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1月美国大选的不断临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如果川普明年入主白宫，将可能为美国未来的对中共政策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
之所以有这方面的讨论，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川普的民调支持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刺杀川普的枪击案发生后，川普几乎在所有的摇摆选区领先拜登。美国两党，中共，欧洲国家，都在关注川普在明年1月20日，宣誓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这种可能性。
对北京的总体策略应不会改变
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和共和两党党内均有部分势力及其背后的金主，仍然放不下对中共的幻想。但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对北京的总体政策，反映了美国主流民意对中共的看法，并且得到民主和共和两党主要领导人的支援。所以，明年1月份不论谁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华府对北京的政策应该都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非但如此，除非中共内部出现根本的体制性变化或影响全域的人事变动，否则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走向，在未来的十几，甚至几十年里，都基本不太可能有大的、方向性的变化。
美国政府在川普任内，开始对从1971年以来的对北京政策进行调整。
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北京政府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2001年，西方国家进一步接纳北京加入世贸。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到2016年川普胜选之间的45年里，美国政府对北京的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接触与合作这个主轴。
如果将这45年分成两半的话，从71年到93年初老布希任期结束，在这前一半的时间里，美国由于需要应对前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挑战，与中共关系的基点是基于冷战布局的考量。
老布希之后，从克林顿、小布希、到奥巴马任期的结束，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立足点，则是通过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推动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
而从2016川普胜选开始，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前提则是承认：西方世界无法以外力改变中共的政治体制。这一点，从川普和拜登两位总统任内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2017年川普在上任之后，任命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白宫在经济和产业方面的高级顾问。而纳瓦罗在进入白宫之前，曾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死亡陷阱》，另一本为《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
2021年初拜登上任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同年11月接受CNN采访时则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以往对华政策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有观点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我们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但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对比中美双方的双边政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北京的对美政策朝令夕改，取决于少数几个人的意志。而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则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逐步形成了各种应对中共威胁的立法。美国作为一个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一旦法律出台，再更改或重新立法，都不是一件什么人随便说说就可以更改的事情。
川普与拜登对待北京的不同之处
不容置疑的是，即使国会对中共的立法走向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川普和拜登在与北京具体打交道的时候，手法和角度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川普是独断专行的CEO作风，而拜登则是一套面面俱到、细腻的太极拳手法。
川普2016年胜选不到一个月，尚未宣誓就职，就直接与蔡英文总统通电话，引起整个美国甚至西方世界的轩然大波。之后，从2018年1月加征太阳能电池组件关税，9月大规模全面增加关税，12月在温哥华抓孟晚舟，几乎每次出手都让北京猝不及防。
2017年4月6日，习近平到访海湖山庄，川普则在私人家宴上通知习，美军为惩戒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对叙发动了空袭。川普对待习近平，就好比一个大公司的CEO，在极其重大的问题上，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告知下属他的决定。
美国从基辛格开始，长达45年对北京的熊猫派政策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川普能在其任内短短的的4年里，完成华府对北京整个政策的基本转型，川普独断专行的CEO办事方式可说是功不可没。
但美国对北京政策大幅度转型所带来的一个巨大问提，就是如何处理这种转型对西方企业界的在华投资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西方消费者所带来的价格冲击。川普雷厉风行的CEO办事效率，虽然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对北京政策的基本转型，但却留下了许多需要补漏的环节。
拜登上任后，以其老牌政治家的娴熟手腕，在整个对北京政策的处理上游刃有余。一方面出台“小院高墙”的高科技管理政策，阻止中共继续从西方获得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高层出访北京的团队却接连不断。好像是在求着北京进行谈判，为何？
太极拳脚，以柔克刚之术者也。
美国是民主国家，政府不能不考虑选民的利益。华尔街的大佬们和廉价中国产品的美国消费者们，都是选民，他们的利益都不能不考虑。美国联邦政府对北京的熊猫政策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造成了中美关系和中西关系的大的态势和环境。现在，联邦政府出于安全的考量，不得不将对北京的政策进行调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民选政府需要给西方的企业界和消费者留下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联邦政府的新政策。
拜登的国务卿、财长、商务部长先后多次出访北京。虽然一个个空手而回，但在这个过程中，却让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开始逐步意识到，中美关系未来不可逆转的走向。同时，也让欧洲的盟国认识到，中西方关系所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选择。当然，也为西方的企业和投资撤出中国，创造了必要的时间。
在台湾安全和台海和平问题上，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川普曾直接说，如果北京武力犯台，他将轰炸北京。而拜登则是在公开场合，四次声明一旦共军入侵台湾，美国将军事介入。
从二人对台湾问题的不同表态，也不难看出二人在处理对中共问题时手法上的不同。
展望
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曾有过两种应对共产制度的方式：一种是应对前苏联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应对中共的方式。前一种的方式是冷战，成功了。后一种则是希望在帮助中国富裕起来之后，中共会走向民主。这种尝试，失败了。
这后一种方式，说白了，就是用钱砸死共产党。或者说，是用钱在中国砸出一个中产阶级，同时也用钱将共产党的官员们都砸到腐败变质。然后，用钱砸出来的中产阶级会向那个被钱砸得腐败变质的党要求民主。砸到最后，党也就解体了，完蛋了。
这种砸钱方式失败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今天民主世界所不得不面对的中共。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在未来应该选择什么方式与中共相处？是回到冷战时期，将中共及其在国际上的同伙们孤立起来？还是采用一种开放式的竞争关系，与中共及其盟友进行一种民主与专制的体制性竞争。
如果西方选择冷战，那么西方所需要做的，就是与中共脱钩。但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并没有这么做。至少，拜登不会这么做。如果川普重新当选，他会不会这么做？有待观察。
另一个问题是，中西方这种开放式的竞争关系，是否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或者说，中共是否愿意将这种关系保持下去。当中共面临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对中共的不满，中共是否还会继续与西方保持这种开放式的竞争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其答案都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变数。所以，不论是川普还是拜登在2025年入主白宫，未来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都会航行在无法预测的未知水域。
来源：新纪元 202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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