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三句话：如何塑造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格局

陈云，这位从商务印书馆学徒起步的中共元老，以“三句话”著称：“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国家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中国不能搞新闻法”。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对中国政策的深远影响和对民众的严苛态度。他推行的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政策使中国农民长期遭受剥削，三年大饥荒的惨痛教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陈云的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也塑造了中国政治的家族化现象。

作者｜ 枫林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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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学徒出身的中共元老陈云因其三句话而闻名。他说：“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国家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他们不会挖我们的祖坟；中国不能搞新闻法。”基于他的思想制定的相关政策，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

网上不少人认为，陈云比康生还要恶劣。康生整治的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人，而陈云的政策则针对中国亿万普通百姓。陈云推行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使中国农村和农民遭受政府的残酷剥削，农民变得一贫如洗。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深入探讨陈云的生平及其政策如何深远影响了中国。

陈云的名言与影响

1937 年 11 月 29 日，32 岁的陈云从新疆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大成王明、康生等从苏联莫斯科回国的飞机抵达延安机场。冬天的延安，北方吹沙尘暴，干冷干冷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来到机场，迎接共产国际的大红人王明。走下飞机后，陈云看到毛泽东戴着不眠帽，急忙把自己头上戴的番毛皮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让毛泽东感觉一阵暖意，这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这个人，真会拍马屁。

几天之后，陈云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他一干就是七年。

现在许多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不知道陈云这个人作为中共老革命家究竟为中国人民干了什么有益的事情，只知道他的三句话对中国人民伤害很大：

“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

“国家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接班，至少不会刨我们的祖坟。

“中国不能搞新闻法。国民党蒋介石那个时代搞新闻法，而且搞得挺像模像样，被我们共产党人钻了漏洞，结果还不是被赶到了台湾。我们党要管新闻才好。“

陈云的第一句话“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有专家分析到，陈云就是要主张，为了维持红色家族的长期统治，不能让国人过上富足生活，要不间断地用政策剥夺他们吃饭、住房、迁徙、出门、致富等基本权利，还要折腾他们互斗，然后再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给他们一些恩惠，国人就会感恩戴德，这才能保证红色江山世代相传。果真如此，这不就是臭名昭著的商样的愚民武术吗？

一是愚民，只有民愚，百姓没有独立思想，才能听话便于统治。二是弱民，民弱国强，老百姓才没有实力起来造反。三是疲民，让老百姓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无暇关心政治，无法争取自己的权益。四是辱民，让他们毫无自尊、自信，还要让他们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之中。五是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于钱，人穷至短便于统治。若以上五种方法都不灵，将之杀了。

可以这么说，陈云这种愚民思想是一贯的对待亿万农民的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的毒剂。就是中共建政之初，陈云提出的所谓统购统销，就是政府严格控制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从 1953 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政策，在中国实行了 30 多年。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 7%，人口却占 22%，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和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可能是从大豆、植物油、蛋品和猪肉。主食是稻麦，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但是管经济的陈云说，中国要搞粮食，特别是大米出口，赚取外汇。

陈云的计划经济与政治策略

1953 年，他命令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第二年，他又下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赚取的外汇一是用于支援世界革命，输出革命，将红旗插遍全世界；二是用于从国外进口汽车等奢侈品，供中共高干挥霍享用。那时候，北京市食品供应处 34 号特殊供应部和北京百货大楼四层的特需部等，都是向中共高官提供特供和高档进口货的场所。

陈云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让中国农村和农民在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被政府残酷剥削，使农民变得一贫如洗。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村饿死三千多万人，除了大跃进和浮夸风之外，统购统销当属罪魁祸首。毛泽东曾称赞陈云的统购统销政策。毛泽东说，把农民梳成一根辫子，就好一把抓了。意思就是通过统购统销的方法，共产党就可以把几亿中国农民管得服服帖帖。

11 月上旬，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前往中共革命老区大别山地区做调查。到了金寨县燕子河公社，汽车开不进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进入。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孤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

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的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眼泪禁不住流下来。

万里之后来到又一户人家时，看上去也是家图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万里问：“爱人呢？”妇女说：“干活去了。”万里问：“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吗？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堂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遇寒。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的贫穷和艰苦，正是陈云制定的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的政策造成的。这就是陈云对中国人民最大的“贡献”。

1958 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超英赶美的第一步，生产出 1070 万吨钢。此时距离年底只剩下四个月，而前八个月只生产了 450 万吨钢。如何在剩下的四个月里生产 600 多万吨钢呢？陈云向毛泽东献计，发动群众搞土炉子。于是，1958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中国随即出现一幅全世界空前绝后的画面：全民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砍光林木，砸锅炼铁，但是炼出的都是废铁。

1948 年，林彪部队攻打长春，九攻不下。陈云献上一条毒计，对 50 万人口的长春城围而不攻，粮进入、人进出，城周围拦上铁丝网，不让任何居民出城逃难。从 1948 年 5 月 30 日至 9 月 11 日，这 105 天里，长春饿死了至少 12 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数据，实际数据比这多。林彪还是个有人性之人，围困了一段时间后，老百姓已经死了不少，林彪于心不忍，发电报给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是为人民打天下，但现在这样做和我党的宣传口号有矛盾，执行封锁任务的普通士兵想不通，思想工作难做，能不能请中央允许放长春的老百姓出去逃命。

根据以往习惯，林彪打电报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同意，就一定会回电。如果不回电，那就是老毛不同意。结果这次老毛就是不回电。林彪没办法，只能继续围城。因为实在不忍心继续让长春居民饿死，守备长春的国军司令郑栋国和长春警备司令李红只得率部投降，共军进入长春。此时长春居民只剩下 17 万人。

林彪摔死蒙古温都尔汉之后，陈云曾得意地说：“若纯按林彪意思做，东北打不下来。”仅全国统购统销和长春饿票战术这两条，人们就有理由认为陈云比康生坏一百倍。康生只是毛泽东的打手，害的都是中共官场中人，然而陈云的所有毒计都是直接戕害中国亿万平民。纸笔心毒，陈云远超毛泽东。

文革后清算造反派，胡耀邦主张，这些底层渔民也是被文革小组利用的，只要没有血债，放他们一马算了。但陈云坚决反对，要求一个都不放过，坚决残酷镇压。因为一旦这些人闲于翻身，就会挖我们共产党高官的祖坟。对于清理三种人和镇压造反派，邓小平倒是和陈云观点一致。邓小平对文革深恶痛绝，文革毕竟让他儿子邓朴方残疾了。干部子弟文革中造反和迫害走资派更厉害，邓小平主张对高干子弟造反派也要清算。当然像薄熙来、宋彬彬这种高干子女也就算了，但省不及和帝市级领导的子女如果有血债要惩处，绝不让他们从政。

陈云与中国政治的后果

然而，陈云坚决反对邓小平的主张，他主张所有高干子弟都要保护下来，无论他们杀了多少人、放了多少火，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共产党高级领导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不但人身保护，政治上也要保护。他们在文革中的罪行以后谁也不许提，掩盖起来。不但政治上保护，还要让他们从政接班，因为自己的孩子放心，不会跑祖坟。不但接班，而且是马上接班。胡耀邦、赵紫阳过渡一下，老家伙们死了，就让红二代接班。

邓小平对高干子弟有警惕，允许他们出国定居，或者默许在国内做生意，总之别搅和政治了。但是陈云强烈抵制，他在 1989 年六四运动之后直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挖我们的祖坟。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还提出不及以上的干部家庭，一家出一个子女进入第三梯队，其他子女则下海敛财，从组织上要顺利完成红二代、红三代接班。

例如周恩来的养子李鹏、习仲勋儿子习近平、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刘少奇之子刘源、李维汉之子李铁印、于启威之子于政生、曾山之子曾庆红、姚依林之女婿王岐山、叶剑英之子叶选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和女儿邓楠、王震之子王军、李鹏之子李小鹏、乌兰夫之子布赫等等都进入政界。地方各级官员也纷纷效法，依此类推。于是，在中国从上到下形成错综复杂的家族式权贵集团，垄断并世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中国不同的领域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形成瓜分中国之势。一旦出现新的有利可图的新领域，这些太子党就会抢先一步占为己有。例如，三年疫情期间，控制核酸和疫苗生产和销售的就是红色家族。

这种分赃制度成为压迫中国人民的一座新的大山。太子党们在中国政治、经济上的盘根错节，使得以权谋私的现象无法通过正常的法治途径改变。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毒瘤，而且任何的社会改良都无法实现。

陈云推行的红二代做官的政策一下子把所有太子党绑到一条船上，即使他们的父辈曾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例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文革中是受到最大冲击的人，与毛泽东有杀父之仇。但是，自从他进入第三梯队做了官之后，简直就是换了一副嘴脸，从反毛到拥毛。

文革刚结束时，刘源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在八十年代初校园民主运动中，他可谓先锋人物，参选人民代表。他曾这样描述过文革：“在几千个暗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流着血和泪，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以刘源的身份，从贵为王子一下子沦为狗崽子，可见他的痛苦。在当时的竞选会上，台下有人提问，他也说过很开明的话。例如，多党制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且有好处。中国要民主，一定要民主，我愿意打冲锋，向封建势力宣战，与特权决裂。

这都是白纸黑字的记载。但是，他自从进入第三梯队做了大官之后，就开始为毛泽东辩护了。他说：“有人说毛有罪，即便这样，也只能算是渎职罪。”他还打比方说：“中国是个大仓库，毛是负责看守仓库的库长，仓库失了火，库长没看好，当然应该受批评。但他跟四人帮不同，四人帮是到仓库里放火的。”

你看看这件事，仿佛文化革命是四人帮发动的，毛泽东没看住大门。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发动了文革，斗死了刘源他爸刘少奇。刘源还带他妈王光美和其他姐妹与毛泽东子孙会面去参事。他说：“对我们毛刘两家，和则胜斗则衰，和是正确，离是谬误。我们两家人最起码应该做到和而不斗，和而不离。”

刘源的逻辑思维与陈云的不谋而合，仍然局限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水浒聚一厅的层次。那些走上政坛的高干子弟，本来就是一帮顽酷子弟。用义忠天平袁绍的话说，他们都具有如下共同特点：野心大，吹牛多，无政绩，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政治上短智，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

现在西方国家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目前这种内忧外患的国运逆转，的确与个别政治上靠老爸轻松上位的高干子弟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有关。而中国人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是祸国殃民的蠢材。

陈云关于中国不能搞新闻法的观点，与习近平主张“党媒姓党”的思想相一致。没有新闻法，一切媒体皆受控于党，唯一人或一党之私，不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舆论失去监督政府的功能，而成为对百姓洗脑的工具。企业家任志强对“党媒姓党”就进行过反驳。他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说：“彻底地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因为任志强对习近平公开较劲，被判刑 18 年。

陈云的特殊待遇与公众形象

陈云的“以权谋私”，中共党媒上有许多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高风亮节”的文章，经常谈到陈云的家教。陈云一贯“言以修身，言以用权，言于律己，恕身自重，从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自己或家人谋好处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些文章赞扬陈云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这些文章都是往脸上贴金的政治宣传，不一定反映客观事实。先让我们看一下陈云在延安期间享受的特殊化。在 1937 年 11 月 29 日，陈云从新疆到延安。不久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从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延安的冬天空气干燥，他出鼻血的老毛病复发。他让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杰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个女生来给他做专职护理。当时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集中在这个陕北公学女生队，称之为舞队。于是一天没有学过护理的 18 岁的女学生于若木被选上。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设在延安城里西山的一个小四合院，三孔窑洞、两间平房、十几个干部。陈云住在其中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用苏联进口的滴鼻药水每天早晚给陈云滴两次。一个月后，陈云不出鼻血了。于若木无其他事可做，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三个月后，于若木嫁给年长她 14 岁，已经离过一次婚的陈云。可谓闪婚，从认识到结婚三个月搞定。之后，陈云再送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便入第十九班。时任八路军 129 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还写过一首打油诗：

千里姻缘一线牵，
鼻痛带来美姻缘。
中山政策女秘书，
先生路线看护员。

邓小平的这首打油诗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进行了一番嘲讽。在邓小平看来，孙中山把比自己小 27 岁的英文女秘书发展成老婆，你陈云因为流鼻血用组织名义找了个女护工，然后把比自己年轻 14 岁的女护工发展成自己老婆。陈云和中山先生走的同一条路线吗？仅这个特殊化，同在延安的普通战士能享受得到吗？

文革之后，陈云复出，又是如何搞特殊化的呢？其他不说，就说陈云之子陈元出国留学之事，就非常特殊化。陈元是清华大学 68 届的自动控制系学生，1978 年考上清华精密仪器系研究生。入学后申请批准转至经济管理系读研究生。这样的转系和转专业在当时没有过硬的关系，绝对办不到。1979 年，陈元想公费出国，就写了报告找王震。王震批了几个大字：“同意，请外事办办理。”陈元拿着王震的批条找教育部长蒋南祥。蒋南祥说：“你在清华大学是清华研究生，你找刘达校长吧。”刘达是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在东北时曾在陈云手下工作过两年，因此，陈家的事他肯定会办。刘达又批示：“同意，转外事办。”如果陈元不是陈云的儿子，王震、蒋南祥、刘达会一路下来帮陈元的忙？

原因很简单：第一，公费出国是要参加国家考试的，陈元没有参加考试，即使参加考试，凭他自己的实力能否被录取绝对是个未知数。第二，在王震、刘达批示之前，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的出国人员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清华大学外事办如果允许陈元占用清华大学的一个出国名额，就要改动已公布的名单。这就意味着要把已经选拔上来的某位学生给挤下来，换上未经考试走后门的陈元。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罗征起回忆，陈元走后门办公费出国留学这件事转到清华外事办，就炸了锅。外事办当然很为难。清华外事办的一位年轻干部说：“我们受教育部外事办管，把材料送到教育部，看教育部怎么批吧。”教育部外事办得知此事后火了，说：“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清华外事办和教育部外事办对特批陈元公费出国的事很反感，有意地把这事张扬了出去。一时间清华、北大都知道了，两校一片骂声，骂陈元、骂王震，骂得很尖锐，说什么的都有。比如有的说：“中纪委刚成立，陈云当了中纪委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儿子谋利益。”

罗征起回忆说：“我在清华开宣传委员会，也听到一片骂声。清华不仅骂陈云、骂王震，也骂刘达。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对中共高层利用特权欺压良善、胡作非为、奢侈贪腐等事，既已由心。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快，不曾想特权堂而皇之卷土重来。中纪委主任带头以权谋私。”听到清华人的骂，清华大学宣传部长罗征起坐不住了。他提笔给陈云写了一信，信是这样写的：

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想公费出国，他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公费出国要考试，现在考试期已过了，这一期公费出国的名单已经定了，正在派遣。陈云这样做使我们的工作很难做，影响也不好。群众中已经为此事责骂中央领导同志，请您干预一下，这一批不要让他出国。我听说他想改为自费出国，目前中央领导人子弟的自费出国影响也不好，以后有其他机会再安排。
致礼
清华大学宣传部长 罗征起

读了罗征起的信，陈云脸色阴沉，不吭声。儿子陈元发话了：“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在他看来，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坐天下就必须有特权，父辈的功德应该硬币子孙。为他开正名的王震，为他开绿灯的教育部长蒋南祥和清华校长刘达也都是认同这个逻辑。东方不亮西方亮，在陈云老革命家的旗帜下，陈云转身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余光远的研究生，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公费留学名额顺利地出了国。

两年后回国，本想从北京市西城区党委书记做起，开始从政，无奈落选 13 大党代表。于是转向了由上级任命的金融界，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然后改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和党委书记。2013 年 3 月，陈云成为 12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国级。有人说，要不是他爸是陈云，陈云什么也不是。

1981 年，胡耀邦要调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正起做共青团中央书记，但是因受到陈云的阻扰而没有做成。陈家记仇呢，罗正起在北京待不下去了。1983 年，罗正起到深圳筹建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1985 年，做深圳大学校长。1989 年，因为深圳大学学生参加六四学运，罗正起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免除公职。8964 为老革命家一报当年阻扰儿子从清华公费出国留学之仇。

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胡继伟曾回忆说，他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做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继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胡继伟女儿回家后，对胡继伟说：“他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的甚的慌。”

陈云在中南海里面的家，无论是面积之大，还是档次之高，都令人无法想象。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1982 年到 1986 年期间，项南做福建省委书记，他了解到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他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当他抑郁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说：“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这对老革命家陈云向来是以生活简朴、严于律己而著称于党内的伟光正的形象不利。胡耀邦后来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利用自己掌握的中纪委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整肃了项南，结束了他的政治仕途。

看了以上故事，大家不得不得出陈云这人很虚伪的结论。陈云陷害高岗。据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献记载，高岗夫人李力群的回忆录中常提到高岗与林彪和彭德怀交好，而骂陈云是阴沟鼻子的奸商，是小人。高岗自杀之前，曾当面骂陈云，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高岗在 1954 年 8 月 17 日自杀前，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纪委主任。

李力群说过，过去林彪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我林彪若没有高岗的配合，没有高岗和我一块补充部队，部队到了一百多万，我打不了胜仗。我能说高岗坏吗？我不能，我林彪还是有良心的。”

李力群说，1966 年 8 月，林彪当了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叫叶群去接我到他家里，问我几个孩子的情况。他说：“高岗是冤枉的。”他说：“陈云去叫他林彪揭发高岗的，他当时就说：‘我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不好。在东北对刘少奇有意见，你陈云也有一份，我林彪也有一份。对刘少奇有意见是毛主席。反刘少奇不是他林彪一个人，就是他出头。说了就是了。’”

李力群说，从 1952 年冬到 1953 年春，毛泽东和高岗二人在接触时讲了很多私房话。毛泽东表现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工作上的一些不满。毛泽东的确曾经提出让高岗当总理，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李力群说：“是毛主席跟高岗谈话，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是毛主席跟高岗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中共建国后，高岗在东北主政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赶出原来宽敞的住处。李力群说：“就把我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了。当时我家里连暖气都没有，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冬天我冻得全身发抖。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跟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高岗起初自以为在东北工作期间与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李力群说：“陈云自称身体不好，根本不能出门，就在家里想这想那，说东说西。到战争前线、到农村争粮争兵这类的工作，不都是靠高岗吗？陈云当时还感激地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高岗以为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老找高岗打听消息，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什么都跟你说。高岗于是把陈云当真心朋友了嘛，结果就被陈云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过，他从 1942 年起就看出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病了。到后来就是 1954 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1954 年 2 月 16 日，陈云来到高岗家里，劝说高岗承认反党、反毛主席和野心篡权的罪行。高岗对陈云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了对少奇不满的话，怎么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陈云说：“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在气头上，已是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高岗一听更就火了，气狠狠地说：“我没有野心，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刘少奇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反对刘少奇的人，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刘少奇的话，为什么现在却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陈云急忙辩解说：“我跟你不一样，少奇是有错误，但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吗？”高岗指出：“可是到时候大棋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陈云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

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阴沟鼻、奸商小人，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陈云丢下一句威胁的话，然后把高岗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稿往桌上一摔，愤愤而去。

1954 年 2 月底，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立即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座谈会上，陈云对高岗落井下石，说道：“今天，我把高岗和我以前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阁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陈云要党性，不要友谊。他接着揭发高岗：“高岗对我说，宁可搞副主席，也不要搞总书记。我赞成林总搞部长会议，反对邵琦当总书记。要设副主席的话，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听着陈云的发言，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到了极点。高岗愤怒地对陈云说：“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现在你怎么能说是我说的？我告诉你，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中央可以轮流负责。你陈云就说，这个主意好，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高岗连毛主席说你陈云‘阴沟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立即严厉制止高岗：“不要再说下去！”怕愤怒的高岗把毛主席和他以往的谈话、让他办的事全都抖落出来。高岗被剥夺了进一步辩护的权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陈云显取代邓小平，称为一把手。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副主席的邓小平于 11 月 5 日至 14 日携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时任中共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即 1978 年 11 月 12 日，陈云搞突然袭击，到东北组的分组会议上发言，呼吁立即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解决一些文革遗留的和中共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在出国访问之前，给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定下调子，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的向前看，就是不要向后看，不要翻历史旧账，向前看就是要搞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

陈云在会上的讲话，得到谭震林、胡耀邦等人的积极响应。但是，陈云的突然袭击，打破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会议原定议程被冲乱，会议失控了，改变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把邓小平的向前看，变成陈云的向后看，即清算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陈云的主张立马得到党内外文革受害干部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冤假错案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强烈支持。

邓小平从国外访问归来，发现形势已经大变。他立马意识到，这是党内元老陈云在同自己争夺民心、争夺党心，或者说在争夺最高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决定立马转弯，不要用胡乔木原先给他准备的讲话稿，而让余光源给他重写讲话稿，加进新的内容。例如，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让大家讲话，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用建设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刚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

据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说，如果邓小平不及时改变会议方向，坚持出国访问之前的观点，那么会议上邓小平的一把手的地位就不保了，即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就是陈云，而不是邓小平了。但是这次事件也让日后的邓小平对野心勃勃、善搞阴谋的陈云有所提防。

当陈云在 1978 年 11 月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不仅不是政治局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常委。自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比邓小平年轻一岁的陈云在党内的资历却比邓小平更老。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25 岁的陈云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被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自此，陈云一直跻身中央委员会长达 56 年。1934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29 岁的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

延安时期，陈云依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9 年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 年，接替病逝的任弼时，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列五大书记之一，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1956 年，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 1978 年 11 月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的心态与已经重回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上的邓小平的心态完全不同，可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陈云利用他的党内老资格的余威，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博眼球，要求否定文革和平反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例如，关于薄一波等“61 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彭德怀反党集团案的问题，以及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的问题。

陈云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高举平反的旗帜和高喊民主的口号的一番表演，的确得到了许多干部和参加会议的人员拥护和欢迎。经过这么一番闹腾，一个多月之后，即在 1978 年 12 月 18 日到 22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实现了梦想，被增补为排名第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且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分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门，再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从此之后，他就变回保守派。有意思吧，陈云就是这样“变色龙”，但是其本色永远是精致的利益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