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北决扬”资料集序言
董塞塞：父亲董启强将军，文革中的“三进宫”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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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四期（zk2407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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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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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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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北决扬”资料集序言 印红标
【乱世人生】 父亲董启强将军，文革中的“三进宫” 董塞塞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二）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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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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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北决扬”资料集序言
·印红标·
这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群众运动期间湖北地区“北决扬”派的历史资料集。
提起“北决扬”，当下的人们恐怕闻所未闻，而在１９６７年之后数年的湖北，尤其是武汉地区，却是群众运动中广为人知的派别。“北决扬”人数很少却曾经掀起过不大不小的风波，其与众不同的激进观点及活动，在群众运动中引发激烈争议，为武汉军区主导的“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所不容，进而被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称为“反动思潮”“反动刊物”。口诛笔伐“北决扬”是湖北省批判“极左思潮”，压抑造反派，结束群众运动的重要一环。戏剧性的变化是不久之后，主持整肃“北决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受突发的林彪事件牵连而失势，甚至落马。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毛泽东谈话又提到整“北决扬”“搞过了一点”，于是又是一番波动。文革结束之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湖北省党委批准省法院的重审结论：“北决扬”不是“反革命组织”，相关个人作为个案分别处理。“北决扬”的首要人物鲁礼安“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
“北决扬”的名称来源于这一派别赖以活动的群众团体和报刊名称的缩写：“北斗星学社”“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子江》刊和《扬子江评论》报。“北决扬”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超乎一般群众组织的激进思想观点，包括对文革运动的形势、任务、党内斗争以及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判断。“北决扬”的观点与当时出现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等群众组织的思想倾向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及主流群众组织定性为“极左思潮”。“北决扬”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观点的关键词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官僚资产阶级、巴黎公社。他们认为文革不仅是政治革命还应当是社会革命。所谓社会革命就是：“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他们认为人民群众与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文革政治斗争的社会基础，因此“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这里的“社会革命”意味着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而不仅仅是党内路线斗争和打倒几个当权派等政治革命。这个观点超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文革的理论和任务。
在群众造反运动发动和高涨的三年，文革领导中枢没有提出中国存在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没有提出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任务，而是要求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说，要求群众参与党内斗争即政治革命；要求群众去批判和打倒领导干部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部分人，而不是整个党政领导群体。尽管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底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提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但是提法很快就改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最初三年的群众运动期间，中央文件、首长讲话和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一概回避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更没有提出过进行“社会革命”。显然，“官僚主义者阶级”和“社会革命”的概念很容易导致否定领导干部整体，导致运动偏离领袖和中央指导的方向。
在毛泽东步入垂暮的１９７５年，官方喉舌公开发表毛泽东１９６４年批示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同时发表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谈话，意在针对党内否定文革的意见，重在党内斗争，而不同于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群众运动“极左思潮”中出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湖北，北决扬）、以及“推翻十几年来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进行“社会革命”的呼喊（湖南，杨曦光）。“极左思潮”是激进青年自主延伸、阐发领袖的观点，重在分析领导阶层与民众之间的社会矛盾，幻想推动运动超越党内斗争的部署，向着他们理想的社会革命方向发展。１９７５年公开发表毛泽东“官僚主义者阶级”批示时，已不存在群众造反运动，那些数年之前提出“官僚资产阶级”的“北决扬”青年人继续是戴罪之身。
“北决扬”的另一个思想特征是推崇巴黎公社政权模式，不满足打碎原党政领导机构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认为，革委会只是临时权力机构，应当使其向巴黎公社式的崭新国家机器、革命政权过渡。群众运动中的巴黎公社观念来自文革发动阶段中央的提倡。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应当成为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其成员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进行选举；对其成员群众可以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制度激发了“革命群众”政治参与的热心与憧憬，一定程度削弱了基层党政领导当权派对运动的掌控权。但是当造反派群众夺权，当真要建立起“上海人民公社”的时候，领袖却否定了巴黎公社模式，转而要求建立“群众组织负责人、驻军代表、革命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有领导的协商取代直接选举。从这以后，谁再执着于巴黎公社直接选举的政权形式，谁就违背了领袖的指示，就要受到批判，沦为“极左”，“北决扬”就是一个典型。从文革的历史演进看，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后，接着是重建党委领导体系，全然没有了巴黎公社式选举的影子。当初提倡的巴黎公社民主选举，事实上成为一个发动群众的手段，不如意即予以抛弃。
“北决扬”对党内斗争，运动的发展方向提出的一些观点，或多或少背离中央领导意图。他们从激进造反派的立场不仅抨击保护老干部的周恩来，还暗批张春桥是“叛徒考茨基派”，因张春桥打压“炮轰”他的上海部分造反派。他们自以为是地套用共产党革命时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农民运动的先例，违背领袖对文革的指示，鼓吹在文革运动中进行“暴力革命”“重新建党”，寄希望于发动农民运动，将运动进行到底。他们思想的起点是毛泽东的某些论述，自认为领会并可以发挥领袖的思想，可以对社会政治现实和运动方向做一番分析和评论，而具体结论却偏离权威的理论阐释，与领袖的文革部署南辕北辙，不被允许。
“北决扬”案例展现了思想领域里控制与自主思考之间的矛盾冲突。文革群众运动中的越轨思潮带有明显的个性，不甘于亦步亦趋紧跟中央指示，而要自己琢磨出一些观点、理论，模仿青年毛泽东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然而，文革运动的“大民主”是定向的，有限度的，不是言论自由；若越出了限度，轻则被警告，重则遭关押。在文革最初的阶段，最高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抛开地方和基层党政组织体系，允许群众成立组织，在遵循最高领袖指挥的前提下，发表批评性的言论，似乎有了较大的政治言论空间。在“放手发动”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央管控与群众自发越轨言行的矛盾。那些激情澎湃的青年或许没有认识到，文革运动最终不能允许追随者像领袖青年时代那样尽情挥洒，“粪土当年万户侯”。
“北决扬”“省无联”等“极左思潮”对“官僚资产阶级阶级”的批判，对巴黎公社政权模式和民主选举的追求，反映了群众对逐渐发展的执政者官僚化及其压迫的不满，反映了群众通过直接民主选举限制和监督掌权者的愿望。湖北的“北决扬”比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多了些理论探索，比“省无联”多了发动农民运动的行动。对“极左思潮”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群众激情投入文革运动的社会政治根源。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对“官僚特权”批判和对民主向往的民间思潮在过往７０多年期间时起时伏。从１９５７年的鸣放、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的造反，到１９６９－１９７６年的民间思想潜流一路走来，一方面，其思想武器随时代更替表现了差异；另一方面，以政治参与和民主权利反制官僚特权的诉求不绝于耳，呈现出类同，其根基是体制性的社会政治矛盾。文革中造反群众，特别是“极左思潮”，或温和或激烈的批判言论，从领袖继续革命理论以及批判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话语中获取思想资源和政治合法性，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而未曾改变的是对官僚特权的不满和对言论、选举等民主权利的追求。详实的“北决扬”资料为实证性对比研究提供了生动的个案素材。
需要指出的是：“北决扬”等“极左思潮”作为文革思潮的一支，应当予以认真反思。“极左”派大体是不被承认而遭受打压的追随者，那些被斥责为“反动”的观点，不外是基于领袖的继续革命理论，进而从民间立场做了某些自主阐释，未能自成体系。他们的思想乌托邦色彩浓重：揭露批判有余，而实践性不足。
他们关于运动方向的主张，例如“北决扬”鼓吹的“暴力革命”，在现实中只能是加剧动乱。封闭的环境限制了一代人的眼界和思想深度，彻底走出文革的思路，才能有柳暗花明的天地。文革是当代中国历史中抹不掉的劫难，举国上下不论领导还是群众，不论青年还是老者，不论主动投入还是被动裹挟或者受害，几乎无人能够置身度外。记取文革的惨痛历史教训是中国转型进步的起点，是解放思想、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主要原动力之一。然而，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文革史研究、文革话题被视为敏感领域，随着时光流逝，封禁不仅没有松动，反而愈加严苛。常听到人们说：“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外国”，这不是杞人忧天，却也不尽如此。在文革研究领域的三支队伍，中国国内研究者、海外华人和外国学者，从来没有停止其研究和资料收集整理的脚步。国内研究者以其坚韧顽强的努力，突破压力、阻碍和风险，负重前行，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几十年来这些来自体制内外，专业或业余、在职或退休的研究者、亲历者，推出了一批回忆录、论文和文集、专著、资料汇编、网络刊物和网络专题讲座，在国内、海外或网络出版传播，向世界学术界展示了中国研究者的学术贡献和风骨，一种不曾磨灭的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超越功利的执着，如同疾风中的劲草，岩石缝中的青松。
文革运动与以往群众运动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领袖发动和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允许群众和群众组织印发传单、报刊、领导人讲话、甚至中央及地方领导机构半公开的公告文件，这些都是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当时，官方档案馆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冲击，对于群众自发出版物的收藏未必丰富，并且至今不对外开放。国内一些公共图书馆和院校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曾经将群众出版物当作革命运动资料专门收藏，保留下来，却也很难开放。因此，散落在民间并保留至今的资料，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资料亟待抢救性的整理。
目前有关“极左思潮”个案的资料十分欠缺，经收集整理的关于“北决扬”的资料寥寥无几，局限了研究的深入。这本内容丰富的“北决扬”资料集，是文革资料收集整理成果当中扎实厚重的一份，弥补了资料的不足和空缺，提供了“北决扬”个案研究的扎实基础。
李晓航先生多年专注于文革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不仅收藏甚丰，并且发表了论文《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等十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李先生在其收藏的基础上编辑的这部资料集，汇集了“北决扬”的大批言论，基本来源于第一手资料原件，并附录了李晓航先生编辑的《“北决扬”大事记》，为多方面研究“北决扬”事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在编辑过程中，李晓航先生以其史料学的专业素养，对“北决扬”资料进行了规范的整理和注释，使之十分方便研究者利用。毫不夸张地说，李晓航先生贡献给读者的这部资料集实为“北决扬”资料的集大成者，定会推动文革群众思潮研究的深入。
在祝贺李晓航新作付梓之际，期待李先生和同仁们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 来源：李晓航编注：《“北决扬”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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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父亲董启强将军，文革中的“三进宫”
·董塞塞·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这会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父母和自己带来什么灾难。我只是感到新奇，好玩，革命的热血沸腾，头脑被造反派的气流冲昏，脚步跟着造反派的节拍移动，被这股洪流推着不能自已，思想、行为、语言各个方面都变得不可思议。
当我父亲（董启强，当时为七机部二院党委书记——编按）被七机部二院造反派关到专政队时，有一天我去看他。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父亲低着头坐在那里沉思，造反派在旁边监视。我兴冲冲地在父亲面前大讲造反有理，唱造反歌，跳造反舞，父亲什么也没说，惊奇的看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感到自己不懂事，像“群魔乱舞”中的一个怪物。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深入，我渐渐感到风头不对，这造反派的矛头主要都是指向那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老干部。我父亲因为多次被造反派逼着戴高帽、游街、弯腰，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痛得不能走路，但是造反派还是逼着他去参加批斗会，我只好用自行车推着爸爸在造反派的押送下去院里参加批斗。
沿途，许多人看着我们，有的表示同情，但不敢说什么，到了院办公区的大门，哨兵仍然恭敬地立正向父亲、向他们的老首长行军礼，这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是学生，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去，只好待在院外等着。只听到大喇叭播放着批斗会的现场实况，造反派一一数落着父亲的罪行，不时传来“打倒走资派”“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扑扑落下……
父亲被批斗了几次后放回家里住，有一天傍晚，我妹妹董进进和父亲在二院礼堂周围散步。突然见她哭着跑回来泣不成声的大喊着爸爸被人抓走了。她说，当他们走到第一幼儿园的门口时，一辆小汽车停在了他们身边，下来几个人就把父亲推进汽车里。妹妹也钻进汽车决心和父亲一起走，尽管妹妹狠咬了他们的手臂，不要下车，但是他们几个人硬是把妹妹拖下了车。她追了几下，但是汽车屁股后一冒烟，转眼就无影无踪了，无奈只好回来通报情况。
我们家６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弟弟还小，大姐在文革初期就被逼疯。二姐因父亲问题航空学院毕业后不能留在北京，被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工作。我算在家的最大的一个，那时１８岁，我和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夜好长呀，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妈妈一夜没有合眼，连夜给国防科委军管小组领导粟裕将军写信，边写边掉泪。纸都被泪水淋湿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心痛得像刀割一样。第二天我立马把信交给谭联娜（空军副司令谭家树的女儿），她是我们班的同学。请她转交给粟裕的女儿，她也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班的。同时也把信给了程南征（父亲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政委），她也认识粟裕的女儿。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没有别的招了，只好闯闯了。
大约傍晚时分，我们家的司机送来一张纸条，他说是造反派逼着他把爸爸送往天津，然后用火车押送到上海七机部二院的一个工厂去批斗。之后又接到从上海航天局的一封信，是刘建章的儿子刘润生写来的，告诉我们他在上海批斗会现场看到了董启强。
这下知道了爸爸的具体去向。妈妈急得团团转，我自告奋勇要求到上海去找爸爸，我虽然长这么大也没有自己外出过（那时大串联还没有开始），妈妈也很担心，但是为了探听父亲的情况也只好同意了。
为了让妈妈放心，我和大姑姑的儿子董白岗一块儿坐火车踏上前往上海的路途。时值夏天，天气异常闷热，在上海我们住到大姑的朋友宁家，第一眼就看到他们家的男孩都打着赤膊，看见我进来，他们很不好意思，赶紧穿上衬衫。他们的房子很小，４个兄弟一个妹妹，很拥挤。但是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没有嫌弃我是黑帮子女。我和他的小女儿挤在一张床上。董白岗住了一晚就离开了上海。
我费尽千辛万苦，在父母老战友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儿子刘润生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被关的父亲。我带了面包、香肠给父亲吃，父亲消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神情，他没有告诉我他受到的各种残酷折磨。后来我知道，打耳光、跪煤渣，是在造反派们沿途鞭打下爬进批斗会场的。父亲的一个耳朵被打聋，另一个也被打坏。所以后来我们必须大声同他说话他才能听见。
为了更狠的打击父亲还让人们看不出来，他们用沾湿的马粪纸抽打父亲，让父亲痛得钻心，还不留痕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特殊技术的年轻工人们，在社会的动乱下变得人品扭曲，上当受骗，成了错误路线和“四人帮”迫害他人的工具。后来听说，是北京的９１６造反派让上海的造反派把我父亲打死不用送回北京了……
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时期，也是有很多主持正义，同情父亲遭遇的人。他们暗地里安慰我，帮助我。第二天我又去看我的父亲，但是父亲被转移了，我到工厂打听，最后几个老工人偷偷告诉了我。当我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父亲非常吃惊。我们谈了一会心，父亲让我转告母亲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虽然我点头同意，但是心里很是想不通，觉得父亲这种时候了，被整得这么惨，还是那么忠诚。
当我第三次兴冲冲的去看父亲时，造反派又把父亲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刘润生的帮助下，千方百计终于第三次见到了父亲，父亲看起来更加虚弱，疲惫不堪，父亲告诉我粟裕将军已下指示，命令立即用飞机将他活着送回北京。父亲让我先回北京，不要担心，回去报告这个好消息给母亲。我心里的一个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心里特别感激粟裕将军。
回到家里告诉母亲，爸爸很快会回来。妈妈紧皱的双眉终于舒展开了。不久父亲回到了北京。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今后还会有什么事继续发生。我们全家，尤其是父亲要继续坚强的面对。
之后，１９７２年父亲被解放，从专政队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关押他的人说，你们哪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专政，最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和看法。即使在专政队里，他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始终作斗争，所以父亲是被打最多的和最重的。最后连那些打他的造反派都不由得佩服起他来，说他骨头最硬，谁也比不了。
１９７３年１月父亲出来工作，任二院党的核心组长。他积极扭转被破坏的科研形势，解放各级被罢官的干部，拒绝了造反派的入阁，恢复科研形势，被造反派恨之入骨，编造出一个反党俱乐部“董柴反党俱乐部”，父亲再度被打倒，关进专政队。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父亲又被放出来。１９７６年父亲在王洪文、江青、李先念、纪登奎在中南海接见的批判会议上作为复辟的走资派的典型，给定了性，下发红头文件到全国。一场再次揪走资派的运动又兴起。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七机部造反派领导）、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七机部二院造反派领导）、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七机部造反派领导）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来源：《王洪文传》）〕
１９７６年中央发文件，定性董启强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开除党籍送北京郊区劳改，发生活费２００元。由于毛泽东去世，这一文件没有被执行。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才被放出来。
在文革中，父亲是少有的“三进宫”的老干部。９１６、９１５组织每天轮流批斗父亲以证明自己的组织不是保皇派达一个多月，又绑架到上海批斗，返京后关押长达８年之久。１９７８年得到初步平反，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３日父亲彻底平反的文件才批下来。
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和中共七机部党组又下发了“关于为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复辟资本主义俱乐部’假案彻底平反的决定”。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８日又作出“关于董启强同志家庭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将原来文革中的二院领导和群众组织诬陷的所有历史问题澄清，还历史本来面目。父亲才得到彻底解放。
文革结束后，多次见到父亲做恶梦，都是他被造反派毒打的情景，他大声地吼叫、抗争、搏斗，拍得床咚咚作响。
就是他在８４岁得了肺癌做手术出来时，当他清醒过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被绑架了，他大声疾呼，反抗着，几个医生、护士、战士都摁不住他。所有的人向他解释他没有被绑架，他都不相信，直到３０１医院的副院长来了向他打保票，父亲才相信平静下来。可见文革给父亲留下了最深的创伤。
我们的父亲不管是在战场上负伤（头部、胸部、腕部），还是在冀南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在挺进大别山的挨饿的最艰难的时期，在十年文革中，他都坚持斗争，坚持原则，克服一切困难，始终前进在正确路线上。这就是我们坚强的非凡的将军父亲董启强。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原题：董启强将军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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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二）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７c）
第三章 检讨标兵
冯友兰通过检讨来发声，变被动为主动。
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冯友兰在“老教师学习小组”会上做长篇发言，一连讲了三个上午。有一个正式的题目，叫作《自我揭发，自我批判》。〔１〕他事先写成稿子，像宣读论文一样。他总是和别人不同，检讨也是像模像样的。
他的发言稿有２４０００多字。当时统治北大的工作组命哲学系打印出来，达３６页之多，从哲学系拿去１０份，说是“要上报”，“上报”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冯友兰的检讨，不但是哲学系，而且是北大全校老教师中的独一份。冯友兰成了“检讨标兵”，这就是他“不沉默”所要达到的目的。
冯友兰一开始就说他的检讨是“自觉”的，是“自我起义”：
自觉革命就是自我起义，自己对自己起义。能起义就开始站在革命这边来。不然，就永远是革命的对象。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就是实行起义、实行跟自己的错误相决裂。我决定从抗战时期起，至现在止，就我过去的错误言行，分段批判。
他按历史程序分成七段来自我揭发、自我批判。这是冯友兰所有的检讨中最为全面系统的一份，对于怎样认识冯友兰及研究冯友兰怎样认识自己，都是很重要的。而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没有收入此文，《冯友兰自述》根本没有提到，蔡仲德编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提到了，但没有内容。在特殊的条件下，他透露了一些内心的隐秘，而后来又极力掩盖。在此，有必要向世人详为介绍（小标题是原有的）；只需介绍，不必多加评论了。
◇ 第一段 抗战时期
１９４４年（后来出版的《冯友兰自述》记为１９４３年），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区党部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实行宪政。信中有言：“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并言：“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拳拳之心，语带感情。据说蒋介石看了也为之掉泪，回信说：“有如此忠实的党员，有困难也可以克服，转危为安。”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２〕对冯友兰说：“即使你所写的一切都失传了，只要有这一篇文章就可以不朽。”冯友兰颇自得。他说：
后来我到重庆，蒋匪对我说：“要改良政治。”又说：“共产党的话，人们也不大相信了。但是我们主张政治解决。”
我还向蒋献策，说要抵制马克思主义最好是提倡正统哲学（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用蒋的“侍从室”的钱，在“中国哲学会”中设“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与贺麟办的“西方哲学编译委员会”相辅而行，宣传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在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大会，一个是国民党是大会。（《愚公移山》）我每读到这里，就觉得惭愧万分。我在当时是出席国民党的大会，并且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在一个晚上，还同蒋匪并坐看戏。还参加主席团一次讨论对共产党政策的会议，虚伪地决定，共产党问题政治解决。利用“政治解决”为幌子，实行反革命战争。
冯友兰的自我批判说：
由这些事，可见我是蒋王朝的忠实谋士，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替蒋匪出谋划策，深得他的赞赏。大字报说我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御用哲学家，反共老手，反动政客，这都是真实的。
大字报上的这些帽子，尺寸不一定合适。其实冯友兰本人也不见得心服，但他统统揽了下来，叫人摔不出新的帽子来了。
冯友兰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批判自己的哲学。抗日时期，有“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他说，他的哲学是引向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蒋匪１９４３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讲的就是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表的六本书，自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所讲的也是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是妄图把中国引向黑暗的路，引向老中国的前途。
冯友兰的哲学叫“新理学”，是程朱理学的翻新。他的“贞元之际所著书”共６本，第一本就是表达他的哲学纲领的《新理学》（１９３９年）。后五本依次为：《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１９４０年５月），“事”相对于“理”，“事论”相对于“理学”，《新事论》是《新理学》的实际应用；《新世训》（又名《生活方法新论》，１９４０年７月）论述处世术；《新原人》（１９４３年），在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中有三大部分，《新理学》讲自然、《新事论》讲社会、《新原人》讲人生；《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１９４５年４月）论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落脚到建立“新统”；《新知言》（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论述哲学方法论。总而言之，他说：
这个体系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哲学方面的反映，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在哲学方面的集中表现。它最适合于作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欺骗人民的工具。
冯友兰认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所讲的，是“封建道德加资本主义工业化（实际上是殖民地化）”。这就是冯友兰“师帝王”的根本所在。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也有人说：“这是准备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令。”均未得其精髓。冯友兰说：“我的那几本书，基本也是发展中国固有的东西，即封建的东西，结合资本主义工业化。”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请他去讲过两次课。他说：“我讲得比较细致，因此欺骗性也就更大。”
对“贞元六书”中的《新原人》，冯友兰说：“代表我在抗战时期的反动哲学思想最后的发展。”反动何在？
近来关锋同志认为我在抗战时期的哲学思想，由《新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新原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政治方面说，《新原人》特别提倡所谓“乐天”“顺天”。这就是叫被剥削、被压迫的人安于所处的地位，叫殖民地的人民安于奴役屈辱的地位，不反抗，不斗争。这真是麻醉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的最毒的鸦片烟。去年，我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博物馆。我的这些反动著作，就是蒋王朝在“文”的方面统治人民的“中美合作所”。
冯友兰对这个阶段做了一个小结：
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对于鼓吹和支持黑暗中国之命运的反动哲学，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很不彻底；对于其政治上的危害性，我还认识不够，甚至拒绝认识。这些反动哲学思想，还长期潜伏在我的心中，遇有适当气候，它就顽强地冒出来。这就是投降而没有缴械，遇有机会，就把枪拿出来，进行反攻。
“投降而没有缴械”，这个生动的比喻成了名言，其他老教授常常引用“冯先生说……”。
◇ 第二段 解放前后
解放前，国民党败局已定，冯友兰回忆自己的思想，有三点比较突出：
一个是：“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派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照现在看，这个思想是反动的。……
我还有个思想是：“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这也是一个反动思想。……
还有一个思想是，我自以为对于社会主义有所了解。我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苏修的技术官僚、精神贵族统治的社会。我想，我是专家、学者。在旧社会，政治上专家、学者是附属于帝王、资本家的，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更升一级，岂不也好。
冯友兰在检讨中给自己和别人扣了太多的“反动”帽子，为什么是“反动”？没有说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陈雪屏〔３〕从南京到北平，约清华的一些教授吃饭。席间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愿走的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包括冯友兰在内，相顾无言。
１４日早上，西北方向炮声大作。大家知道，解放军已经到南口了。中午，解放军就进到了清华北边的清河镇。学生们都登上宿舍的楼顶观战。下午，校长梅贻琦坐车进城，一去不复返了。〔４〕
北平和平解放时，冯友兰留下来了。为什么？他说：
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我的历史使我不可能对于革命事业有正确的认识，更不可能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正确的认识。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梅贻琦离去的次日，校务会议成员自动集合，商量应变事宜。因为前校长罗家伦离开清华后，冯友兰曾为校务会议主席，教授们再次推举他为校务会议主席，以周培源〔５〕为保卫委员会主任，率领校卫队维持治安。解放以后，校务会议改为校务委员会，冯友兰被任命为主任委员。他表示愿意服从人民政府，但也不骂台湾。“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他现在的检讨说：“其实，我对于共产党是面降心不降。”语出吴伟业（号梅村）的“身降心不降”。吴为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系崇祯皇帝钦点的进士第二名——榜眼。因降清入仕，被讥为“江浙五不肖”之一。
正由于“面降心不降”，冯友兰作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处事多失当。１９４９年１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清华，扔了１２枚炸弹。好在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多大财产损失。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却说，国军轰炸北平的共军炮兵阵地，损失惨重。党中央、毛主席给清华发来慰问电，冯友兰把它贴在布告栏了事，群众对此草率从事大为不满。４月，校务委员会改组，由叶企荪任主任委员。冯友兰写了一信，辞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的职务，理由是能力不胜。一党员干部对他说：“你说的理由不对，应该是政治上的理由。”他又写了一信，承认是政治上的理由。
冯友兰虽承认因政治上的理由辞职，但心有不甘。因为他还有个“进步包袱”：
我在１９３４年到过苏联，自以为很同情社会主义。回来以后，作了几次称赞苏联的讲演。蒋匪的宪兵第三团把我捕去，在保定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放了。我以为坐过监、带过手铐，自以为是左派了。不明真相的人也以为我是左派，比我更反动的人也说我是左派。蒋廷黻就说我是个 Sincere Leftist（真诚的左派）。我觉得这个帽子戴着很舒服。
其实，我在保定，他们叫我写一篇在欧洲旅行的情况，实际上等于一种自白书。我写了，这就是屈服。出来以后，清华教授会要为我这件事开会抗议。我怕事情闹大，私下劝说停止了。事后，梅贻琦叫我同他到南京去了一趟，见了些当时教育部的人，实际上是去请罪。
经过回顾事件和清理思想，他得出一个结论：“我背着一个进步包袱，直到现在才觉得是清算了。”
他看到有人在报上表态，拥护共产党，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久回了一封亲笔信。冯心中有抵触：
主席说，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我的进步包袱使我老想我也有进步的一面。主席说：“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我想：“我还能不实践吗？”主席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想：“我有什么不老实”，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没有回答我重新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主席的话，我只记住了一句，就是“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我就把思想改造一直拖下来，一拖就拖了十七年。
１９５１年秋天，冯友兰参加以丁西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他说：“这一次我受到的教育不小。”“有个印度人跟我说：中国进步这样快，印度一万年也赶不上。”
１９５３年，印度德里大学代表团访问北大。冯友兰记下了一位哲学教授在临走上火车时的感慨：
他初来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青年有一股热情和毅力是印度青年所没有的，他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故。现在他知道了，这是经过一个革命和没有经过一个革命的区别。他这话是说对了。
冯友兰确立了一个检验自己解放以后思想的“试金石”。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这两句话具有无边深远的涵义。对于这两句话的了解的深度是考验我们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以及理论水平的试金石。
冯友兰颂扬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无边深远”等说法，都是林彪的语言。冯友兰对这个阶段做了一个小结：
由于和国民党对比，又和印度对比，我逐渐认识以上所引毛主席的第一句话的意义。至于第二句话的意义，一直不认识或拒绝认识。以后几次“学术辩论”都是这种不认识的结果。
认识了第一句话的意义，即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第二句话不认识或拒绝认识，即思想上不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 第三段 抽象继承
１９５３年以后，冯友兰解放以前的著作受到批判，他也做了一些自我批判。他自认为并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主要的是由于没有突出政治，把批判只作为‘纯学术讨论’”。
我在１９３４年被捕后，往南京去了一趟。有个人对我埋怨国民党，说：“人家替你们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你们还逮捕人家。”我听了很不高兴。我当时自以为，我写哲学史是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其实这个人说的是客观事实。至于由《中国哲学史》发展出来的“新理学”，那是更明显的为蒋王朝服务的。可是我最不愿意别人这样说。
蒋匪拉拢我是他的事，接受他的拉拢是我的罪。他拉拢我是因为我的反动哲学能为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服务，我接受他的拉拢是因为我的反动哲学思想本来是为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所谓“纯学术研究”，完全是欺人之谈。
他说到解放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记住一些词句。自我批判也用上了这些词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由于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遇到适当的气候必然要冒出来。
这个适当气候，在１９５６年果然来了，那就是匈牙利事件。１９５６年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觉得大概是鉴于匈牙利事件，对于思想改造要放松一点，多搞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唯心主义，当然（对）新理学也开放了，心里觉得很轻松。对于毛主席所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教导，完全忘记了。
１９５７年，北大召开了规模较大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我就趁这个机会放出了一颗大毒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又发表一篇《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了同志们所称为的抽象继承法。
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是哲学界的盛事，许多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冯友兰在会上提出抽象继承法，是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之前的１月８日，整风反右中他就沉默了。他对抽象继承法分三点进行自我批判。
第一，为什么要强调继承？冯友兰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精神是批判旧世界，批判一切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可是我讲历史首先着重的是继承，唯恐历史上有什么东西失传了，这个立场就是与无产阶级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一方面不愿意看见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被消灭，竭力为它们找出路；一方面也看不起无产阶级，认为他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非向剥削阶级学习不可。
第二，为什么要抽象？冯友兰说：
抽象继承法特别看重抽象，实际上是以谈哲学遗产继承形式使“新理学”的主要思想复活，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攻倒算。
抽象继承法认为一个思想的阶级性不是它的本质，一个思想有其抽象的超阶级意义，从古到今一直传下来。在不同的时期中表现为不同的阶级形式，这些形式是可变的，但抽象的本质是不变的。这正是毛主席所批判的，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这个“道”就是“新理学”所说的“理”，抽象继承法通过继承问题重新肯定“理”的存在。这是直接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攻倒算。
到文革时他才承认，抽象继承法是构造“新理学”的方法论，经过不断地抽象，才能造出万事不变的“理”来。
第三，抽象继承法的危害性。冯友兰说：
抽象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主张抽象继承的人，讲的是抽象的东西，可是等到举实际的事例，教人学习的时候，就还是具体的东西。
他批评吴晗也是以抽象继承法讲道德继承的，并揭露《海瑞罢官》宣扬封建道德抽象继承的欺骗性。冯友兰对抽象继承法的批判：
我所讲的抽象继承也是要使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登台，而又是用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为资本主义复辟作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是他自己及其他新儒家的典型手法，借助资产阶级哲学方法论的新花样，推销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一边是“全盘西化”，一边是“坚守国粹”，形成两个极端。新儒家在两者之间，他们也常常谈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但认为中国古已有之，就是将儒家的一些概念抽象化，然后与现代概念对接。
冯友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重新申明：《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很不妥当，但是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三松堂自序》）。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批判。１９８２年访美之际，《中国时报》刊出采访记《与冯友兰谈他的哲学观》。文中说，冯友兰１９５７年提出“抽象继承法”之后，“挨了２５年的骂，冯先生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呢？‘没有’，冯先生说：‘我仍然坚持凡哲学命题都要先经抽象，然后才能继承。’”他是反复无常的，每次反复，他都能讲出道理来。
◇ 第四段 人性论
１９５１年访问印度以后，冯友兰自认为逐渐认识了毛主席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不认识第二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不认识第二句，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第一句，由于思想上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以后便一再冒出来。不过他善于选择时机。
１９５７年，他看出右派分子想凭口舌之争跟共产党“轮流坐庄”是不可能的。他没有参与鸣放，民盟开会批判章罗同盟也没有发言。教研室里批判张岱年的右派言论，冯友兰轻描淡写地说“是他很少到外面参观的结果”，有时间就搞业务，忙于他的“名山事业”。他自己承认：“在反右斗争中，我是蒙混过关的。”
１９５８年，讨论教育改革，他冒出来了，发表反对意见。他将意见写成文章，题为《树立对立面》，登在《光明日报》上。现在他说：“竟然要同党的方针政策对立，这猖狂到何等地步！”他是有算计的，１９５７年他就不“猖狂”，没有自动充当“对立面”。《树立对立面》受到批评，他又缩回去，立即发表《取消对立面》，但他承认：“实际并没有取消”。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树立对立面”不断遭批评。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冯友兰出版了一本题为《四十年的回顾》的小册子。前面有一首题诗：
奋笔当时信有由，
根源一一细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顾，
四十年间作逆流。
冯友兰常常以“对立面”“逆流”的姿态，以“回顾”“检查”的口吻，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冒出他的“新理学”。他说：
我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遇见适当的气候就又冒出来。这个适当的气候，就是１９６０年以后的困难时期以及由此而起的大反复和复古思潮。
１９６０年批判巴人〔６〕的人性论时，冯友兰在教研室的会议上讲确有抽象的人性，大唱反调。
我的理由大概是这样说的：衡量一个言论是否是真理，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衡量一个行为是恶是善以什么为标准呢？有的同志说，凡是符合历史进步的行动就是善的行为。我说这不解决问题，还得有个标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
冯友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找到一些谈论人性的话，“认为行为善恶的标准就是人性”。他自我批判道：
这样一来，抽象的人性就成了离开社会各种制度以及其中具体的人，独立存在、永恒不变的东西。这岂不又成了新理学所讲的“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跟董仲舒所讲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的“道”又是一类的东西了。
凡是讲抽象人性的人，若果一谈到他所说的人性的内容，他所谈的其实就是他的阶级的道德。孟子谈性善，表面上看，他是谈抽象人性，可是其内容就是封建道德，仁、义、礼、智等。我所谈的抽象人性，若谈到其内容，必然也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一套。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一概否定人性、人道、人权，对人性论的批判是不正确的；但作为批判对象的人性论，其说不一，并非都是正确的。冯友兰的人性论就是和“新理学”、抽象继承法一脉相通的。他承认：“这又是新理学的反攻倒算。不过这次反攻倒算，多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人性的论述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伪装”，而是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反对它，并非错误。
第五段 籍孔子的僵尸，向毛泽东思想反攻
１９５８年，冯友兰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其中《孔子》一章，１９５９年在教学改革中特别受到批评。冯友兰说：“当时我心里想，我的讲法是根据历史事实，你们的讲法是根据教条，不肯接受意见。”
１９６０年以后的困难时期，尊孔思想活跃，山东还开了孔子讨论会。第一次孔子讨论会，冯友兰没有参加，寄去了一篇论文，题目为《论孔子》，内容就是中国哲学史课程中《孔子》一章。会后，刊登在７月２２日和７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虽经批评，基本观点坚持不改。８月２６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教改中学生批评冯友兰讲《孔子》的文章。第二次孔子讨论会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举行，冯友兰参加了。他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再论孔子》，一篇是《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并在会上做系统发言。《再论孔子》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孔子》一章。他承认，《中国哲学史新编》“比讲课中更加吹捧了”，把以前《新原人》中讲孔子的修养境界的部分也抄进去了。他在检讨中说：“这就是以研究中国哲学史为名，企图使新理学复活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对《孔子》一章的自我批判是：
一，孔子是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祖师爷”。两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都用孔子的思想统治人民。对于孔子，应该是暴露，而不是歌颂。我讲孔子，基本上是歌颂。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家，打倒孔家店，作了许多暴露工作。我讲孔子是企图为他辩护，修复已经被打倒的孔家店。
二，我讲孔子，特别宣扬他所讲的仁就是“爱人”，这就是宣扬“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人类之爱”。
三，过去一切统治阶级所讲的“人类之爱”都是欺骗。我却说，孔子所讲的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欺骗。
四，我在讲孔子一章以及后来的辩论文章中，着重讲在春秋时期，奴隶以外的其他各阶级的“共同利益”。
五，毛主席说，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我却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治统”与“道统”是并行的。
冯友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他说：“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想，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类的书哲学味重，你们又不通外文，很难看懂。这在表面上是对当时批判我的人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说的。”
冯友兰说，这个时候吹捧孔子，是跟当时的复古主义逆流相适应的，“在我的灵魂深处，其反动的意义，还不止此”。
“新理学”一套反动哲学，是把中国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素都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取其中最毒的毒素，用资产阶级哲学方式，组织起来。当时地主阶级中有人称之为“新论语”。我听见很高兴。我想，我的著作是“新论语”，我就是新孔子了。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后来我所说的“抽象继承”，就是这个“提炼”思想的掩护。“抽象继承法”就是妄图证明“一个哲学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具体地说，就是我的“新理学”的“新统”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
冯友兰认为“治统”和“道统”是并行的，“治统”虽经朝代变迁，孔子的“道统”是不变的。他的“新理学”是新的“道统”，故曰“新统”。《新原道》的最后一章就是“新统”。冯友兰说：“这个题目暴露了我当时的狂妄。”中国的千年“道统”，在他身上成为“新统”，当初欲为国民党的“治统”提供“新统”，后来又说也可以为共产党的“治统”服务。“服务”，说得好听，其实就是为共产党的“治统”提供“新统”。两者都是为了“应帝王”。
照我所说的抽象继承法，孔子的“道统”不是也可以“抽象继承”下来了吗？我不是自以为“新理学”是继承孔子的“新统”吗？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治统”之下，“新理学”的“新统”也可以存在。即使共产党的“治统”有所变化，而新理学的“新统”则是可以永世长存吗？我发现我的灵魂深处竟是这样的反动。我的思想若不彻底改造，我不知道更要堕落到什么地步。
我本来以为，在帝国主义面前我还是爱国的。这是一种假像。我原来的一套反动哲学思想本来是为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是走狗的走狗。解放以后我还坚持这套东西，这是卖国。我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也是祖国的罪人。
他说，孔子为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劳动人民，骗了两千年。
而我还要继承他的衣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光天化日之下继续欺骗人民。
万万不能允许这样的欺骗，一定要把我这样的骗子手打倒、打烂、打碎。我也要把自己打倒、打烂、打碎。
第六段 近一二年的错误言论
冯友兰列举了１９６４年后的错误言论，主要是：在民盟的会议上，有人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然要经过暴力革命，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但是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可以通过和平演变，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什么道理？冯友兰给予解释：
农民有两面性，一面是劳动者，一面又是小私有者。党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符合农民的利益的。但是农民的私有思想一时不能完全消灭，所以容易走回头路。
他接着自我批判：“这完全是对农民的污蔑。”“苏联所发生的和平演变，主要就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越南进行和谈。他认为，这是用阶级调和的办法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由此引申：
我想，中国哲学史中，统治阶级的哲学家都是主张阶级调和的。
他接着自我批判：
阶级调和论是有的，阶级调和是不可能有的。孔子、孟子所讲的仁和仁政，以及近来人们所讲的合二而一都是阶级调和论。统治阶级越讲阶级调和，阶级矛盾就越加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哪里有可能调和？
第七段 自我鉴定
他重新强调前面六段的结论，最后说：
像我这样的人，在一般的形势下，竟是被迫还不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这才有所觉悟。党对我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真是无微不至。可是我不改造，就是不接受党的政策，以至同无产阶级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我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期望。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国人民。我愿意接受党和国家给我的任何严重处分，愿意接受人民对我的任何严厉批评。我决定重新作人，……。
冯友兰自我贬损，自毁形容，献媚权势，迎合潮流。为冯友兰辩护的人，都轻松地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虽然是形势逼人，但在同样的形势下，冯友兰的表现与别人不同，在哲学系“老教师学习小组”中没有第二人。他是被动中有主动。
注释：
〔１〕施京吾在《人文之殇：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中云：“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人民网；又见《冯友兰诞辰１２０周年：文革之殇》。没有人对冯友兰提出“要求”，完全是他出于不甘沉默而主动采取的作为。好些有关冯友兰的文章中的“‘文革’遭遇”，仅仅是作者的想象。在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编著的《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册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记载：“奉命开始在哲学系会上作长篇发言，……”（６７１页）奉谁之命？这些都是为冯友兰开脱之词。
〔２〕雷海宗（１９０２—１９６２年），河北永清人。１９２７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教授。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称之为“反动教授”。１９５７年，雷海宗被打成右派分子。冯友兰是按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戴的帽子给４０年代的雷海宗定性。１９５７年的大鸣大放中，雷海宗说：“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１８９５年。”１８９５年是恩格斯逝世之年。他的意思是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所谓“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的超越当世之论，过了多少年才为历史所证实、被常人所理解。
〔３〕陈雪屏本是北大教育系教授，后为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现在是“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画”三人执行小组成员，另外两人是傅斯年和蒋经国。
〔４〕在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的飞机，１４日载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人飞走了。梅贻琦是１２月２１日作为第二批“抢救”的学人南飞的。
〔５〕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年），江苏宜兴人。著名的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１９２４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１９２６年春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同年底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秋，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沃纳·海森堡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博士后研究。１９２９年，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夫冈·泡利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博士后研究。１９２９年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休假期间，赴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并参加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１９３７年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周培源受校长梅贻琦之托，安排清华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４０年代，转向湍流理论的研究。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先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后参加海军军工试验站的鱼雷空投入水的军事科学研究。当局规定，参加军事科学研究的必须是美国公民。周培源不愿做美国公民，美方只得迁就他。１９４６年，周培源去欧洲参加牛顿诞生３００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他还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选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理事会理事。１９４７年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担任教务长。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担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常委。１９５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担任过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中，抵制陈伯达批判相对论。他说：“狭义相对论是驳不倒的；广义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是批判。”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撰文号召教育和科学界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批邓”中，一批著名科学家被裹挟进去，周培源拒不表态。
〔６〕巴人（１９０１—１９７２年），原名王任叔，作家，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康生的指使下，１９６０年起，从文艺界开始，批判巴人作品中的人性论，以后扩大到思想界各个领域。
第四章 表态高手
中国社会流行“表态”。表态，就是拥护权威，以示臣服。冯友兰不仅善于检讨，也精于表态。检讨是对自己的，表态是对别人的。有时，冯友兰很巧妙地将检讨与表态融为一体。
◇ 冯友兰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冯友兰向哲学系文革副主任赵正义交出一张纸条，是从他家后面的窗户缝里塞进来的，上面写着：
马思聪〔１〕已经出走香港，即将去美国。如果你也有此愿望，我们可以帮助你。明天晚上到这里来取你的回话。
冯友兰战战兢兢地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决不去美国。”还说：“我的大儿子冯钟辽在美国，我多次劝他回国，我自己当然不会再去。”
赵正义问：“你的大儿子怎么去美国的？”
冯友兰过分敏感：“我的大儿子去美国跟我没有关系。”
赵正义说：“我没有说跟你有关系，只不过随便问问。”
冯友兰做了解释：抗战时期，冯钟辽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他和西南联大的许多同学一起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在缅甸远征军当翻译官。远征军回国后，送他去美国进修。不久，抗战胜利了，他留在美国继续上大学。
冯友兰是老谋深算的。他大概以为那纸条是红卫兵对他的试探，一个劲地表态，献忠心。
北大校文革的保卫组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冯家四周隐秘处布防，准备抓特务。守了一夜，没见到特务的人影。干这种事情的人，不会没有一点机警，可能一直注视着冯友兰，知道他到哲学系办公室报告去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毛主席号召向走资派夺权，引发全面内战，动乱升级。造反派忙于打内战，疏于监管，一些“黑帮分子”跳出“牛棚”，趁机逃亡。
那个时期，冒死偷渡，时有所闻。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高曼君所生，与陈延年、陈乔年为同父异母兄妹），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不堪凌辱，冒死投向怒海。她把自己绑在一个汽油桶上，泅水漂流，１０小时后到达香港。到了香港还怕广州的红卫兵来追杀，没来得及与胞弟陈鹤年一见，又匆匆去了加拿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关愚谦，盗用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和签证，乘国际航班离开了中国。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逃出生天，多数人被抓住，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死刑。投奔苏联和朝鲜的，即使出了国境也没有找到生路。北大西语系学生顾文选，当了右派又成反革命，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等于终身监禁。文革中逃跑，越境去了苏联，但被遣送回国，１９７０ 年判处死刑。
◇ 工宣队骂冯友兰“笨蛋”
１９６８年８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后，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教职员工集中住到学生宿舍，不准回家。哲学系所有的教师都住在３８楼。冯友兰、王宪钧、汤一介和我同住一室。〔２〕汤一介和我是中青年，睡上铺；冯友兰、王宪钧是老年，睡下铺，免得爬上爬下。
我们每天都要“早请示”，每次“早请示”都会玩出一些花样来。有一天“早请示”，由红卫兵监督，让有问题的人排成一行，自报“头衔”。轮到冯友兰，他自报：“我叫冯友兰，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对，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重报！”冯便改口：“我，我，我是反动学阀。”接着是洪谦。他怕被说成避重就轻，径直就报“反动学阀”。红卫兵又说：“不对，你还不够资格，你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洪谦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又说：“不对，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还有一天“早请示”，最后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按节拍挥小红书。冯友兰不合节拍，乱挥一气。军宣队的陈某发现了，把冯友兰从队列中叫出来，厉声斥责：“冯友兰，笨蛋，挥小红书都不会！看我是怎么挥的。”陈要冯再来一遍，冯挥得还是不合节拍。陈说：“回去多练练，你们房间的人负责教会他。”当时冯已年逾古稀，军宣队如此粗暴对待老人，我们都看不过去。回到房间，汤一介和我对他好生安慰，谁知他本人却若无其事，开起会来，又带头发言，诚恳表态，说：“乱挥小红书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恭敬，罪该万死。”王宪钧悄悄地对我说：“冯先生是炉火纯青了，我做不到。”
◇ 冯友兰善于找题目表态
节日、生日、纪念日等都成为冯友兰表态的机会。
１９６９年８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赋诗表态，登在《新北大》校刊上。没有别人表这个态。
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
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哲学系革命委员会成立，冯友兰又赋诗表态：
其一
锣鼓声喧喜溢洋，新功灿烂继前光。
主席当年亲题记，大字报中第一张。
其二
交织心中愧喜情，昨非今是严分明。
像章光彩盈怀抱，照我阳关道上行。
这一年，冯友兰写了许多表态文章，主要的有：《一丘之貉——从路线斗争的历史批判我和刘少奇的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狼狈为奸——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批判我和蒋介石的狼狈为奸》《以改造的决心和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到的教育和所得的收获》《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政治简历——解放前我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向孔家店反戈一击，兼批刘少奇的黑六论》《批判我的教育思想》《所谓“教授治校”的反动本质》等。
１９６８年进校的４５８７部队军宣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尔后１９６９年８３４１部队的军宣队进校。１９７０年３月，８３４１部队的军宣队总结“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三个经验，由毛主席批发（北大作为“六厂二校”之一，据云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冯友兰赋诗表态：
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批北大总结经验
其一
万类欣欣齐向荣，春风和煦近清明。
燕园更有红光照，主席亲批树典型。
其二
北大原为老大难，工军领导换新天。
一切归功毛主席，精神威力大无穷。
其三
三千桃李出燕园，革命路途宽又宽。
“分配”又赢新胜利，“总结”定有第四篇。
１９７０年５月，冯友兰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作词一首，调寄《西江月》：
东方红曲嘹亮，真是响彻云霄。
嫦娥吴刚喜相招，细赏革命音调。
环顾亚非拉美，燎原烈火遍烧。
亿万人民把首翘，共仰红星高照。
这一年，冯友兰又写了几篇表态文章，计有：《驳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兼批我所放的大毒草＜新事论＞》《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和收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文化大革命中的收获”有三：第一，“认识自身过去的罪行之严重性”；第二，“开始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第三，“觉得这毛泽东的伟大时代，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有广阔的天地，极其光荣的任务，极其光明的前途”。
１９７１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５０周年，如此重大的节日，少不了冯友兰的诗兴，而且是一再表态：
敬贺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
调寄浣溪沙，师毛主席《卜算子·咏梅》词意。
飞雪坚冰正岁寒，阳春浩荡到人间，东风吹彻五十年。
五十年来催花发，千红万紫遍宇寰，丛中梅子笑开颜。
咏梅
调寄卜算子，师毛主席咏梅词意，再贺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
发在众花先，唤起群芳悟。战胜严冬雪与冰，开辟芳菲路。
开路接春天，又把春留住。大地苍茫有沉浮，长是春为主。
１９７１年，冯友兰又写了表态文章多篇，主要的有：《我在１９７０年中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先验论的批判和对于我自己的先验论的自我批判》《关于突出政治的一点体会》《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于我过去的反动哲学体系的自我批判》等。
１９７４年，冯友兰趁国庆表态，发表《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刊于９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并作诗一首，向国庆献礼：
故国四千载，新邦廿五年。
奇花开古树，异彩耀今天。
友盈三世界，义反两霸权。
批林批孔后，飞骑更着鞭。
１２月初，于７９岁生日，冯友兰作诗自寿，又成为对“批孔”的表态：
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
尚未及半数，不为晚着鞭。
尊儒风未息，批孔战方酣。
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
◇ 政治运动中更是积极表态
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１０月，冯友兰及时表态，写成《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３年第４期。１２月３日和４日，《光明日报》转载，加编者按：冯友兰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是一个进步，值得欢迎”；《北京日报》等全国其他报刊亦相继转载。冯友兰在前一篇文章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一向保护‘孔家店’的。在解放前这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在解放以后，这是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对孔子的认识。我现在对于孔子的批判也是对于我自己过去保护‘孔家店’的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批判。”
这一表态是冯友兰命运的转折，由此开始成为“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梁效”的顾问。
他又连续写了两篇“批林批孔”的表态文章：《“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从孔子的文艺观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和中庸之道》。
１９７５年２月，冯友兰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刊于２月４日的《光明日报》，一再表态要做“马前卒”。文中说：“去年我的两篇批孔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接到很多群众来信……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我写了《咏史廿五首》，其中最后一首说：‘我原是一尊儒者，喜随工农步后尘。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归根到底这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随着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普及深入地开展，我这‘喜随工农步后尘’的心情体会越来越深。在１９７４年初冬我按捺不住这种兴奋的心情，又作了一首诗，题为《言志》：‘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尚未及半数，不为晚着鞭。尊儒风未息，批孔战犹酣。愿奋一枝笔，奔走在马前。＇我要用我的一枝笔，参加战斗，跟随工农主力军做一个马前卒，效一点奔走之劳。”
１９７６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以《孔老二的“拨”和走资派的“扭”》为题，说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孔老二的“拨乱世，反诸正”，搞复辟。在一次会上，他又说邓小平“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的脚印走，是地地道道的复辟狂”。
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广场上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生的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冯友兰写了一首长诗，题为《天安门广场几个苍蝇碰壁》，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是“碰壁苍蝇”“害人之虫”，他们要使“神州再沉沦”“国家变色颜”“中华随逆流”，最后赞叹：“害人之虫誓扫尽，捉鳖那怕下五洋。碰壁苍蝇大惊慌，捣乱失败至灭亡。”〔３〕９月１日，冯发表《批邓必须批孔》，刊于《人民日报》。
◇ 江青的关怀和冯友兰的献诗
早在１９７３年８月中，谢静宜就转达江青对冯友兰的问候。同年１０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成立时，江青点名要冯友兰参加，也有人说是毛主席钦点的。两者可能同为真。在成立的会议上，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交给冯友兰，说：“江青同志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２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出席者为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大批判班子。主持人江青与每个人握手时，特地对冯友兰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会后，谢静宜通知冯友兰赴外地开会，地点和内容均保密。他与“梁效”的人一起坐上火车，到站一看是天津。第二天一早，宣布三项规定：第一不准写信，第二不准打电话，第三不准上街。搞得极端神秘。江青来，讲了两个钟头。下午，冯友兰因左腿丹毒复发，住进医院。他在医院里也没耽误表态，躺在病床上作咏史诗１８首，回后京又续作７首。共２５首，发表于９月１４日的《光明日报》。其中，第１１首云：“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特别引人注意。
１９７４年７月，冯友兰出席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获江青所赠李贽的《四书评》线装本一部。
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后，８月４日晚，江青在迟群的陪同下到北大。在党委所在的四院前，下车伊始，江青对围观的人群说：“同志们，你们生活得好吗？过得好吗？”接着又说：“你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走在前头，抗震救灾也要走在前头。”本来，迟群说：“东震西震，不能妨碍‘批邓＇。”“唐山是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中的１００平方公里，是８亿人口中的１００万人口，要摆正‘批邓’与抗震的关系，用９０％的力量搞‘批邓’。”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师生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开赴唐山，以专业知识开展宏观考察，抗震救灾。迟群横加指责：“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去？”华国锋去了唐山，“四人帮”为了抢抗震救灾的旗帜，腔调变了，迟群也跟着变，第二天就讨论派北大师生１２００人去唐山。
江青说，她来北大的目的是要看看几位老先生，头一个就是冯友兰。从四院到冯友兰家，不过２００多米，江青的随从说：“不行，走的路太多了。”于是驱车前往。在冯友兰的抗震棚，还有魏建功〔４〕在场。江青说：“我来看看你们这些老先生。你们不要惊慌，老年人要带这个头，抗震要有长期的准备，至少一个月。”有人问：“毛主席身体好吗？”江青说：“主席身体很好！”这时离毛去世只有一个多月，报纸上说他“神采奕奕”，实际上气息奄奄。江青还说：“我一定转达大家对主席的问候。”这又是谎言。其实，她已经多时见不到毛了。她见毛还要通过秘书张玉凤提出请求，毛报以“还是不见为好”。
江青走后冯友兰献诗云：
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
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冯家四代人都激动起来了。冯友兰意犹未尽，又作一首：
四世同堂不寻常，况又同谢党中央。
愚公当日移山业，也是全家战太行。
他把江青的看望当“主席关怀”，喻之“旭日”；再谢“党中央”，江青又等于“党中央”了。
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５日，奉江青之命，北大在东操场放映电影《欢腾的小凉河》。这是当年拍摄的一部新片，其中把邓小平的一些言论当作走资派的台词来批判。放映前，党委书记王连龙发表讲话，“感谢江青同志对北大师生的关心”。江青还特地关照北大党委通知冯友兰去看电影。冯友兰已经是８１岁高龄的老人，他怕看露天电影会受风寒，没有去。第二天江青到清华，派人接来冯友兰，关心地问他：“我推荐的电影，昨天你看了没有？”冯说没有。江青说：“预报昨夜有地震，让你看电影是为了避震，没有明说。”
◇ 抓住一切机会歌颂毛泽东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冯友兰、翦伯赞。翦伯赞没有听到传达，自杀了。军宣队赶紧向冯友兰传达，他记下了：“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５〕冯听了军宣队的传达，立即写一首《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呈上：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
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
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军宣队为了上报冯友兰的表现，开了一次批判会，让他表态。最后，军宣队问：“触及你的灵魂了吗？”
冯答：“触及了。”
又问：“深刻吗？”
“深刻，深刻！”像演戏对台词。
此后冯友兰感恩戴德、阿谀奉承之作不断。
寿星明（沁园春）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日出韶山，云起井冈，风行延安。
如雄鸡一唱，声彻大地，睡狮猛醒，威震人寰。
发展马恩，继承列宁，史无前例夺文权。
论贡献，问千年万国，几人并肩？
世界革命当前。杖指挥从容谈笑间。
看亚非英雄，前赴后继，美苏纸虎，外强中干。
彼尽凶顽，我有正义，胜负已分在战先。
愿领袖，如方中红日，永远经天。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冯友兰为毛泽东７７岁寿辰献诗一首，请军、工宣传队转呈。
今日成功大，当年预见先。
精神变物质，旧国换新天。
寿考南山并，威望北斗悬。
帝修临末路，世界有延安。
冯友兰在颂毛的同时，不忘克己，什么“罪行深如海”“深痛多前罪”，脱口而出。
毛泽东７８岁寿辰之际，冯友兰又赋《韶山颂》３３首。最后一首写道：
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
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更无才情赋新章，标语口号凑成诗。正巧，翦伯赞自杀后，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的也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同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表态不同：一个是邀宠，一个是决绝。
毛泽东看了冯友兰的诗和信，满心欢喜，１９７１年６月５日托谢静宜向他表示感谢并致以问候。冯激动不已，再作诗，又托谢静宜转呈：
感事（七绝一首，１９７１年）
１９７１年６月５日，毛主席派人来云：“你给他的诗，他看了，谢谢你。向你问候。”不胜感激，赋此回呈毛主席。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
１９７６年６月８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作为“文化大革命赞”。文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强大的武器，是中国人民的传家之宝。”写颂诗一首：
革命烘炉火正红，烧除旧事布新风。
斗争武器无穷数，都在韶山四卷中。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下午，听到毛泽东逝世的广播后，冯友兰的第一句话是：“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上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当日赋诗一首：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存宏文在，灿烂照征尘。
９月１１日，冯友兰发表《长怀化雨恩》，刊于《新北大》校刊；９月１７日，又刊于《人民日报》。９月１８日，参加天安门前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当场赋诗一首：
纪念碑前花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９月２８日，冯友兰发表《再纪化雨恩》，刊于《光明日报》。文中说：“毛主席从来对于我的思想改造的每一进步，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每一进展，都极为关心，并给我以热情的鼓励。我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继续修改和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在文革中创作的表态诗有近百首之多。冯友兰的辩护人常说他的检讨、表态是被迫的。看，这类言为心声的诗词，是被谁所迫？
冯友兰自述：“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他的祖父、伯父、父亲、姑母均有诗集行世。冯友兰承袭家风，也喜欢作诗。他知道：“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不是诗。”〔６〕冯友兰急于表态，作诗连“完全符合格律”都做不到，按他自己的标准，这难道“是诗”吗？
注释：
〔１〕马思聪（１９１２—１９８７年），广东海丰人，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早年赴法国求学，入巴黎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１９３２年回国。他用西洋音乐手法，抒发中国感情，创作了《摇篮曲》《绥远组曲》《西藏音诗》《牧歌》《新疆狂想曲》《塞外舞曲》等多部著名音乐作品，１９３７年创作的《思乡曲》，被称作中国２０世纪的经典音乐之一。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文革中遭批斗、凌辱。迫害他的红卫兵，恐怕大多是唱着他作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成长的。１９６７年１月逃亡后，康生和谢富治指示成立“马思聪专案组”（又名“００２号专案组”），调查马思聪的逃亡，株连马家和太太王家的亲属数十人，家破人亡，连马家的厨师贾俊山也被判了刑。１９６８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１９８５年得以平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１９７１年７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会见周恩来时，周向他问起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近况。周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０日，因心脏手术失败，马思聪逝于美国费城，享年７５岁。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按照本人生前愿望，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的骨灰由亲人护送返回中国广州，魂归故里。其实早在１９４８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邀马思聪赴美，遭拒绝；文革中，冯思聪冒死逃亡，还是去了美国。生前去美国，死后又回中国，他的一辈子，用生命和热血演奏了《思乡曲》。
〔２〕施京吾在《人文之殇：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中云：“他于８月底９月初被工宣队诳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引自人民网。还是这个施京吾，前面说文革初期冯友兰被关入“牛棚”，这里又说１９６８年对冯友兰“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完全是瞎说。
〔３〕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原诗找不到了。
〔４〕魏建功（１９０１—１９８０年），江苏如皋人，字天行，别号山鬼。１９１９年考入北京大学，以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学习期间，是著名文字学家钱玄同的得意门生。１９２５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后为讲师、副教授、教授。１９３５年，出版《古音系研究》，这是魏建功的代表作。４０年代，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１９４５年，台湾光复后，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兼任台湾大学特约教授。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由于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大多不能讲国语。魏建功和诸多专家的努力工作，在台湾推行国语卓有成效。（此处“国语”指汉语，而且仅指汉语。这是一个大汉族主义的概念。中国除汉族以外还有许多兄弟民族，汉语以外的多民族语言都是中国的国语。藏语、维吾尔语等等难道不是国语而是外语？仅以汉语为“国语”，或以汉语等同于“中文”，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１９４９年以后，“推行国语”的口号改为“推广普通话”，才是准确的。北大中文系的全称是“汉语言文学系”，这就对了；简称“中文系”，这又错了。）１９４８年，回北大任教。１９５０年，魏建功组建新华辞书社，兼任社长，并主持《新华字典》的编纂。１９５３年，《新华字典》发行，成为适合于广大群众需要、深受欢迎的工具书。１９５２年，受聘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下设的文字改革研究会，为１２名委员之一，投入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为文字改革做出重要贡献。１９５５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１９５９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古典文献专业，６０年代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文革中，魏建功被人揭发“反鲁迅”“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受到冲击。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被吸纳加入“梁效”，前罪尽消。
〔５〕这一段话，引自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１卷，１５７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但关于毛对冯及唯心主义的评论，诸书引述互异。百度百科的“冯友兰”词条中记载，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还有另一种记载：“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２４元，最多的给４０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０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０卷，３１４—３１５页，香港，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此处断句不对，应是：“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毛泽东传》的记载应该比较准确，但未引原话：“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全会（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５３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但《毛泽东文集》第８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的１９６８年部分，均没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有关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篇目中也没有讲到冯友兰、翦伯赞的段落。
〔６〕冯友兰：《冯友兰自述》，４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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