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长春战役-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的考察
1948 年长春战役是国共内战中的关键事件，围困导致大量平民非正常死亡。本文基于档案和回忆，分析国民政府的军事决策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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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浩
（国史馆馆刊第七十一期(2022 年 3 月)，页 91-134 国史馆）
摘 要
1948 年的长春已成为东北地区国共内战角力的最前。长春自是年 5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遭遇共军的围困，造成了大量平民「非正常」死亡。既往研究多着力于死亡人数的探讨、或是意识形态的争执，鲜少论及战争本身。本文利用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所藏相关档文献，结合回录丶口述等资料考察 1948 年长春战役期间国民政府及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以下概称国府)决策与因应的得失。
本文认为，长春之所以孤题东北前线，与国府高层的战略失误有莫大关联。是年 5 月下旬，大房身机场失陷之前，长春城内早已粮弹不足，而且防务亦存在重大缺陷。遭共军围困初期，长春守军尚能通过有限的空投与城外走私得补给;但随着共军包围圈逐日紧密，流向城内的物资日益稀少。国府虽采取了颁布战时粮食管制办法」、发行大额本票、疏散城内人口等措施，以图掌握城内有限的粮食资源。但因国军无法从军事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终究难以解决补给的根本问题。随着 10 月 21 日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向共军投降，历时近半年的长春困战，终以国军惨败而告终。
壹、前言
1948 年长春战役是国共东北决战的前哨，且是共军首次试通过「长围久困，的手段来夺取大城市。事后中共以「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而自得，意在说明其未与国军发生大规模交战即取得了胜利。然而，长春的「和平解放，并非毫无代价。有论者指出，这套满是「解放」与「革命」的叙述背后充斥着「精心策划的恐怖和有组织的暴力」。“除了在长春周边战中双方的伤亡，以及为国军所杀害的中共地下人员外，最引人注目的是 10 多万「非正常，死亡的平民。
关于在长春战役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问题，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据《长春市志·人口志》记载，1947 年 5 月，长春市区人口数为 39 万人;1948 年上半年，则增至 61 万 1,246 人;10 月 19 日长春被中共占领时，人口数剩 17 万 9,241 人。’根据中共官方统计，长春围困期因各种原因，城内流失平民近 43 万人。但这 43 万人中究竟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众纷。时任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认为，「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无辜饿死的群众达 12 万之众」。“南京《中央日报》的报导亦与此相类似，长春战役「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 15 万具」。‘另有学者推测「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30 至 35 万之间 。“对长春平民的死亡人数估算，衍生了学界争论国共双方孰该为此负责。
作为战败方的国民党政府侧重宣扬共重对长春的围困，是造成平民大量死亡的主因，部分亲历者亦持此观点。’被俘的尚传道等前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在事后将此全归咎于长春守军实行的所谓「杀民养军，政策。而作为胜利者的中共则声称:「由于国民党推行"杀民养军，政策，以致路有殍，随处横尸，幸存者嗷嗷待哺。”另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共官方即有意识地组织地方史学者，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叙事体系，论共军围困长春的合理性，将争责任完全推给国军。”这些因素造成既有的论述极易陷入意识形熊的泥淖，而不能持中而论其次，相较于当前锦州战役、辽西会战研究的浓墨重彩，有关长春役的研究似乎显得着白。然而长春围困战是国共决战前夕双方僵持时间最久的，实可作为观察国府政略决策与战略决策的一个绝佳个案，值得重新探究。基于长春围困战历了国民政府和 1948 年 5 月 20 日行宪后政府的阶段，是以本文所称的国民党政府，实则包含这二个阶段，以下概称国府。
有关国府在长春战役前后的决策、因应，学界尚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目前仅以亲历者记述”与纪实性著作”为主·由于《雪白血红》、《大江大海 1949》等纪实性著作风靡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场大规模围困战，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热度。近年来国共双方有关这场战役的案文献不断解密，部分亲历者的口述、回忆亦陆续出版，是这场大规模围困战得以重新密视的机缘。至于《长春饿殍战》、《围困长春》等著作分别在两岸出版，将原本学术领域的讨论，衍生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似已超出历史研究范畴。
1948 年在长春尚未被围困前，国府为顾及政治势以及争取美援，一直难以做出弃守的战略选择。但固守长春的战略决策非但不能提高各方对国府的支持，反而凸显国府负担不了长春军民所需的弱点。此战略不仅导致大量无辜民众坐困孤城，还使得本就脆弱的战时济濒临崩溃。本文利用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辅以相关人物的记述与回，以国府为中心来回溯这场战役的爆发、过与影响，图以清事件脉络，在此前提下廓清相关争议，并透视国共决战时期国府的战时应对机制。
##贰、东北局势与长春地位的形成
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历来是东北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抗战胜利后，国府于 1946 年 1 月正式接管长春。其长春曾短暂地共重所攻占，但同年 5 月底便被国军再次收复。直至 1948 年 10 月 19 日，长春一直都在国府的控制之下。然而，随着国共在东北势力的此消彼长，长春已松花江国军向北进攻的「桥头堡」，变成了题于前线的「孤岛」。
1947 年 5 月 13 日，东北共重动夏季攻势，仅在一书夜间即攻占了长春以西的懐德，消灭了新一军一个团的兵力。“共军此番攻势一度造成长春被围，蒋介石感到「其势甚危」。蒋特召见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商讨如何处置长春部队的问题。蒋认为永吉与长春各部队如果南撤，则可能在途中遭遇不测，若原地固守，反能持久保持。除此之外，蒋还有另一层考，「只要沈阳、长春二地固守不撤，则东北形势仍可为中央控置也」。尽管在第三次四平战役中，七十一军最终守住了四平，但国军在东北的处境并未改善。国防部长白崇禧曾劝蒋放弃吉、长，以集中兵力，固守渖、一线，但蒋表示各重要据点「只有苦撑坚持」，「无可再失」。蒋担心如若中共在长春建立政府，将会对其国际声望造成巨大打击。
1947 年年底，时任东北行辕主任的陈诚判断东北共军已达 40 万以上，国军已处明显劣势。东北国军各重事单位名为 52 万 7.358 人，缺额却在 14 万左右。除此之外，武器损耗亦大，甚需南京拨款增产。” 而此时全国战线均吃紧，美方军援迟迟未到，国府对陈之所请爱莫能助。反观此时东北共军已与苏联军事代表团谈妥了军云物资供给方案，计划在 1948 年夏前扩充 3 万野军，扩 3 个队，并由苏联装备若干机械化部队，拟于春季攻占永吉、长春，夏季夺取整东北。1948 年年初，新五军在公主屯被共军灭，东北国军志遭到重大打击，将领「战志不坚，均有畏缩心理」。”自此，国军被迫分散于沈阳、鞍山、四平、本溪、长春、永吉等城市，除沈阳周边据点还能形成「面」，其余都是「孤点」。长此以往，国军极有可能被共军以大吃小，各个击破。
在此种背景下，陈诚旧疾复发，蒋介石斟酌再三，令卫立煌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剿)司令。蒋认为「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官兵皆成中之鳌」，故希望卫能迅速打通渖锦线。”然而，出乎蒋预料的是，卫立煌上任后拒不出战。无论沈阳周边据点情况如何危急，蒋如何催促卫出兵救援，卫总是将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声称共军的目的在于围城打援。除此之外，由于陆路运输为共军所阻断，东北守军所需物资仅能空运。当时国军运输机数量不足，「纵倾至力空运，运输量亦极有限」。蒋深知「大兵团靠空运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 故 1948 年 2 月底蒋密令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协同锦州部队，东西夹击渖锦间的共军。其后蒋欲以锦州为核心充实战力，先迅速完成关内作战，再「规复整个东北」。” 然而，卫立煌与沈阳诸将皆认为目前兵力不足、士气不振，不能行动。” 在卫的一再反对下，蒋暂时同意了其先行固守的方案，并计划将永吉、四平的部队分别撤至长春、州 。
根据 1948 年 2 月间国防部所拟定的「东北作指腹」，蒋意仅以两个团驻守小丰满发电厂，将永吉主力部队调往长春，并以青年充实军队，以达到在敌后牵制共军的目的。”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亦认为「永吉、长春两大据点以现有之兵力，以致各自减弱其守力。此两大城当以长春为首要」，遂建议卫立煌速将六十军全部调至长春，并破坏小丰满电厂设备。但卫犹豫良久，始终未下决心。”3 月上旬，东北共军纷纷向四平集聚，而四平兵力薄弱。卫甚担心四平失守后，将导致永吉、长春被各个击破，遂下定决心将永吉守军撤往长春。此时，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考虑到长春距离沈阳主力太远，建议一并放弃长春，提早将兵力集中于渖、锦。东北剿幕僚亦建言，以吉长部队南下，连同自铁北上之国军，解四平之围，「倘此计划成功实现，不仅可使长春国军不致孤题在北，四平得以确保，且使沈阳地区防务，亦更臻稳固。」但蒋表示，长春仍应固守，一为放弃长春国际影响太大，二为蒋意图以长春分担东北共军对渖、锦的压力 。
吉长地区作为东北国军的前沿阵地，局势已相当紧张。1947 年 10 月，东北共军发动攻势，彻底破壊了长渖铁路与吉长铁路。此时长春城内已有中共地下人员活动，「匪谍」甚至已渗透到长春警备司令部。1948 年 1 月上旬，吉长地区的国军部队、重要物资以及军人眷属，均先后撒至沈阳。除此之外，美国驻长春领事馆以及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各大金融机构的驻长春机关，亦先后撤出。一时间东北国军即将放弃吉、长的谣言甚上。尽管国府对此一再清，但收效甚微。长春市内的公教人员、商人均试图尽快逃离危城，为此郑洞国不得不下令限制其抢购机票，以免动摇军心。
由上可知，蒋介石始终将吉长地区的保持，作为对全国掌控能力的现。尽管东北共军的攻势愈来愈猛，国军据点逐步收，但蒋仍试图利用吉长国军作敌后牵制，分担沈阳主力的压力。虽然蒋、卫在沈阳主力的撒留问题上确有分歧但对吉长国军的处置熊度却是一致的。此时，国府之所以将吉长地区的保持看得如此之重要，还在于美国「援华法案」的发布已渐有眉目。在国府的多方交涉下，1947 年 11 月，美国表示，意向国府提供某种程度的援助。国府将之为美国政策转向的积极信号，并授意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美多方活动。1948 年 4 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援华法案」，决定给予国府 3.38 亿美元的济援助与 1.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此键时期，国府自然要对外彰显其对中国的控制力，以及赢得国共丙战的信心。因此，国府对吉长地区的保持，完全是基于政略的考量，而非战略考虑。若里纯从战略上来说，此时的吉长地区远离沈阳主力，早已失去继续保持的意义。1948 年 3 月 13 日，共重再次占领长要塞四平，自此长春与沈阳的陆路联繁彻底中断,完全沦为战略上的孤岛。? 有论者认为，随着四平失陷，长春国军南下突围的可能性亦几乎丧失了。
叁、围困前长春的防务与粮食情沉
1948 年 3 月 25 日，郑洞国正式在长春志社大堂宣誓就，以第一兵司令之职兼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统辖长春地区防务。城池得以固守的关键有二，是坚固的城防，二是足够的存。故郑甫一就任，便提出「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固内部，搜购粮食，的方针，以图固守待援。长春在满洲国时期即构永久性防御碉堡 65 座。新一军进驻后，再建永久工事 36 座，半永久野工事 395 座，独立据点 6 座。”郑在此基础上，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内外构筑起多道防线，长春一时号称「坚冠全国，。”但据国防部第三组视察官陈瑜报称，长春防务并不乐观，首先，长春城防尚有较大疏漏，市区周边的防卫设施虽称稳固，但纵深较浅，火力无法得到充分挥。其次，作为长春守军与外界联络的关键:大房身机场、宽城子机场，工事均很差，且在防阵地之外，这使得 5 月间共军能够较为顺利地切断长春守军的空运补给。陈瑜指出，令人忧心的是守军士气低落，各级军官均无坚守城池的决心。
此时，第一兵团以新七重与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部队、新一军留守处部队、青年教导第一团、吉林师管区、联勤十六兵站支部、驻长空军部队，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共 10 万余人。新七军与六十军以中山路、中央大街为界，各守西、东两部。这看似庞大的 10 万之众，除士气低迷外，亦面临兵员不足、武器短缺的问题。
新七军是由原新一军的主力师新三十八师为基干，加上由满洲国部队改编的暂五十六师与暂六十一师组成，名为三个师，实际兵力仅为 2 万 400 余人。两个暂编师的装备、教育均差，亟需补充、训练，其战力尚不如六十军的一八二师。“ 该军另设有青年教导团与骑兵团，青年教导团原为沈阳二〇七师的建制团，有官兵 2,000 余人，但装备及待遇均劣。骑兵由长春周遭土匪改，有官兵 7,500 余人、马 7,000 余匹，承担长春周边工作。
六十军军力较新七军更为薄弱。六十军为云南地方部队，开入东北后多次遭到共军打击，一直未能恢复元气。其主力一八二师尚称能战，约有 1 万人，另外两个暂编师共 15,000 余人，战力较弱。另有一个预备师，约 7,000 余人，多为新兵。更为严峻的是，六十军在撤退长春途中损失甚大。其撤退过程并非如王叔铭所报「处置迅速，行动机密，颇为成功」，亦与曾泽生所云「沿途之匪被我军墼溃，斩获颇多。我军仅后方大行李及掩护部队受到损失」相去甚远。永吉撤退准备时间仅 3 小时，秩序紊乱，行动仓促。军民死伤，公私损失，均无法统计。吉林省保安旅某团甚至曾抢掠民众军眷，截友重枪械。由于撤退仓促，曾泽生部不仅未破坏小丰满水电站，其所存永吉之粮弹亦未携带，士兵被服损失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暂五十二师与吉林保安旅士兵，持武器者不到十分之四，其余皆为徒手。 郑洞国不得不将原属于新七军的一些汽车、大砲划归六十军使用。
这两支主力军的关保亦不甚融洽。作为地方部队的六十军长期受中央嫡系排斥，六一军进入东北后，遭到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刻意分割使用。在 1946 年 5 月的海城战役中，六十军所属之一八四师投共。之后杜聿明将由交警总队改编的暂五十二师划归曾部，意在监视。” 共军特意运用潘朔端等原六十军降将，拉拢其下级部及士兵，这进一步离间了六十军与中央军的关系。保密局一度向蒋介石进言，待战沉好转，即须将六十军、九十三军等滇系部队调防关内，以免为共军所煽动。蒋深悉双方隔阂颇深，特叮郑洞国「对于曾军官兵多应加以优先，使匪方反动挑离之技不能生效也」，并望新七军军长李鸿与曾部「共安危，事事应以先友后我。”郑亦主动拉拢曾，保荐其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 但两军始终貌合神离。王叔铭认为「郑洞国指挥两个军，不甚得力，土匪不攻长春而已如一开始围攻则长春危险。」
针对军队缺额问题，首先，郑洞国将新一军留长的 2,000 名武装官兵补编入新七军，以图增加战力，其次，收编长春郊区部队。尽管郑向蒋介石跨称这些部队「如有武器，足刻编成一个军」;但实际上除被编为骑兵团的「红须子(土匪)」稍有战力外，其余均属散兵游勇。针对弹械不足的问题，郑曾向国防部催拨增编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兵工署迟至 6 月底才核准拨发。此时将械弹空运长春已颇困难，正如战地视察官李克廷等所言，长春守军有人无枪，中央「必须空运轻重武器」，李甚至向东北剿总探询是否有抽借沈阳武器来长的可能。” 郑除了再三央求蒋、卫加紧空运外，只能征用新一军、新六军等留存长春的装备。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戎马半生的郑洞国对此深有体认，只有保证粮食的充足，才能尽可能久地固守长春。从军粮来说，郑将自九台南部至公主岭北部进入长春的运粮车至部截留，以最低价格强行收购。截至 5 月 23 日，守军共购屯重粮约 300 万斤。与此同时，尚传道亦从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购得 100 万斤大豆，并通知各单位自行购储粮食。”此外，长驻长春的新七军亦有不少存粮。新七军三一八师和暂五一六师所储存的私粮，以每人每天 1.5 斤粮食计算，能勉强支持两个半月。“至于六十军，由于匆忙从永吉撤退，初到长春时，依靠新七军拨出一部分粮秣才得勉强度日，其食储备有限。
其次，民粮问题。当时长春城内民间粮食情况大致为:豆饼 100 车皮，裕昌源火厂存有糠麸，酒厂存有糟曲，以及周边县乡平民逃入长春时所携带的食。这些粮食能供他们以半糠半菜的半饱状态，持至 7 月底。” 然而 1947 年长春粮食大丰收，何以到了 1948 年平民储存食竟如此困呢?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1947 年冬天因燃料不足，很多平民将大豆等作物充当燃料，这直接导致在第二年「无粮可存」。“ 第二，民众并未意识到「长围久困」即将到来。城内平民事先并未料及围困会持如此之久，故未提前存够食。“部分原本住在城外的中小地主出于对中共土改政策的畏惧，拖家带口进入城内避难。“ 截至 1948 年 1 月就有近 10 万民众涌入长春。“这也间接证明一般民众对即将到来的半年围困并无太多知觉，更遑论大量存粮了。第三，共军在长春巿郊执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与国重争夺耕地。1948 年春，中共曾派部队除长春市郊百里内的作物破坏重要桥梁，并以砲击掩护小股部队运粮。”?中共长春工作委员会提出口号「防匪春耕，谁种谁收」，动员其治下民众积种地，还组了地方民兵来保证春耕任务的完成。“之，正如尚传道所统计，在没有粮食补给的情况下，仅靠 69 围城前的存粮，城内重民顶多撑到 7 月底。
肆、大房身机场失守后长春物资补给艰难
3 月四平失陷后，长春守军的补给主要来自空运，因此位于长春西郊的大房身、宽城子两机场攸关 10 万守军的存亡。大房身机场作为长春周遭唯一能供较大型运输机起落的机场，显得更为重要。该机场原由暂六十一师担任警卫，郑洞国特加派暂五十六师主力进驻机场。”1948 年 4 月上旬，长春周的共军向市内逐步进逼，以第十二纵队协同七个独立师的兵力与长春守军对峙。” 5 月 21 日，郑预估共军极有可能先打长春，故备抢占先。郑以主力部队向西北方向扫荡试图以此彻底解除共军对机场的威看，同时亦打算藉机搜购粮食。” 事与愿违的是，共军趁国军主力外出扫荡，以大批部队攻长春，并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猛攻大房身机场，机场驻守部队仅半夜战即被消灭。与此同时，共军亦向小合隆、拉拉屯等地发动猛攻，国军略加抵抗即于宽城子机场撒守。”此时共军大有「窥取长春之模样」，”故郑急令主力回防长春。国防部亦清楚机场的保持对于长春守军至为重要，故令郑「从速反攻」，「于日内收复大房身、宽城子等机场」。”郑作收复机场之努力，但并未成功。共军在此役中大获全胜，国军损失约 4 个团的兵力，”暂五十六师与暂六十一师损失惨重，战后两师合计，不足一师兵力。”自此，长春守军丧失了周场，与渖、锦间的空中交通基本断绝。
5 月 28、29 日，郑洞国曾两度致电蒋介石，调长春守军战力薄弱目装备缺乏，短期内难以恢复机场，催促其派机空投。” 蒋遂令卫立煌、王叔铭「务须尽空军之全力」对长春加紧空运粮弹。””东北剿总拟定了空投长春粮弹的计划，但可用的飞机数量太少。在大房身、宽城子两机场均无法用以空运的情况下，王叔铭强调「如民粮亦赖空运，实不可能，。至于长春城内的临时机场，「迄今仅修成六百米跑道一条，四周障碍仍未清除，只技术优良之飞行员能勉强降落 C47 机，而 C46 机绝不能使用。 5 月底，运输机在长春守军的砲火协助与战斗机的掩护下，尚能在城内临时机场勉强降落。但随着共军的包围圈日益严密，临时机场已在其砲击范围内，较难供运输机起落。 东北剿总对长春守军的物资接济只能探取空投，然而其效果却极为有限。
首先，所投物资数量不足。东北剿总虽规定每天来长空投 10 万斤食，但实际上从 6 月中旬起，每日仅可保持 5 到 10 架次运输机抵长空投。一架大型运输机最多载重 6,000 斤，长春 10 万守军，每人每天以 1.5 斤计，一日所需为 15 万斤。即在最理想的状熊下，空投的粮食尚不能完全满足军需，更遑论意外情况频出。据统计，自 5 月 31 日至 8 月 9 日，长春守军收到食约 145 万斤，不足 9 日发放之数。而王叔铭却声称 6、7 两月空投长春吨位达 1,457 吨, 即 291.4 万斤。这与空军的严重走私问题有莫大关联。平渖地区多位空军军官及家属利用往来的空运机，从事商业活动;6 月初在运往锦州的弹药箱里甚至发现了石头。
其次，物资去向不明。大批物资或落到共军阵地，或被百姓、低阶军官捡取而不上缴。围困初期国军以降落伞来进行空投，每个伞下吊装 100 斤粮食的麻袋。由于飞机飞得不高(高度在 300-500 米之间)，管投得不，城内守军尚能收到粮食。围困中后期，受共军高射砲的威，来长飞机大多盘旋于高空「所投粮秣、弹药散落河中及警戒线外者颇多」。国军为避免物资飘落到共军阵地，遂改伞投为直接空投粮食包。为此，常有百姓被砸伤乃至砸死。” 每当飞机临长空投，守军都如临大敌，警报长鸣，分赴市区抢收物资，唯恐让百姓抢去。”郑洞国规定由兵团部统一收集空投物资，统筹分配给各部队，凡军民拾得物资者「均须于四小时内送交兵团司令部」。”尽管郑一再严令，7 月底更是下达训令「倘再发现擅行抢藏不报者(查获或被告发时)」，「即予就地决，。”但实际情况仍极为混乱，不仅城内百姓视训令为无物，各部队亦未遵守训令。每当飞机来长，各部队便升火烧水，若米包落到附近，便把米抢来，马上倒进锅里。” 围困后期,守军所收到的粮食直接存在新七军仓库里，名为以防万一，实则为新七军监守自盗。而六十军将士仅能以有限的粗粮度日，这进一步加深了两军间的隔阂。”
第二，国军空运能力有限。国防部统计，长春守军所需军粮与寒服的空运费用合计达 42 万亿元，远超出 1948 年下半年度的运费预算。102 除空运费用，国府甚难负担外，飞机与汽油亦十分缺乏。空军第十、二十大队共有 C46 空运机 108 架，若全部用作长春空投，「仅敷十至十一个月之消耗」;如按 6、7 月的运量，则 15 个月后亦将消耗殆尽。7 月中旬，介石曾授意国防部研究向长春空投民粮。104 据郑洞国报称，如增加民粮，则每日需粮 330 吨。而国军每日最大的空投量为 84 吨，即便长春守军能够恢复机场，每日空运量亦仅 210 吨。无论如何，这都无法满足城内粮食的需求。即便如此，蒋仍令王叔铭自 8 月 20 日起，调足 30 架空运机专司长春空投，保每日增加空投量至 90 吨。王深感「汽油至为缺乏」，当时锦州所存汽油仅供 10 日之用。9 月初，因榆路被破坏，锦州之汽油难以补给，14 日「长春空投不得已停止」。据尚传道称「军粮空投仅敷军队，且一日不投，即无食」;8 月间，民粮共投 3 次，实际仅收到 5,786 斤。综上所述，空投补给不过是形同点缀。
大房身机场失陷后，长春物资补给的另一个方式为走私。走私最为严重的地方集中在中长路与伊通河沿岸。这些地区地形，又是各围城部队的交界部分，往往封锁不严。走私的要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伊长公路及伊通河雨岸，二是范家屯方向。10 围城前期，共军对长春市区的封锁尚不严密，曾一度导致走私泛滥。据围城部队报告，百姓常利用夜间共军警戒空隙，以走河、荒地的方式偷运粮食进城，每次达 50 至 60 人之多。” 中共在双阳县万宝山区，仅三天内就没收了 2 万多斤走私粮食。 长春守军极为鼓励走私，某走私分子向城内运粮时，遭到国军谍报员敲诈，守军得知后，立即将该谍报员枪。” 围困后期，这种走私活动亦被共军刻意运用，借以消耗城内军用物资。据李克廷报称，「长市米粮早罄，仅有二道河子我主阵地外之市场，从匪区运来米粮、蔬菜、燃料等，向我奸商易购食盐、药品、布匹等。」
共军为了切实控制流入城内的物资，遂动群众，实行对守军的济封锁。1948 年 6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等:「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共军的济封锁政策，意在阻断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生活物资流入城内的同时，断绝城内与外界的商业关系，并肃清走私分子。共军将长春周边 50 里以内作封地带，挖掘宽深约 4 公尺的壕，以用来加强据点、运送部队，并在此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共军将围城部队与各县区的武装、民兵、自卫队相结合，以正规军带动民兵，形成对长春的层层困。这种「社会性封锁大动员」之所以能奏效，自然与中共向来引以为傲的宣传工作分不开。中共长春县委发出指示，一旦现国军突围抢粮，即以「三枪为令」，临区村民兵、区队、工作队必须立即出击,一同消灭敌人。“9 长春周边形成了以农民、妇女、儿童为主的军民城乡联防网，建立了一系列的检查哨卡、戒严队，从而在陆路基本完成了对城内的济封锁。据 7 月中旬共军统计，此间专司经济封锁工作的地方武装和政府工作干部就有 300 余人。9 月初，共军出了保卫秋收的指示，号召周遭民众在中旬前，将阵地前沿的庄稼全部收割完毕。可以说，共军将「长郊粮食罗掘，造成周匝百余里之济绝缘地带。
伍、长春军政当局的经济因应及其影响
鉴于长春城内粮食不足，各种管道的物资补给亦极为有限，百姓对于粮食买卖日益谨慎，城内粮市愈加萧条。1948 年 6 月上旬，为了保军粮收购，尚传道等拟定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22 日「长春市战时粮食管制辨法」正式实行。该办法规定:(一)大米(包括稻、粳)、小米(包括谷子)、高粱、高梁米、包米、大豆、小豆、豆饼、面粉、小麦等十种粮食，「不论为军粮或民粮，不论为自存或代存，凡散在本市之商店民宅及各公私机关团体学校者，均须予以登记」;(二)每户按户籍人口，以每人每月 45 斤食计，准许留足三个月的食用粮;(三)每户除自留食粮外，应将余粮的二分之一按市价供政府征购;另外二分之一准予自由买卖，但必要时政府仍须有征购利;(四)对于登记不实或隐匿不报者，不仅要重处，还要将其「私粮」全部没收，并奖励告密检举者 。
「粮食管制办法，实行初期，确实起到了稳定粮食市场的作用。不少哄抬价的官员、商贩一查实，即被处。守军也确实从一些富户手中收购了粮食。但像这样的富户仅为少数，大多数民众鲜有能存够三个月食粮的。”与此同时，长春守军在执行余粮登记过程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暴力行为。以长春市郊的二道河子与宋家洼子为例，守军并未留给百姓三个月存，而是搜走了所有能找到的粮食。守军征购余粮时，「每到一家，先叫自动交出余粮，实际上是进屋翻箱倒柜，用枪托敲击地板墙壁，检査有无夹墙地窖，如现粮食，哪怕是少量的，也尽数拿走，根本不给钱。」如遇民众反抗，守军「动辄打骂脚踢，甚至刺刀枪托相向。」围困前期，这种借「征购余粮」之名，行「公开抢粮」之实的行为，尚限于补给欠缺的杂牌部队。但到了围困后期，六十军的一些部队也参与其中，「一见谁家冒烟，就去抢粮，搞得城中百姓有一点粮食的，也不敢举炊，怨气冲天，但敢怒而不敢言」。
长春守军除了要面对粮食市场的日益紧缩外，还不得不解决各项费欠缺的问题。因为军粮配给不足，郑洞国只能向各部队发放代金，允其自行购粮。由于物价飞涨，且空投票款甚微，银行职员不得不「全体动员，工作深夜」，「每日赶制小额本票」。即便如此，仍难满足军需。除军方外，省市各机关、医院高校亦亟需支应各项开销，以维运转。围困期间，长春与外界一度邮路中断，造成邮电收发延误。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以「事急时迫，请示不及」，擅自向长春各军政单位垫借款项。截至 8 月 18 日，长春分行未正常手，已垫借流通券 31.4 万亿元，其中 30 余万亿元未收回。8 月初中央银行总部陆续收到迟到的电报意识到长春金融秩序的混乱，急令东北区行制止长春分行的借款行为，并要求其向长春各军政里位催还先前垫款。中央银行部规定，今后长春各里位的所有支借均需要东北剿总政务委员会的同意。即便遇到紧急情况，亦仅允许郑洞国在 500 亿元范围内斟酌借支。13 但面对物资供不足的困境，上项规定无异于一纸空文，长春各军政单位仍在郑的担保下借支各项款项，长春分行亦只能照借。
长春地区用款甚巨，而券料不够，郑洞国只能命令长春分行印大额本票。大额本票的最初面额是 100 万元，接着递增为 500 万、1,000 万、3,000 万、5,000 万、1 亿，最后竟发展到几十亿元一张了。据中央银行称，自 1948 年 5 月底至 9 月初，长春分行共发行 84 万余元，汇出 14 万元。但李克廷调查，行量绝不止此数，仅自长春汇出的数额即约 30 万亿元，滞留长春的本票更是高达 100 余万亿元。迨至共军进占长春，长春分行本票一项即行了 13 种，额 83 万 1,133 亿元。
根据长春市本票的发行概沉(表 2)，可以现 5 月到 7 月间长春守军所行的本票数额是前五个月的 5 倍左右。在长春居民看来，守军行大额本票之目的，在于「哄抢粮食，实际上拿了一堆废纸把粮食储存了」。一旦守军暂停采购军粮，粮价立马回落。「本票与粮价互为因果」，大额本票的大量发行，直接造成了长春城内粮价「膨胀不已，无法遏止」。“根据市内的物价变动情况(表 3)，物价在围困初期尽管有所增长，但在 7 月中旬前尚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城内存粮殆尽、城外封锁日益严密以及空投成效式微，有限的走私远不能满足城内物资需求·当时社会上流传民谚「本票、本票，几千万元买不到一个烧饼、半根油条;揩屁股不顶用，买手纸也买不到。」不少长春军政高官利用关内外货币差价悬殊，将大量款项汇往关内。当时长春一斤米的价格，汇到关内可以买到一两多黄金。14 仅郑洞国一人就曾向北平运送流通券 300 亿元。这无疑援乱了关内金融秩序，问接加速了后来金圆劵的崩溃。
6 月底，长春市内「草菜、根几成民食主品，腐渣米糠已为军中主食」。全市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无粮充，到 7 月初饥民又增加了一倍有余。7 月中旬，在空投日渐不济的情况下，郑洞国十分担心长春难以固守:「今日高梁米每斤已突破流通券百万大，野草皮亦将尽。饿馁载途，各方虽名救济而实不至」，「长市群情惶惑，对中枢确保长春之决心无形动摇」。郑本人亦局势持悲观熊度，希离长返渖。7 月底，长春城内连草、树枝都被采摘而尽，无粮平民全家自杀、集体自杀者日有数起，道旁饿死者日有数十。民众的口粮已成为最严重的问题，「没粮的人家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一筹莫展、干等挨饿;略有存粮的人家也提心吊胆，既怕存粮被军队没收充公，又怕长春围困，手中有限的存粮难于应付下去，心中无底。」尚传道为安抚城内平民，一度宣称在研制「长春丹」。据说，只要吃下三丸，即可保多日不饿。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痴人说梦。
由于守军实施战时粮食管制，公开的粮食市场逐渐销声匿迹，而地下粮食交换市场却暗流涌动。「交换市场上看不到成袋子的食交易，有的是两三斤的交换品和三五个窝窝头的私下贩卖。据说，用一个金戒指仅能换到三五个窝窝头。」城内因为缺粮，遂产生了大量弃婴。郑洞国曾授意慈善机构前往领养救济，但因子量太多，实在超过市府的救济能力，大多数弃婴因无人照看而死于饥饿。至 9 月间，守军共收容了 1.400 多名弃婴，但因营养缺乏，每日有 15 名左右死亡。15 围困后期，市内更是出现了王万富卖人肉的恶性事件。此刻「人民怨愤纷纷，被逼走逃亡。中央地方各机关纷纷解体，市府全体员工仅赖查封数家烧锅之酒糟度命，日来中毒命者已达数十人」，「长春艰苦已达顶峰」。共军也不由发出「更不知今日长春，已成人间何世」的感慨!
除了粮食问题外，长春还陷入了燃料危机。9 月，城内燃料出现大规模知缺。守军一度通过挖掘马路青、拆用民房木材，获取燃料，但这遭到了市府的制止。郑洞国命令尚传道等拟定办法，准许守军拆除哨卡周围的空房以作燃料，但不准任意滥拆，绝对不准砍伐行道树，不准挖马路。一般民众只能从满洲国时期遗留下的煤灰中，捡拾煤核来燃烧取暖。晚上，他们常要穿着大衣、戴着皮帽睡觉，「早上起来被头上就是一层霜。
在此种背景下，蒋介石只能安抚长春守军，言及一旦沈阳主力准备就绪，即将北上赴援。蒋向郑洞国等保证，自 8 月 20 日起，空军将每日向长春空投物资至少 60 吨，「此后当继续增加」。与此同时，蒋密令郑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作「持久固守之打算」:一、将长春市内所有民间及公私物资严格集中管制，定量分配，严禁私人买卖行为。如有违者，予以军法事，就地枪决;二、将所有壮丁与青年一律入伍训练，不许自由散住，如枪械不足则可以二兵共享一枪;三、强迫疏散市内老弱者(详见下节)。但如前文所言，国军的空投虽有所加强但效用甚微，空投损失约占二分之一，「每日实达仍不足半日之需」，且于 9 月初即无法持续。因此，大多数守城部队仍只能收到代金。至于「计口授粮」之举，意在进一步榨取城内百姓的窖藏存粮。据长春市府 8 月 24 日调查，自 22 日开始计口授粮，城内粮食也仅能维持到 9 月末，市内的物价飞涨问题始终未获根本解决 。
8 月 19 日以来，长春市粮价已涨至每斤需流通券 1.200 万元，黑市粮价更是高达 2.500 万元。守军日需粮款 2.1 万余元，「数额之巨，早非空运现钞所能应付」。在粮钞两缺之际，本票势必要继续发行，每日约需万余亿元。此时国府已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图挽救时济。22 日起，长春分行遵奉行雷令，「项目收支均以金圆券计算，并停本票」。郑洞国对此至为忧虑，「目前央行金圆券尚未奉到，又停本票，所缺军食何以持?」若在长春亦推行金厦券，则「新币又将与物价共成因果，膨胀无已。各地金融必均被波及，至牵动新制根本·」因此，郑向国府提出三点建议:一、每日须投足实收军粮 20 万斤，这是实行新币制的前提;二、如能立即运送关内价值 60 万金圆券之麦粉约 6.8 万袋，或大米 300 万斤(包括空投损失在内)交长春分行或省府，用以收回至部本票及流通券，方可能在 11 月底前实行新币制;三、如照中央规定，立即实行新币制，则需金圆券 1 亿元，用以收回已之本票及券币。以后军政及地方所需各种费用，仍需继续运送。郑亦知道上述三条，国府无一可保证执行，故提出当下「仍维持旧制，继发行本票」。如郑所料，财政部、中央银行研究，金圆券的发行能力断难负担长春业已崩溃的济，唯有守军在军事上取得突破，如收复机场，才能根本解决问题。目下国府仅能救济长春 2,000 万至 3,000 万金券，以持军粮筹购 。
9 月间长春粮价照涨如旧。蒋介石不得不电令卫立煌制止长春分行滥发本票，并限制长、渖两市官民利用物价悬殊，向关内汇款牟利。行政院为解决长春军粮及本票问题，订定了「长春短期军粮票发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长春军粮票在市内代替通货使用，用以「(一)收兑在长春流通的东北流通券及各种本票，限于 11 月 20 日前收兑完毕;(二)就地补军粮;(三)支付长春市内文武职人员及士兵薪饷;(四)支付长春市内其他重政费用。」长春重粮票以高粱米为本位，面额分为一两、半斤、一斤、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等七种·该票将以 1:2,000 的比例，收兑东北流通券及各种本票，原先本票一律作废。持票人将来可以军粮票为据，在国军控制区换取粮食。“ 郑洞国原拟于 11 月开始实行该项措施，然而 10 月下旬长春已为共军所攻占。
重新审视此际的经济因应对策，可以现无论是管制粮食，还是行本票、金圆券抑或是军粮票，都始终未根本解决长春的物价飞涨问题，甚至助涨了城内物价。6 月底李克廷等人即认为，「长春已成孤岛，现钞过多，反为奸匪捣乱金融之工具，拟恳令饬长春中央银行文武薪给改行本票」，发行本票原意在「防止贫污兼防现钞外流」。但因无黄金稳定物价，恶性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在长春被围前，尚传道曾提议国府迅速运来黄金，交长春分行存储(按五个月经费)，以此来负担军政费用与收回增的本票，以图稳定济。1 但鉴于长春济已呈颓势，国府既无力也无意执行此项政策。中央银行亦认为解决长春济问题的根源仍在物资供给，否则「无好转之」。 蒋介石深明此理，故一边催促守军收复机场以保证空运，一边严令空军加大对长春的空投力度，但两方面均收效甚微。在此情形下，守军唯有无休止地加印本票，以在最大围内榨取城丙物资。
陆、国府的疏散人口政策及其影警
随着长春各项物资均告不足，国府很快意识到城内 60 万平民是个极为沉重的负担。1948 年 6 月 12 日，蒋介石电告洞国，长春军补给尚可保证，但无法保证民粮。故蒋令郑及时向周边各乡区疏散民众，「如共匪不在中途阻止，则准长春民众南来沈阳或入关收容，以免人民坐困城内，而使军粮接济无也。」17 同日，卫立煌亦电令郑:「强迫疏散老弱孺，控制民粮。」据郑回报，目前计划疏散 10 万人。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守军是以 20 万人为指标来疏散的。6 月下旬，守军以「肃清奸宄，维护治安，减少粮食消耗」为由，疏散市内人口。根据其所颁布的「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被强制疏散的平民只准携带「一日份干粮及应用衣物」，一旦出城「不得再次入市」。该办法还规定:「集中强制疏散时，须于常日晚戒备后，由主辨机关秘密执行，并于翌日三时前押出哨卡，送至指定地点。」6 月底，被疏散者以乞丐及囚犯为主，亦有部分主动出城赴渖的公职人员。7 月底，守军开始第二次强迫疏散，计划于七天内疏散约 15 万人。但疏散成效并不理想，「一月以来，虽设法疏散，终以匪围重重，成效殊少。」此时，出哨卡者大多为即将饿之人。8 月 17 日，蒋再令郑强迫疏散城内老弱妇孺。然而，8 月间尚有余力出城者大多为壮丁，城内仅剩下老弱挣扎求生。为将饥民强制疏散到城外，守军规定每个军警必须赶走 8 个人，每个保长必须走 3 户人家。不走者，将没收其全部家产。
自围困开始后，长春不断有难民出城谋生。据共军方面统计，6 月初每日有 200 至 300 人孟家屯外逃。6 月底，共军已意到国军在疏散人口。大批民众在孟家屯、洪熙街等国共交界处向共军请愿，要求放行。” 共军出于战略考虑，对长春实施严格封锁。对于出逃民众，共军虽声称「主要阵地不其通过，个别的看情况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但实际上却企图利用飢民来增加「敌社会不安」，「乘机发放传单，鼓励饥民抢劫」。有资料显示，共军曾动员出城难民回长春参与暴动。共军在第一线每 50 米设一哨兵，并加装，挖掘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在这种情沉下，部分出城的公务人员尚能以重金贿赂国军哨卡，重返市内。一般民众!出城后，只能被阻于国共阵地间的「真空地带」，进退不得。悉，6 月底已有 2 万难民被阻于长春南部的范家屯，5 万难民被阻于孟家屯，每日有 10 余人饿死。7 月间，大批难民自长春出逃。他们所带的食极为有限，大多以黄豆、豆饼为主。为防止被哨卡内土匪抢夺，一些难民只能将仅有的口粮放在推车底层，覆以豆叶掩盖。除此之外，出城难民的粮食来源不外乎有二:第一，在哨卡内就地觅食。起初尚有草籽、毛豆、皮可供食用，但到了 8、9 月已是-片荒蕉·第二，抢他人食物。后出城者往往会被哨卡内难民搜走所有可供食用的口粮，「甚至都有这样的人，把东西赶紧吃进嘴去，抢了就往嘴里吃，还没等咽下去，别人就从嘴里给抠出来了。」7 月中旬，「真空地带」除饿死者，尚有近 7.000 人奄奄待毙。”「野外的小路旁、水、空地、大下等处，都可以看到倒毙在地的饿殍 。」 部分难民被迫以人肉充。7 月底，一些难民冒险偷渡共军的封锁线，「惟为共匪枪杀者亦日有所闻」。
共军于 8 月 4 日开始分批释放哨卡内的难民，截至 9 日，通过洪熙街进入共军阵地的难民计有 2 万人之多。14 日，中共吉林省委成立了以唐天际为首的「处理难民委员会」(简称「处委会」)，负责处理长春城外的难民问题，同时决定由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等县接受并安置难民。但需要注意的是，共军对难民的所谓「放行」与救济，并非是毫无条件的。共军围城指挥所规定，「一挺轻机枪可带出七人，步枪可带出三人，手枪可带出二人。」这一点也为国府方面的文献所证实，「匪为取武器计，外逃难民如能缴枪一枝或子弹若干，即可放行。」这导致长春守军在哨卡出口处，严加査禁枪弹，并办理登记 。据此推测，最终能够获得共军救济的人，大多为有途径获得枪弹的官兵、有钱人和地主，至于被强制疏散的平民则只能生死由命，
死亡于「真空地带，的人数已难以统计了，只能得知此处难民的约数。当时「处委会」将兴隆山、净月、长南三地，确定为开放口，并设立了 3 个难民办事处(表 4)。办事处先后救济了超过 16 万难民，加上 8 月 4 日至 9 日，共军于洪熙街救济的 2 万余名难民，8、9 两月，中共共救济难民近 19 万人。
除了大量难民出逃外，国军亦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士兵持械出城。据中共方面记载，7 月份仅长南地区即收容出逃国军 584 名，其中尉级军官 52 名，收各类枪械 77 枝，各种弹药 6,000 多发。8 月间，逃亡更甚。自 8 月 1 日至 10 日，仅十日内，新七军就逃亡了 11 名尉级军官、32 名士官、135 名士兵;六十军则有 15 名尉级军官、89 名士官、368 名士兵出逃。经过数个月的饥饿，除了补给最为充足的新三十八师尚称意志坚强外，其余各师的下级官兵均意志动摇，化妆潜逃者多不胜数。9 月间基层官兵因饿而投共的日有数十。每连士兵最多才 80 名，最少仅 5、60 名，较 6、7 两月，基层士兵已逃亡近半。至于全班携械投共者，亦时有所闻。9 月底，骑兵第一旅一夜就有 100 多名士兵哗。
国府所执行的疏散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守军减轻了粮食压力，但物资匮乏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使大量民众沦为国共间军事角力的牺牲品。但并非如中共官方论述所一味谴责的那样，愿将民众的大量死亡归咎于国府的疏散政策·事实上，对于城内的无粮民众来，与其同国军一起坐以待，出哨卡逃亡尚有一线生机。李克廷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哨卡内民众大量死亡的原因所在，「匪为欲耗尽我存粮，阻滞不进，我为节省食，既出不容自动回长。一般民众在出城前明显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残酷。
柒、代结论-国府在政略考量与战略制定间的「两难」
1948 年 10 月初，蒋介石曾几番令郑洞国率部突，但终因共军阵地防守严密，难以推进。10 月中旬，曾泽生率部投共，21 日，郑洞国正式向共军投降。长春失陷给国府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一方面，共军可以进一步整合东北资源，集中兵力，围攻廖耀湘兵团，及沈阳、平津地区;另一方面，中共在东北获得了政治据点，其声势进一步提高，而国府之声则日益低迷。更为重要的是，历时半年的长春围困极大地影响了国军的士气与斗志，平津各据点守军惶惶不可终日，甚担心为共军所困，瀹为「长春第二」。
若单纯从战略角度来讲，5 月大房身机场的失陷是整场役的键。此后，战局陷入无解，断绝空运的城内军民彻底沦为「弃子」。国府虽一再通过空投发行本票、疏散城内人口等措施，系长春这一「孤点」的固守，但终非长久之计。换言之，长春城内的物资补给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暴露出国府内战时期经济体制的脆弱性。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在国共内战中，美国对威府的经济援助具有两面性。 美援虽然能使国府在某种限度内运转下去，但却阻碍了国府内部变革的可能，其济结的崩溃很容易被美援掩盖。激烈的国共内战无疑加剧了国府的济危机，1948 年长春战役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5 月长春彻底被围后，国府不仅难以征购足够的军粮，亦缺乏充足的运输能力，只能通过无休止地印发本票，饮鸩止渴。但在美国「援华法案」甫将实施时，蒋介石、卫立煌等国军高层一度将希寄托在即将到来的美援上，乐观地表示，11 月再作东北全军撤往关内的准备。这种对外部援助的高度依，不仅使得国军内部的腐败、低效等问题愈加恶化，还影响了国府政略的制定。
长春失陷后，国府曾从国军内部的组、宣传等层面，对此次战败进行反思与检讨 。有论者指出，国军内部的「双头制」指挥体系是造成战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纵使上述种种得到解决，当时背景下长春失陷亦是早晚之事。自第三次四平战役以来，长春的保持已失去了事实上的略意义，仅具有政治价值，象徽着国府对东北的所谓控制力。战后国防部反思道，「长春之失，即由于此过去处处设防，兵力分散，犯兵家大忌，即处处无防，为匪所擒(大吃小)」，「故应改正「面子，主义，避免固守一地」。国府之所以执着于长春的保持，正在于其攸关国府在国内外的声望，是国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象征。像长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丢弃，必然影响美国对国府的进一步援助。此种政略考量严重限制了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至撤守时机一再错失，数十万军民坐困危城。
因此，国府在 1948 年长春战役中的决策与因，陷入这的论。一方面国府出于政略与争取外援的考虑，难以做出弃守长春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国府无力负担保持长春所需要的物资、运力成本，而这将向外界进一步暴露国府的统治危机，继而动摇各方对国府的信心。在政略考量与战略制定的纠结中，国府进退失据，不仅导致了长春战役的失败，更使得城内数十万无辜民众惨遭厄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作为在野党的中共则手段活，既无需顾及城池丢失所造成的国内外影响，亦鲜少顾及战争中的百姓伤亡。因而，在长春役中，共军战略调整自如，从 5 月突袭机场、试图速占长春，到 6 月「围而不打」，再到 8 月初有限度地开放「哨卡」，灵活切换，极大地损耗了国军本不富足的战略物资。在此种情势下，国军之败似是注定的了。而于该场战役的十数万饿殍，在胜利者的历史书写中，仅会被称为「胜利的代价」。
（国史馆馆刊第七十一期(2022 年 3 月)，页 91-134 国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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