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安：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熊明鑫：搞什么航天飞行？喂猪去！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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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五期（zk2408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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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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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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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陈秉安
【生逢乱世】 搞什么航天飞行？喂猪去！ 熊明鑫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三）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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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陈秉安·
经过调查，可以确认，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发生在道县等地的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的大屠杀，最先并非起源于道县，而是起于零陵的某个村落，其范围至少涉及到湘南的１２个县……
◇ 引子——零陵，为什么是“泪飞如雨”
零陵，是舜帝南巡后，埋葬的地方。《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所以，史学家认为“零陵”，实际上就是“舜之陵”。
那么，“零”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零”就是“无”。“零陵”就是“无陵”，“无”者无限，表达舜帝陵大之无限，以颂其伟。另外的看法反过来了，“零”就是“没有”，那是告之世人，舜帝根本就没有“陵”，免得盗墓者起歹“心”。
但另一说不同意以上的看法：“零”作为数字看，那已在明代之后的事。在此之前的人，是不会把“零”视为“无”的，只把“零”，看成“涕零”（落泪）。传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千里迢迢来到九疑，找不到舜帝的陵墓，伤心落泪，以致泣血。这才是“零”之本义。
“零陵”，应为落泪之地，“零陵”即是“泪飞之陵”。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来到在这个舜圣归天，二妃飞泪，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地方时，找到的却是另一番“飞泪”——那是受尽了冤屈的文革幸存者悲哭的“飞泪”！
◇ 当地领导人为什么为难
我一到零陵，就闻说到一桩惨案；杀人凶手用铁丝穿过被害人的手心，然后拉去枪杀。
事情太残忍，太叫人愤慨了！
这个传闻是否属实？被害者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还有不有亲属活着……这一切都需要落实。
“你想要了解什么呢？”当地的一位领导人把我朋友的信放下，很客气地问我。
“啊，我在做一个历史的选题，想了解一下零陵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如果我一开始就问“手心穿铁丝”的传闻，那一定会惊“走”了他。
“文化大革命？”领导很敏感，“陈老师，你想了解零陵县文化大革命哪一方面的事呢？”
我只能把目标说近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永州多个县都发生了屠杀地主的事件，我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啊——”他的脸色便有点紧张了，又拿了我的介绍信看了看：“哎呀，你找的这个事情，不好办啊。”面有难色。
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是作个记录，４０多年了，这段历史要再不作记录，可能就要从史书上消失了……
领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们不想帮你，杀人风的事，上级早已宣布了纪律，陈老师，还得请你原谅啊。”
虽然在意料之中，我还是有些失望。
我发现，我的采访常常是因为我的真诚而被打动的。
“这样吧——这件事我不介入，但人家介不介入，那是他的事。”事情突然发生转折：“我们这有个公认的零陵通，只要你能找到他，你的调查就成功了一半。”他最后狡诘地瞟我一眼：“我可不知道这人住在哪里啊——”
两人相视大笑。
他的确啥也没说，我凭自己的辛勤，终于找到了当地的学者，那位“零陵通”。
◇ 接履桥惨案始末
（一）还有亲属活着吗
“听说——”我一开始就接触到目的，“有一个被杀者，是双手心被铁丝穿过，牵出去杀的，有此事吗？”
康中宏（代名——作者注）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是真的。”他说。
我问：“能找到那个村子吗？”
康中宏：“能，我就是那个村子的人。”
啊，是这样！
“你们村子叫——”
“接履桥村。”
“死者还留有家人在吗？”我问，有点紧张，因为这点很要紧。
“有，有一个妹妹。”？康中宏露出凄惨的表情说，“她叫张美银，她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好不容易啊！”
看康先生的模样，分明后面有许多的辛酸。
“能找到她吗？”我问。
“能，她应该还在接履村住，前些日子我还看见她。”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汽车往接履桥去。
“为什么叫接履桥呢？”？我问起了一个似乎无关主题的问题。“履，不是古语鞋的意思吗？”
“不错，桥名接履，当然是有说法的，也算是当地的传说吧。”他说。“传说三国时候，张飞打零陵。其时正下大雨，路上泥淖，张飞到接履桥一带的河边上去催促部队，知道士兵迟迟未行动，十分生气，张飞跺脚痛骂，把一只靴子也跺落在泥淖里了，他便拾起靴子来，摔到河里，结果让河上一位打鱼的老翁伸手接了。于是这地方就叫接履桥。”
（二）告状种下的祸根
接履桥村静静地躺在零陵与道县相接的边界上。由于隔得近，自古以来，就有客商从零陵挑了布匹，到道县去卖。慢慢的，赚了几个脚力钱的接履桥人便不再靠挑扶卖力，有人开始在道县的街边租下一两间小小的店铺，做起了生意，把零陵挑夫们挑来的布匹接过来卖。
这中间就有一户姓张的人家，叫张德福（音），常去道县做生意，也在道县开了店铺，张老板拿卖布挣的钱，在接履桥买了４亩７分田养家。农忙的时候，就会放下布店的生意，赶回家来，系起袍子下田插秧割禾。这半农半商的日子倒也过得平静满足。
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张老板生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张迪光，女的取名张美银。都聪明伶俐，喜好读书。
共产党取得了大陆政权后，农村搞土改了，要划阶级成分。照说，一家才４亩７分田，怎么也划不成地主。张德福亲自下田，犁耙还是把好手，靠自己劳动的，怎么能算是地主？
可是贫农协会有人说，张家有“田”还有“铺”，过年的时候一篓篓的道县柑子背回来，家里还挂着腊肉，不是地主是什么？一定要把张德福家划成“地主”，张德福便告状告到了区里，说贫农会陷害他，区里还真的派人来。经过工作组的评判，还是把张德福划成了地主。
一旦成了地主，张德福就是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敢吱声。这张德福本来还在道县参加了公私合营的，到了６０年代搞四清了，地主分子不能留在“革命队伍”中，他被“清洗”回家，从此老老实实在接履桥村下田务农了。
再说张老板的儿子张迪光。那张迪光出奇的聪明，文化大革命前在道县一中上高中，门门功课都拔尖。１９６５年考大学的时候，不少人都预测，照张迪光的水平，上不了“清华”也能上“中南矿冶”。
高考完毕，张迪光在家盼通知，盼啊盼，眼都望穿了，盼来的却是一纸：“条件不合格，未能录取”的通知。显然，“条件”，指的就是他家的“地主”成分。
这仿佛如同一记晴天的霹雳，张迪光的精神受到了刺激。
从此之后，村里的人们就发现，张迪光有点精神恍惚了。整天就是写告状信，往县里送，往省里跑。不管是谁，他抓住人家就问：“你说说，４亩７分田，算不算地主？”人家说他是精神病，常挣脱他，他又会追着问：“有地主劳动的么？有地主会犁会耙的么？”
谁知道，张迪光的告状信竟然起到了作用，国务院的某部门真的给他回信了！还盖着红通通大印，而且通知他：“请同当地政府联系。”
不久区政府的干部就到了村中，找到当时的大队干部商量，说上面来指示要甄别了，张家的成分是不是土改时定高了。
张迪光一跳三尺高，说：“我告赢啦，我告赢啦——”
要是事情顺利发展，到６６年的下半年，张家的成分本可以重新认定的。谁知道，在这年的上半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情况突然变化！
（三）张美银哭述父兄怎样被杀
沿着接履桥公路边荒草中的小路，我们看到路边有一处小村子。
“这里就是张美银住的地方——”康中宏指着树荫中的瓦屋说。“只是不知道张美银会不会出外了。”
一棵大树下，有个帅小伙在用水泥刷着地面。康中宏走过去同他聊了几句后，向我招手，高兴地对我说；“好消息，这是张美银的儿子，张美银在，她就在后面挖土。”
康中宏朝着竹林那头的田峒喊：“张美银——”就听见挖土的声音停了，一个粗重的女声答道：“哪个——”
一会，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随声走了过来。她就是张美银。
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听说是来了解他父亲和哥哥的死时，还没等我们坐定，张美银就猛地大哭起来，仿佛积聚了多年的山洪，终于得以爆发：“我盼你们都盼了几十年啦，你们终于来啦！我爹我哥死得好惨啊——”
费了老大功夫，我们才使她平静了下来。
下面，是张美银口述的接履桥村张德福、张迪光父子被杀的经过。
（四）张美银口述
口述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
口述地点：零陵县接履桥村
口述人：张美银，时约六十岁。
作者整理
（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改成分的事就再不提了。县城那边杀人不久，我们这边也开始杀了，第一次就想杀我屋里的人，我哥哥出门了，到我屋里来抓人，没抓到我哥，抓到我老子。
那是阳历９月了，双抢了，我老子下在田里打谷子，他们大队上的人就喊，张德福，上来，去大队开会。结果我老子两脚是泥，一上田坎来就被民兵捆起了。推起到门口的禾堂坪里来审。我老子会说，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儿子是地主，还参加了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我老子说，他冒参加，就是参加了，也是一人犯法一人担，与我何干？就要挣脱。我老子还有点武功的，他们怕把绳子挣脱了，有人就喊，会跑了，会跑了，割掉他的筋。就几个人把我老子摁住，用镰刀割断了我老子的脚筋——（失声痛哭）
我老子走不动了，有人说，拉起出去打了算了，就是枪毙了。有人就拖我老子走。拉着他去枪毙。拿绳子把手吊着，他不肯走，倒着往红土岭，就是你们来的那地方过去一点，拖——（失声痛哭）
我是看到他被拖着走的啊，他是不甘心的啊，不肯走，拿脚勾着路边的石头，不走。我和我老娘想赶过去帮他，他们民兵就上前拦着，不让我们去。我冲过去，他们又把我拖回来，硬关进了一间窗子是铁栏杆的屋里。我哭天喊地也没人理了。
后来，我苦命的老子，就是给打死在红土岭上的，那天断黑时分，我和我老娘是听见枪响的啊——（失声痛哭）
杀了我父亲，又要杀我的哥哥了。我哥哥没在家，他不是自己回来的，是第二天给他们抓回来的。他们说，你地主狗崽子还想翻天，看你还翻不翻案了！
他们是一定要搞掉我哥哥的，他们说我哥哥是有本事的人，北京的信都弄得到手，要是让他得了势，他们一个个都会被我哥哥搞死的。
怎么杀我哥哥的的？你看他们好残忍啊，他们从公社把他押解回来后，看我哥哥不肯走，拿绳子捆还不走，就拿这么粗（用小拇指尖打比方）的铁丝，从我哥哥的手心穿过去，扯着我哥哥走，你说痛不痛啊？走一路，滴一路的血。后来我逃走，走的也是那条路，还看到路上都是他的血呢。（失声痛哭）
走到半路，我哥哥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们就在这里打死我算了。那些人就说，这里是路边上，不行，上好的地方，人家要种红薯的，到了红土岭再打你！
我哥哥又说，我好渴，你给我喝口水再死行不行？路边有间小屋，小屋里有个姓刘的老婆婆，听他这样说，看他可怜，就拿个桶，提了水出来给他，他咕咕咕就喝了半桶，像头牛一样呢。喝了那半桶水，老太婆就对那些人说，这么年轻，你们就别杀他啦？杀个老的也好过杀他呀！？那些人就说，阶级斗争，不杀他，他就会要杀我们！老太婆就说，那你们别杀在我屋门口，我晚上怕。我哥哥说，老人家，你是好人，我不死在你门口，要死，我会死远点的。
也怪啊，这时，突然就天昏地暗，黑云遮天，下暴雨了，真是天也在哭啊！他们逼着我哥哥泥一脚水一脚地往山上去，一只鞋子都掉在泥里了，扯不出来，他就把鞋子摔得远远的。
他就光着脚走，走到了山边了，就不动了，站到一棵树下边去。等着他们开枪打他。
两枪。一枪打的胸，我哥哥还没倒下，第二枪是开花子，打了脑袋。我哥哥就倒下了。（再迸发出山洪似的哭声）？
（２）我很清楚，打了我哥哥，下一个就该是我了。
后来我听人说，他们杀了我老子我哥哥之后，的确是准备把我沉塘的。说我性子火，留下来会报仇的。要斩草除根。
我不是给他们关着的吗？门口还派着人站岗的。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站岗的人是张明忠（音）还有张和秋（音）。一个村的，很熟的。明忠开锁进来了，张和秋在外头站岗，我也不理他，他突然对我说，美银，你还想不想活嘛，我就哭起来了，也不回答他，你说，人哪有不想活的呢？他就说，我们同你哥哥都是朋友，你才１６岁，不该死的，死了，你老娘都冒人养了。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吧。我们不能放你从门上走，他悄悄指着窗户说，那个窗户的铁栏是锈了的，扳得松的。等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你自己扳开铁栏，跑出去吧！再不要回来了，他们马上要杀你了，你要快啊！说完，关了门就走了，我连感激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好人啊！
好了，过了一会儿，他俩把牢门锁好，真的走了，吃饭去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去扳那个窗户铁栏，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个铁栏真的一扳就松了，露出一个大洞，我赶忙就钻了出去。
一出去，我又茫然了，那时，天都黑了，我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往人多的地方去，我打算往零陵县城里去。心想，有人的地方就能保护我。我怕村里的民兵发现，忙向山上跑，钻进了树林里。跑到山上，突然就想到，摸也要摸到红土岭去，最后看我的父亲和哥哥一眼。
我就往红土岭上爬，昏黑中，我慌不择路，一脚高一脚低，终于到了红土岭。找到了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就那样仰朝着天躺在地上的啊！这些黑良心的，杀了人都不埋啊！
父亲叉开脚，倒着。还是像平日那样安祥。哥哥的尸体远点，在一棵树的旁边，脑壳给打烂了，人都认不出了。（痛哭声）
记者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哭了，对着尸体，一点儿也不怕。不久，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惨白白地照在地上。？我就跪下去，对着星星月亮说，老天爷呀，你太不公平了呀！？
我又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拜了两拜，忍住了眼泪准备逃。
走到山头上，一步一回头的，看看山下我们村子，心里一酸，想到父亲没有了，哥哥也没有了。山下的那间房子里有我的母亲，也不知道母亲怎么样，自己这一走，很可能十年八载都不会回来了，再也看不到她了，这时，我才落泪了。
快走到零陵县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在零陵呆，他们是要斩草除根的。就是在城里，也会有危险，我要走远点，远走高飞。
我把我穿在身上的一件灯芯绒的衣服卖了，卖了５块钱。在理家坪（音）上的车，那时候，哪有什么目的地啊，随着车跑，就这样一直到了广西。
我隐姓埋名，嫁到了深山里的一户贫农人家，深山里的人娶媳妇不容易，只要我愿意，他们就接受了我。
我的男人很忠厚、老实，对我也好。
我改了名，换了姓。整年整年不下山，整整８年啊。我就这样，过起了被别人叫做“白毛女”似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山下云海茫茫，接履桥的老家，远在千里之外，那些噩梦般的往事，不愿意再去想，好像都是隔在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直到我生了第三个孩子，我才把我家的遭遇全部告诉了我的丈夫。
我的老公说，现在山下面都换了一个世界了，邓小平都搞改革开放了，不要怕了！？那些杀人的人，不敢再做坏事的了。你应该回去看一看，不知道老娘她老人家还在不在呢。
多年后，我带着我的老公，还有四个孩子回到了接履桥。老娘早已死去。我的一个孩子，你在屋边看见的，今年都３０岁了。
回到村里，那些坏人看到我，一点事没得，连句道歉的话都没得，人杀了就杀了，我心里这口气，还是窝着的。
陈记者，（指着胸口）我心里好呕（气）啊！
你不是看到我儿子在刷地面吗？我们的旧房子不能住了，住在里头也老容易想起那些事，伤心。我们打算建个新房，建给他们看看，也是为了给父亲哥哥争口气！
不瞒你说，我这辈子啥都不缺了。就是没有能替惨死的父亲和哥哥出这口气，不甘心啊！
（张美银突然朝地一跪）陈记者，你要是帮我写出来，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的菩萨！我不由得也下跪了。
３、张美银大姐的事感动了我。
我突然感到不是在做记录，我是在替一些没法说话的弱者、冤魂申冤了！
我叹息了一声：“美银姐，你说的我都记下了，你能把自己最关心的一句话写下来，让我告诉世人吗？”
她突然冷静下来了，稍停后说：“要得——我写，我要把我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我听不大懂零陵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农妇，会说出那么有见识的话。我便问同行的，坐得靠近她一些的周云峰教授的夫人：“她……说什么？请你代她说一遍。”
周教授夫人一字一句告诉我：“她说，她想把她家的冤情告白天下！！”
张美银拿起笔来……
“我想把我家的一切冤情告白天下——张美银”
□ 来源：微信号《经典生活文萃》，节选自作者待出版的新著、长篇纪实文学《大屠杀》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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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搞什么航天飞行？喂猪去！
·熊明鑫·
熊明鑫——１９５８年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１９２３年生。本文为采访熊明鑫记录〔采访人；谭松，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地点：重庆市气象台〕
你来挖这段往事，啷个说哟，我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我真的是不想提呀。
抗战时我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后来又考入无线电通讯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搞通讯导航，不久，我就成为该公司的技术骨干。
中国航空公司在１９４９年时，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排在美国PIA航空公司、英国BOC航空公司之后。大陆解放时，中航一片混乱，１９４９年底飞到香港机场的飞机就有上百架，大量的中航职工聚集在香港。当时主要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到台湾、留香港、回大陆。此外还可以到世界各地，那时飞行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我们中部分人就被一些国家用高薪挖走，例如，英国挖了一些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航近３０００人中，约有５００人选择了回大陆，我是其中之一。
我为啥回来？当然有原因。
我经常跑国际航线，到过近２０个国家，亲眼看到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情况。我认为祖国强大，海外华侨才有地位，在外面流浪总不及呆在自己的祖国，我的技术肯定能为祖国服务。还有，我虽是搞技术的，但也有点历史知识，我那点浅薄的知识告诉我，开国皇帝总是比较好的，奋发向上的。共产党能够打败强大的国民党，一定有它先进的道理。还有，１９４５年我在重庆机场见过毛泽东，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亲切，宽厚，开明，而且很有才学。他提出要联合，要共商国事，要政治协商，我非常赞同。总之，那一次毛泽东给我留下的印象好极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我在香港读到他在开国大典上的致词，读到“共同纲领”，我激动得很，觉得中国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走上富强、民主、光明之路。我才２６岁，人生路还长，不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效力，还到哪儿去效力？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１２架飞机载着５３名机组人员（包括中航的经理），突然从香港升空，穿云破雾直飞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两航起义。这事不仅国民党没想到，美国没想到，就连共产党也没想到——天上突然掉下来１２个馅饼！
中航的职工，除了那随机的５３人外，陆陆续续返回大陆的有５００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留在了重庆，共产党刚刚执政，西南地区航空人才奇缺，我成了宝贝，不仅马上被录用，而且进入了专门接送邓小平、贺龙等大人物的专机组。
我们当时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只是共产党最初承诺的高薪和用美元支付没有兑现。我每月只有１００多元人民币，只当我１９４９年之前三个小时的飞行津贴。我们回来的人中，有１００多人因此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或世界各地。我没有走。我回来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祖国强大，我自以为自己能干，能做出贡献。但是，我不久发现一些问题。
１９５２年，叫我们捐款支援抗美援朝，大家都有觉悟，都自愿捐款，我们不到１００人就捐了４８万，买了三架飞机，两门大炮。但共产党要我们捐款的方式不对。他们给我们算帐：你在中航干了多久，应当有多少钱，所以，你起码应当捐多少。而且还来硬的，比如说某人交了多少，你也得交多少，某人钱全部交了，你也得全部交，不交不行，搞得不象是捐款，而象是逼债。在那次捐款中，我们一起回来的有两个人，被逼得没有退路，上吊死了。我的家底比较厚实，我爱人叫杨世华，她哥哥杨少华是中南空军司令，蒋介石直升机的驾驶员。１９４９年前我家属于富有阶层，捐款前，家里还有不少黄金和美钞，到捐款结束时，除了还剩点首饰，基本上洗空了。捐款给我心上投下一点阴影，但没有影响我工作。新中国的航空业刚刚起步，太需要人了。我训练飞行员，举办学习班，开辟新航线，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忙得不亦乐乎。周恩来出访万隆的飞行我提供了气象数据，中缅国际航线的开通是我奠定的基石，我还为贵阳民航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１９５６年我被评为民航全国优秀员工，刘少奇亲自给我授了勋。
１９５８年是我人生路上的“滑铁卢。”前一年的整风、反右虽然搞得红红火火，但我一点没参加。为啥？一个字，忙！１９５８年，重庆市领导认为，民航中有人来自旧社会的中航，这些人在外面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薪金极高，为什么“人往低处走”，甘愿回大陆拿低薪？说不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一时没有线索，但不妨分配两个右派名额，敲山震虎，防患于未然。这样，市里专门拨下来两个右派名额。
那天，民航政委亲自上门来找我，请我对民航工作提点意见。我正忙，没空说话。政委见我实在抽不出身，就说，不要紧，等你空点了我派车子来接你。
几天之后，我到政委办公室，说了几句心里话，包括三方面：
一、培养新生力量要注意知识面，不能只强调出身。我提这个意见是基于惨痛的教训。例如，１９５１年我在成都负责培训１３名女飞行员（因为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女飞行员），这些女学员按出身好——雇农（贫农都不行）；政治好——中共党员；身体好三条标准从部队里选拔。三条中唯独没有文化标准，我们训练时，费尽移山之力。由于学员文化太低，一个小时能完成的训练，花十多个小时都达不到要求。折腾下来活脱脱报废了两架宝贵飞机，那发动机和配件是美国货，当时根本配不到。这个想法（即选拔注重知识），我在１９５２年曾当面给朱总司令提过。
二、希望今后考虑配备懂业务的副局长。民航的飞行和管理工作，技术含量很高，我们的局长、政委等都是军队干部，他们打仗行，但搞航空外行，我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我记得刘少奇就说过，我马列主义水平再高也开不动飞机。局长不懂业务，我们中层干部很难处，没有决定权，但要承担责任。向局长请示，他不懂，说我们认为行就干。干得好自然相安无事，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当时叫首长）可以推说他不懂业务，责任全在下面。我们中好些人因此被判刑，而且一判最低六年。所以，我提出在党领导全面的前提下，最好配一名业务副局长。
三、希望提高民航干部的待遇，因为当时实在太低。
我提这几条意见，政委连连点头，样样同意，很把我感动了一回。哪晓得转眼就变脸！共产党我摸不透，红脸白脸眨眼变。后来在长寿湖，管教人员教育我们说：“形势变了政策就要变。”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因此我们管共产党的政策叫“月亮政策”——天天不一样。
我这三条意见都有回答：一、污蔑工农学员，以技术权威要挟党组织。二、想篡党夺权，自己当业务副局长。三、梦想恢复旧社会资产阶级特权生活。这几条罪状把我惊呆了！告诉你，从那以后到现在４０多年，我再没提过任何意见。
公平地说，西航并不想一棍子把我打死，原因是我的技术。我担任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统领十余个科室，５０多号人，负责整个西南地区的飞机导航与通讯。还有，这些年来，我是怎样在干，他们应当看得清楚。
发放名额的重庆市“首长”非要完成任务，他们一状告到省委书记李井泉门下，李井泉马上将民航局长和政委找去，说了一句话：“两个右派都处理不下去，是不是要我报到中央去批？！”
抓我，采取了军事上的突然袭击。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的一个晚上，一辆军车突然开到白市驿机场，把我抓上车，押往位于大巴山深处的通江劳改农场。我当然不愿把这事告诉父母，但是我有两个娃儿，儿子七岁，女儿五岁，我一走，他们怎么办？我不得不写信回武汉老家，请父母来重庆把孩子接走。妻子？她在１９５７年因病去世了。说到她，我心里很难受，她１９４８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医科大学。结婚后，我一直在外忙，很少回家，更说不上照顾她。她弥留之际我从成都匆匆赶到医院，她躺在病床上，双眼睁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俯下身去抱她，非常伤心，旁边的医生、护士在流眼泪。后来我才知道，抱她的时候，她已经断气了，但是她的眼睛没有闭，我在她的遗体前站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望着她。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她，怀念她。
再说那封信，正是那封信断送了父亲。那几天父亲心情正好。老友董必武先生发来通知，接他进京做点事。他行李已经打点好，喜滋滋准备进京。他收到我的信，坐在藤椅上品读。信还没读完，他突然大叫一声：“这个杂种不争气！”他头一歪，倒在藤椅上。家里人赶紧把他抬到医院，脑溢血，已经没救了。在大巴山劳动四个多月后，重庆把我们接回来，准备转到长寿湖。这个时候，大跃进在全国展开，民航也要大跃进，要在１５年内赶超英国。他们觉得我正是可用之材，不必发配我到长寿湖，只需要把我“阉割”一下——保留“拉磨”的力气，去掉“传宗”的功能，用他们的说法，叫“政治上打倒，技术上使用。”我不干，我是头犟驴，宁愿受惩罚，也不愿被阉割。我跑出来，自己买船票去长寿湖。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有力量搞航空，可以不依靠美英把新中国的航空业搞上去，我就是为此回国。后来我们中很多人离去，我也有去香港的机会，我不走，也是为了这番事业。但是我决不以一个“分子”的身份来干事业。
我到长寿湖后，劳改名单中没有我，农场不接收，不给我安排住处。我铁了心，找到一间教室（当时还在放暑假），将几张课桌拼拢作床，然后跑到农场的养猪场，挽起袖子就干活。白白送来一个劳动力，猪场居然不要。我不管，天天去宰猪草，也不多说话，操起菜刀，“通、通、通”一阵猛宰。时间一长，人混熟了，养猪场终于收留了我。
这年我３５岁，开始长达２０年的长寿湖生活。
我当右派后，只发９元生活费，后来按市政府规定发１８元，１９６２年加到３０元，一直到１９７９年“改正”后才恢复原工资。饥荒年我全靠卖首饰，一件接一件卖，卖了就赶紧买吃的，１９５２年没捐走的那些首饰救了我一命。
但是，我个子大，消耗多，还是饿得全身浮肿，１９６０年，管教干部孙×看我不行了，开恩特批我回武汉老家养病。（在我采访的所有长寿湖右派中，熊明鑫是唯一提到孙×好处的人。）
那个时候，武汉条件相对四川好一些，关键是我呆在母亲身边，她象护理婴儿一样护理我，把家里和能搞到的好东西全部给我吃，几个月时间，我又恢复了人样。
我该回长寿湖了。头一晚上，母亲流了一夜的泪，她怕我又要挨饿，在长寿湖活不出来。第二天，母亲和姐姐送我到江边。船拉了汽笛，要开了，她这才放我的手。我转身匆匆朝轮船走去。母亲一直呆呆望着我，就在我走上跳板，要登船那一霎那，她突然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往前窜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姐姐惊叫起来，我扭头一看，飞也似地奔回去。母亲睡在地上两眼翻白口角抽搐，已经不能言语。我与姐姐一起将母亲送到医院急救。她没有再醒来，第二天，她走了，她不会再挂念我了。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啊，都死在我手上！
母亲去世后，我把我的两个孩子分送到姐姐和妹妹家，姐姐收养儿子，妹妹收养女儿。事情还没完，文革还有一道鬼门关在等我。
１９６７年，一群造反的学生气势汹汹杀进岛来，把我们拖出来跪成一排。他们在我胸前挂一块大牌子，强迫我双膝跪在煤渣上。这次，给我定了一个“美蒋特务”的罪名，命令我向毛主席认罪。我跪在煤渣上痛得冷汗直流，突然，一个红卫兵飞起一脚踢来，这一脚狠，力量特大。我惨叫一声，向前扑出三米多远，额头在地上碰得鲜血直流。这一脚踢在我腰上，肾脏受了严重损伤，我躺在床上几个月起不来，整整拉了两年的血尿。幸亏那人穿的是双回力鞋，要是大头皮鞋，我肯定当场就报销。
他们为什么下死命踢我，原因是他们抄家搜到我当年同美国飞行员一起照的像片，说我里通外国。那次挨打后，我把过去的照片统统烧光，一张不留。（毛泽东也同美国飞行员照过相，那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６日。那时毛看上去无比亲切、宽厚、“民主。”）
造反派打人不说，还抄家。我在长寿湖的“家”被抄得只剩下一件劳保服，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我身体垮得很快，１９７１年初，终于倒床不起。我料想我不行了，快去见我父母了，别人也这样看。管教干部郑修成来到我床边，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也就相当于遗言吧。我告诉他，这辈子我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子女，没有做一件亏心事……
然而，我大难不死，盼到了１９７９年的“后福”。
一天，狮子滩场部来了一辆豪华轿车，这车在当时当地极其少见，车上下来两个气宇不凡的人物。场部办公室人员一看介绍信，慌了神——来者竟是地师级官员——渔场场长也不过才县团级。办公室人员赶忙把场长叫来接待。“地师级”告诉场长，他们要见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熊明鑫。
场长说，熊明鑫住得远，一两天出不来，有什么话对他讲。“地师级”表示，他们愿意等。
三天之后，我才从长寿湖最偏远的一个地方——飞龙岛划船出来。
“地师级”在场部招待所接见了我，我那时已被改造成一副“熊”样。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我一尺多高的档案，里面装有我多年的思想改造汇报，每年每月的劳动评审鉴定，认罪服法表现，言论思想记录等等。
“地师级”态度非常诚恳，他对我说，当年把我错划成右派，组织上决定“改正”，接我回原单位工作。我本来早已心如死灰，这几句话来得突然，一下子把我撩翻，我也不知为什么，由“熊”转“牛”，一跃而起，指着“地师级”的鼻子大骂：“一句整错了就算了？！，老子是二十一年冤屈，九死一生哪！”
“地师级”非常有涵养，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来之前首长就给我们交待了，说熊明鑫同志能力很强，水平很高，但性子急。你受了几十年的苦，心里有气，骂我们，打我们，往我们脸上吐痰都可以，只是请你出了这间屋就不要再乱说了。”
这一招，以柔克刚，我伸出去的那只手垂了下来。但是，这几十年我伤透了心，民航伤透了我的心，情感上我无法再回民航。这就象一个把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但却被无情抛弃和折磨的女人，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男人的怀抱。所以，我申请调到了重庆气象局。那时气象局的三个局长都不懂业务，我还算懂气象业务的人，能够做点事。
我进气象局时国家正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１９７９年我已经５６岁了，因此，我自愿放弃官职，当一个一般技术人员。就这样，干了几年退休完事。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经过３０年的折腾，两航起义的５００多人已被整肃得所剩无几。文革中，仅在北京一地，便有４８名起义人员被当作美蒋特务整死。那位策划并指挥了著名的“北飞行动”，将１２架飞机和５３名航空人才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潘定国，也被打断了背脊骨。若不是周恩来念他立下试航首飞拉萨之功，保他一命，这位著名的飞行员也活不下来。文革之后他去了美国。
我后来听北京的朋友讲，我当年训练的１３名女飞行员之一诸××，在林彪手下当了民航总局副局长，文革中她曾到处找我——我在训练时几次想淘汰她。北京的朋友说，幸亏我早早躲到了长寿湖，如果落在她手里，必死无疑。
说来不可思议，我两次差点死在长寿湖，但长寿湖终究救了我。
◇ 访后记
熊先生身材魁梧，步履稳健，一眼望去，犹有当年蓝天上叱咤风云的气魄，甚至还有几分“大首长”的风度，虽年近八旬，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由此可想，３５岁“下岗”时，是何等精神。
长寿湖猪场的菜刀“通、通、通”，把熊先生十八般武艺宰得稀烂，拌合他回归大陆的热忱，效力祖国的愿望，一起煮熬，倾入猪槽。
２００１年深秋的一天，我登上长寿湖同心岛，这儿是熊明鑫劳动改造过的地方。我沿着一条土路往半山坡走去，四周非常寂静，看不到一个人影，凉嗖嗖的秋风扑面而来。我走到一家农舍前，一眼就看到一个大猪圈，几头肥猪在圈里拱动，吧吧嗒嗒地争吃槽食，空气中飘荡着粪水和谷草的气味。我站在猪圈旁，望着深秋有些萧瑟的山坡，感到一种远离社会、远离文明的荒寒。吱呀的木栅圈门，潮湿的石头猪槽，一堆红苕藤，沾着泥粪……
熊先生留我吃饭，席间，他叹了口气：“我今天说了好多话，破例了。前不久有人来找我了解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的一段往事，我客客气气，但绝不多说，更不表态。电影《重庆谈判》和反映两航起义的电视剧《北飞行动》与我所了解的一些事实有很大出入，可我一言不发。不怕你笑，我被整怕了，看见一根草绳，便怕是毒蛇。我现在有心脏病，共产党再整我一次，完了。”
◇ 补记
熊明鑫先生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２日在重庆去世，终年８２岁。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６日，熊先生最后一次参加长寿湖右派难友聚会，在会上，他与分别了３７年的长寿湖难友谭显殷重逢。一年后，这位厚道的老人永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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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三）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７d）
第五章 “当代孔子”向古代孔子宣战
要看懂冯友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后沉浮，以及加入“梁效”之后的飞黄腾达，必须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步骤，以及冯友兰和“梁效”如何满足这种战略步骤的需要。“批林批孔”正是冯友兰和“梁效”的用武之地。冯友兰时来运转是在１９７３年。在文革前期，他作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反动学术权威”，戏剧性地摇身一变，成了后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权威。毛泽东掀起“批林批孔”的滔天大浪，这叫作英雄造时势；冯友兰和“梁效”在“批林批孔”的滔天大浪中弄潮儿向涛头立，这又是时势造英雄。冯友兰说过：“‘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本互为因果也。”他是看透了。不过，人为造出来的时势，非天下大势，乃倏忽行时之势；由倏忽行时之势造出来的英雄，亦非天下英雄也。
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分水岭，前后恰好大致都是５年。前期的主题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后期的主题是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批倒批臭刘少奇的时候，拉来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做陪练；批倒批臭林彪的时候，又拉来一个古人孔子做陪练。前期，文革冲天而起，高歌猛进；后期，文革盘桓回旋，不知所终。就毛泽东本人的动机来说，却是前后一以贯之。〔１〕１０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为文革辩护，防止被人所否定。这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任务。
◇ 时来运去生感慨
１９７１年，林彪覆灭后，中国的时局面临一个转折点。转折，可能从坏转向好，也可能从坏转向更坏。不幸，前一种可能错过了，后一种可能成为现实。
打倒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被尊为“伟大舵手”毛主席的“伟大助手”。据说，历史上有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第三个“伟大助手”就是林彪。这是林彪的历史地位，现实身份呢？１９６９年，把林彪作为法定接班人载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个老朽和一个病夫联手的毛林体制。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文革的“伟大胜利”。“九一三”事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听传达的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外交部发生一个笑话，当场有人站起来对宣读文件的主持人说：“你念错了，是耿飚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背叛和灭亡，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理论上的破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的失败。但是中共中央的文件把破产和失败说成了“胜利”。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动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动集团，除了这一害。……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种自欺欺人的说辞反而促成千百万人的思考，走向醒悟。
不是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怎么没有“洞察”身边的“亲密战友”呢？伟大领袖的神圣形象遭到怀疑。毛泽东本人也几乎陷入精神崩溃，经常发脾气、摔东西，大病一场，从此一蹶不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变化较大，狂躁、发怒、猜疑、恐惧，常问我、问张玉凤，要我们放开讲、要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和张玉凤还是千篇一律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您老人家。主席听了有时会哈哈大笑说：＇我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会摆摆手说：＇又是一通屁话。走！走！走！＇”〔２〕毛常常在藏书上反复抄写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３〕以林彪事件为分界，毛切身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时来”“运去”。
林彪事件损害了毛的健康。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８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时说：“我……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４〕但报纸上还是说他“神采奕奕”，这是报道毛主席的专用词汇。
过了好几个月，毛缓过气来了，才着手收拾败局。
◇ 群众自发批极左
１９７０年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始批判投靠林彪的陈伯达，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陈伯达本是敲山震虎，指向背后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后，顺理成章，“批陈整风”运动拓展为“批林整风”运动。林彪的败亡，引发人们大量宣泄对文革的怀疑和不满，故“批林”的同时，还要强调“整风”。“批林整风”的“整风”和“批陈整风”的“整风”不一样，后者是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起哄的人；而前者是整对文革怀疑和不满的人，防止矛头向上，稳住局面。“批林整风”运动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一争论又演变为“批林批孔”运动。
在毛泽东不理事的几个月里，群众自发地起来批林彪的极左。批着批着，就批到文革了。王洪文说：“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５〕一点不错，因为文革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党史记载：“有一些地区和部门不是根据文件所定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意愿的呼声使＇批林整风＇运动突破了原定的框框。”〔６〕批林彪的极左，必然会批到以极左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林彪的言论，本来就是附和毛泽东、激化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支持群众的愿望，在实际工作中从各方面大力纠“左”，也就是纠文革之偏；“九一三”事件之后的１９７２年，逢会必讲，批极左。３月９日，周恩来在全国出口商品生产工作会议上说，受极左思潮影响，手工业很多人改行了。４月９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后，发表谈话说：“看来你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肃清。”“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结合。”“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７〕
直到到１９７２年秋，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会议、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多种场合，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教育战线是文革的突破口，因为教育战线上极左思潮的泛滥由来已久。教育问题上极左的表现之一是高喊“开门办学”“任务带动学科”之类的口号，轻视、忽视以至于无视基础理论的教学。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周恩来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杨指出中国教育和科学的严重问题是削弱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周恩来当场对陪同接见的物理学家、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７月２０日，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了一信，分析我国基础科学落后的原因，认为“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建议“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周恩来于７月２３日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指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评及对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８〕
周培源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一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他对“教育革命”中的“理向工靠”“理工不分”〔９〕“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按产品划分专业”等削弱和取消理科的极左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张春桥、姚文元以征求意见为名，召开座谈会，进行诘难；最后，阻挠《人民日报》发表。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此文。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在他的指使下，连续发了《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理论基础？》等文，进行攻击。〔１０〕总理周恩来交给周培源任务的同时没有交给他权力，周培源关于办好大学理科的意见在北大行不通。北大党委副书记、军宣队负责人郭忠林说：“什么有钉子要拔掉，还不是拔掉我们！”真是不打自招。周培源有权力把他们“拔掉”吗？没有，而且他们还反攻过来。郭忠林在物理系的大会上居然批判有人“利用加强基础理论来复旧”，是“上下呼应”。〔１１〕但广大教师听到周恩来的指示，看到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所写的文章，无不欢欣鼓舞，不仅理科，就连文科的教师也在暗地里下功夫，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抵制极左思潮。
◇ 反左与反右的较量
１９７２年下半年，看来周恩来想进一步推进批极左。８月１日、２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天向外交使节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做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等问题的看法，主题就是批极左思潮，并批评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就有嘛！”“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１２〕周恩来的讲话在人民日报社传达后，众人兴奋，正准备批极左，８月８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人民日报社，与军宣队和几个负责人谈话。张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的时候，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还反对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１３〕张、姚的态度与周恩来显然不一致。
９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１４〕国庆社论，其中有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竟敢删去两处“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
在一个时期中，周恩来主导批极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主导批极右。群众对批极右很反感，有人说：“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极右，就会越批越＇左＇。”〔１５〕批极左，得到群众拥护，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无论如何，“１９７２年属于周恩来，而不属于江青的激进派”〔１６〕，这是外国观察家的评论。
◇ 《人民日报》批极左
反左还是反右？在中国是政治风向标。反右意味着“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着“落实政策”，纠正冤案，宽松。《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许多人站在周恩来一边，不赞成张、姚的说法。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王若水〔１７〕趁张、姚不在北京，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编发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黑龙江革委会写作组以“龙研”的名义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这一动向受到舆论重视。法新社当天就发了电讯，进行报道，说文章“批评红卫兵，为老干部讲话”。１１月４日，张、姚所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第３１２期发表工人座谈会的“反应”，说《人民日报》批极左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到群众头上了”。１１月６日，又公开发表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的东西。１１月２４日，《文汇情况》第３３５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还说全国有９家省市级报纸转载了，８家报纸虽未转载，也发了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意思是流毒全国。这是自１９６５年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又一次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姚文元将《文汇情况》转给人民日报社，要求讨论，还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问他本人的态度，他推托说那几篇文章还没有看——够狡猾的。《人民日报》的人当然不会轻易上钩，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胡绩伟〔１８〕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１９〕
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地方党委的调子也很混乱，有的批极左，有的批极右。王若水一不做二不休，１２月５日写信给毛泽东，谈“批林”的方针问题，希望统一于批极左。
◇ 毛泽东亲自出马做裁决
王若水不知道，在他写信之前，战斗已经开始了。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拟召开全国外事会议讨论。１１月３０日，周批“拟同意”，将报告送毛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２月１日，张春桥阅后对批极左思潮提出异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１２月２日，江青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判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判林彪叛徒的同时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２０〕
王若水的信，对上层的斗争起了催化的作用，结果即将揭晓。信的内容主要是：
总理在８月１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还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个指示很重要。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８月８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
这些天，我反复思索了这个问题。我想，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表现形式来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我认为批极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我不相信文汇报的观点是来自主席，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２１〕
最后的几句话是很雄辩的，看伟大领袖怎么“指示”。
王若水在信中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不同意见。批林彪的极左，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王若水没有任何辩解。
毛泽东收到信的第二天，约见江青。江青要见他，他不见；需要江青的时候，召之即来。毛对江是爱恨交加。谢静宜曾告诉吴德：“毛主席说，江青是个大女流氓，有野心。”〔２２〕骂她“女流氓”不过瘾，还要加个“大”字。相处几十年，毛不会不知道她的恶。但江青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使唤起来得心应手，有事还真少不了她。
王若水的信揭示了周恩来与张、姚的意见分歧，毛的意思大概是让江青出面仲裁。他要江将王若水的信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并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一次话。怎么谈？他不说。江青说了。她向周恩来提出：“我们先谈一下，统一一下认识。”三个主张批极右，一个主张批极左，怎样“统一认识”？可想而知。
王若水的信件导致毛泽东亲自出马，对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做出裁决。１２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对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发表谈话：〔２３〕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年迈昏庸，语不成句。）〔２４〕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２５〕
左倾或右倾，极左或极右，是共产党内对抗正确路线的错误路线，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倾向性错误。“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等不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倾向性问题，不是路线问题。毛泽东把一切坏事说成右，极端的坏事就是极右。他的思维能力大大的退化，厘不清头绪了。除了衰老的自然因素，主要的还是站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的立场，不可能面向真理了。中国的命运却就捏在这个思维能力退化、厘不清头绪的老人手里。
由于５０年代以后毛泽东和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左倾，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批左是高压线，碰不得的，连王若水也说：“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但就表现形式来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事后王若水承认：“这封信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其中就有＇左＇的影响，尽管我主张批左。”〔２６〕错误路线的“实质都是极右”，不能说极左；林彪的极左只是“表现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创造的“形左实右”概念，而“批林整风”连“形左”都不能说了。
◇ 《人民日报》的“批邪”运动
一时盛传，毛主席说《桌子的哲学》〔２７〕的作者王若水“不很高明”。王若水真正“不很高明”的地方，在于没有看出张、姚的背后就是毛，还给他写信，自投罗网了。“不很高明”抵得上什么罪名？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拿鸡毛当令箭，当着周恩来的面，在人民大会堂把王若水批了五个半小时（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２８〕、吴冷西〔２９〕在场）。周恩来主持会议，讲话很多，但较为凌乱。他既要贯彻毛的批极右的指示，又要为自己讲过的批极左打圆场；他既要批评王若水，又要保护王若水。他是一个难演的角色。江青说：“《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以前，你们揭露过他的极右路线吗？张春桥说“天下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按照这种逻辑，凡是毛主席号召的、毛主席决定的，就不是问题、不是错误。极左也是毛主席号召的、毛主席决定的；林彪的极左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拥护毛主席的决定，所以不能批。张春桥泄露了不能批林彪的极左的秘密。姚文元说：“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王若水说：“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姚文元号称“金棍子”，名不虚传。张春桥的结论是：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把邪气压下去”。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３０〕
张、姚在人民日报社的走卒鲁瑛回去就发动“批邪”运动，从１９７２年底到１９７４年底，整整批了两年。胡绩伟（当时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做出处理：胡绩伟发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红星公社团河南队劳动改造。至于周恩来，批极左，口头上不说了，行动上照做。国家计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指示：
１９６９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的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的破坏一直到“九一三”。１９７３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３１〕
◇ 反左倾的代表何以又成为左倾的代表
“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经毛泽东裁决，与王若水和很多人的愿望相反，统一于批极右，谁还敢言批极左？从此风向变了。１９７３年１月，北京市召开的“批林整风”座谈会上，强调“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口批＇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３２〕，谁批极左思潮就成了“别有用心的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北大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把１９７２年的批极左说成“右倾回潮”，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迟群在会议上说：“我们要警惕，有些人现在批极左，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社会主义。”清华、北大有一批教师被军宣队打成“内定右派”，本人也在其中。这个运动搞了三个月，后来就叫“三个月运动”。幸而“三个月运动”没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故技重演。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本应反左，为了打倒彭德怀，毛泽东强扭为反右。大跃进的狂热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从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到１９７２年，由于批极左，文革得以暂时喘息。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本应继续批极左，毛泽东强扭为批极右。１９７３年以后，又高歌“向左进行曲”，一路狂奔，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多次发生左倾路线，冒险盲动，几乎全军覆没。毛泽东是反左倾的代表，在危难中挽救了共产党，因而取得领导权。１９７２年底，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重提毛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说毛写了１０篇文章，现存９篇，批左批得很透，总有一天要把这９篇文章印出来。１９４９年夺取政权后，毛泽东自己却跌入左倾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从１９５３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起，他就走上了左倾的道路，在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地方和时间决意搞社会主义。为了维护这条左倾路线就不断反右，经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愈来愈左，至文革而达于极左。林彪从反刘少奇的右起家，独占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位置。林彪覆灭后，毛泽东、“四人帮”反林彪的极右。“四人帮”覆灭后，华国锋如法炮制，又反“四人帮”的极右。几十年来，共产党因不断反右而左倾路线一路延伸，愈陷愈深。
毛泽东作为反左倾的代表何以又成了左倾的代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毛泽东代表左倾，故他讳言“左”，一贯反右；实在说不过去，也要说“形左实右”，左的东西实质还是右。夫复何言！
批极左或批极右，是保卫文革的攻防战。唯恐文革遭否定，这是毛泽东的心病。
◇ 毛泽东自认一生做了两件事
１９７２年见了尼克松之后，直到逝世前不久，毛泽东与身边的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谈到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后一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听到他谈话的护士长吴旭君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３３〕这是一般人都会发问的。《毛泽东传》的作者妄评：“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３４〕怎么“不适当”？非常适当；怎么“不符合实际”？完全符合实际。１９４９年以前，２８年的奋斗做了多少事，可以归结为夺取政权这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应该说是两件事吧？他说是一件事，就是干暴力革命这一件事。１９４９年以后做了多少事，可以说是干社会主义这一件事。毛式社会主义，经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联动，引向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中的一件，而且是事业的顶点。１９３７年，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分，比作作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一生做了两件事与文章的上、下篇，完全是一个意思。也可以说，前一件事，即文章的上篇，是夺取政权；后一件事，即文章的下篇，是运用政权。毛泽东没有提到这两件事、文章的上下篇的相关性。为什么“持异议不多”的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在运用政权时做出来的事情会“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是更为深刻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否足以代表“下篇”？这是毛泽东自己清楚而许多人迷糊的地方。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毛泽东雄心勃发。他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刘少奇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反而被他指责为右倾。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发言，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求在１０年到１５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结果，不到３年，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国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按毛泽东自己的标准，也是“走得太快，左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均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３５〕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所不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推行空想社会主义的手段是说服和示范，说服不了，示范失败，只好散伙。毛泽东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企图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不服就压，因而造成灾难，结果下了地狱。
为了制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毛泽东又拿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来吓唬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地方“反资本主义复辟”，只能倒退到前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
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又发动一场一场的运动来对付矛盾，维护主观社会主义。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厄运，根源就在于１９５３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文化大革命遭否定，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一路翻案翻过去。被打倒的刘少奇、彭德怀和一大批老家伙固然会站起来；彭德怀站起来，大跃进就倒下去了；大跃进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要反也反不了”，大跃进一倒，反右派也靠不住了；反右派是所谓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维护１９５６年宣布的“进入社会主义”。由此一直要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自感“上帝给我下了请帖”（与基辛格语），来日无多，要对一生做总结，盘点自己的政治遗产了。他深为忧虑，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他干社会主义这一件事，终将毁了一世英名。
毛泽东极力维护文革，理由是什么？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主席在３月２５日（１９７３年）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３６〕
他说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是发动了文革，才揪出“刘少奇集团”，而是蓄意打倒刘少奇，才发动文革。不是在文革中揪出“林彪集团”，而是文革首先制造了“林彪集团”；“林彪集团”也不是文革揪出来的，而是自我爆炸的。林彪覆灭之前一直是文革的副统帅。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它不合乎事实，不合乎逻辑。文革是无法维护的。
◇ 孤独的晚年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连运动，运动套运动，都是为了维护无法维护的文化大革命，即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的后一件事。以后一个运动维护前一个运动，为了掩盖旧的错误又制造新的错误，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可怜的“伟大领袖”，在泥潭里苦苦挣扎，至死方休。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病重之际，召见华国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３７〕等人（有的版本提到还有汪东兴、毛远新），又说一生干了两件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３８〕
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盖棺定论”，语多唏嘘。“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到了“运去英雄不自由”的下世光景，无奈慨叹“只有天知道”了。此后，毛再也发不出“最高指示”了，这才是“临终嘱咐”。
毛泽东对“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忧心忡忡。他的政治遗产还是托付给以“四人帮”为骨干的一批人。几十年中，患难与共、生死之交的老战友都不见了。他把一大批人打倒了，自己也孤立了。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的《毛泽东传》的最后一章，题目就是“孤独”。
１９７６年，毛在黄昏岁月中度过最后一个春节。他的身边人张玉凤描述：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天上有几颗暗淡的星星。毛主席的住处笼罩在黑暗之中。没有客人，也没有亲人。……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３９〕
毛的晚景何其凄凉！
注释
〔１〕恰如我逝去的朋友张显扬所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见《开放》２００５年５月号。这是就毛泽东本人的动机而言，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延续下去，还有其他许多条件。
〔２〕出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初稿。１９９６年９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时，将“有损领袖形象”的内容删除，留作档案资料。见文学城。
〔３〕“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说，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阎长贵：《戚本禹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凤凰历史，２０１６／０４／２２－２３）这两句古诗出自唐人罗隐的七律《筹笔驿》。
〔４〕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１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７４年３月１８日。转引自《周恩来传》（２０１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８５３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８１５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
〔９〕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嘲笑知识分子“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这是典型的“理工不分”的论调。应该嘲笑的是姚文元自己，他连理科和工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理科根本不教“开机器和修机器”，工科教的也不全都是“开机器和修机器”。
〔１０〕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８５８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郭忠林罪行综合材料》，郭忠林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１２〕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２０２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同志谈话纪要，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２日。（误，应为１９７２年。）
〔１３〕王若水：《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又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６１４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权威的发布信息方式。“两报”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是《红旗》杂志。
〔１５〕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列举的反面看法，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３５７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６〕Laszlo Landany，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1971-1985：A Self-Portrait，Stanford：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8，p.355.
〔１７〕王若水（１９２６—２００２年），祖籍江西，生于上海，童年在湖南度过，抗战时期避难蜀中。１９４６年，王若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投身学生运动。１９４８年５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１１月国民党大逮捕时，转移到冀中解放区。１９４９年春，随大军回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１９５０年底，根据本人要求，调往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曾奉命批判胡适、梁漱溟。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批评邓拓“死人办报”的同时，表扬了王若水起草的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论。６０年代，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中，王若水和艾思奇为一方，反对杨献珍的“否定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点。文革中，王若水因主张批林彪的极左，反对张春桥、姚文元批极右，受到批判、撤职的处置，下放北京郊区大兴县红星公社团河南队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到人民日报社，被任命为副总编辑。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７０年代，王若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活跃一时。理论务虚会上的长篇发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广为流传。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演讲，王若水曾参与起草。事后，王又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周扬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举遭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尔后被免职。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邓力群点名，与周扬、胡绩伟、李洪林、郭罗基、阮铭一起，成为六个重点对象之一。１９８７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水与吴祖光被中纪委勒令“劝退”，王本人劝而不退，改为“除名”（中共的党章上并没有“除名”的处置）。他出版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反而成了畅销书。离休后，他多次到美国和瑞典访问，２００２年逝于波士顿。逝世后出版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
〔１８〕胡绩伟（１９１６—２０１２年），原名胡德恕，四川威远人。１９３６年在四川大学经济系学习时，参加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１９３９年赴延安。１９４０年后，任《边区群众报》主编，《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１９４９年，任新华社西北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１９５２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１９８３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与周扬、王若水、李洪林、郭罗基、阮铭一起，成为六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曾积极推动制定《新闻法》，没有结果。１９８９年，在天安门事件中，赞同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反对出兵镇压，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因而被撤销一切职务，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胡绩伟是当代中国自由化特别是争取新闻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主张“新闻的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为此冒犯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长期与之发生争论。
〔１９〕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６１６￣６１７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示，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１日、２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２０２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１〕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５７２￣５７５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３。又见《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１７８￣１８０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２〕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１９６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据《周恩来传》下册，毛泽东的谈话对象是张春桥、姚文元，２０２６页：“１２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那封来信中的观点，主张对极左思潮应当＇少批一点＇，当前主要应该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而《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说谈话对象还有周恩来等，第１６４８页：“１２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记录，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在大陆从事周恩来和文革史研究多年，出国前是大陆官方《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文革部分的执笔人。”（９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据此，《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的文革部分，都是高文谦执笔的。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的说法，何以有此出入？再一细究，《周恩来传》下册的《七十、批判极左思潮》一章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章节的作者是安建设（２１５９页），《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的《四十、十大前后》一章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章节的作者也是安建设（１７９７页），均非高文谦。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持有不同的说法，质疑依然存在。《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是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著作，不应有此瑕疵。高文谦在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来》，才是他自己的说法：“１２月１７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极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张春桥、姚文元整理的毛泽东关于要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３９２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据以上几处叙述分析，谈话对象应有周恩来，谈话记录是张春桥、姚文元整理的。但三个版本对毛的谈话的引述都过于简单。
〔２４〕王若水参与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哲学论战，他与艾思奇为一方，杨献珍等为另一方。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他没有参与。
〔２５〕《王若水上毛泽东书》附（一），引自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１８４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及《毛泽东全集》均不见此谈话。
〔２６〕同上，１８１页。
〔２７〕《桌子的哲学》是１９６３年王若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认识论的通俗哲学文章，影响很大。传说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２８〕鲁瑛（１９２７—２００７年），是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办公室主任，并非编辑人员。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爆发时被调到北京，作为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成员，进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工作组的成员相继离开，鲁瑛留下来成了实际负责人。１９７４年，张春桥、姚文元把他扶上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位置。此人文化水平不高，知识贫乏，出尽洋相，人称“草包总编”。读报念到“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念成“游戈”；说到志愿军炸坦克“履带”，他念成“覆带”；更可笑的是把洛杉矶念成“洛彬矶”，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他的讲话常引起哄堂大笑。鲁瑛把一些文句不通的稿子送周恩来审阅，周一面修改、一面摇头，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张春桥知道鲁瑛“弱得很”，但又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鲁瑛同志要支持”。粉碎“四人帮”以后，鲁瑛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２９〕吴冷西（１９１９—２００２年），广东新会人。１９３７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１９４６年进入新华社，负责国际部的工作。１９４９年任新华社总编，１９５１年任新华社社长。１９５７年取代邓拓兼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１９６４年，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文革初期靠边站，１９７２年恢复工作，为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之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新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汪东兴任办公室主任，吴冷西与李鑫、胡绳、熊复同为副主任。这个办公室是“凡是”派的据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上遭到批评、清算。未几，“凡是”派又得到重用。１９８０年，吴冷西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１９８２年调任国务院广电部部长。
〔３０〕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６２３￣６３７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１〕《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８９５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２〕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３１６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３〕访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４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４〕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８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５〕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１９５７》中“祸起总路线”一节（香港，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６〕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讲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５４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７〕王海容（１９３８—２０１７年），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之孙女。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入外交部工作，人称外交部的“五朵金花”之一。１９７１年７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森访华等重要外事活动；１９７２年５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１９７４年７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毛远新当“联络员”之前，她和唐闻生是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桥梁”。粉碎“四人帮”后接受审查。１９８４年４月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３８〕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４０２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１；《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２卷，１５０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８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毛泽东传》所据的是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的《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但叶并非亲历者，他没有提供出处。范硕在《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记载了这段话。“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之后，还有一句：“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１７９￣１８０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０。）范硕的这个版本，最早出现在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６００—６０１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只是把“紫金城”改为“紫禁城”。始作俑者王年一未注明出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文革部分的编者是王年一。他自然把《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话写了进去，但删去“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一句。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的《毛泽东传》（下）（８９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转引了《毛泽东传》中的这一段话，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之后，又多了一句：“我们占领了北京，拿下了金銮殿。”未注出处，也不见于其他版本。余汝信、曾鸣在《毛泽东“政治遗嘱”之疑》（《领导者》２０１４年６月号）中对王年一及其后引用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提出强有力的质疑，但还未达到证伪的程度。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有多次，即使６月１５日这一次证伪了，也不等于全都证伪。
〔３９〕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炎黄子孙》，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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