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现代中国的塑造者（上）
邓小平（1904-1997）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人物，领导了 1978 年后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提出“一国两制”政策并在六四事件后调整政策方向。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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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祖籍江西吉水。其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落三起”。1933 年曾因支持毛泽东而在中共内部遭到批判，遵义会议后重新出任要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 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1954 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至 1956 年，中共八大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曾参与高岗饶漱石事件，1957 年还参与了反右运动并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69 年被下放江西；林彪死后，邓于 1973 年第二次复出政坛，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但因主导 1975 年整顿而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不满，在 1976 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保留党籍；毛泽东逝世后于 1977 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第三次复出政坛，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1978 年 12 月，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领导核心的地位，取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实际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主导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领导中越战争、推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倡导计划生育、推行义务教育，提出一国两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2 年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和现行的宪法。1985 年，主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裁军。1986 年，启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 计划”，并曾有意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对此避而不提，邓也于同年 11 月辞职。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重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大陆新兴的资本市场。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享年 92 岁，同年 3 月 2 日其骨灰撒入大海。其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89 年 11 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大陆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中国共产党将邓的主要政治理念归结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出中国的主要城市深圳。邓于 1978 年和 1985 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但他也因未能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争议，后者被部分人士认为是其晚年的污点。
生平
早年经历
家族背景
邓氏亲族邓时敏曾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邓家老院子」在广安县城北面约 7 公里处，是坐东朝西三合院，木穿斗结构。
1904 年 8 月 22 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小地主家庭，是长子。
少年时期
1909 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邓被送到本村私塾发蒙念书，当地人称「翰林院子」，是邓时敏修建。六岁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之私塾。私塾先生邓绍明对同辈邓绍昌说，孩子名叫「先圣」对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张将「先圣」改为「希贤」，邓绍昌认可。邓毛笔字作业常被先生画大红圈圈，常得到母亲奖励煮鸡蛋。邓在私塾念一年多后，邓绍昌决定把邓送到在协兴场开办之初等小学读书，离邓家大约 2 公里，由当地曾留学日本之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绍昌等创办起来，属于新式学堂。邓懂得孝敬大人，在家里经常帮母亲干家务和照看弟妹，时常背诵诗文给姐姐弟妹听。1915 年下半年，邓考入县立高等小学。
1918 年高级小学毕业。1918 年夏，邓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之广安县立中学。11 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很快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流传；随后出现「工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主张亦工亦学、亦工亦读，工读结合、学问和生计结合，消灭劳心与劳力之差别，改造中国和世界；「工读主义」思潮带有空想和改良主义，推动不少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9 年五四运动后，邓小平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只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6 月以后，由于学校已罢课，加之暑假即将来到，邓决定离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课；邓回到家里不久，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使邓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9 月，邓和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学胡明德（又名胡伦）同行。邓 15 岁，与只比他大 3 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22，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邓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学校共招收学生 110 人，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一年。邓后来称，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学校，不容易考进去。
1920 年 7 月 19 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83 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 37 人为自费生，邓是其中一位。1994 年 5 月邓垦称，这时邓家境已「日渐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8 月 27 日，邓等 83 名学生登上「吉庆」号客轮，8 月 28 日启航沿长江东下，9 月 6 日到达上海暂住「名利」大旅社。9 月 10 日，邓等 80 多名重庆学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9 月 11 日起锚。10 月 19 日，抵达法国马赛。
1964 年 2 月 16、17 日，邓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邓愿意去法国，认为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勤工俭学
1920 年 10 月 19 日，邓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邓和同学们乘汽车前往巴黎。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小城巴约（又译“巴耶”）的巴约男子中学就读。10 月 21 日晚，邓等 24 名学生来到距巴黎 200 多公里的巴约，进入巴约中学学习，邓的学号是 1421。巴约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 20 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商务系学习，单独开班。
到 1921 年 3 月，邓身上剩钱少，学费成疑，做工也不易。一战后法国大失业，法郎大贬值。状况严重影响中国勤工俭学生学习和生活，而华法教育会「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2 月 28 日，400 多名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组织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法国政府提出和中国驻法公使代表联合组成「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决定暂时给无工无学之学生每日 6 法郎生活维持费。3 月 13 日，邓和 18 位勤工俭学之同胞离开巴约中学。他们欠下学费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付，邓结束法国「俭学」生活。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到勒克勒佐（又译“克鲁梭”），4 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与叔父到处做工，开始 4 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只有 16 岁，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 10 法郎，生活拮据，连饭都吃不饱。刚进厂邓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热轧的钢材。工人的食物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时加一块巧克力糖，杂费开支不小。邓在工厂做 20 多天苦工，倒赔 100 多法郎。4 月 23 日，邓辞去施奈德工厂工作，辞职理由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日后他多次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吃不饱饭。在施耐德钢铁厂做工期间，邓尝到艰辛劳动和生活，结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
辞职后，邓暂居巴黎华侨协社，自 4 月 26 日起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 6 法郎生活维持费。生活维持费不能维持生活，邓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10 月 22 日，邓等 11 人被法中救济委员会介绍到巴黎第十区一家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做扎花工，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邓等 105 名中国学生即被解雇。1921 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 30 多万法郎汇至巴黎。邓等四川籍同学每人领到 400 法郎，勉强熬过 1921 年冬天。
1922 年 2 月 13 日，邓从拉加雷讷科隆布到达蒙塔日（又译“蒙达尔纪”），到小城沙莱特（又译“夏莱特”），次日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工作。他被分配到制鞋车间，每天工作 10 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由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天做 20 多双鞋，赚 15、6 法朗，做 9 个月。据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郑超麟回忆，邓每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余 200 多法郎。在巴黎时，邓不得已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寄些钱来。父母收到信后卖掉些谷子凑钱寄给邓小平，1922 年秋冬邓收到这笔钱。父母接济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积蓄，邓又萌生求学念头。10 月 17 日，邓辞去哈金森橡胶厂工作，10 月 23 日去上塞纳省的沙蒂永（又译“夏狄戎”），想进入沙蒂永中学上学，最终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求学之梦彻底破灭。1923 年 2 月 1 日，邓又回到了沙莱特，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3 月 7 日邓离开工厂，工卡上注明离开原因“拒绝工作。” 或许厂方不满邓突然离厂，邓工卡上写明“永不录用”。
从事革命
1922 年 6 月 3 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成立。8 月 1 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赵世炎经常到哈金森橡胶厂，王若飞也到工厂做工常与邓接触，邓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
1923 年 6 月 11 日，邓离开沙莱特来到巴黎，在工厂做工，又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1923 年底，邓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主要是参与编辑出版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每月一期。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读者是针对留法中国学生。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赤光》多数是半月刊，影响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赤光》更着重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板和油印，所以获得绰号「油印博士」。邓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邓写不少文章，攻击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邓和周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编辑部小房间里打地铺；邓很敬重周，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从此友谊逾半世纪。邓实际上变成青年领袖周的徒弟，能观察其如何建立组织。邓往家里寄七八期《赤光》；期间给家里写信讲退婚，邓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说通唐家女儿，由邓家置办嫁妆，把她作为邓家女儿嫁出去。邓通过和中国革命大战略家交往，培养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从「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落实理论、用理论影响社会。
1924 年，周担任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4 月，邓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7 月，国内党组织召周回国工作。7 月 13 日至 15 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 5 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7 月 16 日，在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邓、周唯真、余增生 3 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按照中共的决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包括邓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9 月、10 月间，邓染上伤寒，病倒；在医院和疗养院住两个月。期间邓还在《赤光》上撰文，攻击「国家主义派」和帝国主义。12 月，邓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邓被选入执委会（支部）监察处和工会运动委员会；会后又被委任为 6 位宣传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运动事宜。
1925 年春天，邓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邓作为支部特派员，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4 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邓同时在里昂做工。五卅运动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声援反对帝国主义；6 月 21 日，几百名旅欧华人到达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随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 20 多人相继被捕；邓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6 月 30 日，邓与傅锺、毛遇顺三人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8 月 16 日，邓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此间邓还与傅钟、邓绍圣等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次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邓、傅钟、施去病 3 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邓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政府注意；8 月 20 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在布洛涅-比扬古住，并侦察到邓领导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活动。9 月 15 日，邓参与组织召开 1,000 多旅法华人参加的反帝大会。11 月 6 日，为掩护身份，邓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工号 82409A；邓在雷诺学到一些钳工技术。「文化大革命」中，邓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重操钳工。11 月 15 日，邓主持召开会议，纪念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法国政府监视会议。
1926 年 1 月 3 日，邓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张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法国警方掌握邓等人活动详情。1 月 8 日，巴黎警察局长发出命令搜查邓等人住处，并将邓等 3 人驱逐出境。法国警方在邓住处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传共产主义小册子、中文报纸及印刷设备。邓等已于前一天晚上离开法国去前往莫斯科。早于 1925 年 5 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前往莫斯科，选送他们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参加大革命。邓结束 5 年零 3 个月的旅法生活。邓旅法 5 年，喜欢马铃薯、奶酪、牛角面包，嗜饮葡萄酒和咖啡，同时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 5 法郎（1 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
职业革命者
邓一行在德国柏林停留一周，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热情接待，还参加德共组织召开群众会议。
1926 年 1 月 17 日，邓等人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邓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学员证号码为 233。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两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邓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不过蒋经国与邓不同班。邓开始被分在第 9 班，后来编入第 1、2、11 和 7 班。学校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军事课、俄语课。邓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邓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3 月，冯玉祥在李大钊安排下访问苏联，5 月抵达莫斯科。在冯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邓等 20 多人。9 月 16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陪同访问苏联的冯返回中国。1926 年底，邓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在法国五年和在苏联一年，使邓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邓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之工商业，并得以观察苏联如何应对现代化。
渐露锋芒
1927 年春，邓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在库伦待一个月后，邓等人登程西安，是冯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1 月 12 日，邓和其他 20 名年轻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冯那里。2 月，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中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2 月底，邓一行离开宁夏城，骑马于 3 月底到达西安。3 月，邓被分配到刚成立之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书记；学校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创办，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中国共产党人帮助筹建。回国后，邓奉命同冯到内蒙古，并在冯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另外西安中山学院被誉为「西北革命学府」，邓一般在周六到学院作专题报告；西北军官学校后改名「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续范亭任校长，邓和刘伯坚等兼任过教官。4 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6 月底，邓离开西安经郑州去武汉。7 月初，邓到达武汉，见到周和聂荣臻，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秘书；邓作为中央秘书，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在中央重要会议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邓随党中央机关，为适应秘密工作，由「希贤」改名为「小平」；当时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央机关工作不多。8 月 7 日，为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错误，制定新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邓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邓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1928 年 1 月，周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邓协助周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邓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为保证安全，中央负责人不断变换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单线联系；为适应秘密工作，并有效开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机关群众化、党之「负责干部职业化」，干部以某种职业为掩护；邓开过杂货铺作为党中央开会地方，后来又开过古董店作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之联络点。5 月 18 日，邓等留守中央组织起草第 47 号通告，规定对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并提出若干具体办法；5 月 31 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又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秘密工作守则。6 月底，邓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由于邓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8 月 29 日，邓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听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新中央组织机构设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9 月，在上海，邓与张锡瑷介绍张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并担任中央翻译科的机要交通。11 月 13 日，向忠发主持召开六大后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特别讨论中央秘书长人选；周提出，中央秘书长主要是技术、事务性秘书长，不一定要中央委员来做；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改称中央事务秘书长；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邓安排会议议程，列出讨论议题，会议后对决定事项检查作实。
邓和张锡媛跟周和邓颖超夫妇成为邻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
1929 年，在一次讨论李立三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时，邓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三个月。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接替邓工作，后因故作罢。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等 5 人组成，8 月 24 日杨殷和彭湃等被捕；8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晓野接替邓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邓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 1929 年 12 月 11 日和 1930 年 2 月 1 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在百色，邓亲自组织发展工会，先后建立各行业工会 19 个，在 12 月初还建立百色总工会，并组建百色工人赤卫营。12 月 1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分别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2 月上旬，邓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之「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补充报告」。
第一次下台
1931 年 8 月，邓担任中共江西瑞金县委书记，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县和安远县之工作。9 月初到 10 月初，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邓代表赣东特委在会上宣布，撤销李添富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之职务并予以拘捕。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1932 年 6 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由邓担任书记。邓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邓对毛泽东产生极大崇敬。冬，邓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 年，由于反罗明路线运动开展以及寻乌事件，邓第一次被打倒。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邓小平下放几个月后把邓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3 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邓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4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发展敌人力量薄弱之广大农村；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削弱地方武装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发展各种武器力量；反对「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邓受中共内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邓尽管承受着极大压力，被迫作检查，但没有丝毫放弃原则。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邓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邓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邓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加入批判邓。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邓回宁都后，到七里村监管劳动；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总政治部缺人手，临时负责人贺昌是邓老友，向王稼祥推荐邓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邓于 6 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赶出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决定，邓随军转移。1934 年 10 月 21 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参加长征。长征初期，邓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12 月 18 日黎平会议后，邓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原任邓颖超患上肺结核病，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
1935 年 1 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中央秘书长邓参加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邓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5 月 12 日，邓出席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6 月 26 日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担任中央秘书长。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邓所在的红一军（7 月 21 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一军团改为第一军）被编为第一纵队。10 月 19 日，邓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0 月 29 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患上严重疟疾，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大约 86,000 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小差，1935 年 10 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 10,000 人；据邓的女儿说，随着部队日益减员，邓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直罗镇战役打响后，邓随红一军团（由陕甘支队编成）政治部负责人到前线了解战况。
邓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最重要工作。1936 年 2 月 5 日，邓随红一方面军东征。5 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撤回黄以西的陕北地区。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罗荣桓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邓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5 月 19 日，邓随红一军团从延川地区出发，参加西征。邓曾亲自编写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7 月 9 日至 7 月 19 日，邓受中革军委委托，到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和七十五师巡视政治工作。这年冬天，邓染上伤寒，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亏张学良部队给红一军团慰问品中有一批罐装炼乳，邓靠吃炼乳支撑才恢复。12 月 14 日，中革军委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
1937 年 6 月 14 日，中革军委决定邓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 8 月 15 日完成改编，8 月 20 日出动抗日；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指挥，彭德怀为副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为副主任。8 月 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赴南京参加蒋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搞统一战线工作。8 月 25 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为副主任。9 月 20 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国军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邓、彭雪枫为八路军代表，不驻战动总会领导机关等参加领导工作。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接替张浩任第 129 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因患严重脑病回延安疗养。
随后 13 年，邓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 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刘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声，邓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怀疑给中国国民党做奸细之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更慎重。比起毛泽东在延安远离敌人，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邓政委住在太行山区，更接近日本人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邓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居民有关的各种问题。从 1937 年到 1945 年，刘邓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邓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
1940 年 7 月 22 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8 月 20 日，按刘伯承、邓部署，在正太路西段开始破路作战。8 月 22 日，刘伯承、邓收到彭德怀、左权签发第一份战斗通报，首次使用「百团大战」一词。邓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8 月至 2 月，邓与刘伯承率 129 师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百团大战」。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蒋也致电嘉奖朱德、彭德怀。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
1942 年末，邓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1942 年，邓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
1943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21 日，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一个教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由邓主持。8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等，决定在彭德怀到延安参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邓任北方局代理书记。10 月 6 日，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同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29 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 129 师番号，另建太行军区；八路军总部机关和 129 师师部机关合并办公，全部合并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太行军区的后勤工作；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工作。
1945 年 6 月，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8 月 20 日，129 师太行、太岳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签字投降。1945 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9 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 3.5 万国军，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
1946 年 8 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书记。刘邓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平原一侧之大别山，毛泽东调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军赶出西北地方，还希望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6 月 30 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在此期间邓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与刘伯承矛盾严重。刘邓大军很多人战死或饥寒交迫；幸存者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损失。
1948 年 3 月，邓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会师中原。5 月 9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及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邓为政治委员。9 月 8 日至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邓作为中央委员、中原局第一书记参加会议。10 月 22 日晚，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邓和陈毅当晚赶到郑州，住大同路原国军郑州绥靖公署，立即指挥部队东进开封，国军弃城，第二天直取开封。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扩大，加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接受粟裕建议，11 月 1 日电告陈毅、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淮海战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还动员 100 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征用 70 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 50 万解放军纳入邓总书记的统一领导。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24。刘伯承担心部队安全，试图挖更多战壕以抵御国军优势火力，邓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说，邓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危险，造成不必要伤亡，也没有挖筑更多防御工事。
1949 年 3 月 14 日，中央决定：邓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4 月 21 日，解放军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之长江，攻下南京市。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正式成立是 11 月 23 日。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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