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生于1931年，今年93岁了。我读他的这本自传，写于1997年，即他66岁的时候。当时他只写了前33年，不知后来他是否写了后面的时光。
因为我最近读的前一本书是齐邦媛的《巨流河》，我就把他们的时间关系做了点比较。我本质上是个理科生，对这些细节有好奇心。
齐邦媛生于1924年，比他大七岁。抗战爆发，两家都逃到重庆，两人都进了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不过一前一后错过。齐邦媛1943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升入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张忠谋家1943年到重庆，他才开始在这里上中学，所以没有重叠。
不过这两家在南京有交集。齐邦媛家1930年到1937年在南京，张忠谋家1932年到1937年在南京。张忠谋1937年才六岁，所以也不必了解他们那时是否认识。但1937年抗战开始，两家的路径有所不同。齐邦媛家是从上海、南京一路逃到重庆，张忠谋家去了广州和香港。日本人1941年占领香港之后，他们于1943年离开香港。
张忠谋家从香港到重庆的这个旅程值得说说。按说香港已经沦陷两年，也算安静了。但张家不想做亡国奴。要回到“自由区”。他们还先回了一趟上海，因为他们家祖籍宁波，在那一带有祖辈，他们先回去看一眼。可是那里又是“敌占区”，然后从敌占区去自由区的洛阳，在徐州附近是交界，一家人还要步行或简单交通工具，从洛阳到西安，火车也经过有日军袭击的一段路，到了西安，看了名胜以及张学良抓蒋的地方，然后坐卡车去成都，再去重庆。
他写道：“从徐州到洛阳，我们用尽各种不同交通工具，能搭卡车时搭卡车，有黄包车或三轮车时搭黄包车或三轮车，没有任何车辆时就走路。穿越前线时，我们当然选择一段无战事的前线，但也绝不担保一定不会有枪炮，那一段是完全走路的。从徐州到洛阳的旅程花了好几天，每晚或在小旅店，或在小店，或在庙宇投宿。战时在接近前线的地方，常有军队来检查旅客。记得有一天晚上，来检查我们的居然是中国军队，父母亲的笑容在离开上海后，第一次显露出来了！”
这一路跋涉，让我看到那时候的一些国人，还真是宁可跨越千辛万苦，也要离开日本占领区，即使是香港和上海也不愿居住。
抗战结束，张家和齐家都回到上海。1947年齐邦媛去了台湾教书。张忠谋中学还没毕业，进了南洋模范中学，还有计划日后进交大。张家还买了一套大房子准备在那里一直住下去。1948年国共内战，张忠谋刚刚中学毕业，全家又去了香港。
“1948年12月，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我们回到了我曾度过5年快乐童年光阴的香港。母亲和我离开香港整整6年，期间经历了沦陷的上海、战时的重庆，回到承平的上海，现在又避难回到香港。只有17岁的我，竟已油然起饱历沧桑之感。到香港几天后就是圣诞节，平常不大去教堂的母亲和我，那天也去做礼拜，我们祈祷父亲的安全，祈祷我们能早日回上海。”
张忠谋中学喜欢文学，曾想当个作家，父亲说，可能会吃不饱，于是这个念头就打消了。但张忠谋认为作家梦一直还在心底，只是越来越不可能了，66岁写个自传也算是一个圆梦。不过，张忠谋到美国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倒还写过几篇小小说，也附在自传里面，也还有模有样。
在香港，他们觉得那里也会很快陷落，于是张父让张忠谋去美国读书。
这里张忠谋提到纽约自由女神底座有行诗。“20世纪中叶的二三十年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生活文化的黄金时代，对当时还处于贫穷、混乱、黑暗的世界，美国具有无比的吸引力。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的基石上有以下的诗句：
“给我：你的疲劳、贫穷、畏惧的人民，他们要呼吸自由的气息把那些失去家园、久经风暴的送过来吧我举起我的灯光静候在这黄金门旁!”
英文原文是：
Not like the brazen giant of Greek fame,
With conquering limbs astride from land to land;
Here at our sea-washed, sunset gates shall stand
A mighty woman with a torch, whose flame
Is the imprisoned lightning, and her name
Mother of Exiles. From her beacon-hand
Glows world-wide welcome; her mild eyes command
The air-bridged harbor that twin cities frame.
“Keep, ancient lands, your storied pomp!” cries she
With silent lips.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张忠谋在哈佛读了一年，他自称是难忘的一年，超越后来的几年麻省理工岁月。不过中国人还是满实际的，明知自己很喜欢哈佛，但打定学工程，哈佛就不是最理想了，第二年就转到麻省理工学院。
确实，张忠谋不是一个理科生，更不是书呆子，他有很深的人文素养，这些是在中学和哈佛打下的。
张忠谋说他那时对工程那时几乎没有兴趣，就是觉得必须找个日后能养活自己的职业才去了麻省理工。也随便选了个机械工程。
我到美国的第一年就有这样的风云际会，实在是很幸运的，第二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就发现学生特质与哈佛很不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更用功，但较拘谨，很少予人才华横溢的感觉，而且兴趣较狭窄。较诸哈佛，麻省理工实在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学校。
当然，这样说母校有失偏颇。
一般说来，麻省理工的学生比哈佛用功，而他们的兴趣也比较专注于专攻领域。刚入麻省理工时，我觉得和同学谈话相当乏味，但很快地发现许多同学不但聪明，而且饮食睡觉都忘不了工程问题。这种气氛对我决心用功工程的新志愿有莫大的帮助。我逐渐结识了几位用功的好友，我们彼此鼓励、互相讨论质疑。我认真学习工程，实自19岁进入麻省理工才开始。无可否认的，麻省理工给予我找职业的本钱。对机械工程，我从“陌生”、“不知道”，到“为将来谋生而读”、“有些问题也蛮有意思”，但就此而止。我始终没有培养起一股热情，一股要做专家就必须拥有的热情。这与我在中学时对中国文学、在哈佛时对西洋文学，以及后来对半导体的感觉截然两样。虽然如此，我在麻省理工仍保持了不错的成绩水准，大二时与在哈佛时一样，是全班的前10%。后来因为赶得太快使成绩稍有退步。在领学士学位时，已降到毕业班的前三分之一。后来硕土班稍有进步，已是班上的前四分之一。
后来他觉得自己喜欢的是物理和数学，想转系但是又要花时间，就坚持读完了，而且又开始读研究生，但是博士资格考试两次没有通过，很是懊恼。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打击。站在榜前，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灭。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戛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事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何以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许多年后，我把在麻省理工博士落第视为我一生的最大幸运! 假使我通过考试，我一定会继续读博士，几年以后，也会读成。那以后做什么呢?最可能就是去工业界做研究工作，或者留学校做教授，总之这是一条学术、研究的路。以我对工程的平平兴趣，我相信这条路不会走得太远。我也绝对不会进入半导体界，因为那时半导体界根本不雇用机械博士。我相信我也不会进入企业管理，因为这也不是博士常走的路。我的人生会完全两样，恐怕也不会在这里写《张忠谋自传》了。
上不了博士，就去找工作了。这时出现了一个生涯分叉路口。他收到了四个录取。前两个工资低，也不是特别吸引人。后两个呢，一个是福特，一个名不见经传：
第三家是鼎鼎大名的“福特汽车公司”。以营业收入规模言，福特当年的全球排名应在10名之内。员工数十万人，基地在底特律市，但分厂、分公司遍布全球。我面试的单位是总公司的研究发展部门，就在底特律市。面试我的主管只是一个经理，但手下也有数十名工程师。福特给我的月薪是479元。第四家是一家我已闻其名的公司，要用我的单位却正在开辟一个我毫无所知的行业。这家公司是“希凡尼亚”( Sylvania)，以电灯泡、电视机、收音机、真空管出名；他们要开辟的行业是以半导体为材料的晶体管。月薪480元。
福特名气大，就是差了一块钱。张忠谋已经决定去福特，但想和人事部碰碰运气，再多要一两块钱。但福特不肯，言下之意，你愿意来不来。张忠谋年轻气盛，就进了希凡尼亚，也就是进了刚刚兴起的半导体行业。
在这家公司，张忠谋开始自学半导体，也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公司业绩不好，裁人，一天把他的小组裁掉两个人。
被裁的两人都是第一次就业。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工作，两场会谈都在泪水中结束。两人最后有一句相同的话：“看来热诚和努力还是不够的。”青年的天真在一天内消失，而这失去的天真以后再也找不回来。
张忠谋也马上找工作，去了德州仪器。
他写道：
德仪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司。人人职务不同，工作也两样，但在许多地方一概平等。希凡尼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有特定的车位，德仪却连董事长都没有车位，如果他上班来迟了一点，就要将车停在较远的位置。希凡尼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几乎从不到员工餐厅用午餐，即使去，也是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德仪的总经理却几乎每天到员工餐厅，而且常拿了自助餐走到一张坐着他不认识人的桌旁问：我可以入伙吗?我初入公司不到一个月就见到了总经理。有天我在生产线上测试晶体管，旁边忽然来了一位30多岁、身材魁梧的人。我转头看他，觉得似乎见过此人，但不认识。他笑着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并且自我介绍：“嗨，我是马克·夏伯特。”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闻名已久的半导体部总经理。
他做得不错，
圣诞节前几天，忽然道森要找我。道森是半导体部门的执行长，夏伯特以下的第二人，也是我主管的上司。我进了他办公室后，他满脸笑容说：“你进公司才半年多，已立了大功。我们实在很高兴有你。只要用心做，以后前途无可限量，“停顿了一下，“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惊喜。这是一张1000美元支票，你的花红。”这真是一个意外惊喜。即使在前几个月已受到不少上司、客户的称赞，我从未想到会有花红。钱是一件事，1000美元在那时不能算少(以40年来生活指数推算，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美元)。但更震撼我的是荣誉，一种被接受、被欣赏的荣誉。我不记得我怎样回答道森，只记得我的眼眶湿了。
公司又派他去斯坦福读了博士：
口试后有一个多星期焦急的等待，最后放榜。我通过了!在麻省理工落第的耻辱终于洗刷，我可以开始读博士了。这又是人生中喜悦的一天!
又过了几年，他拿到博士，圆了博士梦。
1963年底，毛尔教授对我说论文做得差不多了，可开始写。我花了以后的三四个月时间完稿，并通过最后一次口试。1964年4月，博士学位在握，我告别教授和同学，启程向达拉斯，回德仪。那时我32岁，已读了21年书，做了6年事，在美国也已15年。我在希凡尼亚失去青年人特有的天真，但就业经验使我多—分坚强、多一分智慧。我拥有世界著名学府的最高学位，也受到世界最大半导体公司高级主管的信任和赏识。自加州至达拉斯途中，我抱着满怀的希望和期待。未来的天地如同德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限宽广。
他的自传就写到这，昨天晚上，台积电市值短暂超越一万亿，可喜的里程碑。
读他自传的时候，我也想到自己读博士的时光，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也很紧张，怕考不过。考过了，经过几年努力，答辩的时候也有些紧张，但也答辩成功，得到了博士。算是幸运。但是读博士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得到也确实也不容易，得成果不容易，但主要需要一定的定力。大多数人无法忍受这漫长的过程。
人们都很崇拜张忠谋，但是，也没有必要比较了。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像他一样成功的人也没有多少。人生就是这样，知足者常乐。我有幸见到他提到的一个人，已经感到不错，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他太太Paula Chou 是普林斯顿国家中心主任，那时候的中国学生都熟悉他们。张忠谋这样写道邹至庄：
在离开哈佛前，还有一个可怀念的暑期。我在哈佛暑期学校里选读了一门俄文，还旁听了“1815年后欧洲史”。暑期学校的气氛较正常学期轻松，同学多来自别的学校，大家的课程负担也比平时少，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进行课外活动。那年暑期，哈佛来了好几个中国学生，我已一整年没有中国朋友，甚至看到的中国面孔都很少，现在遇到中国同学，当然觉得格外亲切。中国同学中有一位是邹至庄，他在康乃尔大学经济系已读完三年级，我们认识几星期后，就成为好朋友。3个月的暑期中，几乎每天见面，谈古今、论中外，有时还与女同学“双约会”。波土顿的夏天并不太热，黄昏气候尤其宜人，“哈佛园”棕树下，或查理士河畔更是散步聊天的好地方。如有女同学参加，当然更为增色。3个月的时间，就在愉快的心情中很快过去。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三六期(cm0724b)