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长春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为了东北与全国人民的解放，
长春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
愿《围困长春》这本书能使后辈们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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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发锁
越挫越坚
郑洞国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面对军队与居民粮食严重匮乏，“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实际情况却是，面对饿殍遍地、粮缺兵疲，坐困孤城的郑洞国，仍然是吃住行卧如常，个人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富有情调。
10 月 16 日下午，在郑洞国柳条路的寓所里，召开了一次“气氛十分沉闷”的军事会议——决定执行从长春突围的方案。多年以后，将军们还记得会议中的特殊“一员”。
在国民党长春守军高官中，许多人都知道郑洞国在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宠物猫。新 7 军少将参谋长龙国钧记起的是：
下午一时，我和史说（新 7 军副军长）都到郑洞国的卧房里。郑洞国斜靠沙发，一言不发，手里玩弄着一只小花猫。
生逢乱世，人如草芥，有时人命比不过一只猫。
城内粮食日渐匮缺，郑洞国索性把人分成了若干等级：
**第一必保的是军人。**所有空投粮食概不许他人染指，否则“就地枪决”。
10 月 18 日是新 7 军缴械的日子，东北电影制片厂驻哈尔滨新闻摄影队摄影助理陈喜武奉命现场拍摄：“当时，敌兵团部特务团有些士兵脖子上挂着用单裤扎口装着大米的袋子，有的扎口不紧将大米撒了一地……听说我军给他们发吃的，他们便把身上带的大米纷纷倒在广场一处台阶上，白花花的大米足足有二三麻袋。”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证实：“新 7 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 60 军则比较困难，到 10 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第二必保的是警察和特务。**郑洞国要牢牢把握国家专政机器的刀把子。
**第三要保的是军人眷属。**因为直接关系到军心的稳定。
留守长春的玉兰给沈阳的丈夫桂荣去信说：“留守处发 40 万元全不够，每月领 50 斤高粱米吃不了，可卖作为零用。”卖高粱米做什么用？“上次汇来 30 万元我亦买了 8 分金子，头一回领 40 万元也买了 5 分的耳环。”
第四保的是政府职员。
市长尚传道证实：自己在围城前抢购的 100 万斤大豆，“围城近半年，市属人员没有饿死者，完全依靠了这 100 万斤大豆”。
郑洞国超常的顽固令强力实施攻心战的肖华既大出意外，又心情焦急。无奈之下，他抛出了此前不曾对守敌使用的重型攻心炸弹——全天候对敌广播郑洞国夫人陈泽莲远在上海写给他的一封信：
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时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清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围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我得不着一点实际情形，真令我焦急万分。今天看报上说，长春机场又失守，长春情况危急。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个？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很好，心更好，应当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这是一枚对守军最具震撼力的心理炸弹。**事后，诸多投诚的国民党官兵反映，正是郑夫人信中“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使他们对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个？”使他们同时心生怨懑；尤其是郑夫人“伤心极了”的情绪普遍传染了守军。
但是，郑洞国对全天候广播如同未闻，反倒越挫越坚。自得到蒋介石疏散城内人口的命令后，他责成尚传道下达了驱赶指标，规定每个警察要疏散出卡子八个人，每个保长要疏散出三户，否则视未完成任务。
两军卡哨之间的百姓逐渐多了起来。虽经唐天际牵头的难民委员会全力救助，但“分期分批释放”与“先救将死者”的办法，已经抵抗不住郑洞国大量疏散人口的冲击，致使卡哨之间饿毙者增加起来。
在郑洞国凌厉攻势之下，三个问题致使林彪、罗荣桓面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
第一，如果全部放难民出城，就要将守军食口的包袱全部接过来；没有了居民对粮食的消耗，“困饿战”将中途流产。林彪最心中没底的是，不知道城内守军的粮食还能支撑多长时间？第二，“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诬我欲困死长春人民。”（罗荣桓《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中语）第三，部队巩固面临着严峻考验。
林彪、罗荣桓经过反复权衡，向毛泽东报告的围城基本政策仍然是：“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这应当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
先斩后奏
杨滨（杨重），1947 年冬奉命撤回解放区后，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由于曾任 60 军的副官处长并在长春城里生活工作过，更由于敌工情报工作的缘由，使其对城里情况比任何人更了解。他给“围指”首长写了一封信，观点十分明确——即刻全部放行滞留两军卡哨空间的难民。
两天前，9 月 9 日，林、罗、谭刚向毛泽东发出《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报告确定的方针仍然是“基本禁止出入”。看了杨滨的信后，林彪、罗荣桓为抢时间，决定先斩后奏，不等毛泽东复电，于 9 月 11 日，电令“围指”立即放行难民出城，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 10 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数万百姓突然涌出长春，对救济与收容陡然增加了压力。好在有 8 月 14 日成立的处理难民委员会及十几个县的收容安置系统的基础，又在长春周边乡村增设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勉强应对运转起来。
国共双方激烈的长春争夺战，造成了长春诸多老百姓因饥饿而死亡。究竟有多少人饿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诸多人士关注与争论的课题，并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 12 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 8 万具。——尚传道
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郑洞国
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 6 月末到 10 月初，4 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 15 万具。——国民党《中央日报》
进城后共掩埋了 58063 具死尸（加上过去已掩埋者约在 10 万人左右）。——1948 年《长春市救济工作报告》
长春解放前夕有 10 余万市民饿死，解放后掩埋尸体 58063 具。——2002 年《长春市志·民政志》
…………
林彪败给郑洞国？
李敖在《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一书中，抛开国共两党政治立场，单纯从战争策略——围困战之特性分析了蒋介石下令固守长春的决策弊端，认为“死守孤城”军事上犯了兵家大忌。而又裹挟人民在先，驱逐人民于后，以“饿民战”对抗围困战，结果最后还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
也有观点说，单纯从军事上考量，林彪的“困饿战”实际上败给了郑洞国。原本期待城内百姓“食口”包袱将郑洞国压垮，却不料郑洞国夺民粮而养军，最后关头守军主力新 7 军仍有三个月存粮。古今中外“困饿战”少有半途而止的。林彪先是分批救济饥饿严重的百姓，到最后全部放行并予以救济安置，实际接过了“食口”包袱，宣布了“困饿战”的失败。面对心硬如铁的郑洞国，在残忍耐受心理上林彪败下阵来。而郑洞国最终投降主要不是因为困饿，而是锦州“大门”的关闭。
44 年后的 1992 年仲秋时节，经过改造后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曾亲手炮制了那份“杀民养军”的《长春市政府战时粮食管制办法》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再次来到长春。这是他第二次来长春了。他说：“我是来谢罪的……当年，我在长春犯下的罪行虽万死不足蔽其辜。”
郑洞国自 1948 年 10 月 21 日投诚离开长春后，再也没有回过长春。晚年他曾撰文道：
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当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李发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12
1948 年，面对防御工事“坚冠全国”的东北中心腹地长春及城内 10 万国民党守军，毛泽东批准林彪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方针，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在“食口”包袱争夺上，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攻守双方和老百姓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 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即克，不足一月，便解放了全东北。本书作者秉笔直书，正本清源，多视角、全方位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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