直到打累了方才罢手。“红卫兵”们又继续翻找金银，他们把祖父装书的十间房子翻了个遍，各种线装书堆在一起，如同小山，有看不顺眼的就干脆撕掉。祖父见他一生的心血落得如此地步，老泪纵横。
被抄家前，恰巧我的外婆家有事，我的母亲便带着我去外婆家暂住。几天后母亲带我回家，一只脚刚跨进院门，便看到祖父被绑在冲着门口的大树上。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时愣住。祖父先看到母亲，他身体不能动弹，又不能大喊“快跑”，怕“红卫兵”听到，便赶紧瞪大了眼镜，直直地望着母亲，暗示她赶紧带着我离开。母亲吓坏了，但马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个“红卫兵”也看到了母亲，叱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是这家子的？”母亲赶紧说：“路过的，听到有声音进来瞅瞅。”便赶紧带我快步离开。“红卫兵”以为不过是看热闹的，便没再追赶——我也就这样随着母亲躲过一劫，如果没有祖父和母亲当时的机智，恐怕母亲和我也难逃这场劫难。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当时祖父的那双红红的眼睛。每说到此，她就不住流泪。
８月３０日，连日的殴打、训问让祖父母已满身伤痕。面对“红卫兵”的反复训问，他们已无力回答。“红卫兵”恼羞成怒，把皮水管的一头接在自来水龙头上，而另一头直接往祖父母的嘴里塞，然后打开水阀硬往祖父母的肚子里灌水，直到他们的肚子被撑大到几乎透明、无法承受昏死过去才住手。
我的父亲和姑姑也同样遭到殴打。姑姑因此流产，她后来被所在单位的同事领走，捡了一条性命。捆绑父亲的绳索不太结实，父亲趁“红卫兵”没注意，扯断绳索逃出门，钻进胡同，甩开“红卫兵”的追赶，直奔北师大。待到了北师大校部，他请求学校派人去家中说明祖父不是“地富反坏”分子，这样红卫兵就可能释放祖父母。但当时北师大“文革”前的领导人都已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他们并未理睬父亲的苦苦哀求，一直没派人去搭救祖父。为此，父亲对北师大一直有微词。
经过连日的批斗，祖母再也承受不住，她先祖父一步离世。她嫁给祖父５０年，本本分分地做家庭妇女，平日不多说一句话，也没有跟祖父享受过一点安乐。她甚至在嫁给祖父前没有名字——“梁秋色”这个名字，还是婚后祖父给她起的。她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嫁给了一个有名气的大学教授，她乐于闻听祖父的学生称她为“师母”，乐见祖父在家中给他的弟子门生讲课，然而她也终因祖父而死了。
祖母的去世让祖父陷入绝望，他愤怒地直视着那些还是学生身份的抄家者，又最后看了看堆积满地的藏书，他可能想说出什么，但已完全没有了力气，他就这样瞪着眼睛，慢慢倒在了祖母身旁。
“红卫兵”见连出了两条人命，有些惊慌。为了隐藏罪责，有胆大的“红卫兵”拖着祖父的尸体来到院内的一个小水缸旁，把祖父的头摁在水缸里，伪造成祖父自杀的假象。随即对外宣称，“刘盼遂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街道的人当天就把祖父母的尸体拉到了火葬场，因为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分子”，火葬场连骨灰都没给留下。当天下午，祖父原本用十多间屋子来收藏的全部线装书、未刊手稿以及名人字画、信札、印章等也被“某大人物”派人抄走，足足装了十几卡车，一页未留。待到我父亲偷偷跑回来时，发现家中已空空荡荡，全无所有。
写到此处，我想引用朱玉麒先生在《春山秋恨有谁知》一文里所说的那句话：这一劫难不仅用残酷的手段灭绝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的权利，也灭绝了中国文化在刘盼遂几十年的接力临近终点的时刻应有的光辉。
这就是祖父之死的简要经过。写上述这段文字时，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和愤懑，几次停笔不想写下去。一些具体的细节略过，不但是为读者，也是为自己而考虑，因为我怕我以后看到这些细节会加深自己的痛苦。我的父亲曾在政府某机关任职，他就一辈子也没有摆脱亲历我祖父母之死的痛苦。他曾把祖父的死归咎为书读得太多，书读得太多危险也就越大，所以他甚至不想让我读大学。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另一目的，是纠正学界关于祖父之死的误说：有的文章称祖父是因为家被抄、多年收藏的善本被烧而扑在火堆上自杀。实际上，祖父的藏书绝大部分并没有被烧毁，而是被抄走。祖父绝没有投火的举动。有的文章称祖父是投水自杀，这种说法则源自谣传。
祖父的老友谢国桢先生在８月２３日当天也受到冲击，但幸免于难。祖父去世的第二天，他听说后偷偷在黄昏时来到我家，因为我的父母和姑姑都被赶走了，他没有找到祖父的亲属。他记述道：是月之晦，日下西舂。余潜赴西城，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记清华斯同学》）
谢先生当时无法得知实情，所以也就据传闻以为祖父是自杀，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祖父的其他友朋。如顾颉刚日记载：昨闻刚主言，刘盼遂所住系自置屋，上月街道上与之斗，打之。渠愤极，以首没入荷花池内，不死，遂自缢，其妻殉之。五七年反右时，师大中文系教授八人，惟盼遂不预，而此次竟不免。倘住校中，即无事矣。又闻老舍已投积水潭死。
这更是以讹传讹了，我家哪里有什么荷花池？可能谢国桢先生说的是种荷花的盆子，顾颉刚听错了。祖父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北大教授王力初始也听闻祖父是自杀的，他写过《五哀诗》，其中一首是哀悼祖父道：
博学宏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
孱躯底事遭鞭挞？水瓮埋头竟丧生！
王力的夫人夏蔚霞“文革”前曾到过我家，见过种荷花那个缸子，她当时就怀疑祖父不是自杀，她曾说道：“那只是一个脸盆大小的缸子，如何能淹死人啊？”
“文革”结束后，我的父母和姑姑将亲身经历向有关部门反映，又找到当时在场的证人，有关部门也最终将祖父的死定为“被残害致死”。我的父亲后来和谢国桢先生联系上，并把真相告诉了他，祖父的友朋也就逐渐知晓。不过祖父死于自杀的误传一直存在至今，我作为祖父的后人，希望本文刊出后，这种误传不再流行。
祖父母去世后，“居之安”被街道强占。我的父母想带着我回去，被告知“房子被没收”“像你们这种地富反坏的后代不配住”，强制我们离开。很快那房子搬进了几家居民，直到９０年代被拆。父母经此动荡，甚至无处安身，经人帮助，只能暂住于东城张自忠路原北洋时期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大院的一隅。那个大院的门前，正是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刘和珍、杨德群等人死难处，大门东侧所立石碑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八个字提醒着路人不要忘记过去。几十年前，身为清华研究院学生的祖父和他的同学吴其昌、王庸等多人一起参加女子师大、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发起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集会游行活动，他们打着标语从这里路过，要求进入楼内和段祺瑞对话，却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的枪击，４０多人遇害。祖父他的清华研究院同学则侥幸未受伤。解放后，祖父亲见执政府大院变成某高校的宿舍，但他不会想到，在他身故后，他的后人无处安身，只好住在此处。
我的父母的心理受到了很大伤害，以至无法照料尚年幼的我，六十年代后期就把我寄养在一位好心的李姓奶奶家。他们似乎把我忘记了，直到几年后才想起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赶紧到李奶奶家把我接回来。现在想起这些事，我并不怪我的父母，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毕竟他们承受的是不同寻常的痛苦啊。
我读书的时候，还曾经和父亲一起“偷偷地”回过“居之安”，父亲走到门口便停下脚步，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对我说：“还是你一个人进去看看吧。”我便独自一人大步走进院子，一进门是棵枣树，似比当年更加粗壮了；庭院里已与过去截然不同，临建盖了不少；吵架声、切菜声、洗衣声、孩子的哭声融为一块儿，嘈杂得很；花木皆已不再，只有一堆堆杂草，无人收拾，纷纷乱乱；里面的居民看见我，只当是一个串门的，不理不睬。我的眼里噙着泪水，心里不住地念叨着，这就是我的出生地居之安，这就是我幼年曾玩耍的院子，这就是我祖父母去世的地方。我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离开。离开的时候我又特意仔细地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居之安”三个字隐隐绰绰，似乎尚在。
□ 来源：微信号《刘盼遂研究》，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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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赵 旭·
§ 一
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２日清晨，原甘肃省武山县委书记处副书记杜映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叛处死刑，在兰州游街示众后，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和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在兰州焦家湾南面的山沟里枪毙杀害。
此事已经过去３７个年头了，然而对于杜映华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况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 二
杜映华，甘肃省陇西县文峰区土店子村人，１９２７年生于陇西县巩昌镇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沟一个农民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陇西地区念私塾、上小学，１９４８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同年７月在陇西师范学校由当时甘肃地下党领导人万良才介绍加入中共甘肃省陇右地下党组织。入党后的他公开身份是菜子小学、紫来小学教师，秘密工作是在陇右工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游击活动。解放甘肃岷县时他是陇右游击队中调的先遣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岷县地委宣传部工作。后调往甘肃省漳县，担任中共甘肃省漳县县委组织部干事、三岔区委书记、贵清区委书记，在此期间，参与领导了漳县的剿匪、镇反、减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漳县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区的６个乡、３０个行政村、７２个自然村进行，他担任河东乡（后称新寺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后来他又担任漳县代理宣传部长，漳县农业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县委秘书，漳县农业口党组书记、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常委。１９５８年４月，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后，担任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兼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
１９５７年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很多地方发生了捆绑、打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可是有人却为此辩护说：“群众在气头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杜映华对此坚决制止，他负责的木林、张坪、武当、新寺等乡却没有出现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许多人说他“右”了，可是他却不以为然。１９５８年他兼任武山县城关公社书记后，为了很快熟悉情况、认识干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跑遍了东起东顺，西到山丹，北至马河、榆盘，南至滩歌、清水、龙台等１４个管理区，并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别确定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大队为重点，由公社领导干部分头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工作。那个时候到处是“检查团”、“促进团”，动不动就“拔白旗”，整基层干部，逼得下面说假话、吹牛皮，刮起了“浮夸风”。但他此时却直接到农民家里进行体察，反复叮嘱基层干部要说实话、讲真情，还让基层领导要把劳动力组织好，把好抢收关，千万不能让到手的粮食烂在地里。由于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都说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１９５９年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深感由于大跃进、吃食堂、大炼钢铁、虚报浮夸，造成农民生活困苦万分，于是悄悄发放救济粮救灾渡荒，并让大队、生产队按实际亩产上报产量，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公社开斗争会逼迫基层领导、强征公购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城关公社农民的家里都偷偷留了点口粮，也让当地老百姓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优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然而，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期间，杜映华和全国３８０万说实话、干实事的干部一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东顺化肥厂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他由于更加贴近农民群众，了解到农民由于饥饿、啃树皮、吃观音土、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心急如焚，与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学生一起谈论过一些真实的想法，并且认为兰州大学一些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师生办的《星火》刊物，说得都是实话，于是，他也被牵连进全国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１９６１年３月他刚刚被甄别平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至甘肃省天水地区工会主席，但还未到任既被逮捕。并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３日被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劳动改造。同时，牵扯进这个案子的还有原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委委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罗守志，也在其先后被判刑。罗守志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门中学校长，武山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
§ 三
杜映华被牵扯进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实际上是一些兰州大学下放右派师生和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林昭等人办了《星火》刊物。
１９５８年６月底，兰州大学第二类处分（保留公职或学籍，劳动考察）的右派师生４０人（其中右派大学生３６人，右派研究生２人，还有化学系右派讲师胡晓愚，经济系日本留学归来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中共甘肃省委统一发配天水地区，后由天水地委“一分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县。在天水市的兰大右派师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马跑泉公社、麦积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在武山县的兰大右派学生分到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的一些生产队；都是下放监督劳动改造。
１９５８年正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牛皮冲天，这些师生亲眼目睹并亲自参加了这种荒唐的运动，虽然不敢说，但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在１９５９年春节前后，大饥谨已开始笼罩甘肃大地，公共食堂相继断炊，农民们冒着被民兵抓回来的危险，纷纷背井离乡出外乞讨要饭。而没有跑了的农民则以榆树皮充饥，用观音土为食，有些人家死尸挺在炕上无人掩埋，还有很多人家由于没有吃食全家饿死殆尽。这些右派师生看了这样的惨境，心如刀割，然而他们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无法将实情向上级反映。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谭蝉雪等这些热血青年于是与上海养病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联系后，冒着生命危险出了刊物《星火》，表达自己的思想，用事实揭露当时的黑暗，然后在他们中间传阅。其后，他们以彭德怀的冤情、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南斯拉夫成功经验撰文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和《红旗》杂志。《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来，此案既被告破。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里，其中就有兰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向承鉴的一篇《食母记》，这是他听到甘肃省陇西县一个儿子的母亲去世后，儿子将母亲尸体放在洋芋窖里偷偷吃得只剩下了头骨，后被人揭发，将其逮捕枪毙并发布了公告的消息后写出的。他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悲愤万分，激情写了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发表他就被抓了起来，后被判了有期徒刑１８年。
在这些兰大右派学生被下放到武山县的日子里，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杜映华，非常尊重这些有知识的学生。他让这些右派学生充分发挥其特长，让他们为农民教识字，并办了公社综合化肥厂。向承鉴虽是兰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也被抽去办化肥厂。杜映华还亲自下队与这些人住在一起。在与这些年轻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这些学生不仅有知识，而且富有正义感，所以，他开始同情这些人。至今，当年的右派学生向承鉴提起杜映华和他住在一起，为他打洗脚水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分，对其为人赞不绝口。向承鉴说，这主要是杜书记和我们这些大学生和老师都感觉到当时的政策确实是错误的，他们对当地挨饿受饥的农民都有一种共同的怜悯之情，所以，杜书记与师生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映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学生们对他更加同情和崇敬，并且与他交流过思想，他们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
但是，杜映华由于“右派反革命案”被牵连判刑，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期满留场后，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谋暴动越狱”反革命犯、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传递信件而被枪毙。
§ 四
杜映华的案子是当时疯狂年代的一个缩影。虽然，事隔十年之久，在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由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其无罪，并彻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说句真话的艰难。
杜映华被抓被杀后，他的亲戚朋友都被株连。他的妻子董淑桂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既被赶到农村自谋生路，由于没有住房，他们就将南山脚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窑洞住了下来，没有吃的，他们就挖野菜来填补充饥。那个年月，董淑桂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的娃娃，受尽了别人的打骂和歧视。在漫长的十四年的岁月里，她由于吃野菜饿肚子，劳累成疾，得了胃病将胃切除三分之一，并且求亲告友做手术负债累累，但她还是历尽辛酸以女性的坚韧将孩子抚养成人。
时间匆匆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去那颗罪恶的子弹，打碎的不仅是一个刚直不阿、实事求是的头脑，它击碎的是善良、诚实、法制和正义。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让年轻的一代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美好社会付出了多么昂贵的学费；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在中国这块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让那种一个人、一个集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再不要重演。
□ 来源：《爱思想》网站，２０１３－０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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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论“文革”思维
·张梦阳·
“文革”虽然早在三十年多前就被中央从政治上否定了，然而思想上的流毒远未肃清。说不定什么时候，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又陷于大悲剧中，而且更难翻身。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和鲁迅研究学者，特别是日渐稀少的亲身经历者，实在有责任从学术理论上对“文革”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批判。
于是神差鬼使，不山自主地在电脑屏幕上打了《论“文革”思维》这个题目。
“文革”仅从政治上否定是不够的，完全归咎于个别领导人也是不全面的，必须从理论上深究一下这场大悲剧发生的原由。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思维驱使人采取各种言行。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的人狂热地投入了那场荒谬得近于疯狂的运动呢？我认为：“文革”思维是导致错误的重要因素。
所谓“文革”思维有以下四点特征：
一、极端性
“文革”思维就是“极端思维＂。爱走极端，一会儿在这个极端，一会儿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凡事都往极处做，不知中和，不留余地，就是这种思维的显著特征。
所谓“顶峰论”正是“文革”思维极端性的典型表现。林彪为了取悦毛泽东，说“高峰”不够，一定要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从哲学上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达到“顶峰”。如称之发展到了“顶峰”，也就凝固，不再可能发展了。而偏偏是这种违反一般哲学常识的错误论断统治中国好几年，谁要不同意，就立刻会被打成“反革命”。我在大学的一位同学就因之被迫害致死。
这种“极端思维”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对事往往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捺之入地。
对最高领袖和各种“红”事，极端崇拜。当时称领袖为“最敬爱”不够，要尊为“最最最敬爱”。说的话正确不够，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平时注意学习不够，还须“早请示，晚汇报”，中午饭前朝领袖像敬礼，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街上刷一条或几条红标语不够，还要将所有的店面、房屋都刷成大红色，造成“红海洋”。
而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呢？则是“斗倒斗臭”不够，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批斗时，不仅要低头、弯腰，还要“坐飞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什么叫“坐飞机”了，就是两个批斗者架着被斗人的双臂，一直扳到最上方，使被斗人头顶垂地，作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而且每次到食堂吃饭，都须低头认罪，唱“牛鬼歌”，交待自己的“罪行”，吃难以下咽的发霉变质的饭菜。这时人们的思维往往是极端和单向的，从来不转转弯子，进行一下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处于被斗被打的境地，会是什么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已不愿承受的痛苦，为什么要施于别人呢？然而，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倘若这样去想，有所表现，就会被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被打入另册，甚至落到被斗者同样的下场。似乎不对被斗者施以极端手段，就不痛快，不过瘾，不革命。
对古典文艺作品呢，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封、资、修大毒草，图书馆全封了，不许借更不许看。“十亿人只有十个样板戏”，只能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唱“革命歌曲”。
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作，则全部否定，公、检、法和文化、教育等部门一律＂砸烂＂。干部多数被打倒，接受批斗、酷刑、劳改直到关进监狱，甚至含冤而死；知识分子不可信任，被当做“臭老九“送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
总之，红则红得通红、红得发紫；黑则黑得透黑、黑得霉烂。无所不视其极，施其极，用其极，不达极处就不算“革命到底”。
鲁迅有句名言：“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１〕这种极端性的思维只能使人陷入“绝境”。因为世界上，极善极美或者极恶极丑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对任何事物都须进行分析，不可绝对肯定，也不可绝对否定。要学会分析，学会中和，学会拿捏事物的“度”。鲁迅提出过“剜烂苹果”的主张：“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就将烂处剜去，留下好的吃。因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２〕只会处在“绝境”中不可自拔。“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１９７５年让助手从《鲁迅全集》中找“剜烂苹果”的话，说明他后来也感到“极端思维“只能引人落入误区，是错误的。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思维习惯，就不可能从“绝境“解脱出来。
二、运动型
“文革”思维是运动型思维。一有事由儿，就非发动运动予以解决不可。美之曰群众运动，林彪称之为“天然合理”。工厂停工，农业停产，学生停课，以“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名义，强迫人人参加，不可消极，更不可抵触。否则，就要受到群众运动的猛烈冲击，直至死于非命。
我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表现。其实，群众运动是天然不合理的。因为群众多种多样，鱼龙混杂，各色人物都有，各种主张都存在，闹不好必有人浑水摸鱼，把事情搅糟。“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就是例证。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就是对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张志新、李九莲等“文革”中的先烈，当时就看出这种疯狂运动的荒谬，但处于极少数，只能被残酷地杀害了。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好事，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就必定变成坏事。譬如读鲁迅的书，研究鲁迅，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作“群众运动”来搞，全党全民无人不读鲁迅、“研究“鲁迅，就变成了坏事。当时的运动制造者出于一己私利将鲁迅的“打落水狗”等斗争词语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加以抽象化，变成一种政治口号传播给群众，将鲁迅歪曲得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鲁迅全貌的部分群众，按照被扭曲的鲁迅思想去行动，结果被教唆成了“打手”。以致使鲁迅在群众中产生了负面效应。像这样好事变坏事的现象，在十年“文革”中不胜枚举，比读鲁迅运动危害更大更严重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什么人大轰大嗡、大张旗鼓地搞起运动来，就应当对此人高度警惕了！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实事，往往是在无声无嗅中静悄悄地办成的。真正的好干部，是低调、实干的；那种喜好张扬、大搞政绩工程的人，绝不是为人民的，很可能倒是大捞私利的贪官。作为知识分子，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可“从众”，更不可“媚俗”。
三、造反式
“文革”中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稍有不满，就采取革命、造反行动。什么是革命呢？又会举出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就须以暴烈的方式造反，像李逵那样“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这样的“革命”和“造反”实在是“有罪”和“无理”的。任其泛滥，只能使人民遭灾。
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鲁迅对革命就是有所分析的。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把“革命”分为两种：一种是“要人活的”；另一种则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对前一种革命，鲁迅表示欢迎，并英勇参加；对后一种革命则坚决反对，不仅“告别”，而且予以严厉的批判。因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文革”号称“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却是一场“教人死”而非“教人活”的浩劫。更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大革文化命”。像这样的“革命”与“造反”，但愿不要在中国重演！
当然，目前中国问题很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贪污腐败、黑恶泛滥、环境破坏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怎样办呢？按照“文革”的法子“革命”“造反”、打倒一切吗？不能的。倘若这样做，只能使情况更糟！中国绝对不能乱！乱了将不堪收拾！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最要紧的是在中国建立真正严格、公平的法制。使我们能够依照科学、理性的方式、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可急躁、盲动、冒进；思想启蒙也应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式的。“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人民的觉醒也是逐步的。现在最需要的是鲁迅所提倡的“缓而韧”的精神！我同意胡平先生在《百年误读》〔３〕一书中的看法：“对于中国而言，１９７８年，决非一般里程碑的意义，其彪炳史册的辉光是，在一个从来缺乏英美改良传统、沉醉于法俄革命的磅薄激情的国度，倘若说，在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６年以前，她尚不具备改良的条件，那么到了１９７８年，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未经宣布却实际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及时而又坚决地把握住了一个契机，一个从此将革命变为改良的契机。”如果说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从政治上“将革命变为改良”的话，那么，当前就特别需要从思想上将“文革”思维变为科学的理性的思维。
四、暴力化
按照“文革”思维发展下去，必然是暴力化，从“文斗“变为“武斗”。开始时，还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提出“要武嘛！”马上收不住了，全国立即“暴力化”。红卫兵四处打人，打老师，仅北京市就打死了一千多人，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等被一群女生活活打死，其他学校的校长、书记、老师也被关进“牛棚”，被打死打伤难以计数。整个国家一片恐怖，还要美之名曰“红色恐怖”。似乎这也是一大中国特色，可以置不能随便打人的世界普遍准则于不顾，在所谓“红色”招牌下无法无天，草管人命，并要标榜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无论什么恶事脏事坏事只要披上“红色”的外衣，就化为最美好的事了。简直岂有此理！
自此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武斗，越来越厉害，直到十年后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抓起“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逐步平息下来。
因此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武化大革命”，一场暴力化的恶性运动。这与人们头脑中存在着暴力化的“文革”思维是分不开的，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崇拜脱离文明准则的“武化”行为。这样下去，就只能退化到野蛮时代，永远进入不到文明的现代民主社会。这个历史的血的教训，是应该深刻汲取的。可惜至今也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进行剖析。
其实，“文革”思维就是一种野蛮思维，是人类处于低级、蛮荒时期的粗俗思维。它形成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也泛滥于个人专权的时代，并受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水浒》式中国民间“草莽“思维的浸透。人们受到这种思维的“驯化”和“奴化”，让这种颠预、浑噩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就自然会混淆黑白、是非颠倒，把歪理当作真理，把邪道当成正道，不自觉地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帮凶和奴才，助长了悲剧的产生。悲剧之后，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更重要的是自省，深入内省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重新开始新的合理的生活。这绝对不是作者在教化别人，而是通过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所悟出的做人之道。
仅以政治观点的“左”或“右＂区分人言的正确与否，也是靠不住的。有些人政治观点完全相反，一个是“左派”，另一个是“右派”，但深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则可能是一样的——都在“文革”思维中运转自己的头脑，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罢了。有些人强烈反对“文革”及其制造者，但采取的方式和头脑中的思维活动与其反对者如出一辄，完全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极左”者一直往“左”走，“极右”派一直朝“右”行。然而地球是圆的，到头来，两人碰头、相遇了，方明白彼此是一个样，运转着同一思维，脸上大概会“热辣辣＂的。由此可见，在理论与实践中端正思维方式，根除“文革”思维，提高中华民族的理性境界是多么当紧！
人民惟望过长治久安、幸福合理、民主自由的生活，不希望社会动乱，也反对退回老路。人民的生活实践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应该以此为准绳决定中华民族的走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封建专制残余影响，从理论上肃清“文革”思维的流毒。否则，这种思维总会打着各种各样的牌号，变换形形色色的面貌，卷土重来，使人民又遭遇难以自拔的历史大悲剧！
世人要警惕啊！
注释
〔１〕《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２〕《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３〕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版
□ 原载２０１２年《随笔》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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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六）
·范达人·
（上接zk２４０６d）
◇ 触景生情说挨斗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写揭发、交代材料之际，历史系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边喊口号，一边敲着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下游斗李家宽、王世敏和魏银秋。李家宽的脖颈上挂着“梁效”头子的木牌，王世敏则挂有“江青的女状元”字样的牌子。魏银秋因为来自八三四一部队，因此，胸前牌子上写的是“通天人物”。我在窗前看到楼下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文革”初期的一幕幕闹剧。
那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饭厅西墙上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中央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张彦等人到北大处理此事。他们批评聂元梓等人违反了中央的规定，指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务必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当时，我们在北京昌平县太平庄北大分校搞教改试点即如何将大学办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我听到中央指示后，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太平庄历史系驻地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陆廷恩和张元杰也在我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不料，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有评论员文章，称赞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六月三日，历史系在北大第一体育馆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开始揪斗系里的大、小“黑帮”。会上，首先揪出的是党总支书记徐华民，接着是党总支委员吴代封、范达人、周一良、团总支书记赵德教和一些班主任及学生党团干部。吴代封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在自报家门时竟说：“我叫徐华民，”惹得下边群众哄堂大笑。揪到周一良时，群众中间出现了分歧。他的研究生沉仁安、叶昌纲等认为周一良是一位很好的老教授，对青年热忱，不同意揪斗他，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揪斗。经过一番争论，周一良先生还是未能幸免。但是，他拒不低头，认为自己一直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没有什么错误。在揪到我时，要我交代与彭佩云的关系。因为，我在怀柔搞“四清”时，中途，历史系将我调回负责学术批判。当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彭佩云正在历史系蹲点。一些人便以为我与彭佩云有特殊关系。其实，我仅与她谈过几次话，一次，她向我问起一个人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女生的清况，我简单为她辩护了几句。在我说到这些情况时，这位女生正在现场，她闻声跳将起来，怒气冲冲地吼斥我。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夜晚，北大历史系一些学生突然涌入我的宿舍，把我揪到三十八楼台阶上，往脸上抹墨，朝头上扣纸蒌，声嘶力竭地批斗我。当时罗织的罪名有：修正主义的苗子、国际饭店会议打手、反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反动官僚子弟等等。六月十八日，北大各系揪出更多的“牛鬼蛇神”，不少教授、讲师、助教和党团干部遭到游斗，整整一天，北大校园内惨不忍睹。这就是有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我虽在六月十七日夜被揪出，但也划入“六·一八”事件一类。后来，这次事件的性质翻来覆去，时而是革命的，时而又是反革命的。
又有一次，一些学生将历史系二十来个“黑帮”揪到系所在地二院批斗，其中一个学生给我剃了个“阴阳头”，即在头的中部剃出一个平道，这样两边头发依然乌黑茂密，非常难看。当然，这在美国可能是一种时尚发型。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一种污辱人格的行为。后来，造反派还强制我们这些“牛鬼蛇砷”劳动，在烈日暴晒之下拔草。那时，全国千千万万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首先要到北大看大字报，“取经”，然后，将我们这些“另类”斗争一番。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常常对我这个“修正主义苗子”很有兴趣，因此，我就常遭批斗，有时还要挨拳打脚踢。一次出现险情，红卫兵令我站在高墙沿上接受批斗，此刻如有人稍稍一推，我便会摔得身残致废。
“文革”初期，北大批斗名目繁多。由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的，因此，以后每月二十五日都要举行庆祝活动，所谓庆祝，就是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再拉上台批斗一番。一次，我和郝斌知道又要批斗，便耍了个花招，借口要去印刷厂印毛主席的一些未发表的著作，溜了出来，躲进途中一家小饭馆，磨蹭了几小时，逃避了那场批斗。事后听说，批斗者当时找不到我，便让彭佩云代劳，举着“黑帮分子范达人”的牌子。
鉴于我有上述经历，因此，当时的心情并不紧张。这一天似乎还讲政策，并未把我揪出来，尽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较突出，罪名不谓不大。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两天，突然有一帮北大理科的学生和年轻教员冲进我的房间，其中一位瘦瘦的年轻人是地球物理系的教员，此人我有点面熟，但不知其尊姓大名。就是这位教师向我吼道：“范达人，你出来！”这样，在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再次被人揪斗。十几个人把我押到北大三角地附近，然后令我站在一张凳子上。他们高呼口号：“范达人，必须老实交代！”要我交代怎样反对华国锋主席的，还质问我为什么说华主席是修正主义头子。口号声、质问声夹杂在一起，颇像“文革”初期的阵势。我说我们的文章没有反对华国锋的意思。他们一听更为恼火，厉声训斥：“你现在还不老实交代！”我争辩道，文章中“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仅仅是泛泛而论，并无具体所指。那位青年教师大概觉得再这样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便让我回去，继续写交代。
北大历史系揪我回系斗过几次，既有大会，也有小会。有一次，在全系教职员参加的批斗会上，我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约稿、写作、发表过程原原本本地陈述了一遍。此时，李开物突然冲上台来，看他那股劲头，似乎要对我动武。他说我不老实，没有低头认罪。当即台下有人喊道：“李开物，不要这样！”将他挡了回去。这位李开物何许人也？他是历史系一位年近花甲的教员，曾因骗婚丑闻闹得满城风雨，弄得声名狼藉，受过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改名李革命。这次他大概想通过批斗我捞一点政治资本吧。
又有一次，一部分教职工把我拉到一个中型会上批斗，还是要我交代罪行。一位党支部委员问我在查封“梁效”后，对华主席粉碎“四人帮”这一决策是怎么想的。显然，其目的在于套出我的活思想，借机整我。我识破了他的企图，立即答道：“我是拥护的。”听后，他露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
再有一次，我所在的单位世界史研究室对我进行批斗。一进研究室，我看到满屋子的人均已落座，自己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一位副教授见此甚为不满地嚷道：“拉你来交代，你得站在那儿，怎能若无其事地坐着，一点没有认罪的样子。”会上，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我均一一如实作答。当时，会场上攻得最凶的，要数一位讲师。他说：“范达人，你要交代两张图。一张是形势图，就是你头脑里怎样颠倒敌我，怎样把周总理和华主席当作敌人进行攻击的；另一张是升官图，你是怎样想当大官的。你不交代这二张图，我们就不答应。”我原以为此人较为正直，殊不知，并非如此。
另外，还有一位助教在这次批斗会上对我一路穷追不舍，在会场上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此人与我有宿怨。我们早在一九六五年国际饭店会议期间就有矛盾。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以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队伍、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四清”工作组进驻北大后，就把北大校、系二级领导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我们历史系受到批判的是副系主任许师谦，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因为家有房产。许本人于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后又去西南联大攻读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曾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某县县长等职。对于斗争许，我心有抵触，认为许在工作上、思想上虽有缺点，但不是敌人，不应像对待敌人那样斗争他。因此，在会上我基本默不作声，即便发言也力求实事求是。因而工作组对我不满，视为消极分子。－九六五年初，中央开会专门研究了北大问题。毛泽东指出，陆平是好人犯错误。邓小平、彭真等人均对北大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北大这个案便翻了过来。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失利。形势变化后，北大一部分干部在国际饭店开了一个会，旨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为历史系小组会议作记录。上面提到的那位与我有积怨的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会上我批评了一些人的偏激言行，使在场的积极分子大为不满。我那顶“国际饭店会议打手”的桂冠由此而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他一度成为聂元梓的亲信和历史系造反派头头，而我则是“老保”；后来他成为清查对象，长期被迫劳动，而我却是“梁效”的红人。真是恩恩怨怨何时了。
在批斗会行将结束时，我作了如下表态：“一、大家批判我是出于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二、我的确写了许多文章，犯了错误；三、个别人对我抱有成见。”一些与会者听到我的最后一点表态时，大为恼怒，训斥我直到现在还影射攻击他们。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问内，他们仍抓住我那句话不放，大会批，小会斗。
◇ 一张难得的大字报
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我突然感到写作组内一名成员不敢正视我，好像有意回避我。我估计他可能承受不了来势凶猛的压力。果不其然，过了些天，我们听到了他的交代录音。这位组员与我是北大历史系同级同学，出身书香门第，为人热情，进取心强，能暴露思想，请大家帮助分析。大学毕业后，他将一篇文章的全部槁费作为团费上缴，获得人们称赞。因此，学校召开团代会时，他当选为团委委员。一度，他体弱生病，情绪低落，我便将自身患病经历相告，鼓励他与病魔斗争。“文革”初期，我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遭到揪斗。在历史系多数人反对“解放”我的形势下，他敢于在考古专业两位中年教师高明和吕遵锷的小字报上签名，支持解放我的呼声。七十年代，鉴于他的才华，我举荐他进入“梁效”，后又介绍他入党。在“梁效”受审的特殊处境中，他有上述表现是可以理解的，我谅解了他。数年后，事过境迁，一次我们去颐和园漫步，围绕昆明湖边走边聊，足足走了四、五个小时。谈起审查期间那段往事，彼此都感慨万千。
后来，清查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争逐步升级，从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开会学习和写交代材料外，其余时间无人看管。现在则不然，平时我不得随意离开红二楼。我的妻子受到牵连，突然从驻外使馆被调回，清查组不许我去车站接她。寄养在南方亲戚家的儿子返回北京，也不准去接站。后来，清查组寄希望于我的妻子，想通过她做工作，攻克我这个顽固堡垒，此时才准许我回家与亲人见面。可是，过了一段日子，清查组大失所望，认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问题，而态度甚至比以前更坏。于是，他们便酝酿对我进一步加压升温，采取新措施，即剥夺一切自由，实行隔离审查。当时，我不愿自欺欺人，编造谎言，蒙混过关，求得所谓从宽处理，而是持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一九七七年三月，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北大革委会副主任黄辛白宣布对我和杨克明实行隔离审查。随即，清查组派来两个人进驻我的房间，实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外出打开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当然更不准回家。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文革”初期，我早已尝过个中滋味，不难适应。唯周末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确使我难以平静。
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该交代的问题均已和盘托出，再也写不出什么新内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虑此事，自学起英文。当时，身边有两本可供学英文的书：一本是英汉对照本《毛主席语录》，另一本是英汉小辞典。我专心致志地学习起来，清查组未加干涉，因为他们不能剥夺我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权利，而那本英汉小辞典则是必备的工具书。负责监视我的两人，一位是“二·七”车辆厂的老工人，另一位是工农兵学员。他们看到我学英文，心中尽管不快，但又不好当面发作，我也就不去理会，照学不误。
后来，有幸为我建立了一个专案组。组内有一位复员军人、哲学系的年轻职员，他对我有时大喊大叫，吼上几声：“你为什么不老实交代？”有时，又嘻皮笑脸地与我开几句玩笑。他一看我自学英文，便也要跟我学习，偶尔，我教他几句。据说为此他受到了批评，被调离专案组。几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时，方知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见到我，他笑着说：“我们把这账都算在四人帮身上吧！”
上面感到我这个堡垒难以攻克，特地为我的专案组调进新人，增强兵力。其中一名是解放军军官，一位是白发苍苍的中学校长。还有一位就是北大图书馆系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后来，他长期担任我的专案组长。此人年纪轻轻，学业如何难以评估，但整人术却颇有一套，水平不低。他们软硬兼施不断地审问我，往往无甚收获，因此，恼羞成怒，策划对我实行更为严厉的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系某些人密切配合，内外呼应。魏杞文、刘祖熙、李开物等人特地在“梁效”受审楼内，贴出一墙大字报，洋洋数千言，对我进行全面系统的“揭发和剖析”，绘声绘色地为我画像。这实在是一张十分难得的大字报。我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视为宝贵史料，妥加保存。专案组人员在大字报前得意地问我：“有何感想？”我沉默以对，心想还是留待后人评说吧！
下面就是这张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贴出的大字报全文：
▲ 大家都来看看这个伪君子——评“梁效”骨干分子范达人的表演
“梁效”骨干分子范达人经迟群、谢静宜和外交部王××的同意，正在准备出国，到波兰去当一名中国外交官。然而，历史同他们开了一次玩笑。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凌晨，“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即“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被查封了。人民解放军把三十九名“学士”从他们盘据了三年之久的一座别墅大楼里赶了出来，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结束了范达人出国的黄梁美梦。
可是，在查封“梁效”前三天（十月七日）发生了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向“梁效”头头通风报信的严重事件。这使“梁效”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们足足有三天时间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和进行其他破坏活动，给北大的运动设置了许多障碍。在“四人帮”手下，“梁效”和北大党委几个重点人物的关系，无非是蜘珠和蜘蛛网的关系。去年十月份，王连龙等人可以利用职权，背地搞鬼，为“梁效”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开后门”，现在呢？围剿“四人帮”的战斗已经全面展开，他们只好另想办法了。时至今日，王连龙等人还在装蒜，“梁效”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包括范达人，还在玩弄花招，负隅顽抗。范达人过去紧跟“四人帮”像疯狗一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江青豢养的一名忠实走卒。今天，他不是认真揭发交代问题，而是想方设法改写自己的脸谱，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一贯”“热爱”周总理，“拥护”华主席，对江青“早已不满”，……。解剖一下范达人这个伪君子，可以看到北大某些重点人物今天的动向，对认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有帮助的。
§ 演正面角色总是不像
范达人何许人也？他是去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那篇反党文章的一个炮制者，是这篇文章的定稿人之一。范达人和党内走资派共裤连裆，充常反面角色，有过历史纪录，这一回故伎重演，一点也不奇怪。由于他的反动立场和善于投靠，在两校大批判组，他当上了党支部委员、写作组组长，为“四人帮”卖命，犯下了许多罪行。两个多月来，专案组的同志和历史系的革命师生对他进行多次教育，他既不揭发问题，又不暴露思想，而且，极力美化自己，企图蒙混过关。但是他扮演正面角色总是不像。范达人的这种表演，在“梁效”头头和骨干分子中有一定代表性。他企图用诡辩来制造一种虚假的“两面”现象：我范达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我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范达人过去是一个两面人物，今天，不是照样可以扮演两面派吗？口头上拥护华主席，骨子里为“四人帮”唱赞歌，这种角色，对范达人不是更为自然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唯物主义者相信实践。范达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先看看他自已的实践吧。范达人本事不大，野心不小，他文墨不精，但是对资产阶级的官场哲学十分精通，对“四人帮”的黑旨意领会最快，贯彻最力。三年来，“梁效”总共发表了一百八十多篇黑文，在范达人的严密部署和督促之下，他这个组竟然炮制了三十多篇，其中以〈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孔丘其人〉、〈读《盐铁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最为反动。此外，范达人在“梁效”还参与了其他许多反党活动。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范达人扮演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那就再看一看“四人帮”是怎样对待范达人的吧！由于反党有功，范达人深受“四人帮”赏识，江青带着他窜天津，和他合影留念。在“四人帮”控制北大这些年，范达人依仗迟群，凭空窃取了“四届人大”代表的称号，参加国宴有他，出国访问有他，小汽车出，小汽车进，在“梁效”三年多中，头头李家宽以下，他数第四位，无怪乎“梁效”的头头说范达人“有功”，迟群说，他是“老实人”，所谓“老实”，对主子俯首唯命而已。
在“四人帮”栽培之下范达人感恩截德，庆幸自己“卷进了斗争的核心”，在他头脑里有两副清晰的图画。范达人很清楚，周总理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为此，他不惜在许多文章里，含沙射影，恶毒攻击周总理和华主席；而在另一些文章里，无耻吹捧江青，这是范达人脑子里的政治形势图，也是他三年来在“梁效”每天都要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范达人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捆在一超，为他们篡党夺权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四人帮”的阴谋尚未得逞，他就忘乎所以，要求到波兰去，在驻华沙使馆充当其主子的一名代理人，这是范达人脑子里的升官图。
实践证明：范达人是“四人帮”手下的一名爪牙，明明是反面小丑，偏偏要表演正面角色，想夹着尾巴滑过这场运动。北大的重点人物，至今还不醍悟者，大体和范达人差不多，以为只要伪装一下，就可以“顶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来另找出路。不过，可以奉告范达人之流，广大群众决不会上这个当，千万双眼睛始终盯着你们，洞若观火。
§ 装“书呆子”自欺欺人
范达人在“梁效”整整干了三年，组织反党文章，整理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杜，劲头十足，越干越“上路”，每一篇文章都是高喊“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要反击复辟逆流”，杀气腾腾，为“四人帮”阴谋大效其劳，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尖刀班”班长的称号。这个尖刀班长，现在变成了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书呆子”，他在“梁效”的所作所为，似乎都和斗争没有关系。这是范达人对抗运动的手法。
范达人是怎样把自己扮成书呆子的呢？
手法之一，他用抽象的概念掩盖自己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他胡说什么〈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是根据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般规律写出来的，不想针对任何人。范达人以为，用“一般规律”就可以欺骗群众，为“四人帮”和他自己推卸罪责，这是办不到的。这篇文章明明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为此作者气势汹汹地提出警告：“在八亿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如果说，范达人在这里是警告从陈独秀到林彪这些历史上的修正主义头子，岂不是笑语。范达人所谓“一般规律”纯属借口。中央早已指明，“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一个大阴谋，范达人参与其事，不是什么“历史上的一般规律”，而是现实的反党活动。
范达人手法之二是所谓“为历史而写历史”。在四届人大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梁效”为了配合江青的地下“组阁”和王洪文的恶人“告状”。范达人－伙领受“四人帮”的黑旨意，炮制了许多影射攻击、造谣诬陷周总理的文章，其中以〈孔丘其人〉、〈读《盐铁论》〉等文最为恶毒。〈孔丘其人〉一开头就别有用心地说：“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明眼人－看，作者写孔丘，意在识别王明一类政治骗子，而这些政治骗子又都是历史的垃圾，人们早已识别，作者犹恐言不及意，所以特别强调“今天”的“意义”，也就是“反击”什么“逆流”。这哪里是批孔，这是射向无产阶级的毒箭。
而今范达人挥舞着“为历史而写历史”的破旗，力图为自己辩护，胡说什么“当初就是按历史史实来写，孔丘是什么样就成什么样”！？范达人果真如此吗？如果他尊重历史，真正做到“孔丘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那么，孔老二的形象就应该是“四人帮”和他自己的一面镜子，不是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居高楼深皖，或游山玩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得油光满面，肥头大耳，然后到处骂人，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处钻营，阴谋篡党夺权，想当大官的时候，“乘桴于海”，想跑到国外去……最后，累累若丧家之狗。范达人之流不敢照照这面历史镜子，而是伪造历史。在〈孔丘其人〉一文中，他们从“四人帮”的反革命需要出发，渲染气氛，捏造情节，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孔丘朝见鲁君的时间，史书上有两种记载：一说孔丘当年六十二岁，一说是七十一岁，范达人一伙选择了七十一岁的说法，又捏造了“重病在床”的情节，写了一段包藏祸心的文字，“四人帮”对此特别叫好。〈孔丘其人〉刚出笼，江青就狂叫：“这篇文章写得生龙活现”，姚文元也欣赏之至，立即在《红旗》上发表，流毒国内外，影响极其恶劣。范达人充当“四人帮”的乏走狗，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狂吠，主子嘉赏的时候，他得意忘形的丑态，难以描画，今天，想摇尾巴逃脱，那也是辨不到的。
江青成立“梁效”，夸为“我的班子”，其目的就是为搞现实斗争，篡党夺权。正因为“梁效”充当了“四人帮”的得力工具，所以，江青一再叫嚷：“我以有北大、清华而自豪。”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决不会用高昂的代价豢养一批“书呆子”去空谈什么“一般规律”，“为历史而写历史”。
§ 漂亮外衣 漏洞百出
值得注意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梁效”的反动面目已昭于天下，至此，范达人不但不认罪，痛改前非，反而给自己编造了一套“思想发展过程”。据说他在“梁效”三年，开始是“受骗上当”，中间对“四人帮”产生“怀疑”，最后是“不愿干，想走”。现在，颇有这样一些人，过去为“四人帮”效劳，兢兢业业，横行霸道，运动一来，他们就显出可怜而无害的样子，和范达人一样，用好听的词句把自已装扮超来。在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斗争比较尖锐的形势下，这种伪装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今天，范达人居然铁着脸皮，硬把自己说成是“正人君子”，甚至比广大群众还高明一着，岂不可笑。看来，进一步解剖范达人这个伪君子，对认识学校某些重点人物是有好处的。
范达人编造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一件美丽的外衣，但漏洞百出，而且和他的本性不合。毛主席和鲁迅教导说，从事物的过去看它的现在，也可分析它的将来，这就是我们认识莅达人的基本方法。
范达人是有野心的。早在六十年代，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削尖脑袋往上钻。但因生性懒惰，华而不实，学习成续和能力不好，加上父亲又是国民党的县太爷，范达人没有条件学外语，从俄语系捷语班转到了历史系。到历史系以后，范达人整天围着一个“爱吹不爱批”的领导转来转去，同班同学对他那种卑躬屈膝的丑态，无不嗤之以鼻，但走资派都很欣赏他，称他为“我们的苗子”，定为历史系领导的接班人。从此，范达人和群众更加疏远，和走资派更加亲密，在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中，充当了走资派反攻倒算的打手。奴才保皇有功，主子赐以“留学”，文化大革命前，范达人是准备出国留学的。谁知文化大革命风暴一来，留学告吹，去年十月的“历史玩笑”，早在十年前已有预演。但范达人并没有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面对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他装模作样，挤出几滴眼戾，其实并没有触及灵魂。事过境迁，他就一头扎进了“四人帮”的怀抱，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恨之情，跟着正在走的走资派又干了起来，而且干得更起劲。范达人即使不钻进“梁效”，也一定会在其他形势下走上这条老路。他过去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十年之后，又成了“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下的“尖子”，这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
革命群众在批判会上质问范达人：你“热爱”周总理，为什么阻止别人悼念周总理，而且炮制〈孔丘其人〉这类文章？你“拥护”华主席，为什么又能写出十月四日《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你对“四人帮”有怀疑，甚至对江青不满，为什么一贯吹捧江青，炮制〈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为她摇旗呐喊？既然后来想离开“梁效”，为什么越干越起劲到十月四日还炮制〈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回答这些问题，范达人不是当面撤谎，就是张口结舌，矛盾百出，他那“思想发展过程”纯属虚构。我写了〈孔丘其人〉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就是“热爱”周总理，一贯“拥护”华主席，这就是范达人的逻辑。这说明，范达人这个长期骗人的伪君子今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 剥去画皮 看看真相
剥开画皮，揭露真相，让大家来看看范达人的本来面目吧！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是他紧紧追随“四人帮”的真实思想基础。在“四人帮”看来，范达人和张铁生这类人材都是好样的。“四人帮”器重他们，一不是容易“上当受骗”，二不是他有什么本事。看中了他们什么呢？这要分析一下范达人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使他和“四人帮”结合得很好。
第一，范达人善于装点自己。举例如，范达人外文不通，但在他的文章里能够引用三种不同外文的参考书，其实他一门也不通，转抄过来，装点自己，成为走资派送他出国留学的“根据”之一。去年，范达人要出国，有关部门调查他有何“专门著作”，他居然在登记表上把“史军”写的几篇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专著”，其实“史军”是一个集体，前后包括十多个同志，那几篇文章也不过是评论性的文章，根本不是“专著”。弄虚作假，装点自己，招摇撞骗，这原来是“四人帮”的作风，所以，范达人这样做，他的上司一向欣赏。张铁生不是弄虚做假吗？江青说他是“又红又专”，范达人也搞这套，迟群就指定他当“四届人大代表”，何足为怪！
第二，范达人善于逢迎拉扯。在“梁效”期间，范达人经常要对他周围的人进行调查：“迟群对我的印象怎样？李家宽对我的印象怎样？”他十分明白，“四人帮”对他的印象怎样，他的前途也就会怎样？主子对他的印象怎样？这个问题就成了范达人的一块心病。如果不是积极投靠，何必这样“惶惶如也”？为了给“四人帮”一个“好印象”，范达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表白自己，去年八月，江青窜到“梁效”，范达人趁“合影留念”机会俯首贴耳向江青说：“江青同志，我和李讷是同学。”其实，李讷何曾知道有一个范达人，如此拉拉扯扯，无非要资产阶级野心家对范达人有个“印象”，好为自己的前程开路。就在这个八月，范达人所谓“不愿意干了”的时候，他还无耻吹捧江青，说什么“首长经得起风浪”，使他“很受教育”可见，范达人对“四人帮”不但没有“怀疑”，而且是深信不疑，积极投靠。这是“四人帮”极为赞赏的。
第三，范达人精于计算。去年九月，范达人的确要离开“梁效”了。为什么想离开？要和“四人帮”一刀两断吗？要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吗？否。范达人在北大二十余年，凭着他和某些领导人的不正当关系，二十多年来，他没有下放劳动过一次。他这个“特殊人物”决不会自觉要求到“五七”干校劳动。他要离开“梁效”，是想到波兰去，找一个在他看来更有希望、更安逸的地位去。凡是了解范达人的同志，一见到他，自然而然会想到下面这些话：他“面带三分笑”，“不建言，不批评，不置可否”，而内心呢，他是“腹有良谋”的。总之，表面上不说，肚子里算盘却拨得响，打得精。这次要求出国，就是他精于计算的最好说明。这当然是一个通盘的计算。到波兰当一名外交官，“四人帮”阴谋得逞，他是“功臣”；“四人帮”一时不能得逞，他是“人民代表”。当然，范达人绝没有想到“四人帮”会彻底完蛋，他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迟群为什么会允许“梁效”的一员干将出国，这可以用迟群自己的语来回答。两年前（七四年十二月），迟群曾经对“梁效”的一些成员说，“四人帮”要从这里（指“梁效”）“锻练出一支队伍来”。经过这两年，在迟群看来，范达人已经是“四人帮”体系中的一个坚定成员，可以“独当一面”了。所以，他不但同意范达人离开“梁效”出国，而且，还为他出国施加了影响，花了力气。范达人把自己“要离开”，说成是对“四人帮”的“不满”，恬不知耻！无论从政治上、业务上、能力上，范达人都不合出国条件，而外交部王明修居然同意，此中有何奥妙，值得研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范达人善于领会主子意图，拼命贯彻主子的意图。为“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不遗余力。这是“四人帮”欣赏他的最根本之点。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笼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集中反映了范达人这方面的特性。梦想当皇帝的江青在“梁效”面前多次自比武则天，吹捧武则天。七四年六月十四，江青和“梁效”骨干分子座谈，大叫大嚷“武则天得人心”，“为什么女的不能当皇帝”，同年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江青带着“梁效”骨干分子上天津，她叫嚷：“我在政治局是单干户，政权男人一把抓”，“女同志可以当领导吗！历史上就有个武则天”。有－次江青更为露骨地说：“我能力比不上武则天，但我的阶级比武则天先进。“这几次谈话，范达人都在场，都洗耳恭听。用他自己的话说：“首长（江青）的每一个指示，我都要塞到文章里去。”江青关于武则天的谈活，他听在耳里，记在心头，回京以后不久，由他亲笔起稿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就出笼了，范达人在文章中无耻吹捧“明王、圣后”，“法家女皇”，鼓吹女人当皇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为江青登基座殿大造反革命舆论。可见，范达人对其主子的意图领会得快，执行坚决。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十分器重的人物。尽管范达人知识浅簿，虚有其表，但这无关大局，重要的是领会黑旨意，贯彻黑旨意。他常常对他的下属成员施加压力，板着面孔说：“我们在这里不能吃干饭”，摆出一副二掌柜的架势，催逼他的组员不分日夜炮制上面指示下来的反党文章。这些文章写出以后，经范达人修改，画龙点睛，审查定稿，然后由他拿去讨好领赏，这哪里“上当受骗”、“不愿意干”！
从范达人与众不同的特性可以看出，他为“四人帮”效劳是自觉的。范达人无耻吹捧江青，必然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周总理，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事实，也是阶级斗争的逻辑，是他一贯立场所表现的两个方面。范达人为自己编造的“思想发展过程”丝毫掩盖不了他那丑恶的灵魂。
今天，我们将范达人这个伪君子当众予以揭穿，一是警告范达人自己，不要再伪装下去，自欺欺人，唯有老实交待，低头认罪，才是出路。同时，也为了擦亮眼睛，以便把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大字报全文完）
“梁效”当红时，不少人对我们竭尽攀附、吹捧之能事，粉碎“四人帮”后，“梁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于是，一些人将我们视为“牛鬼蛇神”，避之唯恐不及，赶紧与我们划清界线；恶劣一点的则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梁效”成员的家属均程度不同地受到株连，有的配偶被发配边疆，有的长期赋闲，有的子女的升学和婚恋受到影响。不过，也不乏信任、理解、同博和关心我们的人。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深有体会。
首先，要说说我的亲人。在受隔离审查期间，有一天，我的妻子和儿子拎着一些食品和水果到北大来探视。按专案组规定，我们是不能见面的。他们进红二楼后便到处寻找专案组人员。不意我们在走廊相遇，相互笑笑，他们随手把东西交给了我。此刻，专案组人员突然出现，厉声责问我妻：“你为什么要与他见面？为什么不把东西交给我们？”其实我们仅仅打了个照面，未曾说上一句话。不过，勿庸讳言，即使这种无言的会见，对我所起的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它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当时，食欲不振，家中带来的姜芽菜味美可口，十分开胃。每当我吃到它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惜，未等消受完，我就被押解入狱了。
在朋友之中，孙立孝堪称患难知己。他是我在浙江绍兴蕺山中学的同级同学，是我中学时代三个好友之一。当时，我们四人在班上年龄较小，功课较好，均获得过奖学金。我们曾于一九四八年合影留念，照片上题着“精诚友恭”四个字，彼此情同手足。一九五五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绍兴，那时，双亲均已病故，我无家可归。此时，好友孙立孝伸出了热情之手，邀我住到他家。立孝之父、我中学的美术老师孙效谨和师母鲁吉仙为此专门租了一套较大的房子，为我安排了一个单间，供学习和休息用，准备高考。平时，家中只有师母和我两人。她是街道缝纫厂厂长，为人热情，心地善良，虽有四子，但视我仍如同己出，鉴于我当时身体比较虚弱，她对我特别关照，经常采购一些价廉物美的食品，精心烹调，使我增强体力，早日康复。由于立孝与我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使他受到牵连，几乎被打成“四人帮”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他顶住压力，始终未作不符实情的揭发、交代。
还有两人令我难忘，他们就是我的学生、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岳升及妻子。他原为北京南口二·七车辆厂工人。其妻刘桂兰是北京一鞋带厂工人。他们夫妇两人在我受隔离审查以至后来关进大牢监护审查期间，经常到我家看望家属。当时，由于我的问题，门可罗雀，可是，他们却仍然一如既往，无所畏惧。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呢？主要是基于长期的接触和了解，他们对我这个人有一个基本的评估。岳升在北大上学期间，他父亲患中风偏瘫症，由于我会针炙，几乎每星期日，都去他家为其父治病，分文不取，这样无偿的服务持续了一年多之久。因此，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岳升的妻子刘桂兰就此事特地致函北大历史系，表扬我的行为，北大历史系将此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外，以示表彰。
再有，一些邻居重情义、不势利的情操也使我感动之至。听说，一位邻居的女儿在家中谈论到我时，大声嚷道：“范叔叔不是坏人！”这是一句极为普通的评语，但在我已被打入“另册”的情况下，敢于坚持这种看法，实在是难能可贵。
即使在专案组内也有通情达理的人。在我受隔离审查期间，一位专案人员不畏风险主动向我表示：“今天我值班，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心领了他的好意，而不愿给他添麻烦，没有乘机回家。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真是人间仍有温情在。
◇ 从严发落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北大师生员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三十二个单位的代表。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少说也在万人以上。首都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传中戏称其弟为兄建造了“耻辱柱”与“审判台”。
中午，“梁效”全体成员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然后，大会组织者下令，从中挑出十五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荣占首席，第二名是钟哲民，后边如何排列，难道其详，因为禁止我们东张西望。乐黛云在其自传中说，发现她的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这十五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组长以上成员，外加我们写作小组的两名成员何芳川和陈先达。进入会场后，我们十五名“梁效”骨干低着头，排成一字形站在体育馆中央示众。据说，台上还站着迟群、谢静宜、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这次大会的重点，实际上是对我——“梁效”骨干分子，进行批斗，作为从严发落的典型，玩弄杀鸡儆猴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北大》校刊报导：“×××同志严厉批判了范达人卖身投靠‘四人帮’，炮制大量反党黑文，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并鉴于范达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实际情况，强烈要求从严处理。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坚决支持。”
随后，党委副书记韦明代表校党委宣布决定：“范达人在隔离审查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反党阴谋活动，经北京市委批准，决定范达人由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此次大会还宣布对一名“梁效”成员从宽处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到“梁效”没有几天，专做诗词注释，没有任何问题，将他作为从宽对象，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样，这次万人大会，又称之为体现党的政策的宽严大会。
宽严决定宣布后，立即出来两名制服毕挺、神情严肃的警察，一左－右站在我的身旁。我慢慢地向外走，警察不耐烦地催促着：“快走，快走。”此刻，会场上“打倒范达人！”“打倒范达人！”的口号此起彼落，在大厅中久久回荡。就这样，我在万人大会上，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在许多学校和各界代表面前，由公安人员押解出会场。
这次宽严大会，以对我从严发落，显示北大揭批“四人帮”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也标志北大揭批“四人帮”运动告一段落。将我严惩之后，大家就欢欢喜喜回家除旧迎新过年去了。
可是，我的家属对上述这一切却一无所知。一九七八年初，我的妻子到北大来探望时，听到的是我已受到从严处理的消息。她询问我的下落，专案组人员拒不作答。
尽管“文革”初期，我多次挨批挨斗，但那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今的万人批斗和从严处理却是组织的正式决定，且声势之大远远超过以往，对我的压力则可想而知。不过，我并不紧张，因为事前已有不少预兆，我已料到厄运即将来临。一位专案组人员曾警告我：“你若坚持不承认反对周总理和华主席，那么，对你的审查将要升级，到那时你后悔莫及。”我隐约地感到他们可能要把我关押起来，如同对待宋柏年那样。接着，负责其他专案的一位工农兵学员悄悄地向我表示：“你有什么事情要对家里人说吗？我可代为转告。”他还透露，可能会对我采取某种措施。这位学员在我处于逆境的情况下，不畏风险，对我表示同情，使我深受感动。他的好意，至今我铭记在心。此外，还有一个信号：每日晨，我围绕未名湖跑步，以活动筋骨。一天，我跑步时，碰到了历史系的一位教员。他惊奇地问：“你现在还跑步啊？“从他的语气中透露出我将大难临头。
虽然我已明白清查者的意图，但我仍然不愿仿效他人，胡编乱造，苟且偷生，只想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由于不肯违背良心，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丧失自由达一年零十九天。
我出狱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对我进行系统揭发和批斗的×××当面向我表示歉意。据说，当时北大党委要历史系出一人在大会上发言，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找到了他。这位大会发言人到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认为现在材料不过硬，不足以说明我问题的性质，而党委领导却鼓动他：“这事由党委负责，你就这样发言吧！”
说到当时的北大党委，这里我只想顺便谈谈一位副书记。因为其他党委成员的情况，我不甚了了。他原是中央团校负责人，后调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长，粉碎“四人帮”后，负责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极力按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基调，向我们施加压力，令我们老实交代。一次在俄文楼召开的对“梁效”成员训话会上，他厉声吼道：“范达人，你那篇文章（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如果贴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抓起来！”后来又在一次会上，他指责我们歪曲历史，说什么“史书上明明记载拥护武则天的人只有八千，你们为什么要写六万人？”当时，我心想是你把史实记错了。对他的训斥，我均沉默以对。
一九七九年，我出狱后，曾为我问题的性质一事找过他，一进客厅，见他正在阅读《资治通鉴》。他看到我，显得非常热情，说了一番颇为通博达理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华，进入“梁效”是由当时的组织上调去的，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发挥作用。若干年后，他已到中央某一单位任职，一次游览长城时，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期相遇，当得知其中有我的儿子时，态度十分亲切。这位副书记对“梁效”成员的态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未完待续）
□ 来源：《“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范达人著，香港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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