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对这次会议抱有不少期望。BBC在6月27日刊登了长篇分析文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瞻：推迟原因、核心议题与深层背景》，7月9日彭博社刊登文章，《中国三中全会对全球投资者如此重要》。国内很多专家学者也寄望于这次三中全会，希望中共高层能制定出扭转中国经济颓势的政策。
所有这些预期，都建立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高度评价之上，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很多论者其实都搞错了，以致于如今以讹传讹，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神话，套到了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失控产生机遇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生前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官方编造的神话，并非事实，此次会议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和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完全没有改革开放之类的字眼，实际上，它是一次失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产物，在经济方面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路线。
提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是邓小平，他起初提出的会议议程和中心议题，都是为了配合华国锋、李先念的毛氏经济路线。按照邓小平的提议，这次会议原定讨论三个问题：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完善（当时民间的包产到户基层试验还未发生）；二、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商量从日本引进宝钢所需的设备、实现钢产量大增长，以及增加出口，争取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三、讨论计划经济的安排和执行。
这三个议题没一个与改革开放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先召开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作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出国访问东南亚三国，不在国内。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向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多项文件，涉及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案、陶铸案、康生诬陷案、文革期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以及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反省等。这些文件引起了参会者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质疑和批评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政治错误，矛头直指高层以华国锋为首的“文革拥护派”。
由于其他参会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七嘴八舌地插话，出现了一股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路线的高层政治氛围，但这样的氛围并非会议主持者的初衷。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回京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里气氛大变，这样的气氛有利于他进一步抓权。于是邓小平见风转向，安排思想开明的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起草了一份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宣讲，夺取了高层政治的主导权。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站位在“文革拥护派”和“文革反对派”的中间，并没有任何改革开放的想法。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也就没有经济改革的内容，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是，“不准包产到户”，因此是反对经济改革的。三中全会真正的结果是，属于“文革拥护派”的华国锋、汪东兴失势，叶剑英、李先念保住了位置，邓小平、陈云得胜，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他从原来的高层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
客观地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失控，改变了三中全会的原定方向，而邓小平是被失控的中央工作会议推着走的；邓小平既然没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当然也谈不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究竟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什么机遇呢？这个机遇便是，邓小平掌握实际最高权力之后，重用了推进经济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生机。
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社会氛围
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结果是，上层权力斗争改变了原来的政治平衡，该会议的决定又对农村经济改革持反对态度，那当下旧为今用地重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底该谈些什么呢？事实上，今天来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二十届三中全会有什么启示，实事求是地讲，应该对比的是，当年的社会政治氛围与今天有何不同，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可能再度发生失控局面。不过，这两点，恰恰是习近平最讨厌听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氛围，主要反映的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不满，但会场内的批评声音尚未广泛地传到民间，因此，北京以外的各省市并不知道京西宾馆的会场里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政治高压继续存在，比如，三中全会的前一年，中央指示各地在“五一”前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上海市革委会就把华东师范大学的所谓“反动学生”王申酉列名其中。这种杀害“思想犯”的政策，比今天的政治高压显然更严厉。但另一方面，当时民间顺应高层批评文革的各种言论，则有一定的空间，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就是在三中全会前夕出现的，而且延续到了一年以后。
今天中共对民间的政治高压，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更强，通过社会监控系统对民间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管控得非常严厉。这种情况下，民间的社会不满无法表达出来，但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对自己的未来却非常焦虑，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所没有的社会现象。
上海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哔哩哔哩网站的公共政策研究院和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的一个大数据混合式分析，披露了这一点。这些机构在青年网民聚集的新浪微博平台和哔哩哔哩平台上，抽取了5千多不同区域、年龄层和教育层级的活跃的青年网民作样本，分析他们2009年以后发布的所有网文；同时检视了哔哩哔哩平台上的近亿条视频，写出了《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这些机构的《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基本上每年撰写一次，2021年的报告是首度公开，2022年的报告再度公开，2023年的报告则因数据非常负面，就不再对公众公开了。根据这两个已公开的报告，从2021年到2022年，中国的青年网民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问题显示出相当大的焦虑，2021年有焦虑感的占49.4%；一年后这个比率上升到了77.1%，比上一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现在这个比率可能已经上升到95%以上了。
与焦虑感对应的是，2021年约27%的青年网民认为，面对恶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自己再努力也没用；而到了2022年，认为努力也没用的“躺平主义者”已上升到44%，上升了17个百分点。可以假设，到了现在，“躺平主义者”可能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
三、路为何越走越窄？
对中国的绝大部分民众来说，他们只不过是政策的承受者，却多半不了解政策本身是否存在问题。然而，当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中思想比较活跃的人，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表现出持续的焦虑时，这就说明，毫无疑问，中共的政策、路线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当中的一些政策错了，就有必要展开决策圈的讨论，哪些政策错了，错在哪里，应不应该纠正或改变，试图继续坚持现有政策的掌权者是否应当被质疑，这是今后中国的方向能否有所调整的关键。但是，照猫画虎地开一个历史上有过的三中全会，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键词并非“三中全会”。只要上层出现希望改变基本政策方向的部分共识，又存在着重新检讨政策的政治空间，那么，中共的任何一次全会，都可以产生如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反过来，只要中共上层不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种少见的政治氛围，中共再开十次“三中全会”，也无法扭转它的政策方向。
那么，什么条件下才会出现中共决策圈里重新检讨政策的政治空间呢？这个问题可以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上层政治格局，从中便能找出答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制度因为他的死亡而失去了生命力，继任的华国锋政治地位不稳固，这种情况下，他需要高层多个掌握实权、又能应对国际、国内难题的高官来撑腰、配合。这就形成了毛式个人独裁之后的集体领导统治模式。
只有当独裁的共产党领导模式进入集体领导模式时，上述的重大政策重新检讨才可能发生。然而，共产党内集体领导统治模式的发生，不在于党章、宪法上怎么写，而在于现实高层政治平衡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需要。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集体领导模式被证明，它并不会长期存在；因此也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之所以当时的最高层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发生失控，其根本原因就是毛式高层独裁的领导模式失灵了。
今天还可能再次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的上层政治氛围吗？换言之，今天还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政治空间吗？这可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当中找到答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成了掌实权的第一人，共产党内短暂的集体领导统治模式，被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寡头”统治所替代。整个八十年代，中共的领导体制是邓、陈“双寡头”之下的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模式，然而，那种集体领导是假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上头的“双寡头”可以随时更换集体领导团队的“班长”，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就是这样下台的。
“双寡头体制”并非和谐架构，邓小平和陈云之间不断发生斗争。由于邓小平掌控军权，陈云不能直接与邓小平对抗、硬干，但可以“阴干”，即利用邓小平的错误，置邓小平于不利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谋划撤换江泽民，是邓小平玩的最后一次的高层独裁游戏。
邓小平死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习近平玩的都是独裁统治，胡锦涛则因为个人威望和地位不是斗出来的，而是前人钦点的，因此他在高层的领导模式出现了集体领导、常委分权的样态。但是，那种集体领导样态，并非中共上层想要重新检讨政策方向的结果，而是胡锦涛地位偏弱的产物。若以为胡锦涛的集体领导模式能够延续下去，习近平会继续胡锦涛模式、抵拒个人独裁的领导模式，那种臆想其实毫无根据。习近平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对中共体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必然；而这条道路的结果，就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的根本原因。
四、焦虑要怪“黑天鹅”？
中国青年人当中在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人，文化程度不差，现在他们的绝大多数对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充满了焦虑；其中多过一半的人觉得，反正自己的前途已经完了，努力去学习也没什么用，只好“躺平”了。“躺平主义者”虽然表面上对社会稳定似乎“无害”，但其中少数人或许会采取针对社会治安的极端行动，这样的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
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是担心经济泡沫破裂吗？其实，他们很多人只是直观地觉得，情势不妙，特别是，他们看到房价不断下滑、薪资不断减少、就业越来越难、股市半死不活、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紧。
最近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一个“2024年悲惨排行榜”，将悲惨度分为九等。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本人还有存款，或父母给资助，属于悲惨程度最轻的，列为第一等；第二等是，失业+没存款；第三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还贷压力；第四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小孩；第五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第六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有人催还款；第七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催还款+患病医疗开支大；第八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养孩子+欠债+催还款+疾病+父母生病；第九等是，失业+没存款+房贷款+养孩子+欠债+催还款+疾病+父母生病+房子被法拍。
这九等所涉及的家庭，其实大致属于中产家庭，原来并非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其中第三、第四、第五种情况的家庭，现在已不在少数，今后会越来越多。一旦失业，年龄又超过35岁，在中国就很难再找到工作，那后面几等的悲惨程度，就历历在目了。
这些年国际上和中国流行用“黑天鹅”来描绘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冲击。“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Incidents）”是指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会引起市场连锁的负面反应。但媒体上报道“黑天鹅事件”时，有时是把可以预测、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也混在里面，这就造成了观众或读者的迷惑。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国经济而言，房价崩盘可以算是“一只黑天鹅”，疫情也是“一只黑天鹅”。不过，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等等，都不是“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所以不算是“黑天鹅事件”；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当然也不是“黑天鹅事件”。那中国的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养老金危机、失业高潮、中共点燃中美冷战等，既然不属于“黑天鹅事件”，那是什么？这些就是中共当局的决策和政策错误之不可避免的后果。
所以，中国当下社会全面焦虑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惯常的独裁领导模式，导致政策很容易发生错误，而独裁者又拒绝认错，于是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都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真正解决。也因此，中国人的焦虑将必然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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