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一）
牟志京：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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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五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三期（zk2407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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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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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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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一） 郭罗基
【往事非烟】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牟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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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一）
·郭罗基·
序言
我本来打算写两本书，一本是《冯友兰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兴亡》。在构思提纲的时候，发现两者的内容交集，写起来重复必多，不如将两者合一，以《“梁效”顾问冯友兰》为题。这个题目是一箭三雕。本书的关键字是三个：冯友兰、“梁效”、文化大革命。论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冯友兰，不能不涉及冯友兰与“梁效”的关系；论说“梁效”，不能不涉及“梁效”与“四人帮”的关系；论说“四人帮”，不能不涉及“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关系。所以，研究冯友兰这个人物，可以窥知宏大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段。冯友兰是我的前辈，也是北大哲学系的同事，我对他有切近的观察。从冯友兰这一滴水也可以映照出文化大革命的海洋。
冯友兰初为“反动学术权威”，后为“林批批孔”的革命权威；阶下囚翻做座上宾。他是一个值得研充的典型人物。冯友兰的发达是因为攀上了“梁效”。
现在的“８０后”“９０后”年轻人，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梁效”。
“梁效”是两校大批判组的诨名，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是古今中外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的写作班子，曾经独霸文坛，呼风唤雨，控制思想，左右舆论。“梁效”的成员是一伙“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叙述“梁效”的兴亡，首先是为了明真相、存史实：同时也是为了探究产生“梁效”的条件，以及如何消除这些条件，防止再生“梁效”。
我亲身体验到“梁效”的猖狂，终于又见证了“梁效”的灭亡。
我是有资格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的。在文革的浪潮中，我就批了冯友兰，批了“梁效”。我也有条件系统地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哲学系掌权，积累了揭批“梁效”和审查“梁效”的材料。但是，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已经晚了。
文革中，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各方面大力整顿，扭转乱局，使人们看到了希望。１９７５年下半年，形势忽然逆转。１１月，从清华、北大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整顿”戛然而止。“梁效”是急先锋。我为中国的时局忧虑，心中十分愤慨。当时我正在课堂上讲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很不喜欢这本书，教学小组的教师们大多不愿讲这本书，推来推去，推到我头上。我是教学小组组长，推不掉了。这本书是批唯心主义的，好在可以借题发挥。果然，机会来了。我在批唯心主义时联系实际，批了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风头正健，但他的唯心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冯友兰是“梁效”的顾问，我就说冯友兰把唯心主义带进了“梁效”。其实不能这样说。我是以冯友兰为跳板，跳到“梁效”头上。有一点困难，因为列宁批的主观唯心主义，冯友兰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联系起来不大贴切。工农兵学员是不难对付的，他们没有从哲学上提出问题。而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向领导检举揭发。哲学系工宣队头头张某在全系大会上疾言厉色地说：“郭罗基不批刘（冰），不批周（荣鑫），批起‘梁效’来了。我们要跟他辩论！”“梁效”是碰不得的。那时节“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我成了“大辩论”的对象。我被赶下了讲坛，由黄枬森接替。我担任的大学里最小的官职——教学小组组长也被撤职了。
工农兵学员参与的“大辩论”是大吼大叫。我不说话，他们逼着我“表态”；我一说话，又“打态度”，指责我“极不老实”。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不好的，我也不指望他们说我态度好。那种辩论是靠取消对方的发言权取胜的。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了，行不行？”工农兵学员说：“不行，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那种辩论又是强加于人的。
迟群在一次办公楼礼堂的干部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喊叫：“有人批‘梁效’，你是好汉站出来！”我早已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不在场，故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批“梁效”的不是好汉。
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对批判对象总是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全面揭发，叫作“搞臭”战术。最有效的“搞臭”材料是男女关系、贪污腐化等等。因为在我身上找不到这些材料，就有人挖空心思地提出：“他给儿子、女儿取名都包含反动思想，要他交代。”我给儿子取名郭听雷，给女儿取名刘观云。按当时的标准，确是有点“反动思想”。儿子出生于１９６７年，正当文革的高潮，“听雷”意为“于无声处听惊雷”，是诅咒文革的。１９７６年，敲响“四人帮”丧钟的四五运动中，有人写了一个剧本，剧名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女儿出生于１９７１年，当时我凭直觉感到政坛将有风云变幻，果然三个月后发生了林彪葬身沙漠的“九一三”事件。“观云”的意思是“坐看风云变幻”。有朋友调侃说我们家是“政治气象台”。这一切都不能说。挨整的人往往自证其罪，承认了就会戴上“思想反动”的帽子。我忽然急中生智：“给儿子、女儿取名是什么意思？听，‘五洲震荡风雷激’，所以儿子叫‘听雷’，看，‘四海翻腾云水怒’，所以女儿叫‘观云’。你们说，‘包含反动思想’吗？”那两句是毛的诗，谁敢说“包含反动思想”？全场都哑了。我心中暗自好笑。
“四人帮”利用清华、北大两校搞事。从清华大学批刘冰点火，北京大学继之而起，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火往上烧。批刘冰，提出“追风源”，追到教育部长周荣鑫，又从周荣鑫追到邓小平。然后策划“名点批邓”，最后打倒邓小平。
“点名批邓”完全是阴谋。先是从清华开始，北大紧接，制造舆论，似乎“点名批邓”是群众的要求，向政治局施加压力，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的决定。运动的名称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清华、北大，“点名批邓”先从小范围暗中开始，逐步升级，层层扩大，从秘密到公开。
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７日中午，周培源差他的大孙子到我家，说：“爷爷请你马上去一趟，有急事。”还有周老手书一纸。我立即骑上车，跟他到周家。周老坐在客厅等我，说：“今天上午，党委常委开扩大会，搞‘点名批邓’，气氛很紧张。我没有发言，下午还要接着开，怎么表态？”周老是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我说：“你怎么表态都不得体。拥护批邓吧，讲点不痛不痒的话，是言不由衷：反对批邓吧，立即成为‘大辩论’的对象，又寡不敌众。你还像上午一样，不表态。不讲话，叫人莫测高深。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由于周老在会上一言不发，第二天，党委派简报组的两个人，手持纸笔到周家，说：“你在会上没有表态，可能时间不够。你补一个表态，我们可以写进简报上送。”周老说：“我有话在会上就讲了，会上不讲就是无话可讲。”那两个人轮番威胁利诱：你表态，对你和家人如何如何有利；你不表态，对你和家人如何如何不利。周老依然一言不发。那两个人猛抽烟，满屋子乌烟瘴气。僵持了一个小时，他俩只好告辞。
党委常委开了７次扩大会议，一次比一次扩大，最后扩大到２０００人。
３月４日，召开全校大会，进行“点名批邓”。尔后，人人必须表态：谁不表态就同谁进行“大辩论”。我在与人谈论中朗诵了南宋陈亮的词，他在一片妥协苟安声中沉痛地喊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我说：“２０世纪的中国人也应有一个半个耻于向权势屈服的吧？”我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就是“大辩论”的对象，“点名批邓”不表态，又罪加一等。本来是每天“辩论”一次，现在是每天“辩论”两次。
中共中央发出１９７６年五号文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在清华、北大，五号文件没有向群众传达，因为两校的运动早已超过五号文件了，但特地向我一个人单独传达。那时我因情绪愤激，导致胃出血，住在医院里。哲学系工宣队拿着文件到病床前向我传达，要我表态。我说：“知道了。”“没有了？”“没有了。”工宣队警告：“对中央文件的态度，是个严肃的问题，你要好好考虑。”工宣队传出去，郭罗基对“批邓”的表态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一个“批邓”积极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讲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来历？”“过去皇上批奏折就是用这三个字。”工宣队恨恨地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
党委书记王连龙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北大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言下有罪大恶极之意。很好，比一个半个还多了一点。北大就有两个，别提“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了。即使在北大，恐怕也不止两个，只是我们两个比较引人注意罢了。大多数人的“批邓”表态，不过是在压力之下的逢场作戏，听说有人居然敢于不表态，反而受到鼓舞。
周培源是国际著名人士，不能把他怎么样。“批邓”积极分子的火力集中到我身上。白天，接受“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劝说。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还要难熬。白天的“大辩论”不让我讲话，我或是横眉冷对，或是闭目养神，省得动脑筋。晚上，面对亲朋好友的劝说，既不能横眉冷对，也不能闭目养神。他们都是一番好意，劝我：“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讲假话。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他们还说：“将来总有你讲话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都是古训，不好反驳。但人各有志，我不赞成他们的处世哲学，又不得不违拗他们的好意，内心很痛苦。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靠边站”已将近一年。没有工作，工宣队却勒令我每天要到哲学系所在地３８楼去“上班”。大学教师不是坐班制，本来是不用上班的。工宣队把上班当作惩罚的手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抓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１０月１０日深夜查封“梁效”。查封“梁效”时，我在现场。
粉碎“四人帮”，我得以翻身。哲学系的师生推举我为“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掌了大权，人称“哲学系临时政府首脑”。
“梁效”是个神秘组织，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揭开内幕。我保存了一批审查“梁效”、审查北大“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内部文件，很有价值，应加以利用，不使湮灭。
至今有关“梁效”的书只出了一本——《“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作者是“梁效”中人范达人，自说自话。我这个当年“梁效”的反对派，是不是应该也写一本书？
我想写“梁效”，写“梁效”顾问冯友兰，久有此意。我的写作将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尽量给出文字依据。但所有材料都留存在南京家中，我１９９２年出国后，２０多年不准回国，无法获取材料。我儿听雷，特地从上海到南京，费了好大的功夫，将家中所有的书籍和材料编了一个索引。我根据索引，定所需的书籍和材料，由家人陆续寄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报刊文章，互联网上搜索不到，小弟耀基、好友秦伯益又帮我复印、扫描，用电子邮件传来。他们助成了我的写作。我于２０１６年动笔，撰写《“梁效”顾问冯友兰》。正当完稿之际，２０１８年６月遭遇车祸，肋骨断了４根，并伤及大脑。打开手搞，好像不是我写的，故而写作停顿。过了很长的时间，我忍着病痛，重操旧业，凭借巨大的毅力，终于完稿，由此又耽搁了一年多。
我写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更不是戏说，虽然有些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因为那时的现实就是荒诞不经的。我也注意细节的描写，历史的真实往往就在细节之中。
为了说明“梁效”和冯友兰活动的历史背景，我对“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详加考证，梳理了来龙去脉，阐明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叙述不见于正史。我的努力，为存信史。
揭示和记住荒诞的历史，是为了避免荒诞的历史重演；研究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于美国奥马哈
◇ 附：冯友兰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４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９５岁。冯家为祁仪镇望族首富。祖父有田１５００多亩，家中常开二三十人的饭席。冯父台异连中秀才、举人，殿试为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戊戌科第三甲第一百九十三名，即末名进士，授湖北崇阳县知县。冯友兰初读于族中私塾，背诵古文，练就童子功。少年时代，就读于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武昌中华学校。１９１２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１９１５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转文科哲学门，学中国哲学，１９１８年毕业。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考上公费赴美留学；１９２４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１９４６年，赴美国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１９４８年末至１９４９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１９５２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历任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和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中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二章 靠“聪明的唯心主义”度过文革劫难
冯友兰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安然无恙。不管党委统战部怎样动员，他既不鸣也不放。谁都知道他是老右派，本蛇就是不出洞，“阳谋”奈我何！他还嘲笑有些右派分子“想凭口舌之争和共产党轮流坐庄”。内部政治排队，把他列为“中右”。即使戴不上右派帽子，也要让他与“右”沾点边。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一来，精明如冯友兰也难逃一劫。因为章法变了，不是搞“大鸣大放”，而是看人头上的“帽子”。“言论罪”转为“身份罪”。１９５７年的“大鸣大放”中，说话就有罪，到了１９６６年，不说话也有罪。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只要你是学术权威，没有不反动的；只要你是当权派，没有不走资的。一律揪将出来，打倒在地，踏上一脚。其他头上有帽的什么“分子”，也在劫难逃。奇就奇在，正是在文革中，“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翻过身来，成为“批林批孔”的革命权威，当上“梁效”顾问，又被钦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友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值得研究的一种典型人物。
◇ 大号“反动学术权威”——“二冯”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７人在大饭厅东墙贴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引起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激烈争斗，反对者占上风。６月１日晚８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份大字报。此举被视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份大字报被毛泽东说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大校园沸腾了。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宣布：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
６月２日以后的三个星期中，北大被批斗的干部和教师多达２３０人。哲学系的“二冯”——冯定〔１〕、冯友兰是北大全校大号的“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初期，哲学系尚能控制局面，没有发生乱批乱斗，只是建立了一个“老教师学习小组”，由青年教师王湘波负责。但每天校外有几万人涌入北大，〔２〕冲击了正常秩序。各种载人的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数公里。“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节目。人们除了看大字报，还要到处寻找“黑帮”，因为在本单位没有见识过“黑帮”。找到了“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就揪出来批斗。所谓批斗，无非是辱骂、起哄，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常常进行人身侮辱，揪耳朵、打耳光。总理办公室曾派人来看翦伯赞〔３〕，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条，就是斗我的时候，让大人来斗，别让小孩来斗。”
冯友兰参加了“老教师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多数是中国哲学界的精英。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有一项莫名其妙的措施：只保留北大一个哲学系，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撤销，把有学问的人调到北大哲学系。这个小组的成员是：
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冯友兰（教授）、黄子通（教授）、张岱年（副教授）、朱伯昆（讲师）（１９５６年后没有评定职称，当时的讲师年纪都不小了，故列入“老教师”）；
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任华（教授）、洪谦（教授）、熊伟（教授）、郑昕（教授）、齐良骥（副教授）、张世英（副教授）、王太庆（讲师）、张颐（教授，久病不出）；
逻辑学教研室：王宪钧（教授）、李世繁（副教授）、晏成书（副教授）、吴允曾（讲师）；
美学教研室：宗白华（教授）、邓以蛰（教授）；
心理学专业：唐钺（教授）、沈廼璋（教授）、周先庚（教授）、沈履（教授）、桑灿南（副教授）、邵郊（讲师）。
金岳霖（教授）和贺麟（教授）本来也是北大哲学系的，哲学研究所成立时调去当研究员了。
文革前，北大党委就很注意哲学系的老教师，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
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首屈一指的唯心主义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第一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４〕
冯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的教授。该教研室都是中青年教师，只有他一个老教师，但他一向被认为是“老干部”，而不是“老教师”，故不在“老教师学习小组”中。他每天被校外闲人揪出来批斗数场，导致厌世。
１９５７年１月，冯定调来北大。此前，他是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马列学院一分院是为外国共产党（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培养干部的机构。后来发现，脱离本国的实际，从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就像当年苏联为中国共产党所培养的干部那样，大多成了教条主义者。
１９５６年，马列学院一分院撤销；二分院是培养国内干部的，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毛主席对冯定的安排有指示：“就当一个教授，不要当领导。”他主张，冯友兰可以讲他的唯心主义，让冯定讲唯物主义，两家唱对台戏。谁知课堂上的对台戏没有唱起来，冯定的讲课并不吸引人。文革中“二冯”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同唱一台戏，但有不同的唱法。冯友兰唱唯心主义，默念心中的“理”，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若无其事，倒也自有一番淡定。冯定唱唯物主义，注视外部世界的现实，又看不到希望，就想了此一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但并非唯物主义全部都是真理，唯心主义全部都是谬误；也不是唯物主义一定有用，唯心主义一定无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有“聪明的唯心主义”，也有“愚蠢的唯物主义”。说对了，冯友兰能够渡过文革的劫难，靠的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冯定不想活了，就是“愚蠢的唯物主义”。当然，更多的是“愚蠢的唯心主义”和“聪明的唯物主义”。
冯定曾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发现及时，经抢救，没死。尔后把他藏在北大“校文革”所在地一院的楼上，保护起来，由青年教师彭燕韩看着。一来避开校外闲人的批斗，二来防止他再度自杀。有一天，我在厕所突然遇见一个人，胡子半尺长，仔细一看竟是冯定。四顾无人，我悄悄地问他：“你还好吗？”他说：“我在这里坐牢，度日如年！”我劝慰他：“外面很乱，你在这里是安全的，耐心地待些日子吧。”说来奇怪，挂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牌子的地方，成了青龙白虎堂，谁也不敢冲击。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牌子都被砸烂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就显神威了。红卫兵明知冯定在楼上，没人能把他揪出来。
哲学系本系没有开过批斗会。那个“老教师学习小组”，把他们聚在一起（有时在哲学系办公室，有时在冯友兰家的客厅）学习，避免了校外闲人的批斗，客观上起了一点保护作用。〔５〕
◇ 冯友兰会不会自杀？
冯定自杀后，人们关注“二冯”的另一冯，冯友兰会不会自杀？哲学系心理专业〔６〕的教授沈廼璋〔７〕留学法国时，在巴黎的胡子比赛中得过三等奖，平时小心修剪，爱护有加。红卫兵勒令：“把你的洋奴胡子剃了！”冯友兰也留有胡子，他留的是鲁迅所说的因地心引力向下垂直的中式胡子。冯友兰闻讯沈廼璋剃了心爱的洋胡子，他也赶紧剃了从１９３９年留起的长胡子。这两个人，胡子一剃，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沈廼璋为原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院系调整前是燕京大学“骂人团”〔８〕的成员，肃反运动中免不了受冲击，后来虽然“落实政策”，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他说：“我临死前要把亲人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终于摆脱了共产党的统治！＇”这本是家里的私房话，不知怎么被揭发了出来，这还了得！他被挂上“反共老手沈廼璋”的大牌子，勒令在校园里自动游街。游了一阵子，自杀了，并没有把亲人叫到床前。人们又担心：冯友兰学沈廼璋剃了胡子，会不会学沈廼璋也去自杀？哲学系的同事叫王湘波：“快到冯家去看看。”
◇ 冯友兰说：“自杀不是人”
文革初期，北大自杀的人不是很多。人们有经验，运动初期戴的帽子不一定牢靠，还要看运动后期怎样落实政策。１９６８年８月，军宣队、工宣队９进校后，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文革初期戴的帽子非但没有抖落，反而有加高、加大之势。一些人以为这就是“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绝望了，纷纷自杀。每有人自杀，校园里就刷一条大标语：“×××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样的大标语有四十多条。〔１０〕直到年底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来调查。除了已经自杀的，“牛棚”里仍关着８００多人，另外还有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单独关禁闭的（本人也在单独禁闭中）。总之，“阶级敌人”占了当时在校人数的１０％以上，在教职员工中占了将近４０％，坐实“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上面发话要纠偏。特别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主席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冯友兰、翦伯赞的名，说“这些人是有用的”。刚说完就死了一个。军宣队的负责人说，不能再让冯友兰自杀，否则对不住毛主席。哲学系军宣队陈某找冯友兰谈话，军宣队愚蠢，冯友兰迟钝，转弯抹角谈了半天不开窍，陈某急了：“直截了当说吧，你可不要自杀啊。”冯友兰回答：“我决不自杀，自杀不是人！”〔１１〕陈某一听，放心了，笑着调侃道：“你自杀就成鬼了，当然不是人啦！”冯友兰从来没有想到自杀，所以连冠冕堂皇的话都不会说。
◇ 冯友兰为什么不会自杀？
汤一介的回忆录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唐代高僧禅宗六祖惠能（６３８—７１３年）的一个四句偈——郭〕。我们相对大笑。”〔１２〕
冯友兰真是唯心主义到家了，他对于批斗、抄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冯友兰因前列腺炎肥大，小便不通，往阜外医院诊治无效，转协和医院。因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得住院，１５日发生尿中毒。对于自己身上的病痛，不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了。老夫妻俩坐困愁城，几经周折，才住进北京医院。但第一次手术后医院的造反派夺权，即令出院。冯友兰挨批斗时，手里还提着尿瓶。经哲学系文革联系疏通，于２月底再进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冯友兰获哲学系文革通知时动了感情，与老妻任载坤相对而泣。
１９６７年４月４日，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锅煮。批斗的对象有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蒋南翔（教育部长）、吴子牧（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宋硕（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北大党委书记、校长）、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翦伯赞（历史系教授、北大副校长）、冯定（哲学系教授、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友兰（哲学系教授）、朱光潜（西语系教授）。这次大会我没有参加。听人说，陆定一、周扬等老干部看起来都很痛苦，只有冯友兰面无表情，好像在练马步气功。批斗之后，他就做一套自创的健身运动，活络筋骨，以矫驾“喷气式”之僵直。人们见到他在院子里做操，就知道他又被批斗了一场。
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说她的父亲“身上有仙气，就是万事想得开”。燕南园里最想得开的两个老头，一个当然是５７号的哲学家冯友兰；还有一个就是６６号的美学家朱光潜〔１３〕。朱先生爱散步，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叼着烟斗的驼背老人在校园里缓缓踱步，就是他。他还有一样怪脾气，上门拜访，不出５分钟，他就把你晾在客厅，独自上楼，回书房去也。在校园里散步时同他聊天，却不论时间长短，有时，以至于家人出来寻他，喊他回去吃晚饭。我就是常找他散步的机会和他讨论问题。他曾赠我一副对联：“持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文章。”想必这也是他本人的处世哲学。自从他当了“反动学术权威”，校园里久不见他的身影。一次偶遇，我问：“现在你不散步了？”他说：“现在散步有了风险，说不定被人揪住，随时批斗一番。我现在找个僻静的所在，改行日光浴了。”好心情，散步有风险，改行日光浴，照样健身体！我含蓄地说：“您多保重！”他说：“你放心！毛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我再加一条：相信自己！”他曾公开宣称：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想得开靠的就是“聪明的唯物主义”。
他们想不开的邻居６４号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就自杀了，５５号的哲学家冯定自杀未遂。５０号的向达〔１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版本目录学家，１９５７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文革初期，在劳动改造中发病，无人搭救，凄然死去。他还没有来得及选择“想得开”或“想不开”，生命就结束了。
最想不开的要数中国近代物理学开山祖师的人物之一饶毓泰〔１５〕，人们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自杀。据传，有人说他“里通外国”。文革中，这类吓人的罪名多了去了，最后是落实不了的。主要是他的个性刚烈，不容玷污。有人说他像玻璃，通体透明，坚而易碎。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优点变成了缺点，以致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任人贬损又不惮自我贬损、毫无尊严的人，缺点成了优点，反倒是“适者生存”。
这些想得开的和想不开的，都是一级教授。想不开的翦伯赞，是因为逼着他揭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他说“实在交代不出来”，宁可赔上自己和夫人的老命，不讨好、不害人、不上钩、不造假。想得开的冯友兰，后来背叛自己的祖师爷孔夫子，新儒家忽然变脸，成为批孔反儒的干将。他们为人的态度、人生的意义，岂可以“想得开”或“想不开”来区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著名科学家赵九章自杀。周总理听到汇报后，立即命开列“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但事实上无法保护，饶毓泰就在“保护名单”上。尔后“重要科学家”自杀、被杀者仍时有所闻。
◇ 红卫兵抄家
冯友兰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无数次，大多是校外中学的红卫兵干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抄家、揪斗成风，明明是黑色恐怖，却称“红八月”。在４０多天里，北京大学被抄家的有４０７户，其中教授１３４户，副教授５９户。〔１６〕北京市被抄家的达３３，６００多户，被打死的有１７００多人，所谓“五类分子”８５０００多人被赶出北京。〔１７〕
冯友兰有个爱好：收藏中国古代兵器。他的先祖石泉公是清道光年间的武秀才，因而家中刀枪列阵，还有护院拳师，教年轻子弟舞枪弄棒。冯友兰自幼年时就喜欢摩挲古代兵器，久居北京，收罗了一些古董，曾在清华大学举办过展览。１９４９年后，这些古董大多献给博物馆了。他曾捐献２４９件明清时代兵器和一百多支箭。他说：“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内，在旧兵器那一部分中，有许多我能认出来是我收藏过的。”〔１８〕冯友兰的长子、美籍华人冯钟辽，于２０１５年９１岁高龄时，特地率一家三代八人，从旧金山到北京，参观国家博物馆中他父亲捐献的古代兵器。
冯家尚有秦代的刀剑、唐代的执拂等。《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向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红卫兵上阵以来，所向披靡……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不知哪来的一支红卫兵队伍，审问冯友兰：“为什么私藏杀人武器？这些杀人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用？”让他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请罪。冯友兰平时说话就口吃，西南联大的学生嘲讽说：“冯先生上课，一句话在黑板上写完了，口语还没说完。”红卫兵拍桌子、打板凳，气氛紧张，冯支支吾吾，更是说不清，于是对老人动手动脚。这时，住在隔壁的文革中搬进冯家的物理系年轻女教师敲打板壁，嚷道：“午睡时间，不要吵醒我的小孩！”那边厢静了下来，救了冯友兰的急。
哲学系负责“老教师学习小组”的年轻教师王湘波到冯友兰家了解情况，只见一片狼藉，古玩全都没了，连厨房里的“六必居”（北京的老字号）的咸菜也被抄走了。王湘波在垃圾堆里发现一张单据，是英国银行的存款（后来了解是冯友兰的著作在英国翻译出版的稿费），红卫兵盗贼不识英文，幸免了。他收起来，代为保存，日后归还。王问冯家老太：“为什么不打扫一下？”回答说：“反正还要来的。”这一时期，５３％的教授中、８０％的中层干部均被抄家。〔１９〕
据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末至９月初，北京的红卫兵就抢劫了３３６９５户家庭，〔２０〕斩获黄金１０·３１万两、白银３４·５２万两、现金５５４５·９９万元、珠宝首饰６１·３６万件。〔２１〕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抢劫的规模，这只是上交给中国银行的数字，没人知道红卫兵给自己留下了多少。
抄家的红卫兵收走了钥匙，冯家的衣物拿不出来，入冬后冯友兰挨批斗时只好身披麻袋。
◇ 冯家门口贴了一张挡驾抄家的告示
冯友兰接到红卫兵的一纸通知，命他明天５点之前将所有的“坏书”交到３８楼×××号。他跑去一看，那是哲学系的学生宿舍。他对红卫兵说：“我的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封资修。要把两个房间的书运来，缺乏劳动力，我们两个老头老太太搬不动呀。而且还需要交通工具，至少两辆卡车。再说，书运到这里，你们这个房间也装不下呀。”红卫兵一听，说得有理，他们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就说：“这样吧，我们去贴上封条，谁也不许动！”封条一贴，反而起了保护作用。冯友兰本人反正不看书了，别人也不敢启封。有的红卫兵听说古书值钱，但不知哪一部，动手翻找。冯友兰对他们说，这是哲学系的红卫兵查封的，你们要启封，得跟他们商量。哲学系红卫兵牌子很硬，这些人只好住手。冯友兰家的藏书，经过文革，居然没有多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冯定家的藏书就惨了。他有一部《金瓶梅》，红卫兵发生争抢，一个人抢到上册，另一个人抢到下册，没有抢到的人就宣布：“抄家物资不能归个人所有！”说得理直气壮。那归谁所有？根本没有章法。冯定家还有许多“灰皮书”“黄皮书”也被一抢而空。文革前出过许多内部发行的书，大多是苏联和西方的著作。政治、哲学类著作，封面是灰色的，故曰“灰皮书”；文艺、小说类著作，封面是黄色的，故曰“黄皮书”。内部发行还要论级别。按我的级别，可以买到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沙夫的《人的哲学》等书。
冯定是行政六级的高干，所有的“灰皮书”“黄皮书”都能买到。这些书，红卫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获至宝，后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跟着上山下乡了。从老干部、大知识分子家抄来的“灰皮书”“黄皮书”，都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悄悄流传，形成所谓“地下读书运动”。公开的读书，只能读“红宝书”，这些“灰皮书”“黄皮书”被视为坏书，只能悄悄地读。好在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没人管。影响较大的“灰皮书”，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以及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影响较大的“黄皮书”，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谬的《局外人》等。这些偷来、抢来的书，对于打开空洞的头脑、转变偏执的思想、造就“思考的一代”起了有益的作用。一个事件中的消极因素，在另一个事件中成了积极因素。
王湘波向哲学系负责人党总支副书记、系文革副主任赵正义〔２２〕汇报，冯家搞得不能正常生活了，建议不能再让红卫兵去抄家了。在别的系，恐怕没人敢讲这样的话，这不是同情“反动学术权威”吗？当时北大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都垮台了，只有哲学系党总支是“革命的”，依旧实行领导。也正因为哲学系党总支是“革命的”，讲话有点底气。赵正义把哲学系的红卫兵找来，要他们到冯友兰家去把门。红卫兵说：“那怎么行，轮流值班要耗费多少人的时间？出一张告示算了。”所以在冯友兰家门口贴了一张北大唯一的挡驾抄家的告示：
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家已经被抄过多次了，希兄弟红卫兵组织勿再入内。署名是“哲学系红卫兵”，但这一告示也不能完全挡住。林彪说“红卫兵是天神天将”。他们无法无天，除了“红司令”伟大领袖毛主席，谁的话也不听，照样“入内”。进去一看，书封了，值钱的东西没了，这才悻悻而出。
哲学系的红卫兵还对冯家人说：“以后只有我们系的红卫兵来你们才开门，如果不是我们系的人，无论什么人来，都不要理他们，他们无论怎样打门，都不要开。”于是冯家老太就打发保姆清理屋子。
校外来的人，出于好奇，想看看教授家是什么样子。一天，冯家门外聚集了上百人，要求进去。因为哲学系的红卫兵有话在先，冯家老太敢于不开门。有一个人隔着窗户对老太说：“我保证维持秩序。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去绕一圈就出来。”他果然把外面的人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指定人带队。老太开了门，他们按次序进门转了一圈就出去。老太很感动，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好什么？好干部，好学生，都不合适，这群人本是乌合之众，有了：“好群众！”那些人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我恰好从燕南园后门经过，听到从冯家出来的人发表观感：“乖乖，教授之家像仙人洞！”我就进去向冯家老太问个究竟。
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说到她的父亲：“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２３〕“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多数人能做到“不自杀、不发疯”，而宗璞特别提到“不沉默”。冯友兰不甘于沉默，这是多数人不能做到的。作为一个打倒的对象，怎么才能“不沉默”？那就是通过检讨来发声。
注释：
〔１〕冯定（１９０２—１９８３年），浙江宁波人。１９２５年，冯定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９年回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脱党，在上海以写作为生。抗战初期重新入党，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１９４７年出版了一本通俗哲学著作《平凡的真理》。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５２年，冯定以一篇文章闻名全国。当年３月２４日，冯定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也很长：《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他认为，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两面性，不赞成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中，肯定观点“基本正确”，修改了“有些缺点”，命《学习》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在一批著名理论家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犯左倾错误的时候，冯定被认为站在正确方面。华东局撤销后，冯定到北京任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马列学院撤销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文革前，他因著作《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具有赞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某些观点而作为“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
〔２〕撤销工作组以后的两周内，来北大“串联”的达７１·８万多人次，８月１２日这一天，就有１３·８万多人次。９月２日，校刊《新北大》报道，从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２８日，校外来北大“串联”者，共约２１２·４万人次。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６５０—６５１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翦伯赞（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年），湖南常德桃源县人。据他自己考证，湖南常德的翦姓为维吾尔族。翦伯赞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潜心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３７年５月，翦伯赞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１９５８年公开党员身份。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前，他因持有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让步政策”的观点而受到批判。文革中，为了坐实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北京卫戍区军官巫中，拿着枪逼他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拒绝做伪证，以死抗争。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与夫人戴淑婉双双服安眠药自杀。
〔４〕《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１１１期（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所载陆平的发言。
〔５〕互动百科“冯友兰”条说：“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冯被抄家关入牛棚。”叙事失实，文革开始冯友兰没有被关入“牛棚”。而且１９６６年还没有“牛棚”，北大的“牛棚”是１９６８年５月才开张的。中国的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等网络平台缺乏严谨的学风，常常信口开河。
〔６〕自从１８７９年莱比锡大学教授冯特创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以来，心理学就从哲学分化出来，成为实证科学。原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均设心理系，院系调整时把它们并入北大哲学系，作为哲学的一个专业，又倒退到１９世纪的冯特以前。这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中国特色”的教育设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改革开放中，为了与国际接轨，心理专业才脱离哲学系，独立成系。
〔７〕沈廼璋，浙江吴兴（今湖州）人，１９１１年生。１９３２年，沈廼璋毕业于燕京大学心理系，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心理系；１９３６年获硕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进修；１９３８年回国，因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府服务而赋闲在家，后任辅仁大学讲师；１９４５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心理系主任；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心理学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９年，在心理学界２００多人参加的讨论会上，沈廼璋发言反对苏联学者认为心理现象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文革中受冲击，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服毒自杀。
〔８〕当时燕京大学有几位教授常高谈阔论、臧否人物，被人称为“骂人团”。它的主要成员有聂崇岐、齐思和、陈芳芝（女）、沈廼璋，前三位都是历史系教授。
〔９〕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曰“宣传队”，实际上是军管队、专政队。
〔１０〕文革中，北大以各种方式被迫害致死的已知６３人。见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２００６年２月号，总第９３期。
〔１１〕“……不是人”乃冯氏口头禅。年轻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本日记为练习有恒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记若不记完，非人也。”见王仁宇：《“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２０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
〔１２〕张弘（凤凰网主笔）：《汤一介的忏悔录：“文革”中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据汤一介《我们三代人》一书编写。
〔１３〕朱光潜（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年），字孟实，安徽桐城（今枞阳）人。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１９２２年，朱光潜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１９２５年留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３年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１９４６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是哲学系和西语系的跨系教授，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文革之后，他在香港讲学时宣称：“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生著作译述甚丰，留下３０卷全集，计６００万字。
〔１４〕向达（１９００—１９６６年），土家族，湖南溆浦人。１９２４年，向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１９３０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篡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敦煌学，出版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发表论文７０余篇。１９３５年赴欧洲游学，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搜寻并抄录流失海外的汉语文献资料。１９３８年携带数百万字的资料回国，历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教授。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３年两次参加西北考察团，对敦煌千佛洞的管理提出建议，并发表研究论文多篇。亲自踏勘汉代玉门关、阳关，确定故址。１９４９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馆长，同时兼任《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中畅所欲言，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
〔１５〕饶毓泰（１８９１—１９６８年），字树人，江西临川人。父为清朝举人。戊戌变法后，饶毓泰受新思潮影响，舍科举，习科学，满怀科学救国的抱负。１９１３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１９１７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１９２１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２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在１９２２年的美国《物理学评论》上，一举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十大先声人物之一。同年回国，应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邀，到南开大学任教，创建物理系，自任主任。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叶企荪、吴有训、严济慈并列，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南开培养的学生中，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江泽涵、陈省身等日后均成为著名科学家。１９３３年，饶毓泰受聘于北京大学，任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与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荪、周培源、赵忠尧等一起，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黄昆、张守廉等。抗战后，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因年老力衰，辞去院、系领导职务。１９５５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曾任第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政协常委。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夜，在军宣队进校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家里上吊自杀。
〔１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８６７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历史的审判》，２０２页，《解放日报》编辑部编印，１９８１年１月。
〔１８〕《冯友兰自述》，７３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北京大学纪事》，下册，６５３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０〕《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５－１９６７》，２６页。
〔２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７１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原注据《北京晚报》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３日报道。
〔２２〕总支书记、系文革主任聂元梓，现在是校文革主任，不管哲学系的事了。
〔２３〕宗璞、蔡仲德编：《解读冯友兰·亲人回忆卷》，５９－６０页，深圳，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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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牟志京·
口述：牟志京
采写：王艾
◇ 最初的叛逆
我于１９４８年生于北京，当时家里很贫穷，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８年全家迁至大连。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大连实际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苏军还没有撤退，我家的后院同时还驻扎着解放军部队。当时大连生活水平非常高，各种海产、水果极丰富，城市非常清洁。
我所就读的民乐小学在大连是个独特的学校，一切设施都很完备。９岁时我加入了少先队，当了中队长。同时我也有两面性，下了课经常组织街上的小孩跟周围其他孩子打架。１０岁的我看了很多苏联电影，如《寻找幸福的人》，意思是幸福不是能偶然碰到的，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达到。还有捷克电影《良心》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和良心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还有《烽火中的少年》，这些都使我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毫不动摇的信任。
小学时我充满了幻想，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同时也受苏联影响。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理想主义，当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国家时，我很伤心。５年的大连生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１９５８年我随父母调到北京，很快感到不适应，首先居住条件不如大连，如：厕所没有抽水马桶，生活水平也与大连相差不少。但同时北京也有许多方面吸引着我，如城墙城门，第一次看到西直门时，我产生了一种与中国文化的相连感。
我在大连上学三年一直是班长、中队长，老师一直把我当最好的学生，我也把当最好的学生看成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来京后，转学时的评语很好，北京的学生也很喜欢我，所以第一次选举时就被同学选为中队长，但老师干涉了这件事，让重选，结果我落选了。
这件事对我一生一直有很大影响，在我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问题，我第一次开始产生叛逆心理。上课时有意地和老师做对，有一次红领巾甚至被老师摘了，原因是老师有意识地把我分在有七个女生而只有我一个男生的小组，当时男女生分界线，我感到很不对劲儿，拒绝去，老师批评时，我又顶了嘴，老师就把我的领巾摘了。
虽然都是些小事，但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使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许与这个主流社会有某种不同。但在学习上，我仍是个很好的学生，所以中学就考进了北京最好的学校四中。
过去我觉得做个好学生不是件困难的事，但在这种尖子生云集的学校里，我感到做个最好的学生很难，就是做个普通的学生也不容易。
初一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我家是山东人，爸爸饭量很大，所以自然灾害的冲击，供应不足的冲击和一般家庭相比要严重，三年中只吃过两次饱饭，这影响了我的发育，使我成为班里最矮的几个孩子之一。
另外还有心理发展上的不适应。大连人比北京人更开诚布公，更诚实，我在大连这种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抱着理想主义色彩来到四中，这种理想主义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政治讨论时我经常提出问题，而不是跟着大家说老师说过的话，所以很快就被大家认为是落后学生。
初中几年，无论是身体发展，还是心理发展，都体会到四中的政治空气是很浓的，要求很严格，每年都让学生下乡劳动，进行思想改造。初三毕业时评语上对我的政治表现有批评，如学习动机不正确，虽然肯定了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所以那时对学习有多重要是很怀疑的。
由于政治评语问题，我对是否升高中抱着极大的怀疑，接到通知以前，我经常问自己：“升不了高中怎么办？”“死”经常是答案，看不到有其它出路。最后我还是被四中录取了，现在回想起来像个奇迹。实际上并不是我不信共产主义，也许我比别人信得还要多，但是大家评价你的所谓政治表现是根据你在会议上怎么讲话，跟什么人接近来衡量，这样，显然我就是班里最落后的学生了。
但我毕竟还是考上了四中，这也说明，当时虽然对政治表示非常重视，但仍有些空隙，学习的好坏在１９６４年时还是相当重要的。但同时，我们班的孙维超、白昌同学学习都很好，却因出身不好未能升入高中。我自己出身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黑五类，所以才有可能被录取，由此可见，从那时起，出身在升学问题上已经开始起相当大的作用了。
升入高中后，我第一年就在政治上受到了冲击。１９６５年四清运动开始，四中作为北京两个试点学校之一进驻了工作组，在各年级，各班抓反动学生典型。教室里贴满了我的小字报，还分了四个专栏：一、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二、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思想；三、资产阶级世界观；四、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我的爷爷是资本家兼地主，但他在抗战前就去世了，实际上解放前我们家就沦落到了贫穷的地步，全家都感到解放后生活是变好了，所以不明白为什么说我是孝子贤孙。
四中是男校，当时我跟女孩子没有接触，平时也多是看看凡尔纳的科幻作品，说我恋爱至上可能出在我对《唐吉诃德》的评论上，我很佩服唐·吉诃德，他不畏人言，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去追求，对爱情忠诚，这些我曾写到日记里，也曾和同学谈起过。
班里不停地更换小字报，开批判会，使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其中大多数对我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很多是捏造的，实际我从不得罪任何人，主要是自己成熟比别人晚，不懂见风使舵，在各种问题上总是对别人开诚布公，而且很希望找到个朋友谈心。在政治讨论时，我不是去附合，而是不断地提问，把政治课看成和别的课一样，我讲的话多，很多话是心里话，有很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就使我成为一个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最使我震惊的是有些人明知道一些话我没说过却要捏造而且慷慨激昂。
运动中我也曾想到过死，自己还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得很真，可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市委领导下的工作组，把我当作攻击对象，我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事后团支部书记带着几分抱怨地告诉我，整我的材料不记档案，似乎很不平。当时在四中受到批判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其他一些所谓白专学生，其它班也有反动学生，被批判的对象普遍有才气。
运动之后我感到上大学很渺茫，但我同时又很认真地阅读改造思想的小册子，因为我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希望想通上山下乡这件事，希望说服自己相信这也是一条光明大道，也是有希望的，不是只有上大学这一条出路，可是从来没有真正说服过自己。
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报纸上刊登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我仍不会见风使舵，仍把这看成是学术讨论，每天认真看报，思索很多，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多是牵强附会的，在班上及讨论会上都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我又一次成了挨整的对象，只是这次不特别严重。
中学时经常组织下乡下厂劳动，记得过去在矿上劳动时矿工在井下对大跃进进行嘲讽，很多事实使我震惊，因为他们所讲的和宣传的完全相反。一次去桃山庄劳动，一位忆苦思甜的老大娘，痛哭流涕地讲八路军怎么把她的儿子抓走了，无论她怎么求都不放人，这给我留下了很大的疑问。１９６６年５月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半途就被通知急行军返校，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 公开的辩论
回校后发现贴满了大字报，对北京市委、市教育局进行批判，自己觉得既神秘又惊讶，奇怪这些学生怎么知道市委的事，还能写批判文章。后来发展到批判老师、党委，学校里到处是大字报，社会上也是如此。此时四中提出“取消高考制”的倡议，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拥护。红卫兵成立了，和工作组的矛盾也开始了。
有一天，红卫兵把老师们集合起来在校园里游街，把大粪往他们身上扔，墨水往他们身上涂，让学生通过广播听老师表态，老师们带着哭腔说：“同学们，今天对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相当大的扭曲，在心里画上了很大的问号。许多老师的头发被剪了，如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剪了头发后，坐着无声地哭泣，第二天就和她的丈夫在香山鬼见愁自杀了。在我的印象里她课讲得很好，但在学校的四年中，我从未见她微笑过。
有位姓朱的老师自杀未遂被抬出时面无表情的神色，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教物理的王昭老师为全校学生所敬佩，１９５７年划成右派，据说原来是个很帅的人，后来用手擦鼻涕往鞋上抹，当时不理解，现在才明白那是抒发一种不满。红卫兵对校领导也很残忍，把他们关起来，每天汇报，排着队唱《牛鬼蛇神歌》，唱不好就得挨打。到“红八月”，四中设立了校监狱，从社会上抓来人关起来，里面经常传出悲惨的嚎叫声。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也模仿红卫兵进去打人，当时是我第一次很明确地怀疑这场运动。
我卷入运动是从对联事件开始的，开始我对大字报还是从正面理解，现在看来，有些干部子弟从家里听来些消息，从内部资料中知道这样做有好处，才这样干的。当时我只是旁观者；并不理解，只是希望通过大字报了解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评。这些年我一直是四中政治上的牺牲品，各种运动时被整的对象，我并不想发泄这些怨气，还想从正面理解这些批评，所以我也曾试着给班主任写了一份大字报，但我很快就被出身问题吸引住了。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就把出身知识分子及黑五类出身的人排斥在外，而且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我没有马上否认，认为值得研究。读了些东西，如“毛选”里关于出身的论述，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关于阶级路线的文件，才有了自己明确的主见。想明白了就行动，我去清华附中贴大字报，公开提出对联是错的。
不久北京开始了对联的公开辩论。第一次是在音乐学院附中，在那里我看到了马思聪在铲煤，满脸都是煤灰。大会主席是女的，像当时的很多红卫兵一样，扎着两把刷子，穿身黄军装，对我的态度礼貌客气。在我发言时几个女红卫兵上台抢话筒，打我，向我脸上吐唾沫。讲完后，我们班几个同学上台发言，其中一个上台后不断吼叫，主要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他们把我押回学校和我辩论。
一个干部子弟慷概激昂地讲，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是几十万人，最后只剩下三万人了，他问：“其他人哪里去了？”非常气愤的样子，好像是我们这些出身不好人的罪过。还有一位干部子弟说：“出身不好的人个个都是混蛋，谁说自己不是混蛋站起来！”这对其他同学是莫大的侮辱，那个在台上吼叫的同学站起来说：“我出身反动军官、我是大混蛋，牟志京，你说我不是混蛋那你就是大混蛋！”
运动的残酷还表现在，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带着红卫兵到自己家里造反，有一个人带着同学到家里批判他的父亲，让同学们围着他的父亲，他在那里质问，他父亲回答后；他又说：“你不老实！”我看着很难受就走了。第二天这位同学在会上批判我，说我阶级立场不坚定，斗争阶级敌人时半途溜走。还有的人带着同学抄自己的家，回来以后似乎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社会上也到处捕风捉影，似乎从什么事情中都能看出反动的迹象，如剪女子的头发，很多人拿着剪子站在街上，见到长发的人上去就剪。再如飞鸽自行车的商标也被认为是反动的，被拆了下来。北京站的大厅里，凉鞋堆成山，原因是鞋底下边的中间处有些图案被说成是英国国旗之类的，红卫兵在车站检查鞋底，认为有问题的就要脱掉；很多人下车后，光着脚出站。我们家虽然被抄，但还没到挨打的地步，但其他很多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以后“八一八”红卫兵被接见，大串联开始了，兰州大学等大学开始闹事，于是我们先去了兰州。当时我们虽然对破“四旧”抱着迷惑不解的态度，但同时又觉得似乎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于是我们在火车上提意见，讲哪些是“四旧”，应该破，列车长看不惯，又知道我们的底细，到包头后，就让当地的红卫兵问我们的出身，得知不是红五类就把我们押回北京。回来后我很不平，天天去中南海要求见中央首长，问是否只有红五类才可以去串联。
有一天院门关了我就带一个同学回四中睡觉，当时有个红卫兵头头就问这位同学的出身，并打他，我站出来质问，他又打我，我下意识举起拳头，但想起不久前被判死刑的人就未动手，结果他们一哄而上，把我打倒在地，门牙都打坏了。
以后还是串联，先去广州，这时无论别人怎样；我还是很革命的，主动到广州市登峰大队劳动，串联时虽对当地各种批判仍很感兴趣，到处看大字报，但觉得离自己很远，更主要的是想改造思想。曾沿遵义去重庆看渣滓洞中美合作所遗址；到新疆某公社劳动；到西安后步行去延安，整整走了九天，很苦，但每天晚上还要读“毛选”、写心得。一路上看到陕北人多贫困，我们住宿每人交两三毛钱，可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他们吃的是小米饭加盐和辣椒面，很多人全家盖一条被子。
回北京后形势有所变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开始对对联的批判。我是四中乃至北京市公开坚持反对对联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时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成立的造反派都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我没参加。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号在工人体育馆开了大会，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发言，一是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二是解散西城纠察队，“西纠”是以四中老兵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发言人讲到我反对对联出去串联被打的事，周恩来听了在发言中说：“刚才听了这个同学的遭遇我很愤慨。”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写到日记里，日记的最后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到四中后，坚持真理都给我带来了恶果，这是第一次得到肯定。
在此期间，老红卫兵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老红卫兵虽然不存在了，但仍以“联动”的形式继续活动，我参加过和他们的辩论会，会场乱七八糟，我感到老红卫兵并未放弃借出身标榜自己的原则，而造反派也似乎感到自己不是很硬气，所以实际上出身问题并未解决。
◇ 我与遇罗克
有一次我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一篇油印的文章，题目是《出身论》，我觉得写得很透彻，就按纸上所写的地址与遇罗文取得了联系，他就是遇罗克的二弟，是５６中高二的学生。我们俩人谈得很投合，一致认为油印读者有限，应该扩大宣传，决定改为铅印。
我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地位向校方借了５００元钱，通过三中造反派头头，见到了“三司”宣传部长，并拿到了介绍信，联系到解放军１２０１印刷厂印刷。刚开始只打算印《出身论》，但只排满了三版还可加些内容，这样传单就自然变成了报纸。当时我觉得运动进行不下去，出身问题是个障碍；于是取名《文革报》同时开始组稿。
实际《出身论》从油印到铅印变化很大，首先篇幅增加了许多，印刷之前，遇罗文说要把稿子拿回去重新写一下，当时我还不知道遇罗克这个人，更不知道手稿是他写的。手稿拿回后，我进行了很大改动，遇罗文很生气，二人不欢而散。第二天，遇罗文回来向我道歉，说小组同志对修改过的稿子很满意，认为修改得很好。
对手稿我除了进行了一些措词修改外，主要是觉得其中有较多怨气，个人恩怨流露太多，给人感觉是作者本人受过这方面很多的侵害，带着一股怨气写的，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觉得要把观点说清楚，主要是围绕观点本身，对个人恩怨的语气我进行了修改，且删掉了一些段落，又加了一部分进去，写了个编者按，即“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
当时办报成员只有三人，我、遇罗文和一个同学，当时的形势迫使我们给这三个人的组织起了个大名字：“首都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它的名义发表，以便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报纸出售情况很好，影响很大，我们的组织开始扩大，有一个极大影响的人，笔名“马列”，是轻工业大学的学生，与遇罗克从小是朋友，实际上是遇罗克派进京的，同时遇罗克的另一个弟弟遇罗勉也参加进来了，以后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报纸一期期地出下去，在这期间渐渐与遇罗克开始有了接触。
第一次是拜访遇罗文，在他家里遇到了遇罗克，第一次见面遇罗克说：“啊，你就是牟志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这是句很平常的话，但说完之后是非常爽朗的一阵笑声，这笑声极有感染力，而且和他的形象不相称。单纯从外貌看，遇罗克给人不健康的感觉：个子很小，很瘦，面色反常的苍白，背极驼，高度近视，形象古怪，会让你感到不舒适，但嗓音极洪亮，极富感染力。
通过交谈觉得这个人城府很深，修养很深，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遇罗克，并渐渐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当时我对遇罗克非常佩服，从他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身上的很多东西让任何人都会吃惊。办报期间，每期都有他的一篇文章作为重点文章，头天晚上通知他，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拿稿，文笔极好。他阅读范围极广，从马列到一般的哲学著作和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他都涉足，听他讲话总是津津有味。
他住在一间没有炉子的小屋中，冬天很冷，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来不觉得冷。因为我去后，总是很珍惜在那里的每一分钟，我们经常彻夜长谈，其实主要是我倾听他的。我是个很骄傲的人，一生很少服气谁，对权威也往往抱着挑战的态度，而遇罗克是我一生中感到完全折服的人。
我曾问遇罗克：“你知识这样丰富，我什么时候会像你一样？”遇答道：“你还小。”谈到《海瑞罢官》时，他拿出《解放日报》上登着的他的一篇文章，他特别向我强调写于１９６５年底，登出日期是１９６６年，登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如果征求，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已看出了这不是学术讨论。他问我在班上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是什么时候，我回答是１９６６年，他说：“如果是我就不会写。”遇罗克对政治与学术的区别相当敏感，而我从来就不敏感，总把二者混淆起来，这就是我一辈子总有麻烦事情的根源。
遇罗克对鲁迅极佩服，愿意引用鲁迅的话和著作中的典故，他对鲁迅有相当精辟的评论，他说：“鲁迅的东西好像一盘珍珠，每一颗都是亮的，但就是没有串起来。”这是他对鲁迅的肯定和批评。我最早接触文学作品也是从他那里开始的，如《卡门》就是他借给我的，他对杰克·伦敦书中所描写的美国人的坚毅和对大自然进行竞争的精神都极欣赏。
遇罗克兴趣极广，和我们探讨出身论的同时还对国家体制非常关心，中国的生产力为什么这么低下？和中国社会主义官僚制度有什么关系？如他讲到设备更新的报批，一级一级地批，等到批下来这些设备就不是新的了，这类问题他讲了很多。经济上，如对工资制度怎样改革等，他都有一套一套的想法。遇罗克聪明绝顶，可以同时和两个人下盲棋，他大小脑均发达，行动敏捷，是极机智的一个人。
在办报初期，我毫不怀疑我们办报的方向会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很天真，后来三中的朱大年，轻工附中的刘江仁都在我的帮助下办起了小报，我和遇罗克都在这两份报上发表文章。我们办报后，很多报纸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我们的报纸极受欢迎，每天收到读者来信１至２邮袋。我们的报纸出版最多是每版６万份，清华《井岗山》是５０万份，但收到的读者来信比我们少许多。有些报纸市场不好就以攻击我们的观点来打开销路，围着我们转，我们写什么，他们批什么。
到了办报的后期，北京西单地区成立了换报市场，《中学文革报》价值最高，最多卖到每份５元，读者来信中，支持和反对的都是少数，大部分是对报纸本身感兴趣。来信以外地为主，如贵阳有位读者来信说，《出身论》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大街上，看的人人山人海，他看了很感动，刚看出点意思就哭了，只好跑回家去擦眼泪，这样来回跑了几次才看完。
很多人来信讲了自己的遭遇，很多人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很愿意在这个制度下生活，很愿意为这个制度做出贡献，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力，很多人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遭遇，我们读后极受感动，受教育，它使我们坚信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在办第一期的时候，有两个自称是《红旗》杂志社的记者常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接触，但又没有采访我们的意思，很神秘。办到第三期时，他们找到我说：“关锋让我们转告你，你们的大方向错了。”这话使我很震惊，我当时虽然反对对联，但我们相信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反对我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无论我怎样相信整个制度，所有出身不好的人应享受同等待遇这点又是这么基本，这么正确，看来我是不能放弃的。但我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会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会成为反革命。
我向大家传达了关锋的话，并说我们以为会受到中央的支持，但现在不是这样，报纸再办下去就是鸡蛋碰石头，所以谁都可以退出。令人骄傲的是，没有一个人退出，大家都是带着牺牲的精神参加进来的。在此之后，我们在很大意义上来说就是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以后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受到了各种骚扰，最后连排版的地方都没有了，第七期是在天津排版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戚本禹讲话宣布“出身论是反动的”，《中学文革报》是反动的。我和遇罗克商量怎么办。办法有三种：一做检讨改变方向；二继续办下去；三停办。我们决定停办但不检讨。
刚停时，形势还不是极恶劣，大家彼此间还有联系，１９６７年夏我和遇罗克及报社其他成员去秦皇岛再去沈阳，路上遇罗克跟我谈了很多，思路还是那么活跃。在沈阳他说：“你看沈阳的建设主要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而日本在这里一共没有多少年，中国建国这么多年了，却没留下什么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之后遇罗克并没有停止写作，他又写了《工资论》但没机会发表，我看过觉得极有道理。在串联期间，见到的武斗场面令人难以想象。在长春车站有个盖着的小山，里面全是死尸，这是“长春公社”的人抢军火库被打死的。在从车站到住地的路上、卡车前面，两侧都支着机关枪，我们也发了手榴弹，走到某处时通知我们到敌占区了，把手榴弹盖打开。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接送我们回来的两个人就被流弹打死了。第二天早晨参加葬礼，死了十几个人，年龄是１９至２２岁，职业都是司机。
活着的司机说，开火必须蹲着，看着电线杆子开，子弹在人耳边呼啸，夜里会看到全副武装的人开着车去买东西没人敢向他们要钱。长春火车站经常枪声大作，火车不能按时进站，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被打死的卖烟老头。
来沈阳之前，在戚本禹讲话之后，我们便去了峨眉山。庙被红卫兵抄得一塌糊涂，很多庙里没有和尚。滑稽的是和尚居然也要进行政治学习。从峨眉山下来，我和同伴决定偷越国界，去越南参加人民军抗美援越，偷渡居然成功了，只是又被送了回来。回到边界看到友谊关，进了城门才发觉我们并不孤立，已有几十个人站在那里，大多数人穿着黄军装。从越南回来之后又去了东北。
两次旅行回来之后，信仰问题变得非常迫切，开始读些政治书籍，读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如傅立叶的《乌托邦》。也看了一些灰皮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记述匈牙利事件的《震撼克里姆林宫的１３天》、《赫鲁晓夫传》《斯大林时代》等，也读些历史书，思想转变慢慢开始，大约在１９６７年底思想转变基本完成。完成之后在政治上基本没有遇到麻烦。
公安局及学校对我进行了很多骚扰，当时有种政策还是开明的，即对中学生不追究政治问题，我没被正式打成反革命，但对我进行了恫吓，特别是让我揭发遇罗克，我一直顶。在此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他们怎样捏造遇罗克的罪名，所谓“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在１９６８年受到跟踪，我每次去也会带回尾巴，以后跟踪厉害了，遇罗克对我说：“从现在的形势看，我可能被捕，有封信希望有一天你能转交给毛主席，我被抓起来后不可避免要追问你，我知道你会尽量保护我，但没有必要，你把一切都推给我，不要自己承担责任。”这使我非常感动，但我没那样做，认为自己办报期间，所做的一切都很光明磊落，没有需要否认的，通过跟遇罗克的交谈我相信他也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遇罗文和王坚富从长春带回了一些手榴弹，遇罗文特别喜欢化学，想用里面的炸药做实验，我曾在颐和园亲眼看到了他实验发射火箭，其中的材料就是用手榴弹尾的炸药做成的。后来的风声紧了，遇罗文和王坚富就把手榴弹埋在了香山，后来王受不住公安局盘查交待了，这就成为公安局迫害并最后判遇罗克死刑的主要罪名：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明明知道这不是遇罗克的动机，但一定要捏造这个罪名，这实际上是帮助我转变思想的一个很突出的实例。１９６９年遇罗克被判刑，我亲眼看到对《出身论》只字未提，提到他写了长达１０万字的反动文章，但这罪名不够死刑，于是就捏造了谋杀的罪名。
遇罗克是个幽默感极强的人，听说第一次公审时有他，但枪决时却没有他，第二次公审没他，而枪决却有他。原因是遇罗克听了宣判后当场就说：“我还有一件事没交代，我是五一六分子，与某人单线联系。”公安局对五一六感兴趣就没执行，可一查没此事，就在第二次执行了。遇罗克的机智幽默实际上最后一次捉弄了迫害他的人，虽然意义是有限的，却体现了遇罗克的风格。
对遇罗克的死，我不感意外，因为他被捕已经很久，他坐牢大家都知道，这之前也有很多预测。我感到难过，哭了。我自责：如果不办报，遇罗克是不会死的。没有报纸，《出身论》也会发表，但影响不会这样大，他就不会被杀。至今，遇罗克仍是我最崇敬的人。
◇ 托翁与老车
遇罗克被执行判决后，正是上山下乡的开始。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做了个讲话，此后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分到陕西但没去。在火车站送行的锣鼓震天响，当车即将开动时，鼓打下去一点声音也没有，完全被哭声淹没了，车上、车下一齐哭，车开后我见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肿的。１９６９年我去白洋淀插队，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很多问题已解决了，所以开始了别的学习；主要是英语、小提琴，也开始读很多文学书籍。
作为男校学生，上学以及在办报期间，我从未想过男女之间的事情，插队后开始对一些带有浪漫色彩的东西感兴趣，特别喜欢读俄国文学，尤其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书，也开始对哲学感兴趣，读黑格尔，但总觉得没说到点上。托尔斯泰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看《战争与和平》第四卷时我觉得找到了哲学上的一个答案，由于以前受学校教育特别是辩证法的宣传，知道事情总是一分为二，我对一分为二的本质，从没有掌握，总感到一种矛盾，看了书后我把这个矛盾弥补了。四卷中托尔斯泰集中论述了他概念中的上帝。上帝一词本身是什么是次要的，你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所有规律的综合，把托尔斯泰的上帝与社会上的很多宗教中的上帝相比较，伟大之处在于，用托的原话来说，他的上帝是，没有上帝的宗旨，人的一根头发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一件事都是上帝本身控制的。翻译成一种别的话就是；世界一切事情都是由规律支配的，而这个规律没有所谓一分为二那一面。托对这点做了很多论证，其中包括人到底有没有自由，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在上帝面前，结论是，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命运是由规律或说是由他所说的上帝来控制的。同时他对其它问题的一些论证也使我信服，如群众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在他的书里是通过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这些人对１８１２年俄国战争的影响来体现的。他们起了多大作用，托与马克思相比实际上更进一步，更彻底地坚信历史的规律是主宰，而英雄的角色实际是表面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拿破仑，库图佐夫之所以被人觉得是对１８１２年革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历史的光线集中照射在他们身上而已。许多哲学问题在我进行了很多年搜寻之后，在托尔斯泰的书里找到了答案。
其它一些伦理问题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通过简单的故事，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给我以答案，即人的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关系，受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总说无私，但实际上人总有自私的一面，这个矛盾是怎么回事，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将这个问题统一起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不在于自私，而在于自私的内容，有的人自私的内容是高尚的，而有的人则是低贱的。他进一步论证当你遇上一个乞丐，把钱给他是为了乞丐还是为了你自己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动机还是为自己，至少可以这样解释，你如果不这样做会感到难受。
在白洋淀，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开始转入了对爱情的探讨。我注意的是精神的东西，而不是其它。同时也开始关心中国的前途，看了电影《英雄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很受感动。他们有一个斗争的机会，这正是我所幻想的。和爱人谈恋爱时，所抒发的感情之一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为祖国变得美好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至觉得哪怕没有达到效果，只要能够参加进去，能够去为这个事业而牺牲，都是无限的幸福。但是，我对政治的热衷使爱人的父亲认为我是个危险分子，而拆散了我们。我的恋爱很浪漫，由政治开始，也由政治结束。
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之后，我感到不能再看文艺书，它令我伤感。必须走一条新的路。
列宁说过：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我开始学习自然科学。学微积分、英语、日语、大学物理和手风琴。每天平均学习９小时，这是我一生中学习最刻苦的时候。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麻烦，我从白洋淀转到了山西燕北。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插队生活，是极其颓废的。男生什么坏事都干：偷鸡摸狗、赌钱、喝酒，两性生活也很随便。而我的插队生活是很特殊的。现在的成功，就是以那时的刻苦学习为基础的。当时，我对社会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曾对同学说过，不是学习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有一天用的时候，你能拿出多少东西的问题。我这样说的根据不是看到了哪些具体变化，而是我相信：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关闭着大学，把科技都停下来，这种做法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 破灭与再破灭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捕。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北方交大。１９７８年３月入学，５月参加研究生考试，我成了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虽然没有政治上的麻烦，但我不是党员，就没让我参加公派留学生的考试。虽然当时只考一门外语，而我又是全校外语最好的学生。
毕业时，我自己联系了到美国留学，并拿到了奖学金，但大学不放，分配我到大同铁路局总工程师室。
１９８４年我到了美国，出国前已和莱斯丽结婚，她是北方交大的英语老师。
出国后，进耶鲁大学计算机系。当时信心很大，经济没有什么困难，问题来自学业方面。计算机系淘汰很厉害，开始就通告：有一半人将被淘汰。而我又意识到在班里我是基础最弱的人，因为我不是学计算机出身。由于竞争，学生之间彼此很不友好。第一学期学习有困难，有一次还得了２分。第二学期我就成为了班里最强的学生之一。而到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是当年最好的，所以毕业后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第一学期的经历，出于我对弱者同情的天性，使我对美国的社会有很多感触。首先是黑白分明，进入黑人区你就像走入了战乱，而另一面却显得非常繁荣。这种种族隔离，在耶鲁人与人之间不友好的关系中同样能见到。我很愤慨。另外和银行、商业打交道后，我感到了这个社会明显的唯利是图。所以在快毕业时，我加入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竞选。我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更关心弱者。但我还是感到民主党过于温和，很想加入共和党，我感到美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所以共和党的主张又是我最能同意的了。但美国的共和党是没有入选希望的。投其一票就等于民主党失去了一票。加之加入共和党后找工作将成为问题，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加入。
毕业后选择了布兰代斯，至此我经历了另一个破灭。最初感到，美国这个社会制度虽然仍有许多待改善之处，但它是公平的，在这里要是竞争失败，那就是你自己的错误了。
耶鲁的五年，改变了我的想法。这个社会给人竞争的起点是不同的。有的人走在了前面，并不是他应该走在前面，而是因为他的起点在前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不公平的。我对美国社会有一种破灭感，同时反过来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又是很有道理的了。这种对马列主义的回归，至少可以说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看法上的一个回归。
刚来这里教书时，我感到虽然在政治上破灭了，但在科学上我还可以有所贡献。我爱自己的事业，有对科学的狂热，所以认为大学对我来说是个理想的世界。这里的同事都是教授，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政治上比较开明，支持民主党，比较同情弱者，这些都与我相近。然而，这种幻想在走进布兰代斯之后的几年里也逐渐破灭了。在这里无论是学术会议，教师升职还是发表论文或申请资金都很少与科研成果挂钩，而是和人缘有关系。系里的人彼此勾结、吹捧。我又一次因为不是这种人而吃亏。
原系主任是个非常有独裁倾向的人，他的独裁作风引起了全系教授的不满。但他们只在私下议论，有没有人敢在会上说。这点与中国很类似。而我呢，又一次扮演了无知的角色，在会上与其发生了公开的争执。起因是：我们搞到了１００万美元的资金去买设备，而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由我负责，在教授们的支持下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系主任反对，而且毫无商量的余地。教授们私下是支持我的，会上却不支持。这与中国当初的政治讨论有极大的类似性，没人公开讲真话。
我们系里从未直接收过来自大陆的学生，其实申请上有６０％来自大陆，但教授们不予考虑，甚至连申请都不看，他们认为中国学生出来就是为了分一块馅饼。我有异议，反驳说：美国学生来不是分另一块馅饼吗？动机是录取的标准吗？如是，申请上为什么不写？另外对中国人不能一概而论，正如美国人里有许多混蛋，中国人里也有许多混蛋一样，中国人里也有许多好人，就像美国人里有许多好人一样。我们进行了辩论，他们表面上让步，看了申请，但结果仍是没一个教授收中国学生。这件事使我深有感触，种族歧视在美国最受教育，表面最开明的层次都存在着，虽然是很隐蔽的。初到布兰代斯的头几年，我是愉快的、轻松的、充实的。因为我在一步步实现自己在插队时就有的目标——做个大学教授。这个目标现在实现了，我又有了危机感。今后的目标是什么？我感到困惑。于是我又重新大量地读书，过去读过的以及新的，希望从中找到答案。
探索仍在继续。能够破灭的都破灭了，对政治以及对学术界这个所谓的象牙塔。下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活着，目标是什么。
１９８９年后，苏联东欧的倒台，以及中国经济步伐的加快都使我惊讶。《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预言：中国将在下个世纪的头几年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使我高兴。如果中国能以一个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下个世纪，当然使我感到高兴。
我很愿意为祖国做些事情，曾三次回国，每次都到一些院校和与计算机有关的部门联系，想做些工作。但三次共同的感觉都是：别人并不希望你去帮他做什么。如果无论是在计算机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我能够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我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
□ 摘自徐晓主编《洗礼岁月》（原题“心路”），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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