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手术是在堪培拉做的，和上次有些不同。
六年前（2018年初），我在北京（北大医院）做过手术，心脏放了两个支架。效果立竿见影，手术前，我走不多远就要停下歇歇，不然“累”的受不了。那种累不好形容，有点像剧烈运动后的心肺过劳，一股灼烧感从嗓子往上冒。我曾说它是“烧胃”，但实际在胃的上边，胸部的一大片都难受。医生管那叫“劳力加剧型心绞痛”，还解释说：心绞痛一词给人误解，以为是心脏部位刀扎一样的剧痛，其实很多人的心绞痛不这样，部位并不集中在心脏，而是广泛的胸部，常常包括后背、肩膀，也不是剧痛，大多是说不清楚的“胸闷”。反正心绞痛有多种表现，因人而异，有人甚至表现为牙疼。
我这回的心绞痛和上次的感觉一样，只不过还是初起，依然轻微，走快了才出现，放慢脚步就会消失。但它刚一出现我就明白：糟糕！心血管又堵了！这感觉很独特，错不了，肯定是它！
但我并不慌张，因为心里有底：上次从开始心绞痛到最后做手术拖了至少有半年呢，这次也不必火烧火燎地立刻对付它。而且，只要做手术，支架一放，马上就会症状全消，所以也不必太揪心。
但我挺灰心，因为上次手术后我完全遵从医嘱，天天服药，成功地把低密度胆固醇控制在了1.8以下，可居然还是又堵了。问题出在哪呢？大概是基因作怪，我奶奶、爸爸都死于心梗，这就没辙了。还不到六年就又堵了，是不是以后每过五六年就得去放一回支架呢？哎，想多了，都这岁数了，我还有几个五六年呀？再有一个就不错，两个谢天谢地，三个？太没把握，干脆不想。
我心里有底，所以心绞痛的事连老婆孩子都没告诉，要不她们马上就要督着我去医院，可我不急着去。女儿马上要生孩子了，我怎么也得先看看我的小外孙呀。再说，我还心存侥幸呢，这回的症状还不严重，会不会又自行消失呢？它这次来是不是因为我前两个月回中国吃得太多太油腻了？真的，两个月几乎没在家做饭，天天到外面吃，国内好吃的太多了，但多数离不开大鱼大肉、油多味重。现在回到澳洲，伙食恢复清淡，心绞痛会不会又消失呢？
又过了一个多月，外孙见到了。侥幸心也没了：心绞痛逐步加重，肯定不会自行消失了，去医院吧。真麻烦，还要先去社区诊所看GP（全科医生），GP再推荐去看专科医生，接着恐怕要一通检查后才能去放支架吧？而我上次在北京直接就去北大医院挂号，见了医生还没说完病情呢，人家就给我开住院单了。但这次人在澳洲，只能走澳洲的流程。
见到GP，我说了病情，特别强调这次的感觉和上次的心绞痛一样，绝对弄不错。这位GP马上开始写“推荐信”，但不是给专科医生，而是要我直接去医院看急诊。真好，我挺满意地接过推荐信，说谢谢，我明天一早就去。谁想那GP不干：还等明天？现在就去！你要明天去，我今天晚上都睡不踏实！好么，她把病情比我自己都看得严重。我答应了，但也没“现在就去”，先回家吃过晚饭，再带好住院的东西才去。
太太陪我到了北堪培拉医院，急诊部的候诊室几乎坐满了，有三四十人，还有十几人在一个窗口前排队。咱们也排上吧。排了好一会，也不见队伍往前挪，这得排到啥时候啊？太太说咱们有推荐信，可能不用排队，于是她去窗口问。果然，人家立刻要我到前面另外一个窗口，一位大夫给我量了血压，还使劲问我此刻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我实话实说：没啥不好的感觉，只要不活动，跟好人一样。于是，我也加入了那三四十人，坐在候诊室等着了。等啊等，从7点多一直等到快10点了，也没人搭理我。其他人也一样，这期间就没见几个人被请进那扇通往诊疗区的门。
在澳洲看急诊就常常要死等，因为急诊部的负荷太重，太多的人没有急病也来看急诊。这不仅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病情估计过重，还因为看急诊省钱。去看一次GP，如果没有低收入者的医疗卡，至少要花几十澳元。去看专科医生更贵，动辄几百澳元。而看急诊一分钱不花，连拿药都免费。
看急诊的人太多，只能耐心等。听说有骨折的病人也一等好多个小时，反正骨折又不要命。要是太疼怎么办？护士先给你止疼片，吃完了踏实地等吧。当然，若有危急症状，比如胸闷（心脏），头痛（脑子），或出血不止，也会快速救治。但那些危急病人大多都是救护车送来的，走另外的通道直接进诊疗区。
等到10点多，我对太太说，咱们等到11点，再不理我咱们就回家，明天再说。话刚说完，一位护士来到跟前，核对了姓名，然后请我跟她去诊疗区。病人都是这样低声请进去的，不像在中国的医院，离老远高呼病人的名字。
进了诊疗区，走廊两侧是一间间诊室，我进了一间坐下。一会功夫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大夫，问病情、量血压、用听诊器听前胸后背。她也认真问我此刻有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又说一遍：不活动什么不好的感觉都没有。女大夫说，先验血、做心电图吧，说完匆匆走了。
不一会儿，抽血的护士来了。抽完血，又来了做心电图的。然后接着等。终于，那位女医生回来了，告诉我从各项检查的结果看，没有“马上的危险”，我可以先回家，以后自己去看心脏专科医生。我有点郁闷，原指望一进医院就直接做手术放支架，两三天完事。这可好，又把我推给专科医生了。还不知要跑到哪里去，要跑多少趟（要花不少钱还在其次）。她又说，会把我介绍给陈大夫（巧了，跟我同姓），说他是台湾来的，能跟我说汉语。还说他是堪培拉有名的心脏病专家，这急诊部跟心脏病有关的病人也都是他负责，现在她就要去跟陈大夫通电话，看她对我的处置是否合适。
可这位女大夫打完了电话一回来就改了口，说今天不让我走了，进急诊病房，明天一早看陈大夫。显然这是陈大夫的指示，我马上对他有了好感。
然后就有人推着病床来了，把我推到了一处急诊病房区（估计这里都是心脏问题的病人），全是一个个用帘子拉起的隔断，每间隔断一位病人，我也进了这么一间隔断，里面有仪器监测血压、血氧、心跳、呼吸，我一进来就全用上了。得，今晚就这儿了。我让太太回家，没必要在这儿陪着。
太太走了。我能踏实睡觉了么？不能，护士又来了，问我一直都吃什么药。我把每天要吃的降血脂、防血凝的几种药都拿出给她看。那护士一一登记，然后告诉我把药收好，从现在开始医院按时提供同样的药，我就不要吃自己带的了。接着又来了抽血的。咦，刚才不是抽过了么？怎么又抽？抽吧，没辙。抽血的才走一会儿，又来人了，把我连病床整个推着走，三拐两拐进了个屋子拍胸片。
等再回到我的隔断，我问还有什么检查。护士说暂时没了，你好好休息吧。休息是休息，但“好好”不了。这些隔断只阻断视线，声音畅通无阻。远远近近，医护与病人，病人与家属，交谈声不断，还有病人的呻吟，有个女声在抽泣，接着又响起呼噜声，还高音低音好几位，真热闹。我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的，但清晨5点又没法儿睡了。护士又来了，记录血压什么的，还抽血。怎么又抽？这才进来7个小时，抽第三次了（后来又抽过两次）。
早上8点多，早饭送来了：果汁、麦片、面包、鸡蛋、酸奶。太太也来了。到9点半，那位陈大夫到了，挨个看诊病人。还没见人先闻其声：大嗓门，还不时的大笑几声。轮到我了，陈大夫一进来就用普通话打招呼。如我所想，他中等个，略胖，气色很好，笑咪咪。我又把病情说一遍，特别强调和我上次的心绞痛感觉一模一样。而陈大夫则对我在北京放过两个支架很感兴趣，问是在哪个医院，术后感觉如何之类的。我随身带着上次的病历呢，挺厚的一本。陈大夫翻看了一会，然后吩咐助手把其中的几页复印一下。
他带着两位助手（中国的大牌医生查房要带一群呢），一位看似印度人，另一位估计是华人，也会说普通话。陈大夫结束诊断，告诉我要给我做冠造（心脏冠状动脉造影），如果来得及，这天下午就做。还告诉我堪培拉做心脏介入手术的一共有五六位大夫，其中三位是华人，他给我安排其中一位姓黄的，技术很棒。哇，你陈大夫就很棒，看病这么干脆利索！
陈大夫去看下一位病人了。一会儿功夫，他的华裔助手又来了，说当天下午的手术赶不上了，还有些手续和检查要做。不久来了一位不像大夫的人给我讲解手术过程和风险，并让我签字。这步骤北大医院也有，不过是让家属签字，而这里只让我本人签，没家属什么事。接下来无所事事，我让太太回家了。反正都安排好了，没必要也在这儿耗着。午饭下午两点才送来，一小块鸡排，土豆泥，一点蔬菜，一杯汤，一片面包，还有果冻。简单，也毫不美味。
吃完饭我刚闭眼要睡会儿，又来人了，推着我去做超声心动检查。上次在北大医院也做过。我理解是要查查心脏还有没有其它什么毛病。不一样的是这里的检查室内外只有我一个病人，一到就做。中国那边可是一等好几位病人，一等好半天。这里的大夫也特别耐心细心，翻过来调过去的测啊量啊。两位大夫的交流我听不懂，但看得出来他们发现了什么。结束之后我问：问题大么？回答：只是小毛病，很多人都有。那大夫再一解释我想起在北大医院也查出来了：说我心脏一个地方关不严，血液有点回流，但不严重，不需治疗。
我被推回急诊病房，没一会又来人把我推到了心脏病住院部，正式住院。一进那病房，哇，太奢侈了，这么大的房间就一张病床一个病人，北大医院住三个人的病房也没这么大。上午陈大夫问过我，是住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其实一公一私两个住院部挨着，但做手术都在同一个地方，是同样的医生。陈大夫刚问完又小声说：就住公立的吧。虽然我有私人医疗保险，但住私立医院也要交几百澳元的首付。此刻一看，这公立的已经好到远超我的期待。
下午才5点多，晚饭就送来了：几根小香肠，土豆泥，煮的蔬菜，罐头的水果沙拉。就是填饱肚子，毫无美味可言。但这里吃饭一分钱都不收，还抱怨什么？太太又来了，也赞叹这病房的宽敞。我让她回家，没必要跟这儿耗着。
没了噪音干扰，这一夜睡的不错，但我知道护士半夜曾来查房。到了早上5点就不能睡了，护士又来做检查，还告诉我：6点多有救护车来送我去南边的堪培拉医院，虽然我住在这北堪培拉医院，但手术都在那边做。
于是，我生平第一次作为病人进了救护车。到了堪培拉医院一看，我是第一个，人家还黑着灯呢。那是当天做介入手术的等待区，用帘子拉起二十多个隔断，一个里面一张病床。等着吧，这才7点多，大夫们9点半才上班。
其他病人也陆续来了。我9点半第一个被推到了手术室外，又等到10点才进了那手术室。手术台在屋子中间，边上的显示屏可不小，我躺着也看得见。好，这回我也开开眼。可是手术刚要开始，“哗啦”，有个小帘子一拉，屏幕被挡住，不让我看了，真失望。
这手术够麻利，不像在北大医院那次消毒那么大面积并且特别仔细，也没给我一层一层盖上深绿色的手术单子。只是怕我冷，给我盖了条毯子，两只胳膊留在外边。可左胳膊没有吊瓶输液，只打了一针，说是让我放松的。右胳膊呢，还没觉出打麻药呢怎么就开始往我手腕子里塞导管了？
“主刀”的就是那位黄大夫，马来西亚华裔，普通话讲的还可以。没一会儿，他哗的一下把小帘子拉开，让我看那屏幕。先告诉我“好消息”：说我上次在北京放的那两个支架现在仍然“工作的很好”，一点都没再堵。他用手指点着，但我没看出什么支架的模样。黄大夫又说“坏消息”：另一处又堵了90%。这个我看出来了，有根黑色的血管，中间一小节几乎成白色的了，显然那就是堵处。黄大夫说现在就给你放支架，哗，又把小帘子拉上了，不让我继续开眼。但这就不错了，在北大医院根本就不让我看屏幕，也不跟我多说，大夫出去跟病人家属商量：血管堵了，放不放支架？放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价钱差着不少呢。这里不问家属的意见，根本就没通知太太来这个做手术的医院。
放支架的步骤好像差不多，两位大夫配合，其中一位管测量，还报数：14，16，18什么的，然后是一声“放”。手术很快结束。我还没来得及挨个儿跟做手术的几位大夫说谢谢呢，人家已经撤了。
随后我又被推回到等待区。一位护士给我输上液，然后就让我一个人躺着了。右手腕有个带子紧紧压住塞导管的创口，隔一阵护士就来给放松一点。上次在北大医院，直到第二天才把那紧压带撤去，可这里只用了4个小时就摘掉了，换上了一个创可贴。这期间送来了午饭：三明治、果汁、一杯汤、一盒水果沙拉。
饭后是长久的等待。本来说2点半来救护车，可一直等到4点半才来。其他病人一个接一个完事走了。我早上第一个来的，下午又是最后一个走的。我又被送回北堪培拉医院住了一晚，再一天才出院回家。
出院手续很简单，护士送来给我带的药，还有一份“出院通知书”或叫诊断书，齐了，敬请走人。在中国呢，要自己（或家属）去付费拿药，复印病历之类的。更重要的是结账，我那次住院5天，放了两个支架，一共花了7万多人民币（合一万五千多澳元）。这里做手术居然一分钱没花（除了去看GP花了36澳元）。澳洲的全民公费医疗太优惠了，只要被公立医院收治，病人一分钱不花，连住院、吃饭都免费。但也难怪澳洲的税收这么高。
与上次做手术相同的是：支架一放，心绞痛完全消失，感觉全都正常了。不过，我也乐的忘乎所以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医院打来电话，问我感觉如何，是否按时吃药，每天怎样活动之类的。我乐呵呵地回答：全好了，都正常了，又每天走路一小时了。谁知电话那边却严肃地批评我：说决不应该如此过量活动，忘了怎么告诉你的了？于是我这才想起，出院前还有位大夫专门来详细地告诉我出院后该遵守些什么，还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可我那时已经高兴的根本没认真听。
这是一个不同处，上次北大医院可没有这么关心我，没有小册子，更没人打电话。
这回挨了训，我才翻看那小册子，敢情术后第二周每天最多只应该走路10到15分钟，还不能快步，手提东西不应该超过2公斤。然后每周逐渐增进，要6周之后才可每天步行30到40分钟，基本恢复家务劳动。我可好，手术一完就把自己当作完全健康的人了。我这是又犯了“中国人的小聪明”：不把人家定的规矩当回事，处事全凭自己的判断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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